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占鳌的人物形象塑造(附件)
摘 要莫言在其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余占鳌。余占鳌这一文学形象取材于中国山东的历史记载，他的生活原型有特定的生存环境。余占鳌的形象塑造特色鲜明，富有艺术性，在原生态中再现了人性之美，于现实生活中突出其反叛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彰显其顽强不屈的精神。 目 录
引言 1
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溯源 2
1.1 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原型 2
1.2 文学语境中的艺术塑造 2
2 余占鳌形象的塑造特色 4
2.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艺术性 4
2.1.1 在原生态中再现其人性之美 4
2.1.2 于现实生活中突出其反叛意识 4
2.1.3 在抗日战争中彰显其顽强不屈精神 5
2.2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典型性 6
结论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引言
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一问世，立即轰动了文学界，其根本原因是在当代文学史上，莫言第一次创作出“英”与“匪”为一体的硬汉子形象。余占鳌是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是典型的长在北国红高粱地上的庄稼汉，他不是一个只知道埋头苦干没有任何思想的劳苦大众，而是一个放荡不羁、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忠于本能、热爱自由的“人”。
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任何人的主观思想是无法对他进行“对位”的。在余占鳌的身上，显现的恰好是在原生态中的人性之美，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叛精神，在抗日战争中顽强不屈的精神。
“英雄”和“土匪”，原本是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然而它们在莫言的笔下，在余占鳌的身上紧紧地融为一体。莫言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民间生活率真的表现，在自由和反叛的精神追求下，再现其最原始的生命力。如何理解以余占鳌为代表的这批独特的人物形象，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溯源
1.1 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原型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山东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雅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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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紧紧地融为一体。莫言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民间生活率真的表现，在自由和反叛的精神追求下，再现其最原始的生命力。如何理解以余占鳌为代表的这批独特的人物形象，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溯源
1.1 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原型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山东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雅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造就了这里民众豪爽、善武的性格，这一点在莫言的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莫言的小说自然而然也就附加上了高密东北乡特有的地域特色。
清朝名存实亡，帝国主义的魔掌伸向了山东，战争摧残、逼迫着山东的农民，让他们被迫走上做土匪的道路。本文描述的是一个粗俗野蛮不知道政治是什么的农民一步一步走上抗战之路的故事，在他的身上显示出一种原始的本能和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是农民，但土匪的特质更为显著。他们杀人越货，只凭自己的喜好做事，他们的行为很难用常见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衡量。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不满与抗争，强烈地保护着自己的自由，骄傲地活出自己的个性，对自由生活充满了向往。爱就爱，恨就恨，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想要的。余占鳌这一身兼抗日英雄和土匪头子的双面形象，正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地域特色从而产生的特殊人物。他集暴戾英勇于一身，既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土匪，又是一位抗日英雄。
“莫言作品中渲泄出来的大恨大爱，大美大恶，以及赤诚坦荡，无所顾忌，莫言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欢乐与悲哀，抑郁与抗争，梦幻与希望，显然，便正是与高密大地的历史与现实、生存环境与社会文化，以及复杂的高密人格形态相关的。”[1]P21
1.2 文学语境中的艺术塑造
在我国文学理论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指出，“一定的环境，对具体人物的性格形成和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离开了典型人物，环境的描写就失去了意义，而离开了典型环境，也就不可能塑造出典型人物。”[2]P15文学是人学，这个理论表明，文学表现的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本性、人的灵魂、人的独特的思想情感，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要求，最终以独特的“人”展现出来。
革命文学自20世纪30年代起，成为我国文坛的主题。它牺牲了以个人的自由和本性的解放来满足激烈的阶级斗争。到了文革时期，这个主题强行被改造，灌输了政治理论，本应散发着人文气息的主张，却被框架束缚住了，成了政治的传声筒。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这一散发着人文气息的主张重新绽放出光彩，“人”再次觉醒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民间文化的巧妙结合，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震撼了整个文坛。”[3]P4“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4]P12莫言，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的语言扎根于高密东北乡，一个最美丽最丑陋，最多英雄好汉和最多王八蛋的地方。他所经历的生活正是存在着美丽和丑陋、善良和邪恶这些对立因素，他的目光一直聚焦在民间，表述民间下层人民的心声，关注民间的伦理道德、乡土人情、民间信仰等。
2 余占鳌形象的塑造特色
2.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艺术性
“文学形象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5]P3，著名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著名论断，阐明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根本规律。莫言深谙此道，由此创造出了余占鳌这个富有艺术性的典型形象。
2.1.1 在原生态中再现其人性之美
红高粱追求原生态的美，这是莫言的民族文化哲学思想。民族心理来自我们的心底，张扬着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性之美。莫言在他的《红高粱家族》中没有按照前人的写作模式和逻辑思维走下去，而是通过倒叙、插叙的手法，使事实时间在故事的主线下慢慢地显现出来，慢慢引导读者走进他所描绘的世界，用充满活力的语言，展现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红色作为主题基调，用独特的视角看高密东北乡，试着去打破传统小说模式中刻画极端的英雄与小人，美与丑的人物形象。
引言 1
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溯源 2
1.1 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原型 2
1.2 文学语境中的艺术塑造 2
2 余占鳌形象的塑造特色 4
2.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艺术性 4
2.1.1 在原生态中再现其人性之美 4
2.1.2 于现实生活中突出其反叛意识 4
2.1.3 在抗日战争中彰显其顽强不屈精神 5
2.2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典型性 6
结论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引言
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一问世，立即轰动了文学界，其根本原因是在当代文学史上，莫言第一次创作出“英”与“匪”为一体的硬汉子形象。余占鳌是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是典型的长在北国红高粱地上的庄稼汉，他不是一个只知道埋头苦干没有任何思想的劳苦大众，而是一个放荡不羁、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忠于本能、热爱自由的“人”。
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任何人的主观思想是无法对他进行“对位”的。在余占鳌的身上，显现的恰好是在原生态中的人性之美，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叛精神，在抗日战争中顽强不屈的精神。
“英雄”和“土匪”，原本是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然而它们在莫言的笔下，在余占鳌的身上紧紧地融为一体。莫言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民间生活率真的表现，在自由和反叛的精神追求下，再现其最原始的生命力。如何理解以余占鳌为代表的这批独特的人物形象，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溯源
1.1 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原型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山东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雅称。独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身上紧紧地融为一体。莫言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民间生活率真的表现，在自由和反叛的精神追求下，再现其最原始的生命力。如何理解以余占鳌为代表的这批独特的人物形象，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溯源
1.1 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原型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山东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雅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造就了这里民众豪爽、善武的性格，这一点在莫言的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莫言的小说自然而然也就附加上了高密东北乡特有的地域特色。
清朝名存实亡，帝国主义的魔掌伸向了山东，战争摧残、逼迫着山东的农民，让他们被迫走上做土匪的道路。本文描述的是一个粗俗野蛮不知道政治是什么的农民一步一步走上抗战之路的故事，在他的身上显示出一种原始的本能和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是农民，但土匪的特质更为显著。他们杀人越货，只凭自己的喜好做事，他们的行为很难用常见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衡量。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不满与抗争，强烈地保护着自己的自由，骄傲地活出自己的个性，对自由生活充满了向往。爱就爱，恨就恨，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想要的。余占鳌这一身兼抗日英雄和土匪头子的双面形象，正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地域特色从而产生的特殊人物。他集暴戾英勇于一身，既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土匪，又是一位抗日英雄。
“莫言作品中渲泄出来的大恨大爱，大美大恶，以及赤诚坦荡，无所顾忌，莫言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欢乐与悲哀，抑郁与抗争，梦幻与希望，显然，便正是与高密大地的历史与现实、生存环境与社会文化，以及复杂的高密人格形态相关的。”[1]P21
1.2 文学语境中的艺术塑造
在我国文学理论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指出，“一定的环境，对具体人物的性格形成和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离开了典型人物，环境的描写就失去了意义，而离开了典型环境，也就不可能塑造出典型人物。”[2]P15文学是人学，这个理论表明，文学表现的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本性、人的灵魂、人的独特的思想情感，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要求，最终以独特的“人”展现出来。
革命文学自20世纪30年代起，成为我国文坛的主题。它牺牲了以个人的自由和本性的解放来满足激烈的阶级斗争。到了文革时期，这个主题强行被改造，灌输了政治理论，本应散发着人文气息的主张，却被框架束缚住了，成了政治的传声筒。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这一散发着人文气息的主张重新绽放出光彩，“人”再次觉醒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民间文化的巧妙结合，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震撼了整个文坛。”[3]P4“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4]P12莫言，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的语言扎根于高密东北乡，一个最美丽最丑陋，最多英雄好汉和最多王八蛋的地方。他所经历的生活正是存在着美丽和丑陋、善良和邪恶这些对立因素，他的目光一直聚焦在民间，表述民间下层人民的心声，关注民间的伦理道德、乡土人情、民间信仰等。
2 余占鳌形象的塑造特色
2.1 余占鳌形象塑造的艺术性
“文学形象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5]P3，著名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著名论断，阐明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根本规律。莫言深谙此道，由此创造出了余占鳌这个富有艺术性的典型形象。
2.1.1 在原生态中再现其人性之美
红高粱追求原生态的美，这是莫言的民族文化哲学思想。民族心理来自我们的心底，张扬着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性之美。莫言在他的《红高粱家族》中没有按照前人的写作模式和逻辑思维走下去，而是通过倒叙、插叙的手法，使事实时间在故事的主线下慢慢地显现出来，慢慢引导读者走进他所描绘的世界，用充满活力的语言，展现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红色作为主题基调，用独特的视角看高密东北乡，试着去打破传统小说模式中刻画极端的英雄与小人，美与丑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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