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问题研究以若干会城市为例
：自2014年起，已有20多年历史的公车改革又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近两年，各省份陆续提交方案并贯彻落实着这项改革，且卓有成效。本篇论文是在已有研究、访谈、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当今公车改革的方案和落实进度，发现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简单介绍研究背景、意义以及国内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阐述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第三部分分析了西安市、合肥市、南宁市、南昌市和长沙市的车改现状。第四、五部分是阐述当今车改中出现的地方公务用车平台建设、公车供需平衡、补贴公平、难以改变的官本位和特权观念等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公务用车平台、科学计算公车补贴、加强公车监管几个对策。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绪论2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2
1．研究背景 2
2．研究意义 2
（二）文献综述2
1．研究现状2
2．研究评述3
（三）研究方法4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4
（一）相关概念4
（二）理论基础4
三、省会城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分析5
（一）西安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5
（二）合肥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5
（三）南宁和南昌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5
（四）长沙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6
（五）总结6
四、存在的问题和成因6
（一）地方公务用车平台建设问题6
（二）公车供需平衡问题6
（三）补贴公平问题7
（四）难以改变的“官本位”、特权观念问题7
五、对地方政府推进公车改革的建议8
（一）完善公务用车平台8
（二）科学计算公车补贴9
（三）加强公车监管9
六、结语9
致谢11
参考文献12
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问题研究
——以若干省会城市为例
引言
一、绪论
（一）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公车改革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效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公车使用出现混乱的局面做出了应对措施，但由于处在“举国共进”、“GDP至上”的发展氛围下，改革成效并不大，总体上仍是“形式大于内容”的结果，最终销声匿迹。2001年到2005年，随着车改的策划、安排，结果、成效逐渐完善和明显，但是缺乏总体统筹和法律约束，依旧带有“尝试”的色彩，“搞运动式”的做法很明显。2006年到2012年，党和政府开始追求“以人为本”、“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为公车改革提供了积极的前提和良好的政策导向，此次公车改革的范围和力度都大过以往，公车改革的进程，开始有极大突破[1]。
但是，即使中央政府有出具相关的条规和政策，对各地方政府公车改革作出一定的要求和建议，因为地方情况的不同，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因为损害部分官员的利益而造成的阻力，使得各省份各市县改革的方法和力度不尽统一，公车超编、私用滥用公车、公车腐败等问题使得公车改革被动地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和政府亟待完成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是迫于政绩和民众的压力，作出了这样的改革，对于高层官员的利益是有所损伤的。而如何将改革要求结合实际更好地进行落实，国内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建议和系统化的模式，但仍然有些不够深入。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对公车改革问题的研究并不在少数，如从成本分析、利益均衡等角度来分析和探讨该问题，并且对于改革中的不同主体都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省会城市在改革上的差异，为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的公车改革问题提供一定的事实和思路参考，为公车改革的理论建设尽绵薄之力。
（2）现实意义
公车改革是现阶段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2]，也是廉政建设和反腐的一大杀手锏，它实际上是一种“革领导的命”的运动[3]，也是各高层官员对于过去既得利益的一种约束和自我严格要求的体现，所以不管是各政府关于改革的已审批或尚未批复的方案，还是国内知名学者对于改革的建议，其实都是有些顾忌的，笔者主要站在个人的角度，以人的利己心态为理论核心，提出可供一定参考的措施方案。
文献综述
1. 研究现状
（1）公车使用存在的问题研究
通过大量学者的研究概括和分析，我国公务用车问题主要在四个方面[4]：一是公车运行成本过高，财政负担过重。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纪检部门监管不到位。雷达[5]谨慎地指出公车改革后的一些不良倾向是改革落实的强大障碍。换汤不换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一些乡镇和部门，官员利用一些制度上的漏洞，使得公车费用并没有大幅降低，他们的待遇和特权甚至比以前更好更大。三是超编、超标配车现象严重，公车并未得到合理利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印发的文件规定的冲突，使官员抓住漏洞从中牟利；因为盲目攀比，潜规则下领导实际占据留用的公车，使得公车使用效率低下。
（2）关于公车问题改革的建议
李书田[6]、任建明[7]等认为公车改革的基础是坚持持之以恒和全国改革齐步走的原则：公车改革的20个年头里，由于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成熟的自上而下的方针，改革多数依靠积极改革的领导者，而一旦调职，改革就会戛然而止。因此，总的来说，车改缺乏统一的思想、行动、政策和被国家所认可的经验，改革队伍一盘散沙，无法达成共识，也就难以摆脱“改革——受挫”的恶性循环。
袁涌波[8]、贾康[9]则认为降低公车运行成本十分重要。建立在刚性财政预算约束下的公车管理体系，或减少今后国家公车购置运营的经费开支，都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改革方式。
张悦[10]等人认为，加强监管力度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如可以成立特定的国家监督小组，对各地公车消费的预算和支出进行定期下访和监察；立法机关抓紧时间对车改现况进行调研，并尽快起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车改在严格的法律环境下更顺利地进行。
张宏[11]等人认为减少公车浪费就能很大程度上节省财政收入。他提出，将全国已有公车数量准确的统计是合理裁剪公车数量的基础。准确核定公车数量，有助于对公车总费用进行准确的预算，也就能在宏观上在保证公务用车的正常需要的同时，尽可能遏制公车数量的膨胀与公车腐败。另外，在公车车型以及使用时间的选择和规定上也要严格规定。
（3）系统化的公车改革模式
目前，国内学者有关公车改革的建议已系统化成模式的共有六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已付诸实施和三种初具规模亟待完善的模式：
已有的三种模式中一是货币化改革模式。杨育谋[12]认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赎买的模式，只要官员给出足够的高价诱惑，未尝不能重新得到公车优待。倪星、陈兆仓[13]也认为这是种通过补贴将灰色收入合法化的方式。刘远举[14]更是以实际的调查结果作为依据，认为补贴就是本质上的产权转移，公车本来作为国家的资源最终却涵盖到了工资中去，这极有可能引起缩减工作量以“适应”补贴的后果，那么改革的意义也就大大减弱，还会因为按职位分配补贴的原则造成公务人员的心理不平衡，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造成得不偿失的局面。二是公车租用模式。陈金社[15]认为“官本位”的观念是该模式难以得到大规模实施的最大障碍，公车一下子变为公务使用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这是取消了象征官员身份的“符号”——公车，心理的落差将让领导难以适应。三是规范化改革模式。学者多认为它仍局限于现有的公车管理模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适合长期使用。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绪论2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2
1．研究背景 2
2．研究意义 2
（二）文献综述2
1．研究现状2
2．研究评述3
（三）研究方法4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4
（一）相关概念4
（二）理论基础4
三、省会城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分析5
（一）西安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5
（二）合肥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5
（三）南宁和南昌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5
（四）长沙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6
（五）总结6
四、存在的问题和成因6
（一）地方公务用车平台建设问题6
（二）公车供需平衡问题6
（三）补贴公平问题7
（四）难以改变的“官本位”、特权观念问题7
五、对地方政府推进公车改革的建议8
（一）完善公务用车平台8
（二）科学计算公车补贴9
（三）加强公车监管9
六、结语9
致谢11
参考文献12
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问题研究
——以若干省会城市为例
引言
一、绪论
（一）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公车改革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效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公车使用出现混乱的局面做出了应对措施，但由于处在“举国共进”、“GDP至上”的发展氛围下，改革成效并不大，总体上仍是“形式大于内容”的结果，最终销声匿迹。2001年到2005年，随着车改的策划、安排，结果、成效逐渐完善和明显，但是缺乏总体统筹和法律约束，依旧带有“尝试”的色彩，“搞运动式”的做法很明显。2006年到2012年，党和政府开始追求“以人为本”、“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为公车改革提供了积极的前提和良好的政策导向，此次公车改革的范围和力度都大过以往，公车改革的进程，开始有极大突破[1]。
但是，即使中央政府有出具相关的条规和政策，对各地方政府公车改革作出一定的要求和建议，因为地方情况的不同，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因为损害部分官员的利益而造成的阻力，使得各省份各市县改革的方法和力度不尽统一，公车超编、私用滥用公车、公车腐败等问题使得公车改革被动地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和政府亟待完成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是迫于政绩和民众的压力，作出了这样的改革，对于高层官员的利益是有所损伤的。而如何将改革要求结合实际更好地进行落实，国内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建议和系统化的模式，但仍然有些不够深入。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对公车改革问题的研究并不在少数，如从成本分析、利益均衡等角度来分析和探讨该问题，并且对于改革中的不同主体都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省会城市在改革上的差异，为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的公车改革问题提供一定的事实和思路参考，为公车改革的理论建设尽绵薄之力。
（2）现实意义
公车改革是现阶段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2]，也是廉政建设和反腐的一大杀手锏，它实际上是一种“革领导的命”的运动[3]，也是各高层官员对于过去既得利益的一种约束和自我严格要求的体现，所以不管是各政府关于改革的已审批或尚未批复的方案，还是国内知名学者对于改革的建议，其实都是有些顾忌的，笔者主要站在个人的角度，以人的利己心态为理论核心，提出可供一定参考的措施方案。
文献综述
1. 研究现状
（1）公车使用存在的问题研究
通过大量学者的研究概括和分析，我国公务用车问题主要在四个方面[4]：一是公车运行成本过高，财政负担过重。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纪检部门监管不到位。雷达[5]谨慎地指出公车改革后的一些不良倾向是改革落实的强大障碍。换汤不换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一些乡镇和部门，官员利用一些制度上的漏洞，使得公车费用并没有大幅降低，他们的待遇和特权甚至比以前更好更大。三是超编、超标配车现象严重，公车并未得到合理利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印发的文件规定的冲突，使官员抓住漏洞从中牟利；因为盲目攀比，潜规则下领导实际占据留用的公车，使得公车使用效率低下。
（2）关于公车问题改革的建议
李书田[6]、任建明[7]等认为公车改革的基础是坚持持之以恒和全国改革齐步走的原则：公车改革的20个年头里，由于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成熟的自上而下的方针，改革多数依靠积极改革的领导者，而一旦调职，改革就会戛然而止。因此，总的来说，车改缺乏统一的思想、行动、政策和被国家所认可的经验，改革队伍一盘散沙，无法达成共识，也就难以摆脱“改革——受挫”的恶性循环。
袁涌波[8]、贾康[9]则认为降低公车运行成本十分重要。建立在刚性财政预算约束下的公车管理体系，或减少今后国家公车购置运营的经费开支，都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改革方式。
张悦[10]等人认为，加强监管力度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如可以成立特定的国家监督小组，对各地公车消费的预算和支出进行定期下访和监察；立法机关抓紧时间对车改现况进行调研，并尽快起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车改在严格的法律环境下更顺利地进行。
张宏[11]等人认为减少公车浪费就能很大程度上节省财政收入。他提出，将全国已有公车数量准确的统计是合理裁剪公车数量的基础。准确核定公车数量，有助于对公车总费用进行准确的预算，也就能在宏观上在保证公务用车的正常需要的同时，尽可能遏制公车数量的膨胀与公车腐败。另外，在公车车型以及使用时间的选择和规定上也要严格规定。
（3）系统化的公车改革模式
目前，国内学者有关公车改革的建议已系统化成模式的共有六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已付诸实施和三种初具规模亟待完善的模式：
已有的三种模式中一是货币化改革模式。杨育谋[12]认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赎买的模式，只要官员给出足够的高价诱惑，未尝不能重新得到公车优待。倪星、陈兆仓[13]也认为这是种通过补贴将灰色收入合法化的方式。刘远举[14]更是以实际的调查结果作为依据，认为补贴就是本质上的产权转移，公车本来作为国家的资源最终却涵盖到了工资中去，这极有可能引起缩减工作量以“适应”补贴的后果，那么改革的意义也就大大减弱，还会因为按职位分配补贴的原则造成公务人员的心理不平衡，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造成得不偿失的局面。二是公车租用模式。陈金社[15]认为“官本位”的观念是该模式难以得到大规模实施的最大障碍，公车一下子变为公务使用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这是取消了象征官员身份的“符号”——公车，心理的落差将让领导难以适应。三是规范化改革模式。学者多认为它仍局限于现有的公车管理模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适合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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