论近代报人俞天愤的编辑思想
题目论近代报人俞天愤的编辑思想[20191216164231]
内容摘要：俞天愤不仅是中国侦探的开山鼻祖，而且是近现代一个深有远见的报人，作家与报人身份的合一使得俞天愤拥有了更客观的视角与更清晰的社会认知。俞天愤编辑思想主要体现为守故鼎新。他尊重常熟固有文化心理模式，立足现实，关注民生，同时积极改革。其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形成得益于以“中国维新第一人”翁同龢为家长的士绅家庭开明重教的氛围、鸳鸯蝴蝶派同人破旧革新的精神以及上海等新文化城市的文化辐射。俞天愤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使其文学创作呈现出严肃冷凝的审美风格，对常熟近现代文化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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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俞天愤守故鼎新编辑思想现代性
目 录
一、引言 1
二、俞天愤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 2
（一）尊重常熟文化心理模式 2
（二）立足现实，关注民生 3
（三）积极改革，投入新思潮 5
三、俞天愤编辑思想的成因 6
（一）封建世家出身 7
（二）上海文化的辐射 8
（三）其他同人的影响 9
四、俞天愤编辑思想的意义 11
（一）严肃冷凝的审美风格 11
（二）对海虞文化的冲击 12
五、结语 13
参考文献 15
附 录 17
致 谢 28
论近代报人俞天愤的编辑思想
一、引言
近代常熟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动荡不安，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波的新思潮，1917年文学革命作为一条分界线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割开来，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时期，涌现出一大帮有志之士，他们大多是满腔热情的文人，运用自己手中的笔抒发激愤，宣扬新思想，有的直接投身到护国佑家的义行中去，捍卫自身的尊严，带动常熟区域的发展，他们既静守当地文化传统又积极吸收进步思想，书写了一曲又一曲动人的篇章，为常熟近现代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俞天愤作为一名热血文人，也充分利用其报人身份，在尊重常熟心理模式的同时引进新的思潮，冲击了海虞文化，成为一颗闪耀的新星，为宣扬新文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俞天愤，原名承莱，字采生，另作采笙、彩生，号忏生，近现代小说家，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先驱拓荒者之一，与程小青并称为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曾用笔名有挽澜词人、挽澜、天愤、海虞天愤等多个，著作颇丰，有《薄命碑》、《中国侦探谈》、《新中国侦探案》、《沉吟集》、《绣囊记》等，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就发表了《法国女英雄弹词》，反对封建专制，主张革命。俞天愤不但擅长小说创作，而且在常熟参与创办、编辑了多份报刊，他于“1912年创办《冷言报》，1914年接办《鸣报》，1916年任《常熟日日报》小说撰述、主编，1923年任《绿竹》名誉编辑，1930年任《自由日报》常任撰述，同年任《青年鉴》社长兼发行人。”
俞天愤是一名小说家，撰写出一部部面向大众的作品，同时又兼任常熟报刊的报人，编辑出为读者群所热衷的报纸，面对同样的读者群，俞天愤形成了严肃高雅的风格，他本人所持有的守故鼎新的新思想也在报纸中得到体现，无形中影响了大众，使大众在接受的过程中认同新的思想。这两种身份都对俞天愤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与报人身份的合一使得俞天愤拥有了更客观的视角与更清晰的社会认知，更能知晓民生，针砭时弊。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对俞天愤作家身份的方面，对于俞天愤的小说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其报人身份却至今无人问津，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不全面的，综合俞天愤两种身份的研究更有利于完整地阐述俞天愤在近代史上的价值。本论文试图填补俞天愤报人身份研究的空白之处，从新的角度挖掘他的思想精华。
二、俞天愤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
纵观俞天愤的编辑历程，他一直秉承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守故鼎新”寓意在遵循常熟人固有的传统心理模式的基础上宣扬进步的思想内容。在抵制新学的旧派文人与激进革旧立新的新派文人之间，俞天愤以一种“折衷”的状态，既考虑到常熟本地的文化传统，又以恰当的方式大力宣扬新的事物。相较于其他极端的两派，赢得了更多的作家群，也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徐天啸当时就评价他“能折衷得新旧两派”。
（一）尊重常熟文化心理模式
身在常熟，立根常熟，俞天愤是一位充满本土特色的文人。陆蔚明在《俞天愤传》中提到，“天愤为金门先生长子，决定留侍左右，不离常熟，故名承莱，字采生，寓老莱子戏彩娱亲之意。”为了侍奉亲人左右，俞天愤始终以常熟为中心，进行自己的创作，宣传自己的思想。与同时期常熟作家相比，俞天愤在接触外来新事物的同时，保留常熟本地文化特色，考虑常熟读者群的传统性特征，从常熟实际出发，因此较其他常熟报人更具“常熟文化心态”。何振球、严明将常熟文化心态定义为：“常熟文化心态是指在常熟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群体心理活动状态。这种群体心理活动状态在常熟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与影响之下，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在常熟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扬着地方文人特色。”
常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典型的文化心理模式。首先表现在对读书启智的重视上，重教传文，宣扬教育。常熟自古以来就有求学存知的精神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教育等发展开明善取，在诗歌、戏曲、绘画、音乐、教育等方面成就硕果累累，形成了特有的“常熟流派”，也成了人才辈出的人文榜样。例如诗歌方面，钱谦益与吴伟业、龚鼎孳被誉为“江左三大家”，引领“虞山诗派”；戏曲创作方面，明代徐复祚的杂剧《一文钱》轰动剧坛，创新讽刺形式影响后世；绘画艺术方面，王石谷、吴历位列“清初六大家”，乌木山人开创“虞山画派”；音乐创作方面当推“虞山琴派”，博取众家之长，追求“清、微、淡、远”，历来为琴史所推重；教育藏书方面，常熟蔚然成风，藏书印刻首屈一指。教育方面，据统计历史上共有状元6人，榜眼2人，探花2人，会元1人，解元4人，举人511人，秀才5704人。“如此雄厚的科举实力，构成了常熟文化中的骄傲业绩，也成为近代常熟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其次，常熟文化心理模式表现在常熟人对待新事物态度开明，具有雅俗交织的审美情趣。纵观常熟的文化史，不难发现常熟是一个古典文化氛围浓厚，格调高雅的历史名城，同时又对文化有着积极的追求，客观对待新文化，兼收并蓄各文学。时值20世纪，上海、北京等城市进入了新的工业高峰，劳动力增多，他们在闲暇之余开始热衷于读报做消遣，常熟也相应受之影响，但是相较于上海等城市的游戏文风，常熟较为保守谨慎，报纸中高雅、游戏之作掺半，俞天愤作为一个报人，在进行编辑时也恪守这一准则，以常熟文人的兴趣倾向为基点，辅以通俗文学内容，进行一系列的报刊编辑、撰述。现以《常熟日日报》为例，如1916年的《常熟日日报》，每期报纸都安排一位文人值课，拟定题目与格律，征求诗钟，“卷交北市心日日报社，赠品从丰，披露从速，另纸不录。”例如：
第三课：瑞石值课，主题：女伶、拖鞋，分咏格，禁倒置，第四课：省菴值课，主题：雪花粉、萍，分咏格，禁倒置，第二十一课：瘦竹值课，主题：瘦、竹，嵌字蝉联格，第二十二课：钱笠夫值课，主题：选举，臭虫，分咏格，禁倒置等。
包括俞天愤在内的编辑群、撰文者设置奖品，邀请文人一展笔墨，这种征求的内容、文体，无形中体现了当时文人所熟悉擅长的旧体创作风格，以及主编者根据当时文人创作喜好设置题目的编辑倾向。
这一点与编辑者的个人经历有直接联系，俞天愤本身具有常熟典型的传统特色，他深深热爱沿袭了千年的文化，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就很能体现。俞天愤与程小青并称侦探小说开山鼻祖，相较于程小青来说，俞天愤是我国最早用文言文撰写侦探小说的作家之一，他的侦探小说多具有本土特色。不同于当时侦探小说家群将案件地点设在充满现代化都市气息的歌舞厅、游戏场等地，俞天愤往往把案件设在苏州城外大众所熟悉的内地县镇。如《啄木鸟》一文事件设定在“金阊之南，有所谓新罗镇者，巨镇也。”《白巾祸》事情发生在“西北乡方桥镇”，关键地点多选警局、旅馆等地方，人物名称生动如“吴二小鸡、浦阿七、赵乡绅、杂货店老板”等。这一做法巧妙非常，本土化的场景安排、生活化的人物设置、熟悉的伦理纲常、易于理清的情感脉络，更贴近当时的社会实状，也更符合读者审美习惯与阅读倾向。
（二）立足现实，关注民生
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常熟使俞天愤能够更好地将地方现实纳入视线，拥有文人世家的环境熏陶更让他拥有清晰敏锐的视角，社会现实，民生如何是俞天愤所思考的主要问题。金恩辉、胡述兆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上中下》纪录俞天愤曾重编清朝道光年间诸生单学傅撰写的常熟县乡镇志《钓渚小志》，“书中又署‘俞承莱重编’，并有俞承莱抄录‘题记’，是志”表明俞天愤深谙常熟乡镇政治、文化、历史等资料，对于常熟的了解非常全面客观，在看待常熟的现状与发展方面较之别人也更为一针见血。
立足现实，关注常熟民生这一点在他的编辑思想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以《自由日报》为例，例如1930年6月26日《自由日报》的报头，第一版报头为“发扬光大民族民权民生救国主义，在最短期间内努力促成国民会议”，第二版报头为“打倒帝国主义，力求自由平等”，第四版报头为“实行收回租界租借地法权关税权，实行革命的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报头处在一份报纸中的显要位置，将爱国利民的标语放在报头上表明了编辑者决心的强烈以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对民众的关注在报纸内容的设置中更能体现。自由日报设“社论”、“新闻”、“评论”、“商情”、“世界消息”、“市乡新闻”“地方新闻”、“译电”、“言论”、副刊“自由花”等专栏，所涉及内容详尽全面，代表舆论，监督行政。
俞天愤编辑时具有强烈的爱国护家的观念，能够清醒地看出国家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并且刊载相应文章教化民众，如“时评”一栏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国家思想》的文章，以印度、朝鲜为例，表明了国亡与民生困难之间息息相关，希望党派不要只顾纷争，应团结起来，不让民生受难。“人人当存爱国思想，希冀我国立足于二十世纪舞台上讵料执政，诸君只知一己权利，毫无国家思想致党派纷争操戈同室，印度朝鲜殆我国之前车乎呜呼悲哉。”
另外，更多的当地事件大多会刊载在地方新闻专栏上，编辑们将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以新闻或者评论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们，让读者迅速了解时事，也从刊载的特别事件中收获到经验。新闻事件颇多，如“福山连劫案被获要犯”、“港口李姓案内犯盗窃”、“金银贵贱之救济”、“县府昨开治螟筹备会纪录”等，关注了当地的民生，将重要事件传达给群众，也能给群众的生活起很好的指导作用。“商情”一栏与人民日常生活更为贴近，常常纪录米市、油市、金市、饼市、面粉市、钱市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市行情。
探究俞天愤的小说会发现，他将很多作品环境设置在乡镇间，作品视角的焦点大多为中下层小市民阶层，相较于从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俞天愤将笔端锁定在之前只做配角的平民身上，例如《卖菜儿》整篇小说都围绕一个卖菜人的故事展开。俞天愤关注民生显著的一点还显示在他的非战小说上。这与他作为战地救济队队员亲往江浙战争,参加红十字会的经历有关，在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对人民产生的戕害后，他的内心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于人民的同情与对国家内战的控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写了《灾民泪语》、《拉夫惨语》、《伤兵的觉悟》、《鼓楼上的悲声》等一系列非战小说发表在《红玫瑰》上，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刊物上几乎没有类似主题的文章，证明俞天愤本身知道这些作品主题的社会价值与编辑价值。吴培华这样评价“这一组非战小说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上，真有点别开生面，不同凡响，跟鸳鸯蝴蝶派的主旋律显然有些不太合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一组非战小说，使我们对俞天愤创作进行评价时有了格外要另眼相待的理由。”同时，深谙此道的俞天愤在其编辑思想中也着重体现出关注民生这一点。
内容摘要：俞天愤不仅是中国侦探的开山鼻祖，而且是近现代一个深有远见的报人，作家与报人身份的合一使得俞天愤拥有了更客观的视角与更清晰的社会认知。俞天愤编辑思想主要体现为守故鼎新。他尊重常熟固有文化心理模式，立足现实，关注民生，同时积极改革。其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形成得益于以“中国维新第一人”翁同龢为家长的士绅家庭开明重教的氛围、鸳鸯蝴蝶派同人破旧革新的精神以及上海等新文化城市的文化辐射。俞天愤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使其文学创作呈现出严肃冷凝的审美风格，对常熟近现代文化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俞天愤守故鼎新编辑思想现代性
目 录
一、引言 1
二、俞天愤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 2
（一）尊重常熟文化心理模式 2
（二）立足现实，关注民生 3
（三）积极改革，投入新思潮 5
三、俞天愤编辑思想的成因 6
（一）封建世家出身 7
（二）上海文化的辐射 8
（三）其他同人的影响 9
四、俞天愤编辑思想的意义 11
（一）严肃冷凝的审美风格 11
（二）对海虞文化的冲击 12
五、结语 13
参考文献 15
附 录 17
致 谢 28
论近代报人俞天愤的编辑思想
一、引言
近代常熟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动荡不安，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波的新思潮，1917年文学革命作为一条分界线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割开来，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时期，涌现出一大帮有志之士，他们大多是满腔热情的文人，运用自己手中的笔抒发激愤，宣扬新思想，有的直接投身到护国佑家的义行中去，捍卫自身的尊严，带动常熟区域的发展，他们既静守当地文化传统又积极吸收进步思想，书写了一曲又一曲动人的篇章，为常熟近现代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俞天愤作为一名热血文人，也充分利用其报人身份，在尊重常熟心理模式的同时引进新的思潮，冲击了海虞文化，成为一颗闪耀的新星，为宣扬新文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俞天愤，原名承莱，字采生，另作采笙、彩生，号忏生，近现代小说家，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先驱拓荒者之一，与程小青并称为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曾用笔名有挽澜词人、挽澜、天愤、海虞天愤等多个，著作颇丰，有《薄命碑》、《中国侦探谈》、《新中国侦探案》、《沉吟集》、《绣囊记》等，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就发表了《法国女英雄弹词》，反对封建专制，主张革命。俞天愤不但擅长小说创作，而且在常熟参与创办、编辑了多份报刊，他于“1912年创办《冷言报》，1914年接办《鸣报》，1916年任《常熟日日报》小说撰述、主编，1923年任《绿竹》名誉编辑，1930年任《自由日报》常任撰述，同年任《青年鉴》社长兼发行人。”
俞天愤是一名小说家，撰写出一部部面向大众的作品，同时又兼任常熟报刊的报人，编辑出为读者群所热衷的报纸，面对同样的读者群，俞天愤形成了严肃高雅的风格，他本人所持有的守故鼎新的新思想也在报纸中得到体现，无形中影响了大众，使大众在接受的过程中认同新的思想。这两种身份都对俞天愤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与报人身份的合一使得俞天愤拥有了更客观的视角与更清晰的社会认知，更能知晓民生，针砭时弊。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对俞天愤作家身份的方面，对于俞天愤的小说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其报人身份却至今无人问津，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不全面的，综合俞天愤两种身份的研究更有利于完整地阐述俞天愤在近代史上的价值。本论文试图填补俞天愤报人身份研究的空白之处，从新的角度挖掘他的思想精华。
二、俞天愤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
纵观俞天愤的编辑历程，他一直秉承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守故鼎新”寓意在遵循常熟人固有的传统心理模式的基础上宣扬进步的思想内容。在抵制新学的旧派文人与激进革旧立新的新派文人之间，俞天愤以一种“折衷”的状态，既考虑到常熟本地的文化传统，又以恰当的方式大力宣扬新的事物。相较于其他极端的两派，赢得了更多的作家群，也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徐天啸当时就评价他“能折衷得新旧两派”。
（一）尊重常熟文化心理模式
身在常熟，立根常熟，俞天愤是一位充满本土特色的文人。陆蔚明在《俞天愤传》中提到，“天愤为金门先生长子，决定留侍左右，不离常熟，故名承莱，字采生，寓老莱子戏彩娱亲之意。”为了侍奉亲人左右，俞天愤始终以常熟为中心，进行自己的创作，宣传自己的思想。与同时期常熟作家相比，俞天愤在接触外来新事物的同时，保留常熟本地文化特色，考虑常熟读者群的传统性特征，从常熟实际出发，因此较其他常熟报人更具“常熟文化心态”。何振球、严明将常熟文化心态定义为：“常熟文化心态是指在常熟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群体心理活动状态。这种群体心理活动状态在常熟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与影响之下，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在常熟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扬着地方文人特色。”
常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典型的文化心理模式。首先表现在对读书启智的重视上，重教传文，宣扬教育。常熟自古以来就有求学存知的精神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教育等发展开明善取，在诗歌、戏曲、绘画、音乐、教育等方面成就硕果累累，形成了特有的“常熟流派”，也成了人才辈出的人文榜样。例如诗歌方面，钱谦益与吴伟业、龚鼎孳被誉为“江左三大家”，引领“虞山诗派”；戏曲创作方面，明代徐复祚的杂剧《一文钱》轰动剧坛，创新讽刺形式影响后世；绘画艺术方面，王石谷、吴历位列“清初六大家”，乌木山人开创“虞山画派”；音乐创作方面当推“虞山琴派”，博取众家之长，追求“清、微、淡、远”，历来为琴史所推重；教育藏书方面，常熟蔚然成风，藏书印刻首屈一指。教育方面，据统计历史上共有状元6人，榜眼2人，探花2人，会元1人，解元4人，举人511人，秀才5704人。“如此雄厚的科举实力，构成了常熟文化中的骄傲业绩，也成为近代常熟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其次，常熟文化心理模式表现在常熟人对待新事物态度开明，具有雅俗交织的审美情趣。纵观常熟的文化史，不难发现常熟是一个古典文化氛围浓厚，格调高雅的历史名城，同时又对文化有着积极的追求，客观对待新文化，兼收并蓄各文学。时值20世纪，上海、北京等城市进入了新的工业高峰，劳动力增多，他们在闲暇之余开始热衷于读报做消遣，常熟也相应受之影响，但是相较于上海等城市的游戏文风，常熟较为保守谨慎，报纸中高雅、游戏之作掺半，俞天愤作为一个报人，在进行编辑时也恪守这一准则，以常熟文人的兴趣倾向为基点，辅以通俗文学内容，进行一系列的报刊编辑、撰述。现以《常熟日日报》为例，如1916年的《常熟日日报》，每期报纸都安排一位文人值课，拟定题目与格律，征求诗钟，“卷交北市心日日报社，赠品从丰，披露从速，另纸不录。”例如：
第三课：瑞石值课，主题：女伶、拖鞋，分咏格，禁倒置，第四课：省菴值课，主题：雪花粉、萍，分咏格，禁倒置，第二十一课：瘦竹值课，主题：瘦、竹，嵌字蝉联格，第二十二课：钱笠夫值课，主题：选举，臭虫，分咏格，禁倒置等。
包括俞天愤在内的编辑群、撰文者设置奖品，邀请文人一展笔墨，这种征求的内容、文体，无形中体现了当时文人所熟悉擅长的旧体创作风格，以及主编者根据当时文人创作喜好设置题目的编辑倾向。
这一点与编辑者的个人经历有直接联系，俞天愤本身具有常熟典型的传统特色，他深深热爱沿袭了千年的文化，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就很能体现。俞天愤与程小青并称侦探小说开山鼻祖，相较于程小青来说，俞天愤是我国最早用文言文撰写侦探小说的作家之一，他的侦探小说多具有本土特色。不同于当时侦探小说家群将案件地点设在充满现代化都市气息的歌舞厅、游戏场等地，俞天愤往往把案件设在苏州城外大众所熟悉的内地县镇。如《啄木鸟》一文事件设定在“金阊之南，有所谓新罗镇者，巨镇也。”《白巾祸》事情发生在“西北乡方桥镇”，关键地点多选警局、旅馆等地方，人物名称生动如“吴二小鸡、浦阿七、赵乡绅、杂货店老板”等。这一做法巧妙非常，本土化的场景安排、生活化的人物设置、熟悉的伦理纲常、易于理清的情感脉络，更贴近当时的社会实状，也更符合读者审美习惯与阅读倾向。
（二）立足现实，关注民生
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常熟使俞天愤能够更好地将地方现实纳入视线，拥有文人世家的环境熏陶更让他拥有清晰敏锐的视角，社会现实，民生如何是俞天愤所思考的主要问题。金恩辉、胡述兆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上中下》纪录俞天愤曾重编清朝道光年间诸生单学傅撰写的常熟县乡镇志《钓渚小志》，“书中又署‘俞承莱重编’，并有俞承莱抄录‘题记’，是志”表明俞天愤深谙常熟乡镇政治、文化、历史等资料，对于常熟的了解非常全面客观，在看待常熟的现状与发展方面较之别人也更为一针见血。
立足现实，关注常熟民生这一点在他的编辑思想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以《自由日报》为例，例如1930年6月26日《自由日报》的报头，第一版报头为“发扬光大民族民权民生救国主义，在最短期间内努力促成国民会议”，第二版报头为“打倒帝国主义，力求自由平等”，第四版报头为“实行收回租界租借地法权关税权，实行革命的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报头处在一份报纸中的显要位置，将爱国利民的标语放在报头上表明了编辑者决心的强烈以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对民众的关注在报纸内容的设置中更能体现。自由日报设“社论”、“新闻”、“评论”、“商情”、“世界消息”、“市乡新闻”“地方新闻”、“译电”、“言论”、副刊“自由花”等专栏，所涉及内容详尽全面，代表舆论，监督行政。
俞天愤编辑时具有强烈的爱国护家的观念，能够清醒地看出国家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并且刊载相应文章教化民众，如“时评”一栏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国家思想》的文章，以印度、朝鲜为例，表明了国亡与民生困难之间息息相关，希望党派不要只顾纷争，应团结起来，不让民生受难。“人人当存爱国思想，希冀我国立足于二十世纪舞台上讵料执政，诸君只知一己权利，毫无国家思想致党派纷争操戈同室，印度朝鲜殆我国之前车乎呜呼悲哉。”
另外，更多的当地事件大多会刊载在地方新闻专栏上，编辑们将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以新闻或者评论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们，让读者迅速了解时事，也从刊载的特别事件中收获到经验。新闻事件颇多，如“福山连劫案被获要犯”、“港口李姓案内犯盗窃”、“金银贵贱之救济”、“县府昨开治螟筹备会纪录”等，关注了当地的民生，将重要事件传达给群众，也能给群众的生活起很好的指导作用。“商情”一栏与人民日常生活更为贴近，常常纪录米市、油市、金市、饼市、面粉市、钱市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市行情。
探究俞天愤的小说会发现，他将很多作品环境设置在乡镇间，作品视角的焦点大多为中下层小市民阶层，相较于从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俞天愤将笔端锁定在之前只做配角的平民身上，例如《卖菜儿》整篇小说都围绕一个卖菜人的故事展开。俞天愤关注民生显著的一点还显示在他的非战小说上。这与他作为战地救济队队员亲往江浙战争,参加红十字会的经历有关，在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对人民产生的戕害后，他的内心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于人民的同情与对国家内战的控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写了《灾民泪语》、《拉夫惨语》、《伤兵的觉悟》、《鼓楼上的悲声》等一系列非战小说发表在《红玫瑰》上，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刊物上几乎没有类似主题的文章，证明俞天愤本身知道这些作品主题的社会价值与编辑价值。吴培华这样评价“这一组非战小说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上，真有点别开生面，不同凡响，跟鸳鸯蝴蝶派的主旋律显然有些不太合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一组非战小说，使我们对俞天愤创作进行评价时有了格外要另眼相待的理由。”同时，深谙此道的俞天愤在其编辑思想中也着重体现出关注民生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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