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与酒(附件)
摘 要魏晋时期是我国酒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的高压下，七贤有借酒来发愤心中的不满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他们隐藏竹林中与自然融合，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形成了任诞疏放的名士态度，他们与众不同的文学创作对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目 录
引言 1
1 “竹林七贤”的特点 2
1.1 政治上：“道不同，不相为谋” 2
1.2 思想上：“尚老庄，好虚无” 4
1.3 艺术上：名士风流，令人神驰 5
2 “竹林七贤”的饮酒风范 7
2.1 嵇康与酒：“疏” 7
2.2 阮籍与酒：“嗜” 8
2.3 刘伶与酒：“痴” 9
2.4 阮咸与酒：“达” 9
2.5 向秀与酒：“和” 10
2.6 山涛与酒：“度” 10
2.7 王戎与酒：“俗” 11
3 酒对七贤创作的激发 12
3.1 阮籍酒诗:寄慨 12
3.2 嵇康酒诗:玄远 13
3.3 刘伶饮酒诗文:放达 14
结论 15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引言
“竹林七贤”生活在三国末至魏晋时期，他们好老庄，有相同或者不同的志趣爱好，相聚在竹林之下，饮酒酣畅，自然放达。七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王戎。他们任性不拘，不与当权者合作，藐视礼法，在竹林下高谈阔论，成为当时一道特异的风景线。
说到竹林七贤我们就会想到他们逍遥自在的生活，那种惬意，与大自然相融合，饮酒作诗，饮酒弹琴那一种享乐。然而七贤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是特殊的环境造就的一个群体，每个人都心怀大志，有着深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华，但是他们赶上了当时血腥的政治局面，为了保全性命，他们只能选择隐逸在山水间，通过饮酒宣泄他们心中的愤懑。酒，是他们宣泄的最好工具，不管是创作也好，食药也罢，都离不开酒。《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酒对他们起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沉醉还是减压，都蕴含在酒的世界中。
王瑶先生指出:“饮酒之风的盛行虽始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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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心怀大志，有着深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华，但是他们赶上了当时血腥的政治局面，为了保全性命，他们只能选择隐逸在山水间，通过饮酒宣泄他们心中的愤懑。酒，是他们宣泄的最好工具，不管是创作也好，食药也罢，都离不开酒。《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酒对他们起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沉醉还是减压，都蕴含在酒的世界中。
王瑶先生指出:“饮酒之风的盛行虽始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1]P187他认为饮酒之风盛行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士人对生命的强烈的留恋和对死亡会突然来临的恐惧；二是饮酒成为追求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的一种实践；三是把饮酒当作麻醉自己的一种手段。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来探索竹林七贤在酒的“刺激”下的文学成就和影响。
1 “竹林七贤”的特点
关于“七贤”记载，最早见于晋陈寿《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与竹林，号称“七贤”。[2]P452
七人以“竹林”为游艺之场，优哉游哉，“相与友善”。此后，《世说新语任诞》载，在阮籍、嵇康二公的携引下，以“肆意酣畅”为乐，“七贤”基本成型。据王晓毅先生考证，他们“不存在严密的组织，仅是个松散的文人群体。参加者也不局限于七人，史册留名的还有吕安、阮侃、赵至、郭遐周、郭遐叔等”。[3]P170172
七贤契游于竹林之时，正值魏晋易代前夕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曹爽与司马懿集团关系恶化，对立冲突日甚一日。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加紧篡权禅位，从249年开始直至265年司马氏建政，血淋淋的屠刀几乎无时无刻不悬挂在士人头上。七贤除年纪较小的阮咸外，六人的青壮年都在屠刀下度过。他们之所以啸聚竹林，纵酒欢歌，正是以读书人的敏感看破了当时动乱的时局。
纵观七贤生平，这个松散的群体成员由于彼此的秉性、志趣以及独特的心态、遭际、时局，其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习得上与其他同时代人的差异较大，包括彼此之间于此三者也颇多差异，普遍表现出高标孤置、个性迥然的特色。
1.1 政治上：“道不同，不相为谋”
七贤聚于山野竹林之下，最现实的动因当是避身远祸，苟全性命于乱世。这似乎得益于他们作为读书人的远见卓识。《晋书阮籍传》载：
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 远识。[4]P360
阮籍的一双青白眼鄙视了多少俚俗之人，又让多少政治掮客望而生畏，但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也只能高悬孤胆，以“酒腻子”的形象聊发岁月狂。他与“一饮一斛，五斗解酲”的刘伶可谓最得杯中物之妙，深谙政治漩涡之险，多少生命无奈流淌于酒觞之外！
山涛在竹林七贤的成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退隐离朝并与嵇、阮神交则是竹林之游的起点。《晋书山涛传》载：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4]P1223
纵观山公一生，用世之心颇炽，历任高官﹐甄拔隐士，搜访贤能人才不遗余力，人称“山公启事”。但遭遇魏晋易代之乱，毅然归隐竹林，联系他之后与司马氏政权的相契，此时当是为全命而虑，暂时退隐，作为七贤中政治成就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山涛尚且如此，可见七贤遭逢政治风云之诡谲。
如果说山涛的行为属于暂时“苟且偷安”的话，那么对司马氏国仇家恨兼而有之的嵇康，则表现出了对司马氏的不耻以及对易代乱局的清醒体认。《晋书》本传载：“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4]P1370，扛起“七不堪，二不可”的大旗鲜明而又决绝地誓与司马氏界划立场，其辞曰:
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戈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推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
引言 1
1 “竹林七贤”的特点 2
1.1 政治上：“道不同，不相为谋” 2
1.2 思想上：“尚老庄，好虚无” 4
1.3 艺术上：名士风流，令人神驰 5
2 “竹林七贤”的饮酒风范 7
2.1 嵇康与酒：“疏” 7
2.2 阮籍与酒：“嗜” 8
2.3 刘伶与酒：“痴” 9
2.4 阮咸与酒：“达” 9
2.5 向秀与酒：“和” 10
2.6 山涛与酒：“度” 10
2.7 王戎与酒：“俗” 11
3 酒对七贤创作的激发 12
3.1 阮籍酒诗:寄慨 12
3.2 嵇康酒诗:玄远 13
3.3 刘伶饮酒诗文:放达 14
结论 15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引言
“竹林七贤”生活在三国末至魏晋时期，他们好老庄，有相同或者不同的志趣爱好，相聚在竹林之下，饮酒酣畅，自然放达。七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王戎。他们任性不拘，不与当权者合作，藐视礼法，在竹林下高谈阔论，成为当时一道特异的风景线。
说到竹林七贤我们就会想到他们逍遥自在的生活，那种惬意，与大自然相融合，饮酒作诗，饮酒弹琴那一种享乐。然而七贤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是特殊的环境造就的一个群体，每个人都心怀大志，有着深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华，但是他们赶上了当时血腥的政治局面，为了保全性命，他们只能选择隐逸在山水间，通过饮酒宣泄他们心中的愤懑。酒，是他们宣泄的最好工具，不管是创作也好，食药也罢，都离不开酒。《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酒对他们起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沉醉还是减压，都蕴含在酒的世界中。
王瑶先生指出:“饮酒之风的盛行虽始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个人都心怀大志，有着深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华，但是他们赶上了当时血腥的政治局面，为了保全性命，他们只能选择隐逸在山水间，通过饮酒宣泄他们心中的愤懑。酒，是他们宣泄的最好工具，不管是创作也好，食药也罢，都离不开酒。《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酒对他们起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沉醉还是减压，都蕴含在酒的世界中。
王瑶先生指出:“饮酒之风的盛行虽始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1]P187他认为饮酒之风盛行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士人对生命的强烈的留恋和对死亡会突然来临的恐惧；二是饮酒成为追求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的一种实践；三是把饮酒当作麻醉自己的一种手段。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来探索竹林七贤在酒的“刺激”下的文学成就和影响。
1 “竹林七贤”的特点
关于“七贤”记载，最早见于晋陈寿《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与竹林，号称“七贤”。[2]P452
七人以“竹林”为游艺之场，优哉游哉，“相与友善”。此后，《世说新语任诞》载，在阮籍、嵇康二公的携引下，以“肆意酣畅”为乐，“七贤”基本成型。据王晓毅先生考证，他们“不存在严密的组织，仅是个松散的文人群体。参加者也不局限于七人，史册留名的还有吕安、阮侃、赵至、郭遐周、郭遐叔等”。[3]P170172
七贤契游于竹林之时，正值魏晋易代前夕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曹爽与司马懿集团关系恶化，对立冲突日甚一日。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加紧篡权禅位，从249年开始直至265年司马氏建政，血淋淋的屠刀几乎无时无刻不悬挂在士人头上。七贤除年纪较小的阮咸外，六人的青壮年都在屠刀下度过。他们之所以啸聚竹林，纵酒欢歌，正是以读书人的敏感看破了当时动乱的时局。
纵观七贤生平，这个松散的群体成员由于彼此的秉性、志趣以及独特的心态、遭际、时局，其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习得上与其他同时代人的差异较大，包括彼此之间于此三者也颇多差异，普遍表现出高标孤置、个性迥然的特色。
1.1 政治上：“道不同，不相为谋”
七贤聚于山野竹林之下，最现实的动因当是避身远祸，苟全性命于乱世。这似乎得益于他们作为读书人的远见卓识。《晋书阮籍传》载：
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 远识。[4]P360
阮籍的一双青白眼鄙视了多少俚俗之人，又让多少政治掮客望而生畏，但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也只能高悬孤胆，以“酒腻子”的形象聊发岁月狂。他与“一饮一斛，五斗解酲”的刘伶可谓最得杯中物之妙，深谙政治漩涡之险，多少生命无奈流淌于酒觞之外！
山涛在竹林七贤的成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退隐离朝并与嵇、阮神交则是竹林之游的起点。《晋书山涛传》载：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4]P1223
纵观山公一生，用世之心颇炽，历任高官﹐甄拔隐士，搜访贤能人才不遗余力，人称“山公启事”。但遭遇魏晋易代之乱，毅然归隐竹林，联系他之后与司马氏政权的相契，此时当是为全命而虑，暂时退隐，作为七贤中政治成就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山涛尚且如此，可见七贤遭逢政治风云之诡谲。
如果说山涛的行为属于暂时“苟且偷安”的话，那么对司马氏国仇家恨兼而有之的嵇康，则表现出了对司马氏的不耻以及对易代乱局的清醒体认。《晋书》本传载：“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4]P1370，扛起“七不堪，二不可”的大旗鲜明而又决绝地誓与司马氏界划立场，其辞曰:
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戈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推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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