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
论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20191210155336]
内容摘要： 徐卓呆是20世纪初中国文坛著名的滑稽文学作家，其滑稽小说具有独特的哲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人的意识的萌发、对人的精神困境揭示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三个方面。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是通过幽默滑稽的审美形式呈现，因而形成了既不同于新文学作家又不同于其他通俗作家的显著特色。其小说创作对“第一次人的发现”和当下的通俗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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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徐卓呆；滑稽；哲理意蕴；人的发现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具体内涵 1
（一）人的意识的萌发 2
（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 3
（三）对人“存在”意义的探讨 4
三、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滑稽呈现 6
（一）小说界的卓别林 7
（二）滑稽的审美特质 8
（二）滑稽背后的严肃 10
四、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价值评骘 10
（一）对“第一次人的发现”的意义 10
（二）对当下通俗文学创作的启示 11
五、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致 谢 14
论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
一、引言
文学即人学，所谓哲理意蕴是指对“人”深层次的思考与表现。徐卓呆（1880—1961）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体育，归国后创办中国最早的体操学校。后转向新剧，开我国新剧之先河，同时徐卓呆还翻译过一些欧美小说，后来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其中以滑稽小说为主。凭借着留学生的开阔视野、戏剧创作的技巧积累以及外国小说的启发，徐卓呆终成一代滑稽文学名家。早在1923年鸳鸯蝴蝶派作家严芙孙就指出：“他（笔者注：徐卓呆）的小说，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这是他一种特质。”次年，民国著名编辑人赵苕狂在《徐卓呆传》中用“隽永有味，弥含哲理，实能脱尽寻常滑稽小说窠臼而自成家数者” 来评价徐卓呆小说的审美特质。可以说，徐卓呆小说的滑稽幽默，并非停留在表面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而是以“现代”的视野去观照作为个体的“人”，这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群体的“民”，因此是具有现代性质的哲理性。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大特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性审美特质及其价值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虽然在其后的文学史研究中有所涉及，如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培松主编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都将徐卓呆列为专门章节，对徐卓呆创作有较为全面的梳理，“哲理性”也受到一定关注，但也只是列举徐卓呆若干作品泛泛而语，并未深入探讨。这在不同程度地遮蔽了徐卓呆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不能不说是徐卓呆小说研究的一大缺憾。故本论文试图深入挖掘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探索其滑稽的审美形式，彰显其深刻的审美价值和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以期丰富、推进当下徐卓呆的小说研究。
二、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具体内涵
徐卓呆创作小说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他认为滑稽小说“最好是情节很滑稽，又极自然，其中还含着一点深意”。“情节很滑稽，又极自然”是其小说的审美特征，“含着一点深意”，即小说的哲理意蕴，这是徐卓呆滑稽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其小说至今仍有价值的重要因素。其小说的哲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的意识的萌发
莎士比亚曾说：“人是万物之灵长”。然而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却长期被遗忘。在欧洲中世纪，“人”的光辉都是被神的至高权威所遮蔽，个人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上帝。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与教会的神权斗争中，“人”才真正被发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进步。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个体”同样是处于被忽视，被压抑的状态，形成了“‘社会’对‘个体’的极权主义的笼罩”的文化氛围。而在晚清这一新旧嬗变时期，徐卓呆小说的可贵之处，恰恰体现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凸显上，这也正是其小说的哲理性鲜明表现。具体而言，徐卓呆小说中“人”的意识的萌发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它指向两个维度——个体的“人”和下层的“人”，这两个维度代表不同的内涵而在文本中又是高度融合。这种关注，迥异于中国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的俗套模式，是注入新思想的有现代意义的表达。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卖药童》（1911年）、《婚姻问题》（1924年）等。
《卖药童》是徐卓呆早期创作的名篇，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如范伯群就谈到：“在民国初年前后，即1911年2月《小说月报》第2年第l期上的《卖药童》和1913年2月《小说月报》第3卷第1l期上的《微笑》等篇什，如果说是民初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卖药童》讲一个贫苦孩子阿祥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冒险去当地名刹慈照寺卖未贴印花税的刀疮药被警察抓到。抓到后警察竟逼他把17包谎称为“糖”的刀疮药全部吞下去，而周围的人却是“袖手旁观，任他死活”。之后警察又把他抓到警察局关了一晚，等到次日放出来赶到家中，母亲已经因为担忧害怕加重病情去世了。小说的结局是阿祥一把火烧了虚伪冷酷的慈照寺，自己也一同殒命。警察长的残酷，旁观者的冷漠，阿祥的倔劲形成了三个维度的对照。作者通过《卖药童》传达出深刻的思考，即：人性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启蒙意识。
徐卓呆的《婚姻问题》曾入选张碧梧主编的《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系列丛书，它通过一个较为戏剧性的故事表达了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小说讲桐姑被父亲安排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桐姑内心不愿意，但又不敢反抗父亲的威严。于是桐姑和兄长莫戚甫（“我”的同乡好友）来上海请“我”去说服莫父取消婚约。但是在“我”说服莫父后过了段时间回家乡却听说桐姑要结婚了，而男方竟还是原先的那个人。戚甫告诉我事情的缘由：原来婚事取消后，那名男子恰巧要到“我”的家乡办事，而桐姑出于好奇想见见这个男子，谁知二人一见竟情投意合，当即订下了婚事。在《婚姻问题》中作者借助婚姻男方之口说出了他的见解：“婚姻的事，全靠媒人从中说合的，到底容易误解，万万用不得。倒不如这么二人对着火炉，互相谈到明白对手的气质后，容易进行啊”，进而明确：这样的婚姻才是“爱情的结婚”、“合意的结婚”。妇女在中国封建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居于男子的从属地位，没有主体性可言。因此《婚姻问题》中桐姑起初的逆来顺受接受父亲的荒谬命令到最后主动提出去见一见男方并与之订婚的性格变化所凸显的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另外，“平等”问题同样出现在徐卓呆小说的创作视野中。《浴堂里的哲学家》（1922年）通过一个爱泡浴堂的“哲学家”试图打破身份差异，实行一律平等的大汤洗浴的失败，得出“原来爱平等的，只有一班下等人”的结论，进而讽刺了中国文化中“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精神内核。卢梭的《民约论》在晚清全译出版，其提出的“天赋人权”思想是当时流行的两大核心文化观念之一（另一个是进化论），这无疑是徐卓呆“平等”思想的来源，它同样凸显了个体的权利与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
在现代文学中对精神困境的关注多为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如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等，都是关注知识分子群体。而徐卓呆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揭示了普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通过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灵魂的孤寂、精神的郁结。他们的痛苦、落寞不是知识分子那种先行者、觉醒者的孤寂与凄凉，而是个体脆弱性的本性使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二老人》（1921年）、《往哪里逃》（1932年）等。
蒋勋曾言：“美学的本质是孤独。”《二老人》揭示的正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孤独感。小说讲一个富人生活富裕却总是不开心，因为想各种事情以致经常失眠，直到凌晨才能入睡。而这时一个卖糖老人每天清晨的叫卖声却总是影响他的休息。为了能好好休息，富人给了卖糖老人100元让他这一周不要卖糖了，在家里歇着。而一周后卖糖老人继续自己的营生，经过富人家却听说富人已经死了。小说形象地刻画出物质文明下人的精神层面那种近乎绝望的孤独感。原来卖糖老人的叫卖声虽然影响了富人的休息，但是它每天的准时出现却也像一位朋友来访一般给了富人孤独的内心一丝安慰。一旦没有了它，富人虽然能睡好，但却是更加的孤独，在这种孤独感的吞噬下，富人很快地死去。徐卓呆长期生活在近代亚洲大都市上海，敏锐地注意到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失落，引人深思。正如有位学者所言：“徐卓呆对生活中本来存在的戏剧性纠葛与冲突，及包含在这种纠葛与冲突中的荒谬性，却有旁人所没有的敏感。”
《往哪里逃》是徐卓呆的著名的“国难小说”，30年代发表后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往哪里逃》和他的姊妹篇《食指短》，实在是一二八背景下很有意义的写实小说。我们似乎不应当因着它署名‘卓呆’而不拉上新文坛。”小说讲述的正是战争状态下一个普通人“往哪里逃？”的问题，它形象地表现出在战争这类重大事件中个体的脆弱性。故事的背景是1932年的淞沪战争，战争开始后熊先生带领妻儿开始逃难，他们的逃难路线依次是：上海郊区—租界—苏州—嘉兴—杭州—上海，无论逃到哪里，都有种种阻碍，最后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战争仍在继续，战火纷飞，“往哪里逃？往哪里逃？熊先生想到天明也没想出个地方来”。这篇小说揭示了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苦闷与彷徨，从上海郊区到租界，从租界到嘉兴，从嘉兴到杭州，再从杭州回到上海，这样的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层面的困顿，更是因无处可逃而造成的内心深处的困扰，精神的游荡，从而使个体的脆弱性显露无遗。《往哪里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叶绍钧的名篇《潘先生在难中》（1925年），“潘先生”的形象中在现代文学中基本是以批判为主，茅盾的“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评价影响深远，然而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潘先生”这一曾被认为是“灰色人物”的形象逐渐多了些理解与同情的声音。这和不同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20世纪前半叶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启蒙与救亡是时代主题，人们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而“潘先生”这一形象显然是让人失望了，因此批判也就不难理解。而新时期以来，进入和平时代，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个体的生命与价值、个人现实的幸福逐渐得到更多的尊重，这时“潘先生”开始更多地被当做普通大众来理解与同情。《往哪里逃》在《潘先生在难中》的基础上了继续深化对个体的关注与理解，丰富了小市民形象的内涵。
（三）对人“存在”意义的探讨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发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诘问，鲁迅先生也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徐卓呆的较著名的中篇小说《李阿毛外传》（1942年）和《甚为佳妙》（1929年）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40年代，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推进，上海已和广大内地完全隔离成为“孤岛”。这一时期上海大红大紫的作家当属张爱玲，在她笔下，上层社会纸醉金迷，耽于安乐的丑态被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能够填报肚子、苟延残喘地活着就是最大的愿望，《李阿毛外传》所关注的正是这一问题。这部中篇小说由12个小故事组成，主人公李阿毛贯穿其中，将故事连为整体，本文以其中《日语学校》和《征求终身伴侣》两个故事为例。《日语学校》中，李阿毛创办了一所日语学校，第一个月的学费是大米。李阿毛先向一个日本人请教了“米”的写法和读音，然后就现学现卖地教了学生一个月的“米”。第二个月学费是豆油，方法和第一月一样。第三个月的学费是煤球，李阿毛去向日本人请教“煤球”的写法，可是日本人也不会，于是李阿毛就摘掉了日语学校的招牌，换上一张纸条：“本宅征求煤球，愿以白米或豆油交换。”《征求终身伴侣》中，李阿毛把大米和豆油吃完了，于是又想到去报纸上刊登富孀征婚广告，让邻居阿杨嫂假扮富孀和那些络绎不绝的应征者见面，并让每位应征者以搞慈善的名义捐款10元，就这样赚取“善款”后和那些见过面的应征者再也没有了下文。这两个故事表面上看粗劣不堪，且李阿毛的手段和诈骗几无差别。但“在李阿毛种种的生存诡计和手段后面，隐藏的是生活的艰难和无望。”正如李泽厚所言，“生存，即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具有意义”，而《李阿毛外传》通过对下层人民生计的关注揭示的正是这一哲理。
《甚为佳妙》则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王鹿希这一“新名士”的形象，他也是徐卓呆笔下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之一。这篇小说发表于1929年，曾被《红玫瑰》编者赵苕狂视为那一时期作者所写的“唯一的杰作”。小说中王鹿希是一位研究后期印象派的艺术家，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某杂志社做美术编辑，负责绘制一幅物产地图，他接手时夸口说一个星期就能完成，但是最后拖了一年也没有完成，并且这样一位不负责任、吊儿郎当的人物，竟不知用了何种鬼魅伎俩取代了编辑部主任的位置。茅盾曾谈到：“中国名士最坏的习气是，狂放脱略，”“他们把国家兴亡大事等之于春花秋月；他们无论办什么事，总是一笔糊涂账。”“西洋的浪漫派颓废派的文学家的思想和行事，原与中国名士派根本不相同，不知道为什么西洋文学上的颓废主义，一到中国，就被中国名士派的余孽认了同宗；中国的名士思想于是就穿上了外来主义的洋装，在先天的洋迷的现代中国青年思想界活动起来了。”小说讽刺的正是这种 “假新名士”的形象。王鹿希的无所事事而又自以为才堪大用、放浪乖张的一面与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的人”的形象很接近，但有所不同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笔下的“多余的人”，都有蔑视和否定社会，厌倦贵族生活的无聊空虚，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和摆脱寄生生活，以至于悲观厌世的一面。然而王鹿希对自己无聊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小说标题“甚为佳妙”正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但丑并不一定就是滑稽的，“只有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丑才变成了滑稽”，王鹿希的滑稽性正在于他的“以丑为美”。他与多余的人的相通之处正在于他们的寄生性，缺失主体性的价值，徐卓呆借助王鹿希这一典型形象将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化。钱钟书在《围城》中塑造了“假洋博士”（方鸿渐、韩学愈等），而徐卓呆运用滑稽讽刺的风格在《甚为佳妙》里描绘了“假新名士”的人物形象，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异彩。
内容摘要： 徐卓呆是20世纪初中国文坛著名的滑稽文学作家，其滑稽小说具有独特的哲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人的意识的萌发、对人的精神困境揭示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三个方面。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是通过幽默滑稽的审美形式呈现，因而形成了既不同于新文学作家又不同于其他通俗作家的显著特色。其小说创作对“第一次人的发现”和当下的通俗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徐卓呆；滑稽；哲理意蕴；人的发现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具体内涵 1
（一）人的意识的萌发 2
（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 3
（三）对人“存在”意义的探讨 4
三、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滑稽呈现 6
（一）小说界的卓别林 7
（二）滑稽的审美特质 8
（二）滑稽背后的严肃 10
四、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价值评骘 10
（一）对“第一次人的发现”的意义 10
（二）对当下通俗文学创作的启示 11
五、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致 谢 14
论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
一、引言
文学即人学，所谓哲理意蕴是指对“人”深层次的思考与表现。徐卓呆（1880—1961）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体育，归国后创办中国最早的体操学校。后转向新剧，开我国新剧之先河，同时徐卓呆还翻译过一些欧美小说，后来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其中以滑稽小说为主。凭借着留学生的开阔视野、戏剧创作的技巧积累以及外国小说的启发，徐卓呆终成一代滑稽文学名家。早在1923年鸳鸯蝴蝶派作家严芙孙就指出：“他（笔者注：徐卓呆）的小说，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这是他一种特质。”次年，民国著名编辑人赵苕狂在《徐卓呆传》中用“隽永有味，弥含哲理，实能脱尽寻常滑稽小说窠臼而自成家数者” 来评价徐卓呆小说的审美特质。可以说，徐卓呆小说的滑稽幽默，并非停留在表面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而是以“现代”的视野去观照作为个体的“人”，这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群体的“民”，因此是具有现代性质的哲理性。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大特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性审美特质及其价值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虽然在其后的文学史研究中有所涉及，如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培松主编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都将徐卓呆列为专门章节，对徐卓呆创作有较为全面的梳理，“哲理性”也受到一定关注，但也只是列举徐卓呆若干作品泛泛而语，并未深入探讨。这在不同程度地遮蔽了徐卓呆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不能不说是徐卓呆小说研究的一大缺憾。故本论文试图深入挖掘徐卓呆小说的哲理意蕴，探索其滑稽的审美形式，彰显其深刻的审美价值和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以期丰富、推进当下徐卓呆的小说研究。
二、徐卓呆小说哲理意蕴的具体内涵
徐卓呆创作小说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他认为滑稽小说“最好是情节很滑稽，又极自然，其中还含着一点深意”。“情节很滑稽，又极自然”是其小说的审美特征，“含着一点深意”，即小说的哲理意蕴，这是徐卓呆滑稽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其小说至今仍有价值的重要因素。其小说的哲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的意识的萌发
莎士比亚曾说：“人是万物之灵长”。然而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却长期被遗忘。在欧洲中世纪，“人”的光辉都是被神的至高权威所遮蔽，个人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上帝。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与教会的神权斗争中，“人”才真正被发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进步。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个体”同样是处于被忽视，被压抑的状态，形成了“‘社会’对‘个体’的极权主义的笼罩”的文化氛围。而在晚清这一新旧嬗变时期，徐卓呆小说的可贵之处，恰恰体现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凸显上，这也正是其小说的哲理性鲜明表现。具体而言，徐卓呆小说中“人”的意识的萌发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它指向两个维度——个体的“人”和下层的“人”，这两个维度代表不同的内涵而在文本中又是高度融合。这种关注，迥异于中国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的俗套模式，是注入新思想的有现代意义的表达。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卖药童》（1911年）、《婚姻问题》（1924年）等。
《卖药童》是徐卓呆早期创作的名篇，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如范伯群就谈到：“在民国初年前后，即1911年2月《小说月报》第2年第l期上的《卖药童》和1913年2月《小说月报》第3卷第1l期上的《微笑》等篇什，如果说是民初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卖药童》讲一个贫苦孩子阿祥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冒险去当地名刹慈照寺卖未贴印花税的刀疮药被警察抓到。抓到后警察竟逼他把17包谎称为“糖”的刀疮药全部吞下去，而周围的人却是“袖手旁观，任他死活”。之后警察又把他抓到警察局关了一晚，等到次日放出来赶到家中，母亲已经因为担忧害怕加重病情去世了。小说的结局是阿祥一把火烧了虚伪冷酷的慈照寺，自己也一同殒命。警察长的残酷，旁观者的冷漠，阿祥的倔劲形成了三个维度的对照。作者通过《卖药童》传达出深刻的思考，即：人性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启蒙意识。
徐卓呆的《婚姻问题》曾入选张碧梧主编的《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系列丛书，它通过一个较为戏剧性的故事表达了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小说讲桐姑被父亲安排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桐姑内心不愿意，但又不敢反抗父亲的威严。于是桐姑和兄长莫戚甫（“我”的同乡好友）来上海请“我”去说服莫父取消婚约。但是在“我”说服莫父后过了段时间回家乡却听说桐姑要结婚了，而男方竟还是原先的那个人。戚甫告诉我事情的缘由：原来婚事取消后，那名男子恰巧要到“我”的家乡办事，而桐姑出于好奇想见见这个男子，谁知二人一见竟情投意合，当即订下了婚事。在《婚姻问题》中作者借助婚姻男方之口说出了他的见解：“婚姻的事，全靠媒人从中说合的，到底容易误解，万万用不得。倒不如这么二人对着火炉，互相谈到明白对手的气质后，容易进行啊”，进而明确：这样的婚姻才是“爱情的结婚”、“合意的结婚”。妇女在中国封建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居于男子的从属地位，没有主体性可言。因此《婚姻问题》中桐姑起初的逆来顺受接受父亲的荒谬命令到最后主动提出去见一见男方并与之订婚的性格变化所凸显的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另外，“平等”问题同样出现在徐卓呆小说的创作视野中。《浴堂里的哲学家》（1922年）通过一个爱泡浴堂的“哲学家”试图打破身份差异，实行一律平等的大汤洗浴的失败，得出“原来爱平等的，只有一班下等人”的结论，进而讽刺了中国文化中“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精神内核。卢梭的《民约论》在晚清全译出版，其提出的“天赋人权”思想是当时流行的两大核心文化观念之一（另一个是进化论），这无疑是徐卓呆“平等”思想的来源，它同样凸显了个体的权利与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
在现代文学中对精神困境的关注多为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如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等，都是关注知识分子群体。而徐卓呆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揭示了普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通过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灵魂的孤寂、精神的郁结。他们的痛苦、落寞不是知识分子那种先行者、觉醒者的孤寂与凄凉，而是个体脆弱性的本性使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二老人》（1921年）、《往哪里逃》（1932年）等。
蒋勋曾言：“美学的本质是孤独。”《二老人》揭示的正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孤独感。小说讲一个富人生活富裕却总是不开心，因为想各种事情以致经常失眠，直到凌晨才能入睡。而这时一个卖糖老人每天清晨的叫卖声却总是影响他的休息。为了能好好休息，富人给了卖糖老人100元让他这一周不要卖糖了，在家里歇着。而一周后卖糖老人继续自己的营生，经过富人家却听说富人已经死了。小说形象地刻画出物质文明下人的精神层面那种近乎绝望的孤独感。原来卖糖老人的叫卖声虽然影响了富人的休息，但是它每天的准时出现却也像一位朋友来访一般给了富人孤独的内心一丝安慰。一旦没有了它，富人虽然能睡好，但却是更加的孤独，在这种孤独感的吞噬下，富人很快地死去。徐卓呆长期生活在近代亚洲大都市上海，敏锐地注意到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失落，引人深思。正如有位学者所言：“徐卓呆对生活中本来存在的戏剧性纠葛与冲突，及包含在这种纠葛与冲突中的荒谬性，却有旁人所没有的敏感。”
《往哪里逃》是徐卓呆的著名的“国难小说”，30年代发表后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往哪里逃》和他的姊妹篇《食指短》，实在是一二八背景下很有意义的写实小说。我们似乎不应当因着它署名‘卓呆’而不拉上新文坛。”小说讲述的正是战争状态下一个普通人“往哪里逃？”的问题，它形象地表现出在战争这类重大事件中个体的脆弱性。故事的背景是1932年的淞沪战争，战争开始后熊先生带领妻儿开始逃难，他们的逃难路线依次是：上海郊区—租界—苏州—嘉兴—杭州—上海，无论逃到哪里，都有种种阻碍，最后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战争仍在继续，战火纷飞，“往哪里逃？往哪里逃？熊先生想到天明也没想出个地方来”。这篇小说揭示了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苦闷与彷徨，从上海郊区到租界，从租界到嘉兴，从嘉兴到杭州，再从杭州回到上海，这样的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层面的困顿，更是因无处可逃而造成的内心深处的困扰，精神的游荡，从而使个体的脆弱性显露无遗。《往哪里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叶绍钧的名篇《潘先生在难中》（1925年），“潘先生”的形象中在现代文学中基本是以批判为主，茅盾的“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评价影响深远，然而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潘先生”这一曾被认为是“灰色人物”的形象逐渐多了些理解与同情的声音。这和不同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20世纪前半叶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启蒙与救亡是时代主题，人们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而“潘先生”这一形象显然是让人失望了，因此批判也就不难理解。而新时期以来，进入和平时代，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个体的生命与价值、个人现实的幸福逐渐得到更多的尊重，这时“潘先生”开始更多地被当做普通大众来理解与同情。《往哪里逃》在《潘先生在难中》的基础上了继续深化对个体的关注与理解，丰富了小市民形象的内涵。
（三）对人“存在”意义的探讨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发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诘问，鲁迅先生也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徐卓呆的较著名的中篇小说《李阿毛外传》（1942年）和《甚为佳妙》（1929年）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40年代，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推进，上海已和广大内地完全隔离成为“孤岛”。这一时期上海大红大紫的作家当属张爱玲，在她笔下，上层社会纸醉金迷，耽于安乐的丑态被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能够填报肚子、苟延残喘地活着就是最大的愿望，《李阿毛外传》所关注的正是这一问题。这部中篇小说由12个小故事组成，主人公李阿毛贯穿其中，将故事连为整体，本文以其中《日语学校》和《征求终身伴侣》两个故事为例。《日语学校》中，李阿毛创办了一所日语学校，第一个月的学费是大米。李阿毛先向一个日本人请教了“米”的写法和读音，然后就现学现卖地教了学生一个月的“米”。第二个月学费是豆油，方法和第一月一样。第三个月的学费是煤球，李阿毛去向日本人请教“煤球”的写法，可是日本人也不会，于是李阿毛就摘掉了日语学校的招牌，换上一张纸条：“本宅征求煤球，愿以白米或豆油交换。”《征求终身伴侣》中，李阿毛把大米和豆油吃完了，于是又想到去报纸上刊登富孀征婚广告，让邻居阿杨嫂假扮富孀和那些络绎不绝的应征者见面，并让每位应征者以搞慈善的名义捐款10元，就这样赚取“善款”后和那些见过面的应征者再也没有了下文。这两个故事表面上看粗劣不堪，且李阿毛的手段和诈骗几无差别。但“在李阿毛种种的生存诡计和手段后面，隐藏的是生活的艰难和无望。”正如李泽厚所言，“生存，即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具有意义”，而《李阿毛外传》通过对下层人民生计的关注揭示的正是这一哲理。
《甚为佳妙》则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王鹿希这一“新名士”的形象，他也是徐卓呆笔下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之一。这篇小说发表于1929年，曾被《红玫瑰》编者赵苕狂视为那一时期作者所写的“唯一的杰作”。小说中王鹿希是一位研究后期印象派的艺术家，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某杂志社做美术编辑，负责绘制一幅物产地图，他接手时夸口说一个星期就能完成，但是最后拖了一年也没有完成，并且这样一位不负责任、吊儿郎当的人物，竟不知用了何种鬼魅伎俩取代了编辑部主任的位置。茅盾曾谈到：“中国名士最坏的习气是，狂放脱略，”“他们把国家兴亡大事等之于春花秋月；他们无论办什么事，总是一笔糊涂账。”“西洋的浪漫派颓废派的文学家的思想和行事，原与中国名士派根本不相同，不知道为什么西洋文学上的颓废主义，一到中国，就被中国名士派的余孽认了同宗；中国的名士思想于是就穿上了外来主义的洋装，在先天的洋迷的现代中国青年思想界活动起来了。”小说讽刺的正是这种 “假新名士”的形象。王鹿希的无所事事而又自以为才堪大用、放浪乖张的一面与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的人”的形象很接近，但有所不同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笔下的“多余的人”，都有蔑视和否定社会，厌倦贵族生活的无聊空虚，却又无力改变现状和摆脱寄生生活，以至于悲观厌世的一面。然而王鹿希对自己无聊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小说标题“甚为佳妙”正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但丑并不一定就是滑稽的，“只有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丑才变成了滑稽”，王鹿希的滑稽性正在于他的“以丑为美”。他与多余的人的相通之处正在于他们的寄生性，缺失主体性的价值，徐卓呆借助王鹿希这一典型形象将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化。钱钟书在《围城》中塑造了“假洋博士”（方鸿渐、韩学愈等），而徐卓呆运用滑稽讽刺的风格在《甚为佳妙》里描绘了“假新名士”的人物形象，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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