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严歌苓小说中同体异性形象以白蛇拖鞋大队白麻雀为例
摘 要歌苓作为女性主义作家，深入女性世界，探究女性心理，塑造了一个个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她在《白蛇》、《拖鞋大队》、白麻雀》等小说中塑造了一类特殊的女性人物形象——“同体异性”形象，文章试图以《白蛇》、《拖鞋大队》、《白麻雀》等小说文本为载体，通过对“同体异性”形象进行理论阐释，分析促成此形象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原因，试图对女性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性格的扭曲，性别的迷失及情感的困厄进行研究，解读严歌苓在“同体异性”严形象下对非常态同性情谊的关照，对于女性话语权的构建与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目 录
前言 1
二、“同体异性”形象的界定 2
（一）“同体异性”形象理论阐释 2
（二）“同体异性”形象出现的背景 2
（三）性倒错立场对“同体异性”的促成 4
三、严歌苓小说中“同体异性”形象归纳类比 5
（一）文革背景下的迷失者 6
（二）寻求温暖的叛离者 6
四、“同体异性”形象对严歌苓小说的意义 9
（一）与同性情谊的和解. 9
（二）女性话语权的构建与人性的终极关怀 9
结论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3 一、前 言
严歌苓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生于东方居于西方，有着比其他女性主义作家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敏感细腻的心理，她塑造了许多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同时由于她自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亲眼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对于人的摧残和毁坏，对文化大革命有着深刻的记忆。文章通过对严歌苓笔下“同体异性”形象的界定及促使“同体异性”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原因的分析，对严歌苓小说中“同体异性”形象进行归纳类比，由此探析“同体异性”形象对于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意义，以达到更好理解严歌苓小说中“同体异性”形象的目的。
二、“同体异性”形象的界定
（一）“同体异性”形象理论阐释
“同体异性”概念是由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作《论小说与小说家》中提出，她在文中勾勒出了一幅灵魂的草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如果是个男人，他的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人，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男性因素沟通对话。”严歌苓在她的小说中恰好塑造了一类这样两种因素和谐统一在一个心灵中的人物形象。如《白蛇》中的“中央特派员”徐群珊、《既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同性恋父亲亚当、《拖鞋大队》中的军二代耿荻、《白麻雀》中的斑马措等。《白蛇》讲述了一个从小喜欢男性打扮的女孩徐群珊,在文化大革命中化名徐群山，假扮为中央特派员拯救了她年少时的偶像，被关押调查的前舞蹈家孙丽坤，在相处中孙丽坤被这个中央特派员吸引，并爱上了这个青年，但却发现他是个女孩，后来两人之间产生了可贵的同性情谊的故事。《拖鞋大队》讲述了英气十足的军二代耿荻在和拖鞋大队的女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由于行为举止充满英气并对身体的过度保护而被女孩们认为是男扮女装，女孩们设计将耿荻围困在厕所扒开衣服却发现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女孩的故事。《白麻雀》中的斑马措是草原上的天籁之音，身材高大魁梧，被男兵戏称为穿着绿军服的骆驼，她被军马场的领导看中带回成都军区努力调教成一个合格的文艺女兵，在被改造的日子里斑马措对朝夕相处的女军官何小蓉产生了异样的情愫，但在命运的摆弄下，两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徐群珊、耿荻和斑马措都是女性，但是在她们的身上又奇异而和谐的融合着男性特征，男性的特征使她们不被周围人认同但也使她们找到了一种超然于雌雄之上的可能性，使她们活的挣扎却也肆意畅快。
（二）“同体异性”形象出现的背景
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人的性格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会促使人的性格生成积极因素，而一个矛盾、激进甚至黑暗的社会环境则对人的性格形成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而种种社会因素中，政治因素占极大比例，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当然也决定了创造、维护并被这个上层建筑所统治的物种——人。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给予人民的不仅仅是稳定的物质生活，还有饱满的精神生活，而动荡的政治环境则相反。“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到两倍。”而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女人这面镜子被异化、被损坏，成为历史洪流中被牺牲的碎片。《白蛇》中的徐群珊正是一面被异化、被损坏的镜子，她深刻诠释了政治动荡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异化，反映了个人在政治裹胁下的悲剧命运。她从小就不留平常女孩的长头发，总是剪着短发，穿着哥哥们穿剩下的衣服。她小时候便有了不属于那个年龄段孩子该有的忧愁，因为“妈总说我不是个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啊！”而她内心的话语恰恰反映出在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扭曲，特别是对于女性心灵的扭曲，在那个样板戏风行，绿军装红袖章大行其道的年代，社会提倡的男女平等，其实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平等，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以一种忽视女性天生和男性的不同，强行去异求同的平等，而这种不正常的平等对人性造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异化。从小的与众不同使她认为自己被孤立，而政治高压下社会环境的扭曲使她对性别的认识已然出现偏差，她虽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男性心理化，但是她对于女性的排斥、鄙夷却表露无遗。而她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活动正是由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拖鞋大队》中的耿荻的“同体异性”形象也出现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耿荻是高尚、体面的将军的女儿，她常穿一身蓝卡其布的学生装，洗的泛着一层白，干净利落的样子。拖鞋大队的女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耿荻的时候，认为她是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男孩子，而不是一个女孩子。即使多年以后，她们还是觉得那两条缠着浅粉玻璃丝的长辫子和耿荻的整体气质格格不入，那两条辫子显得多余、不着调，是耿荻整个形象中的误差，后来也是她们侦查她的缺口。耿荻是整个拖鞋大队的领袖，她凭借自己的身份和智慧为这些女孩子弄来面口袋装着的吃食，带着她们进入有身份限制的军区大食堂，也为她们在乡下改造的牛鬼蛇神艺术家父亲弄来板油、白兰地等奢侈品，她是拖鞋大队的精神物质双重领袖。但是她极其讨厌女孩们的嬉闹，她讨厌她们把一场属于男人们的格斗弄成娘儿们打架，一点格调都没有。她更讨厌她们扯头发扯不出胜负就嚎，尤其三三，嚎起来嘴里还不干不净。徐群珊和耿荻对她们的女性性征都表现出了排斥、厌恶，这种排斥、厌恶正是由被特殊时代异化、扭曲的心灵产生而来，她们身为女性，却厌恶、排斥女性，无法像正常女性一样生活；衣着、举止、心理倾向于男性，却无法成为真正的男性。在那个混乱、压抑的年代，女性的气质被异化、被扭曲，女性无法完全展示女性的天性和心理，女性心理被扭曲，人性变得残缺不完整。
目 录
前言 1
二、“同体异性”形象的界定 2
（一）“同体异性”形象理论阐释 2
（二）“同体异性”形象出现的背景 2
（三）性倒错立场对“同体异性”的促成 4
三、严歌苓小说中“同体异性”形象归纳类比 5
（一）文革背景下的迷失者 6
（二）寻求温暖的叛离者 6
四、“同体异性”形象对严歌苓小说的意义 9
（一）与同性情谊的和解. 9
（二）女性话语权的构建与人性的终极关怀 9
结论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3 一、前 言
严歌苓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生于东方居于西方，有着比其他女性主义作家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敏感细腻的心理，她塑造了许多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同时由于她自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亲眼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对于人的摧残和毁坏，对文化大革命有着深刻的记忆。文章通过对严歌苓笔下“同体异性”形象的界定及促使“同体异性”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原因的分析，对严歌苓小说中“同体异性”形象进行归纳类比，由此探析“同体异性”形象对于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意义，以达到更好理解严歌苓小说中“同体异性”形象的目的。
二、“同体异性”形象的界定
（一）“同体异性”形象理论阐释
“同体异性”概念是由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作《论小说与小说家》中提出，她在文中勾勒出了一幅灵魂的草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如果是个男人，他的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人，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男性因素沟通对话。”严歌苓在她的小说中恰好塑造了一类这样两种因素和谐统一在一个心灵中的人物形象。如《白蛇》中的“中央特派员”徐群珊、《既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同性恋父亲亚当、《拖鞋大队》中的军二代耿荻、《白麻雀》中的斑马措等。《白蛇》讲述了一个从小喜欢男性打扮的女孩徐群珊,在文化大革命中化名徐群山，假扮为中央特派员拯救了她年少时的偶像，被关押调查的前舞蹈家孙丽坤，在相处中孙丽坤被这个中央特派员吸引，并爱上了这个青年，但却发现他是个女孩，后来两人之间产生了可贵的同性情谊的故事。《拖鞋大队》讲述了英气十足的军二代耿荻在和拖鞋大队的女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由于行为举止充满英气并对身体的过度保护而被女孩们认为是男扮女装，女孩们设计将耿荻围困在厕所扒开衣服却发现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女孩的故事。《白麻雀》中的斑马措是草原上的天籁之音，身材高大魁梧，被男兵戏称为穿着绿军服的骆驼，她被军马场的领导看中带回成都军区努力调教成一个合格的文艺女兵，在被改造的日子里斑马措对朝夕相处的女军官何小蓉产生了异样的情愫，但在命运的摆弄下，两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徐群珊、耿荻和斑马措都是女性，但是在她们的身上又奇异而和谐的融合着男性特征，男性的特征使她们不被周围人认同但也使她们找到了一种超然于雌雄之上的可能性，使她们活的挣扎却也肆意畅快。
（二）“同体异性”形象出现的背景
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人的性格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会促使人的性格生成积极因素，而一个矛盾、激进甚至黑暗的社会环境则对人的性格形成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而种种社会因素中，政治因素占极大比例，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当然也决定了创造、维护并被这个上层建筑所统治的物种——人。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给予人民的不仅仅是稳定的物质生活，还有饱满的精神生活，而动荡的政治环境则相反。“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到两倍。”而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女人这面镜子被异化、被损坏，成为历史洪流中被牺牲的碎片。《白蛇》中的徐群珊正是一面被异化、被损坏的镜子，她深刻诠释了政治动荡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异化，反映了个人在政治裹胁下的悲剧命运。她从小就不留平常女孩的长头发，总是剪着短发，穿着哥哥们穿剩下的衣服。她小时候便有了不属于那个年龄段孩子该有的忧愁，因为“妈总说我不是个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啊！”而她内心的话语恰恰反映出在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扭曲，特别是对于女性心灵的扭曲，在那个样板戏风行，绿军装红袖章大行其道的年代，社会提倡的男女平等，其实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平等，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以一种忽视女性天生和男性的不同，强行去异求同的平等，而这种不正常的平等对人性造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异化。从小的与众不同使她认为自己被孤立，而政治高压下社会环境的扭曲使她对性别的认识已然出现偏差，她虽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男性心理化，但是她对于女性的排斥、鄙夷却表露无遗。而她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活动正是由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拖鞋大队》中的耿荻的“同体异性”形象也出现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耿荻是高尚、体面的将军的女儿，她常穿一身蓝卡其布的学生装，洗的泛着一层白，干净利落的样子。拖鞋大队的女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耿荻的时候，认为她是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男孩子，而不是一个女孩子。即使多年以后，她们还是觉得那两条缠着浅粉玻璃丝的长辫子和耿荻的整体气质格格不入，那两条辫子显得多余、不着调，是耿荻整个形象中的误差，后来也是她们侦查她的缺口。耿荻是整个拖鞋大队的领袖，她凭借自己的身份和智慧为这些女孩子弄来面口袋装着的吃食，带着她们进入有身份限制的军区大食堂，也为她们在乡下改造的牛鬼蛇神艺术家父亲弄来板油、白兰地等奢侈品，她是拖鞋大队的精神物质双重领袖。但是她极其讨厌女孩们的嬉闹，她讨厌她们把一场属于男人们的格斗弄成娘儿们打架，一点格调都没有。她更讨厌她们扯头发扯不出胜负就嚎，尤其三三，嚎起来嘴里还不干不净。徐群珊和耿荻对她们的女性性征都表现出了排斥、厌恶，这种排斥、厌恶正是由被特殊时代异化、扭曲的心灵产生而来，她们身为女性，却厌恶、排斥女性，无法像正常女性一样生活；衣着、举止、心理倾向于男性，却无法成为真正的男性。在那个混乱、压抑的年代，女性的气质被异化、被扭曲，女性无法完全展示女性的天性和心理，女性心理被扭曲，人性变得残缺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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