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中抗争的悲歌日光流年

摘 要在阎连科的创作苦难和人类生命力的所有作品中,《日光流年》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将悲剧书写到极致,作者在极端中描绘了厄运,在极端中表现出人类坚韧不拔的精神坚韧。本文将从宿命般的绝境、“困兽之斗”的抗争精神、惨烈抗争的悲歌三方面解读对三姓村的生存条件叙述,借用人物的悲剧命运来探索生命,激发人们对生活、社会和人的生存境况的进一步思考。看似怪诞的叙述,蕴涵着人类历史上无法回避的生存问题,这不仅体现了作家对生命斗争的现代理解,而且表现出作家对人类生存的隐秘痛苦的敏锐和关注。本文试图以阎连科的小说《日光流年》为蓝本,探讨“日光流年”的深远意义,并以此来知照阎连科文学创作的魅力。
目 录
引 言 1
1 宿命般的绝境 2
1.1 无法想象的奇异世界 2
1.2 刻骨铭心的无边苦难 2
2 “困兽之斗”的抗争精神 5
2.1 与预知的死亡作斗争 5
2.2 抗争无果的精神 6
3 惨烈抗争的悲歌 8
3.1 屡败屡战的生存态度 8
3.2 直面死亡,向死而生 8
结 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引 言
在当代文坛上,阎连科是一位风格独特和极具创造力的作家。在阎连科发表的100余篇作品中,《日光流年》是最能体现其创作思想和叙事风格的作品之一。因此,对这部小说的深入,不单是对阎连科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贫苦的农民,其中不仅有积极抵抗灾难想摆脱困境的抗议者,还有消极悲观想逃避现实困境的自杀者也有被迫害却无力反抗的无辜女性。这些贫困的农民虽然都被现实压迫,被困境束缚,但是他们都在绝境中反抗。阎连科在作品的塑造上充满激情,也充满关怀,怀着对乡土的热爱和怨尤,敏锐地注视着生活在其中的劳苦农民,感受农村的悲剧,捍卫着人的尊严和价值。
本文以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为蓝本,试图借助这一悲剧故事来探讨《日光流年》在具体故事中的深刻意义,并借此关注阎连科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1 宿命般的绝境
1.1 无法想象的奇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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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流年》的故事情节大概讲的是在耙耧山上的一个小村落,几任村长率领村民抗争命运的故事。小说中在描写三姓村时花了大量笔墨展现村庄的由来、特点,其中的场景画面与文学大家陶渊明的《桃花源》有些许神似,让人心神以往:
三胜村仅有蓝姓、杜姓、司马姓组成,地理位置为三县交界之地搭棚而居,长住下来,耕种劳作,通婚繁衍,成为村落。[1]P9
战乱是令人痛苦的,战争所带给人的只有苦难、只有悲伤、只有哭泣,兵荒马乱的场景、动荡不安的时代中没有安居乐业、没有男耕女织,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是战争的代名词。然而三姓村却与此相反,三姓村里的居民住在耙耧山脉深处,生活是无比的自由、快乐。用陶渊明的诗句来讲就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被隔绝的三姓村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但实则三姓村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小的芝麻点,其行政归属长期以来也模糊不清,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三姓村这个村落被历史遗弃,使其几乎完全脱离外界,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边隅,而三姓村更像是被现代社会抛弃的局外人。
1.2 刻骨铭心的无边苦难
“《日光流年》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处于生存的原始极限下人类生命追求的寓言”[2]P94。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中,原始的生活状态依然保持如新,没有思想的成熟更别说有医学方面的进步。三姓村仿佛有一个咒语,村民的祖祖辈辈都患不治之症——喉堵症,因为是不治之症,所以村民都活不过四十岁,可想而知不到四十岁是多么短命,他们的喉咙会出现怪诞的肿胀甚至畸形,最终气绝身亡。
对于三姓村民而言,喉堵症是突如其来的,对死亡的恐惧突然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从那以后,三姓村人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打破这个四十岁的寿限。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控制下,彻底打乱了三姓村人原本有序的生活,乡村伦理和人情人性都被置于生存之下,在绝望的无助中开始了恐慌和疯狂的自救。
在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喉部疾病的调查中,他们给出的反应使人们对喉堵症的科学认识被剥夺,同时间接否认使用现代科学手段治愈喉堵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喉堵症从发病到死亡时间很短,不会传播但是却会集体发病,三姓村的人都不能够幸免,就算是迁离村子也不能逃脱,这就使得喉堵症沾上了宿命的色彩,甚至成为三姓村人的一种耻辱性的标志,使三姓村人与外界隔绝。喉堵症将三姓村人陷入到了时刻面临死亡威胁而又孤立无援的生存绝境。
阎连科曾经这样说:“我觉得最接近人存在本质的就是‘毁灭’,只有毁灭中最不可战胜的,才是人类最为本质的”[3]P148。死亡是令人可怕的,没有人不想躲避,不想逃离,死亡被人们当作一种禁忌不去轻易触碰,长久以来难免会淡忘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终结,而疾病带给人的身体上的痛楚却会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死亡的临近。对于三姓村村民来说,喉堵症是让他们时刻受到死亡的威胁,甚至从一出生就进入到生命的倒计时状态,死亡已经成为他们无法避免的事情。喉堵症集体发病的特征是恐怖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让每个三姓村的村民在目睹同村人发病而死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死亡,这一方面使他们更加恐惧死亡,更加害怕死亡的带来。另一方面,在慢慢地看见一个个村民在自己面前死亡的同时,也意识到到死亡终将来临,是不可以避免的,死亡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当三姓村的村民都意识到死亡即将到来时,不能顺其自然,渴望延续生命就成了村民的共同目标,凝聚起了他们对死亡的挣扎、对命运的反抗,为了能活着,他们必须反抗、必须挣扎。与喉堵症抗争,打破活过四十岁的诅咒、找到生命的延续、创造生命的价值成了村民们的反抗动力和抗争重心。祖祖辈辈共同拥有“一定要治好喉堵症活过四十”的理想已经渐渐脱离了对死亡的理解,超越了对生存的理解,而演变成一种执着,抗争的目的变为为了生存而生存。为了活过四十,他们丢掉了多年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们去城里出卖身体,男人们去教火院卖皮,把肉体变成了一种生存的工具。在饥荒年间,父母抛弃他们不健全的孩子,村民们深翻土地累死无数,开渠时又炸死病死众多,为集体筹集资金男人们屡屡去教火院卖腿皮,导致许多人术后感染后死亡。多年的与之斗争和付出惨痛的代价使三姓村民习惯死亡的同时,也扭曲了他们对生存的理解。
疾病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的出现,给人带来了对死亡真切的感受,它也是一种乡村的困难的隐喻。与此同时,疾病在小说中传达出了一种生命的悲剧意味,书写了农村的苦难和底层民众在天灾人祸面前的无力,并且在没有医护人员的情况下,使无能为力的悲剧意味更加浓重。“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4]P19。阎连科来自于农村,所以对乡村苦难有更深层次更清晰的认识,他把疾病加到小说里,不仅可以看到乡村贫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活的图景,而且也看到了人性在疾病折磨下的不同程度的扭曲。疾病代表了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无助,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乡村苦难的同情。作者对疾病的书写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人存在的严肃思考、和对人文关怀的呼唤。阎连科在《日光流连》中通过描写疾病的情节以及疾病带来的苦难与挣扎,不仅反映出了他对现实社会文化的态度与看法,还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有着对现实社会的居安思危,因此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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