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的儒家名教思想
摘 要名教思想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思想，对于中国人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陈忠实先生创作《白鹿原》这部鸿篇巨著对儒家名教思想的前世今生和时代生命进行了叩问，在《白鹿原》这部作品内容中政权、族权、神权及父权夫权共存的庞大社会框架下凝聚了陈忠实先生对传统儒家名教思想的认识与思考。本文以对陈忠实先生及其作品《白鹿原》为主要探究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其中主要人物及宗族群体的名教思想，以客观、理性的文学研究方法深刻分析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作品中体现的儒家名教思想，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的辩证分析，并结合当下时代发展需求，提出对儒家名教思想的新认识、新思考，总结吸取儒家名教思想对于当下社会文化构建发展及社会人文伦理秩序维系有价值的部分，正确审视儒家名教思想并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目 录
一、儒家名教思想 1
（一）传统主流与民间文化中儒家名教思想表现及范畴 1
（二）儒家名教思想传承运用及作用分析 2
二、《白鹿原》作品内容 3
（一）《白鹿原》作品主要内容 3
（二）作者陈忠实及其传统思想文化底蕴 3
三、《白鹿原》里的名教思想 4
（一）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典型事件与宗族群体分析 4
（二）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白嘉轩的人物分析 6
（三）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鹿三与黑娃父子人物分析 7
（四）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女性群体分析 8
四、对《白鹿原》名教思想的辩证分析 9
五、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一、儒家名教思想
儒家名教思想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思想，是用来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对人们思想行为而设置的一整套规范，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处于社会各阶层、代表各身份的人们要安心于自己的名分和地位；强调“仁义礼智信”，尊崇礼仪等级教化，由此来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和稳定，建立上下有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理想社会与家庭秩序形态。
（一）传统主流与民间文化中儒家名教思想表现及范畴
《管子山至数》一书中首次出现了“名教”一词，“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这里的“名教”指的是名声与教化。在魏晋时期，经由以晋人嵇康、王戎等玄学家运用发展，“名教”开始成为主指“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词汇，成是对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应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结。在魏晋之后，“名教”一词的内涵又不断被扩大，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词汇，整合成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思想概念。名教思想成为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述，融合了纲常、名分、礼法、尊卑、人伦等仁义道德概念，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教化社会、维系政权、统化人民的重要手段，所有有为封建伦理道德及社会通俗的人或事，均可被扣上“名教罪人”“不合教数”的帽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其实一直长期处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特殊的经济基础背景，也孕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治理形态，即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均主要依靠宗族进行管理和秩序的维护，这种政治社会管理形式和经济背景也造成了社会宏观文化与底层民间文化具有一定的出入差别。
民间文化中儒家名教思想观念没有儒家士大夫们过多强调宏观意义，而是更多的融入到宗族管理和家庭伦理的实际之中，用来稳定人际关系，使人明确自身位置与身份，也即强调“正名定分”。“君为臣纲”演变为底层民众对皇权最朴素的崇拜、认可和遵循，讲求对皇权的无限尊重和维护认可；“父为子纲”演变为家庭内部最为直接的孝文化，即绝对遵循父母的安排与孝顺父母，从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见一般；“夫为妻纲”演变为父系社会的主要遵循法则，强调了男性的地位与尊严，而“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成为社会对人们个人修养、品德的界定与要求，成为人们道德追求的典范。
“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又称“五典”，即五种为人处世、修身道德的行为规则。语出《尚书泰誓下》：“狎辱五常”。具体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仁”是爱人，“义”是勇于承担责任，“礼”是道德典范，“智”是知识，“信”是信任诚信，在朱熹看来，仁义礼智信是修人正己的具体要求与标准，也是各种社会关系之间进行接触交流过程中的准则，是必须要遵守的。如果人们在提升自身修养与待人接物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牢牢把握这五个方面，有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使社会人际关系交往安定有序，进而促进社会将会安定和谐，不逾越自身身份所及的名分位置，发挥名教思想“正名定分”的社会维系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甚至在近代、当代诸时期，“五常”作为“三纲”的具体化，不仅有效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成为基本法则，更是演化为中国人优秀道德的代名，君子有仁，君子存义，君子执礼，君子尚智，君子讲信，无论是民间草野还是朝堂士人，都将其作为修身正人的准则，助于人的素质提升和规范人际关系。
（二）儒家名教思想传承运用及作用分析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经过曼及全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传统儒家文化被站到了与“民主”“科学”文化的对立面，被社会各阶层所批判，在建国以来“文革时期”更是受到了绝对性否定。改革开放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当下，从封建社会走向新时期仅一百余年的中国人民发现传统文化尤其是主流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积极的、有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因此当下人们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态度转变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是对儒家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名教思想，当下的人们仍处于否定的态度，原因无他，就在于名教思想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等级、尊卑和对女权的践踏，压抑、扭曲了人性，不符合当下平等、解放的思想潮流，同时儒家名教思想又充满对功名利禄的引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等级秩序上升过程中，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竞争逐名的恶性影响，一直被作为反面事物存在。但不可否认，儒家名教思想固然存在压抑人性、强调尊卑等级的糟粕一面，但其在维系社会秩序、引导社会教化，对于人心思定、和谐有序起到积极的一面，“正名定分”对于当下和谐社会构建仍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也符合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思想底蕴。
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作用价值，固然可能会存在诸多负面影响甚至是弊端，阻碍制约了人的全面平等发展，但就具体的社会背景与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来说，由于文化思想的复杂性、多变性，我们很难准确的定义一种思想文化的性质，甚至做出最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样对于传统儒家名教思想也是如此，对传统儒家名教思想的评价定义不能简单的运用二元的方法来进行，而是应该站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如当政者、士人文人、城市居住者和农民等进行主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将由于时代背景因素造成的负面效果、影响归纳为其固有的缺点而大加批判。儒家名教思想强调三纲五常，主要目的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但由于封建社会的“人治”因素使得传统儒家名教思想也产生压抑人性、践踏女权等负面弊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受到名教思想几千年熏陶影响的中国人民在当下的“法治”“民治”的民主国家时期，更能发挥传统儒家名教思想在提升个人修养、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让传统儒家名教思想焕发新的生机。
目 录
一、儒家名教思想 1
（一）传统主流与民间文化中儒家名教思想表现及范畴 1
（二）儒家名教思想传承运用及作用分析 2
二、《白鹿原》作品内容 3
（一）《白鹿原》作品主要内容 3
（二）作者陈忠实及其传统思想文化底蕴 3
三、《白鹿原》里的名教思想 4
（一）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典型事件与宗族群体分析 4
（二）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白嘉轩的人物分析 6
（三）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鹿三与黑娃父子人物分析 7
（四）对《白鹿原》名教思想体现之女性群体分析 8
四、对《白鹿原》名教思想的辩证分析 9
五、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一、儒家名教思想
儒家名教思想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思想，是用来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对人们思想行为而设置的一整套规范，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处于社会各阶层、代表各身份的人们要安心于自己的名分和地位；强调“仁义礼智信”，尊崇礼仪等级教化，由此来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和稳定，建立上下有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理想社会与家庭秩序形态。
（一）传统主流与民间文化中儒家名教思想表现及范畴
《管子山至数》一书中首次出现了“名教”一词，“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这里的“名教”指的是名声与教化。在魏晋时期，经由以晋人嵇康、王戎等玄学家运用发展，“名教”开始成为主指“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词汇，成是对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应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结。在魏晋之后，“名教”一词的内涵又不断被扩大，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词汇，整合成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思想概念。名教思想成为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述，融合了纲常、名分、礼法、尊卑、人伦等仁义道德概念，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教化社会、维系政权、统化人民的重要手段，所有有为封建伦理道德及社会通俗的人或事，均可被扣上“名教罪人”“不合教数”的帽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其实一直长期处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特殊的经济基础背景，也孕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治理形态，即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均主要依靠宗族进行管理和秩序的维护，这种政治社会管理形式和经济背景也造成了社会宏观文化与底层民间文化具有一定的出入差别。
民间文化中儒家名教思想观念没有儒家士大夫们过多强调宏观意义，而是更多的融入到宗族管理和家庭伦理的实际之中，用来稳定人际关系，使人明确自身位置与身份，也即强调“正名定分”。“君为臣纲”演变为底层民众对皇权最朴素的崇拜、认可和遵循，讲求对皇权的无限尊重和维护认可；“父为子纲”演变为家庭内部最为直接的孝文化，即绝对遵循父母的安排与孝顺父母，从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见一般；“夫为妻纲”演变为父系社会的主要遵循法则，强调了男性的地位与尊严，而“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成为社会对人们个人修养、品德的界定与要求，成为人们道德追求的典范。
“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又称“五典”，即五种为人处世、修身道德的行为规则。语出《尚书泰誓下》：“狎辱五常”。具体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仁”是爱人，“义”是勇于承担责任，“礼”是道德典范，“智”是知识，“信”是信任诚信，在朱熹看来，仁义礼智信是修人正己的具体要求与标准，也是各种社会关系之间进行接触交流过程中的准则，是必须要遵守的。如果人们在提升自身修养与待人接物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牢牢把握这五个方面，有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使社会人际关系交往安定有序，进而促进社会将会安定和谐，不逾越自身身份所及的名分位置，发挥名教思想“正名定分”的社会维系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甚至在近代、当代诸时期，“五常”作为“三纲”的具体化，不仅有效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成为基本法则，更是演化为中国人优秀道德的代名，君子有仁，君子存义，君子执礼，君子尚智，君子讲信，无论是民间草野还是朝堂士人，都将其作为修身正人的准则，助于人的素质提升和规范人际关系。
（二）儒家名教思想传承运用及作用分析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经过曼及全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传统儒家文化被站到了与“民主”“科学”文化的对立面，被社会各阶层所批判，在建国以来“文革时期”更是受到了绝对性否定。改革开放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当下，从封建社会走向新时期仅一百余年的中国人民发现传统文化尤其是主流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积极的、有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因此当下人们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态度转变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是对儒家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名教思想，当下的人们仍处于否定的态度，原因无他，就在于名教思想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等级、尊卑和对女权的践踏，压抑、扭曲了人性，不符合当下平等、解放的思想潮流，同时儒家名教思想又充满对功名利禄的引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等级秩序上升过程中，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竞争逐名的恶性影响，一直被作为反面事物存在。但不可否认，儒家名教思想固然存在压抑人性、强调尊卑等级的糟粕一面，但其在维系社会秩序、引导社会教化，对于人心思定、和谐有序起到积极的一面，“正名定分”对于当下和谐社会构建仍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也符合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思想底蕴。
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作用价值，固然可能会存在诸多负面影响甚至是弊端，阻碍制约了人的全面平等发展，但就具体的社会背景与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来说，由于文化思想的复杂性、多变性，我们很难准确的定义一种思想文化的性质，甚至做出最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样对于传统儒家名教思想也是如此，对传统儒家名教思想的评价定义不能简单的运用二元的方法来进行，而是应该站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如当政者、士人文人、城市居住者和农民等进行主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将由于时代背景因素造成的负面效果、影响归纳为其固有的缺点而大加批判。儒家名教思想强调三纲五常，主要目的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但由于封建社会的“人治”因素使得传统儒家名教思想也产生压抑人性、践踏女权等负面弊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受到名教思想几千年熏陶影响的中国人民在当下的“法治”“民治”的民主国家时期，更能发挥传统儒家名教思想在提升个人修养、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让传统儒家名教思想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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