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内容余华最初是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登上文坛的，从一开始，余华在小说当中就没有忘记过对于父亲这个形象的描写。在先锋文学时期，余华在小说中对传统的父亲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重点描述了父亲对子女的种种恶行、揭露他们丑陋的面目，在进入90到年代之后，余华小说之中的父亲形象发生了改变，他开始描述充满人性光辉的父亲形象。余华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的变化，是随着余华自身以及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的。这篇论文将对余华小说之中的父亲形象进行研究分析，探讨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变化的轨迹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并阐述余华笔下父亲形象转型的原因。
目 录
一、引言 1
二、 颠覆性的父亲形象 1
（一）阴险的父亲 2
（二）异化的父亲 3
（三）怯懦的父亲 3
三、温情回归的父亲形象 4
（一）受尽苦难的福贵 5
（二）无私大爱的许三观 6
（三）理想父亲宋凡平 7
四、父亲形象转型的原因 7
（一）人生经历的影响 8
（二）对先锋文学的反思 9
（三）商业时代的要求 10
五、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4
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一、引言
在中国文学的浩瀚烟海中，有一类文学形象不可忽视，它不仅在数量上引人注目，而且历经文学的变革后依旧在文学作品中长盛不衰。“父亲”是与每一个人血肉相连的，每一个个体也必然会受到其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父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存在，它还构建了华夏民族稳定的价值体系，“父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着。余华是中国当代一位优秀的作家，先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余华的小说不论是从叙述角度、语言运用还是意象营造等方面，都显示出他极大的个性特点，构建起他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世界。梳理余华现有的小说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余华早期先锋时期的作品中，还是在后期的回归传统的作品当中，“父亲”这个形象都是作者建构的文本当中的一个从不缺席的人物。王安忆曾说：“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写作上，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 “父亲”这个人物形象一直都是余华作品中叙述的一个重点。
余华小说中对“父亲”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在早期80年代的先锋小说中，余华充满了对“父亲”的否定与批判，塑造出了一系列颠覆传统的父亲形象，他们胆小自私、龌龊丑陋，余华对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90年代后，余华先后发表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兄弟》等长篇小说，在这几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不再以决绝地态度丑化“父亲”，他笔下的“父亲”形象逐渐开始向传统回归。本文重点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余华作品中不同时期的父亲形象进行分析概括，主要将其分为两大类：颠覆性的父亲与温情回归的父亲，并且进一步解读其父亲形象的内涵。二是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人生经历，探讨余华笔下父亲形象转变的原因。
颠覆性的父亲形象
在倡导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父亲”这一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父亲是在家庭当中占有着绝对的地位，他是权威的象征，不可侵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就是这样，《说文解字》中许慎指出“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亲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是秩序的继承者和维护人，承担着保护家族成员的使命，因此作为子女绝对不能反抗父亲的权威地位，在我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一直将父慈子孝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在进入到新时期后，“父亲”这个“权威”、“传统”以及“秩序”的象征成为了作家们想要破除的身份，余华也加入先锋文学这一潮流当中去。余华对父亲形象的颠覆烙上了他独特的印记，与其他作家相比，对父亲的颠覆与解构更加彻底，具体来讲，他通过了对阴险的父亲、异化的父亲以及怯懦的父亲这三类负面的父亲形象的描写实现了对传统父亲的大胆颠覆。
（一）阴险的父亲
《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作品是余华的成名之作，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余华开始了他对父亲形象的描写，父亲与儿子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可以说，这部小说为余华在之后的作品中不断地审视和批判父亲开创了先河。余华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正面地描写这位父亲，也没有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恶贯满盈的形象，却在字里行间当中将父亲对儿子的迫害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出来。小说中十八岁的“我”刚刚成年，单纯稚嫩、对这个世界的险恶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走出了家门独自探索这个世界。“我”在途中经历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自以为正义的行为却遭到了无情地殴打，最后装满着行李的唯一家当还被信任的司机抢走。在历经了这一系列荒诞的事情之后，“我”想到了故事的开端，“父亲在我头上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然后我就欢快地冲出了家门”。父亲在这里是扮演了一个阴谋家的角色，是他亲手将“我”推进了这个险恶的世界，父亲没有传授给“我”任何生存的技能，也没有告诉“我”人性的险恶，在“我”遭受暴力与殴打时，父亲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庇护与援助，甚至还在背后冷冷地阴笑。小说中的父亲好像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一般，但是这里的看客不是陌生人，恰恰是与我有着至亲血缘关系的父亲，父亲不再是子女的精神支柱和人生向导，而是充满了阴谋的暗算者。
在余华的另一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中同样叙述了一个阴险的父亲形象，小说中的“我”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一样，患有“迫害妄想症”，父亲和一个中年男子筹划在四月三日“我”的生日这天杀害自己，“我”时刻活在巨大恐惧与不安中，但却无法对旁人诉说，因为“我”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参与到这场阴谋当中。父亲将“我”置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之中，拉帮结派地迫害自己的儿子，这使“我”感到更加无助与恐慌，相比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这篇中的父亲显得更加得阴险与毒辣。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使用了一种极度夸张、变形的手法撕下了父亲温情的面纱，将父亲狰狞丑陋的面目暴露无遗，父亲本该具有的尊严与权威在阴险毒辣的定位之下荡然无存，与此同时父亲之前不可动摇的地位与权力也被瓦解了。
目 录
一、引言 1
二、 颠覆性的父亲形象 1
（一）阴险的父亲 2
（二）异化的父亲 3
（三）怯懦的父亲 3
三、温情回归的父亲形象 4
（一）受尽苦难的福贵 5
（二）无私大爱的许三观 6
（三）理想父亲宋凡平 7
四、父亲形象转型的原因 7
（一）人生经历的影响 8
（二）对先锋文学的反思 9
（三）商业时代的要求 10
五、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4
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一、引言
在中国文学的浩瀚烟海中，有一类文学形象不可忽视，它不仅在数量上引人注目，而且历经文学的变革后依旧在文学作品中长盛不衰。“父亲”是与每一个人血肉相连的，每一个个体也必然会受到其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父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存在，它还构建了华夏民族稳定的价值体系，“父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着。余华是中国当代一位优秀的作家，先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余华的小说不论是从叙述角度、语言运用还是意象营造等方面，都显示出他极大的个性特点，构建起他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世界。梳理余华现有的小说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余华早期先锋时期的作品中，还是在后期的回归传统的作品当中，“父亲”这个形象都是作者建构的文本当中的一个从不缺席的人物。王安忆曾说：“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写作上，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 “父亲”这个人物形象一直都是余华作品中叙述的一个重点。
余华小说中对“父亲”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在早期80年代的先锋小说中，余华充满了对“父亲”的否定与批判，塑造出了一系列颠覆传统的父亲形象，他们胆小自私、龌龊丑陋，余华对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90年代后，余华先后发表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兄弟》等长篇小说，在这几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不再以决绝地态度丑化“父亲”，他笔下的“父亲”形象逐渐开始向传统回归。本文重点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余华作品中不同时期的父亲形象进行分析概括，主要将其分为两大类：颠覆性的父亲与温情回归的父亲，并且进一步解读其父亲形象的内涵。二是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人生经历，探讨余华笔下父亲形象转变的原因。
颠覆性的父亲形象
在倡导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父亲”这一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父亲是在家庭当中占有着绝对的地位，他是权威的象征，不可侵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就是这样，《说文解字》中许慎指出“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亲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是秩序的继承者和维护人，承担着保护家族成员的使命，因此作为子女绝对不能反抗父亲的权威地位，在我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一直将父慈子孝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在进入到新时期后，“父亲”这个“权威”、“传统”以及“秩序”的象征成为了作家们想要破除的身份，余华也加入先锋文学这一潮流当中去。余华对父亲形象的颠覆烙上了他独特的印记，与其他作家相比，对父亲的颠覆与解构更加彻底，具体来讲，他通过了对阴险的父亲、异化的父亲以及怯懦的父亲这三类负面的父亲形象的描写实现了对传统父亲的大胆颠覆。
（一）阴险的父亲
《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作品是余华的成名之作，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余华开始了他对父亲形象的描写，父亲与儿子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可以说，这部小说为余华在之后的作品中不断地审视和批判父亲开创了先河。余华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正面地描写这位父亲，也没有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恶贯满盈的形象，却在字里行间当中将父亲对儿子的迫害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出来。小说中十八岁的“我”刚刚成年，单纯稚嫩、对这个世界的险恶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走出了家门独自探索这个世界。“我”在途中经历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自以为正义的行为却遭到了无情地殴打，最后装满着行李的唯一家当还被信任的司机抢走。在历经了这一系列荒诞的事情之后，“我”想到了故事的开端，“父亲在我头上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然后我就欢快地冲出了家门”。父亲在这里是扮演了一个阴谋家的角色，是他亲手将“我”推进了这个险恶的世界，父亲没有传授给“我”任何生存的技能，也没有告诉“我”人性的险恶，在“我”遭受暴力与殴打时，父亲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庇护与援助，甚至还在背后冷冷地阴笑。小说中的父亲好像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一般，但是这里的看客不是陌生人，恰恰是与我有着至亲血缘关系的父亲，父亲不再是子女的精神支柱和人生向导，而是充满了阴谋的暗算者。
在余华的另一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中同样叙述了一个阴险的父亲形象，小说中的“我”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一样，患有“迫害妄想症”，父亲和一个中年男子筹划在四月三日“我”的生日这天杀害自己，“我”时刻活在巨大恐惧与不安中，但却无法对旁人诉说，因为“我”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参与到这场阴谋当中。父亲将“我”置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之中，拉帮结派地迫害自己的儿子，这使“我”感到更加无助与恐慌，相比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这篇中的父亲显得更加得阴险与毒辣。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使用了一种极度夸张、变形的手法撕下了父亲温情的面纱，将父亲狰狞丑陋的面目暴露无遗，父亲本该具有的尊严与权威在阴险毒辣的定位之下荡然无存，与此同时父亲之前不可动摇的地位与权力也被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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