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红孩儿形象分析(附件)

《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经典,无数的文人墨客对这本经典给予了甚高的评价。文章是对《西游记》中一个独特的妖怪“红孩儿”的形象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对他的传说起源,在《西游记》中的实力来源等细节进行更系统的研究,分析了作者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通过对红孩儿的形象分析,进而探寻红孩儿在这本原著中所起到的作用,为《西游记》的研究增添一份新的色彩。
目 录
1 绪论 1
2 红孩儿形象溯源 2
3 红孩儿形象特点 4
3.1 妖童形象 4
3.2 性格顽劣 5
3.3 身份复杂 6
4 红孩儿在《西游记》中的作用 8
4.1 烘托其他人物形象 8
4.2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9
结 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1 绪论
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内容分析颇多。可是对于《西游记》中红孩儿形象分析的文章却屈指可数,尤其是对红孩儿具体形象的分析等相关内容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所研究,也只是略有涉及,更未对红孩儿的这一形象进行系统分析。
林冠夫的《红孩儿善财童子齐天大圣庙——读〈西游记〉札记之二》(《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三期)一文中也只是以札记的形式分析了红孩儿的形象,通过对唐僧师徒的遭遇,对红孩儿的妖怪形象的特殊性做了描述,并就其成为善财童子的结果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田瑞文和王蓓蓓在《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发表文章《〈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对吴承恩版《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历史演变过程和元杂剧中“红孩儿”故事的叙述线索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也是对两者间人物形象刻画进行对比,认为元杂剧中出现的红孩儿形象对吴承恩版《西游记》的故事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元素,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打下良好的基础。两者也并未对原书中出现的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
李婕在论文《论〈西游记〉中牛魔王及其家族》(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中对牛魔王及其家族的人物进行分析,从红孩儿的故事溯源,圣婴大王的故事溯源,善财童子的故事溯源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致分析,而其论文主题主要还是写牛魔王这一人物的形象和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整个家族所存在在原著中的意义。车瑞在《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发表文章《红孩儿形象考论》,从红孩儿的起源,这一人物形象创作的起源,是在联系明前的文化原型的基础上通过宗教互文,神话互文,文本互文再加以创造的人物形象等进行说明,和在人物形象发展中所经历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进行分析,而并没有对原著中所存在的这一形象进行深刻的分析。
所以在《西游记》的研究中,红孩儿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是极其匮乏的,而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都是对其人物起源,通过何种方式刻画出这一人物和单个层面进行简要分析等,而对吴承恩版《西游记》中红孩儿这一人物具体形象分析并不是十分充足,对于其在原著中起到的作用和其存在的特殊性,对于其反映出的作者心理和社会世情,并没有进行研究。所以本篇论文便是对原著中红孩儿形象进行具体的研究。
2 红孩儿形象溯源
“婴儿戏化禅心乱,猿马刀圭木母空”西游记中的红孩儿的形象的确让人耳熟能详[1]。关于“红孩儿”这一人物起源是在鬼子母的故事中,鬼子母,在佛经中被称作二十诸护法神之一,在北魏《杂宝藏经》有记录:“鬼子母者有子一万,其最小子,字嫔伽罗。此鬼子母凶妖暴虐,杀人儿子,以自啖食。人民患之,仰告世尊。世尊尔时,即取其子嫔伽罗,盛著钵底。”[2]P732而西游记中的红孩儿,便是以“嫔伽罗”这一人物为原型所塑造出来形象。
而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逻国》中已有鬼子母的故事“梵释窣堵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3]唐代佛经的广为盛传,使得鬼子母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元代所著的《西游记平话》已经不知,但《朴通事谚解》中却引用了许多相似情节,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狮驼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又几死仅免,又过棘沟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若,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蹂也。”[4]P111在此段话中,已经出现了“红孩儿怪”这一名称。
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吴承恩的《西游记》故事情节的大致走向。杂剧《西游记》中红孩儿这一情节中讲述的虽然还是《鬼母皈依》,但是所讲述的故事,发展走向基本和吴承恩版极其相似了。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间行走,偶然间听见一个小孩在哭,唐僧因善良怕小孩被虎豹叼走,便让行者背其,将其送回家。行者觉得可能是妖物,便不想背他,唐僧不同意。行者便让唐僧等人先行离开,自己去背那孩童,却发现背不动,知是妖怪,一戒刀把他砍下涧里去了。此时,沙僧跑过来说:“师兄祸事,吃那小孩拿将师父去了。”行者便和沙僧等去见观音。观音也无法看出妖怪面目,便去问世尊。世尊道:“那小孩唤做爱奴儿,他母亲我收在座下作诸天的,缘法未到,谓之鬼子母。我已差揭底将我钵盂去把小孩盖将来,放在座下七日,化为黄水。鬼子母必来救他,因而收之。”并让行者等回去,唐僧已经被救出。鬼子母领了救兵来救儿子,但是不敌天将哪吒,终被收服。鬼子母无奈只号皈依佛法,放出爱奴,子母团聚[5]P663。这一折的前半部分显然与吴本《西游记》第四十回“婴儿戏化禅心乱,猿马刀归木母空”的故事情节十分相似,但是后半部分却回到佛 经,而吴本《西游记》最终红孩儿是被观音收服,发生了因红孩儿所产生的一系列后续的故事。
正如鲁迅所说“《西游记》杂剧中的《鬼母皈依》一出,即用揭钵救幼子故事者,其中有云‘告世尊,肯发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火孩儿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须得二圣郎救了你’(卷三)而与此乃改为牛魔王子,且用参善知识与善财童子相混矣”[6]由此可以得出,这个故事之前的部分和吴承恩版《西游记》红孩儿故事走向基本相同,但是后面依旧是鬼子母故事的结局。但故事中的依然用的是鬼子母故事的原型。但故事中的红孩儿已经和吴承恩版的《西游记》相差无几了。
红孩儿的起源便是依据与《鬼母皈依》中的故事人物所创造出来的,虽有差异,但是从鬼子母时期到最终吴承恩版的《西游记》,“红孩儿”这一人物的故事源头便是从此处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红孩儿的形象在元杂剧中基本都有出现,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独立的形象。而吴承恩版《西游记》恰是将这些元杂剧的故事进行联合,塑造出了一个生动且完整的红孩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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