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参政女性形象研究
摘 要《左传》虽然工于叙事，但在人物刻画方面极具光彩，尤其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走进国家政治极具独立自主自强的贵族女性。本文从社会环境、联姻需求和贵族生活来分析左传中女性参政的社会条件，通过深明大义者、自私自利者、风华绝代者、祸国殃民者这四类来分析参政女性，进一步从独特的政治思想、强烈的宗国观念、强烈的抗争意识这三个方面解析参政女性形象特征，进而对左传中众多参政女性形象的分类进行深入解读，以体现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女性地位和混乱格局，突出女性参政意义。
目 录
引 言 1
1 《左传》中女性参政的条件 2
1.1 “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 2
1.2 政治联姻的现实需求 3
1.3 家庭教养的政治熏陶 3
2 《左传》中参政女性形象类型 5
2.1 深明大义型 5
2.2 自私自利型 5
2.3 才华横溢型 6
2.4 淫乱祸国型 7
3 《左传》中参政女性的思想特点 8
3.1 独特的政治思维 8
3.2 浓厚的宗国观念 9
3.3 强烈的抗争意识 10
4 《左传》女性参政的意义 11
4.1 女性地位的彰显 11
4.2 混乱格局的折射 11
结 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5
引 言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写人叙事的历史著作，“《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并用礼仪规范来判断人物。与此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视角，记载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霸权。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明了新旧政治力量的增长和衰落，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1]P79《左传》在历史上第一次真实地记载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女性角色，例如其中有许多参与到国家事务治理中的女性，还有许多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国家政治、军事外交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对我们从当时的社会条件研究参政女性形象而言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但能参政议政的女性大多为贵族，“所谓贵族女性，是指与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男性具有血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缘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的女性”[2]这些女性形象进入史书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参与到了某个历史事件中，更因为她们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参政女性的身份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是卿大夫妻妾，有的是重臣的亲属，不同的身份地位在参政程度上也有不同。参政女性出于各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的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对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年来，学界对《左传》人物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活动中的男性，对女性研究较少，所以本文将对《左传》中的参政女性形象进行深入解析，进而探究女性参政的意义。 1 《左传》中女性参政的条件
《左传》记载的历史事件主要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到鲁衰公二十七年，在这期间“礼乐崩坏”，周王朝逐渐衰落和诸侯国日益强大，各个诸侯国以政治联姻形成军事同盟，而受家庭影响的贵族女性为维护家庭利益和政权稳定登上政治舞台，参与政治事务，暂时告别以男性为主宰的生活方式。
1.1 “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
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的缓慢变革，出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此时，周朝逐渐衰落，附庸国逐渐变强。政权逐步下移,变国产为家产,分封制逐步瓦解。这直接导致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僭越的行为，但这在西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这种环境下，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士大夫不但不克制这种与礼乐社会观念相悖的行为，反而对其心存向往。《左传?成公二年》：“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3]P391仲叔于奚使用乐器悬挂三面，用装饰繁华的马面见天子，在周朝，这是只有诸侯才可以享受的待遇，当时仲叔于奚提出如此僭越的要求，卫候由于各种原因竟然答应了。看到这件事后，孔子叹曰“惜也,不如多予邑,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3]P391 卫侯将赋予威信的名号,推行道义的礼制假借给了仲叔于奚,相当于把政权拱手让人，形成了君非君臣非臣的君臣关系。政权散落,王室衰微,宗法礼制遭到冲击,周王室自顾不暇,地位岌岌可危,宗法制受到冲击，西周金字塔式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社会也进入了动乱时代。
此时开始，周朝的礼乐制所维护的的平衡已然严重倾斜，统治阶级用于维护平衡的“周礼”也在这时失去了象征权力的作用，很难再被用来稳定社会，导致出现了很多以下犯上，不循旧礼的事情，这样的现象同样对于礼乐制构筑的家庭领域的男女关系有极大地影响，各种纷争纠葛也随之出现，进一步导致社会动荡。“周礼统治危机出现，但遏制违规行为的新道德规范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部分女性也开始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步背离‘周礼’规范的社会或家庭角色，为有亲缘关系的男性出谋划策。”[4]这类女性的出色表现为她们的社会地位赢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得到了尊重和认可。
1.2 政治联姻的现实需求
古代联姻有两种情况,一是强强联合,二是弱者依附于强者,寻求庇佑。因此，在婚姻观念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已然成为影响权力阶层的婚姻的绝对重要的因素，这其中自然渗透了更多的封建文化。“这种决定统治阶级的婚姻的因素主要是出于利益考虑，同时从婚姻的角度来看，这种婚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联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国家间政治、经济、军事较量的产物。”[5]P45政治婚姻可分为两种类型：大国之间的婚姻;大小国家之间的婚姻。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国之间的联姻，在当时这种行为的目的也主要在于建立或稳固军事同盟，例如《左传 襄公十二年》载“秦赢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3]P536另一次是楚平王娶伯赢，《左传昭公十九年》云“ 费无极为太子建少师,无宠焉,欲潜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赢氏至自秦。”[3]P834两国通过联姻稳固同盟关系，不仅维护了两国利益，而且在在打击晋国，攻打中原，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交流沟通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
其次是大国与小国的联姻,随着周王权的衰落，各个附庸国逐渐拥有独立的政权。一方面，他们想要摆脱周天子的束缚，渴望扩大和增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小国失去了庇护，正忙于自己国家的安全，政治婚姻已成为所有附庸国家最常见和最有效的手段。左传中桓公的妻子文姜和他的兄弟私通，被害于齐国。桓公之子庄公虽“不称姜氏，绝不为亲。”[3]P8但迫于形势和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即便他先后经历了丧父之痛和失母之耻，却也只能无奈的娶了哀姜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治。在这场政治联姻中,女性地位自然得到了尊重与认可。
目 录
引 言 1
1 《左传》中女性参政的条件 2
1.1 “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 2
1.2 政治联姻的现实需求 3
1.3 家庭教养的政治熏陶 3
2 《左传》中参政女性形象类型 5
2.1 深明大义型 5
2.2 自私自利型 5
2.3 才华横溢型 6
2.4 淫乱祸国型 7
3 《左传》中参政女性的思想特点 8
3.1 独特的政治思维 8
3.2 浓厚的宗国观念 9
3.3 强烈的抗争意识 10
4 《左传》女性参政的意义 11
4.1 女性地位的彰显 11
4.2 混乱格局的折射 11
结 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5
引 言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写人叙事的历史著作，“《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并用礼仪规范来判断人物。与此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视角，记载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霸权。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明了新旧政治力量的增长和衰落，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1]P79《左传》在历史上第一次真实地记载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女性角色，例如其中有许多参与到国家事务治理中的女性，还有许多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国家政治、军事外交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对我们从当时的社会条件研究参政女性形象而言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但能参政议政的女性大多为贵族，“所谓贵族女性，是指与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男性具有血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缘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的女性”[2]这些女性形象进入史书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参与到了某个历史事件中，更因为她们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参政女性的身份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是卿大夫妻妾，有的是重臣的亲属，不同的身份地位在参政程度上也有不同。参政女性出于各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的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对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年来，学界对《左传》人物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活动中的男性，对女性研究较少，所以本文将对《左传》中的参政女性形象进行深入解析，进而探究女性参政的意义。 1 《左传》中女性参政的条件
《左传》记载的历史事件主要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到鲁衰公二十七年，在这期间“礼乐崩坏”，周王朝逐渐衰落和诸侯国日益强大，各个诸侯国以政治联姻形成军事同盟，而受家庭影响的贵族女性为维护家庭利益和政权稳定登上政治舞台，参与政治事务，暂时告别以男性为主宰的生活方式。
1.1 “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
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的缓慢变革，出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此时，周朝逐渐衰落，附庸国逐渐变强。政权逐步下移,变国产为家产,分封制逐步瓦解。这直接导致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僭越的行为，但这在西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这种环境下，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士大夫不但不克制这种与礼乐社会观念相悖的行为，反而对其心存向往。《左传?成公二年》：“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3]P391仲叔于奚使用乐器悬挂三面，用装饰繁华的马面见天子，在周朝，这是只有诸侯才可以享受的待遇，当时仲叔于奚提出如此僭越的要求，卫候由于各种原因竟然答应了。看到这件事后，孔子叹曰“惜也,不如多予邑,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3]P391 卫侯将赋予威信的名号,推行道义的礼制假借给了仲叔于奚,相当于把政权拱手让人，形成了君非君臣非臣的君臣关系。政权散落,王室衰微,宗法礼制遭到冲击,周王室自顾不暇,地位岌岌可危,宗法制受到冲击，西周金字塔式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社会也进入了动乱时代。
此时开始，周朝的礼乐制所维护的的平衡已然严重倾斜，统治阶级用于维护平衡的“周礼”也在这时失去了象征权力的作用，很难再被用来稳定社会，导致出现了很多以下犯上，不循旧礼的事情，这样的现象同样对于礼乐制构筑的家庭领域的男女关系有极大地影响，各种纷争纠葛也随之出现，进一步导致社会动荡。“周礼统治危机出现，但遏制违规行为的新道德规范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部分女性也开始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步背离‘周礼’规范的社会或家庭角色，为有亲缘关系的男性出谋划策。”[4]这类女性的出色表现为她们的社会地位赢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得到了尊重和认可。
1.2 政治联姻的现实需求
古代联姻有两种情况,一是强强联合,二是弱者依附于强者,寻求庇佑。因此，在婚姻观念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已然成为影响权力阶层的婚姻的绝对重要的因素，这其中自然渗透了更多的封建文化。“这种决定统治阶级的婚姻的因素主要是出于利益考虑，同时从婚姻的角度来看，这种婚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联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国家间政治、经济、军事较量的产物。”[5]P45政治婚姻可分为两种类型：大国之间的婚姻;大小国家之间的婚姻。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国之间的联姻，在当时这种行为的目的也主要在于建立或稳固军事同盟，例如《左传 襄公十二年》载“秦赢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3]P536另一次是楚平王娶伯赢，《左传昭公十九年》云“ 费无极为太子建少师,无宠焉,欲潜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赢氏至自秦。”[3]P834两国通过联姻稳固同盟关系，不仅维护了两国利益，而且在在打击晋国，攻打中原，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交流沟通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
其次是大国与小国的联姻,随着周王权的衰落，各个附庸国逐渐拥有独立的政权。一方面，他们想要摆脱周天子的束缚，渴望扩大和增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小国失去了庇护，正忙于自己国家的安全，政治婚姻已成为所有附庸国家最常见和最有效的手段。左传中桓公的妻子文姜和他的兄弟私通，被害于齐国。桓公之子庄公虽“不称姜氏，绝不为亲。”[3]P8但迫于形势和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即便他先后经历了丧父之痛和失母之耻，却也只能无奈的娶了哀姜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治。在这场政治联姻中,女性地位自然得到了尊重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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