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红梨记》和《燕子笺》中的历史影像
简析《红梨记》和《燕子笺》中的历史影像[20191216200218]
内容摘要：《红梨记》和《燕子笺》皆为明代优秀的爱情传奇剧，其中历史影像的体现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乱臣贼子的专权误国、贪污腐败；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庸碌无能；广大市民的个性解放、崇情尚性和现实社会的起义不断、北虏南寇。《红梨记》和《燕子笺》中历史影像的探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明代现实社会的原因，分明代专制统治的制约和市民审美风尚的推动；与史相结合的传统，分史贵于文的文学观念和戏曲家对写史的热衷；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研究《红梨记》和《燕子笺》历史影像的现实意义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重价值取向，肩负文学的社会责任；以史悟人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反贪污行为，注重国家的法治建设。
关 键 词：《红梨记》 《燕子笺》 历史影像
The Analysis of ‘The red pear’ and ‘The Swallow’ in History image
Abstract: ‘The red pear’ and ‘The swallow’are both outstanding romantic drama in Ming dynasty,They introduces their historical image from four aspects:Traitors and villains are corrupt and eager to power;The ruling class is debauched and impuissant;The personality and emotional pursuit of the general public;The social unrest is in the country.The Analysis of ‘The red pear’ and ‘The Swallow’in History imag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reality of Ming dynasty;The autocratic rule restriction and civic aesthetic fashion in the Ming dynasty;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combing with a history;Histor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iterature;Dramatist playwright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writing history;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Concerned about national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positive thoughts of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udy about their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historical image from three aspects;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dont forget t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Set up the correct life goals from history;Against corruption behavior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rule of law.
一、引言 1
二、《红梨记》和《燕子笺》中历史影像的体现 1
(一)乱臣贼子的专权误国 贪污腐败 2
(二)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 庸碌无能 3
(三)广大市民的个性解放 崇情尚性 5
(四)现实社会的起义不断 北虏南寇 7
三、《红梨记》和《燕子笺》历史影像成因的探究 8
(一)明代现实社会的原因 8
1.封建专制统治的制约 9
2.市民审美风尚的推动 9
(二)与历史相结合的传统 10
1.史贵于文的文学观念 10
2.戏曲家对写史的热衷 11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12
1.关心家国的忧患意识 12
2.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 12
四、研究两部戏曲中历史影像的现实意义 13
(一) 重价值取向 肩负文学的社会责任 13
(二) 以史悟人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14
(三) 反贪腐行为 注重国家的法治建设 15
五、结语 16
参考文献 17
致 谢 18
简析《红梨记》和《燕子笺》中的历史影像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明代是继元以后又一个戏曲艺术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戏曲作品。明代戏曲又称为“传奇”即演奇事，畅奇情，人们借戏曲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自然情欲和个性自由的追求，满足了自身慕奇好异的审美需求。在这期间又诞生了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戏曲流派:吴江派和临川派，吴江派因讲求格律又被称为“格律派”，临川派因注重抒发作家的真实感情，强调“情”而驰名于世。汤显祖提倡的“至情”论掀起明代爱情传奇剧的创作洪流，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戏曲作品流传于世，戏曲家为了让浪漫的爱情剧与现实紧密相连，纷纷采用与历史相结合的手法，从而造成了明传奇具有历史化的特色。徐复祚为吴江派戏曲的代表作者之一，其戏曲创作和理论皆践行吴江派创作理论。阮大铖作为临川派的中流砥柱，其戏曲创作推动了临川派重情理论的发展。
徐复祚（1560-1630),原名笃儒，字阳初，号三家村老，是万历年间一位优秀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其著有《红梨记》、《投梭记》、《一文钱》 等诸传奇院本，戏曲理论著作有《曲论》，其戏曲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吴江派的戏曲理论，所以将其归属于吴江派之中。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石巢，别署百子山樵，为明末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著有《咏怀堂诗》传奇四种，其中以《燕子笺》最为著名。其所作传奇剧本曲辞工丽，典雅隽永，擅长于男女风情剧，并将临川派的“至情”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现在对这两个戏曲流派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戏曲理论的研究，对具体作品研究较少，即使个别作品的研究也未能突破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领域，未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挖掘剧本的价值内涵。因此特从两派的戏曲作品中各挑选一部来研究其剧本背景所蕴含的丰富社会内涵。
二、《红梨记》和《燕子笺》中历史影像的体现
明朝以正德年间（1506-1521）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变前期禁锢、呆板、专制统治为混乱、活跃、自由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崇奇慕异，强烈追求情欲的自然表露和个性的完全展现。社会风气日益奢靡，人心渐趋谲诈。社会风气的巨变进一步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涌现，明嘉靖以后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奸臣佞子把持朝政，农民起义不断，西北和东南沿海遭受蒙古鞑靼及倭寇的侵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变革也有有利的一方面，它打破了前期对文化的禁锢的牢笼，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文学艺术在充分表达世人追求个性和情欲解放的同时也反映了明后期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表现了文人士大夫对社会的忧患意识。
(一)乱臣贼子的专权误国 贪污腐败
明朝建朝近三百年，总共历经十六位皇帝统治，创造了繁荣强盛的大明王朝，特别是后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学艺术逐渐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束缚，而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能人志士倍出，但大奸大恶之徒亦不在少数。从太祖建国初胡惟庸的凶狠恣肆；到成祖时陈瑛的残酷暴虐；到嘉靖年间严嵩的专权跋扈；再一直到南明时马士英的凶残恣恶，奸臣贼子多不胜数，清代张廷玉就在《明史》中单列“奸臣”卷详细记述了他们的恶行：“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无厌……之数人者，内无阉尹 ，可依，而外与群邪相比，罔恤国事，职为乱阶。究其心迹，殆将与杞、桧同科……作《奸臣传》”
明嘉靖以后的奸臣，必须要提的一位就是明世宗时的一代权奸—严嵩。其专权干政长达近二十年，而明世宗在位也就四十五年，近一半的时间由严嵩干涉朝政。这位权臣因作“青词”而发迹，因此又称其为“青词宰相” “严嵩初入……撰青词，超授翰林学士……所撰青词皆称旨。”，其本人主要靠着谄媚献宠，揣摩圣意而青云直上，在其独揽政权的近20年里，纲常废弛，吏治腐败，大量忠臣贤士惨遭迫害，他甚至私吞军饷促使西北俺答和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从而动摇了国家统治的基础。
后世之人撰写《明史》对其一生的恶行做了客观的评价：“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嵩归日骄。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子世蕃又数关说诸曹。南北给事、 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①
除了上述史书中对严嵩的行径作了详细的评述，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也或用隐晦或显露的方式，来揭露和谴责严嵩的暴政。明中叶以后戏曲和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小说戏曲甚至成为主流文学的代表，很多文人就在他们的戏曲或小说创作中，来揭露批判严嵩专权干政给社会带来的恶果。吴江派戏曲家徐复祚就在其代表作《红梨记》中借北宋末年王黼专权腐败，北宋因此而灭亡的历史大背景来警醒世人严嵩专权误国的最终恶果。剧本中刻画的奸臣王黼形象其就是严嵩的翻版：
【西地锦】下官性颇黠慧，又善口辩，遭遇圣上，宠冠群僚。又故为谐谑，献笑
取悦。圣上呼我为小王太傅，我就称圣上为太上道君。【前腔】以此贿赂如山，门庭
若市，从我者骤加官爵，违我者立见诛夷。【剔银灯】我家资黄金满籝，只想副乌纱
盖顶。烦君就裹来帮衬，偷割换三场云锦。倘成名，敢忘大恩。(《红梨记》第三出《豪讌》）
这里的王黼其实就是按照严嵩的形象进行刻画的，严嵩和王黼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都为历史有名的权奸，一样都担任过“太傅”，靠献媚宠上，揣摩圣心而得宠，两者甚至连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残杀异己的行径都如出一辙。作者就是借权奸王黼隐晦的揭露当时严嵩谄媚获宠，贪污腐败，擅黜陟权，张扬跋扈，残杀异己的卑劣行径，通过刻意丑化人物形象来讽刺批评严嵩的一时荣盛，也间接暗示其不得善终的下场。
明嘉靖年间严嵩势焰滔天，连内阁首府夏言都被其献谗致死，更何况是平凡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满心激愤而又无处发泄只能借戏曲曲折的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从历史上借同样是权奸的王黼来揭发严嵩，甚至通过丑化小人得志的奸臣形象来讽刺严嵩全盛的昙花一现。在严嵩垮台后严嵩剧更是繁荣一时，如《飞丸记》、《玉丸记》、《海公案》、《一捧雪》、《打严嵩》等，《鸣凤记》更是在严嵩倒台后直接将其残杀弹劾他的十位忠臣义士的史实搬上戏剧舞台，表现了人民对严嵩的强烈憎恶。阮大铖的《燕子笺》也假借唐朝的安史之乱刻画卑鄙小人安禄山来或多或少的展现了明末动乱的社会状况，但总的来说文人在讨论社会问题的症结时，大多归结于乱臣贼子霍乱而导致国家倾危和社会混乱。
(二)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 庸碌无能
对于明朝的灭亡的原因的探究，最高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明世宗到明思宗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或是沉迷道教，或是贪财好色，或是碌碌无为，或是精于巧技，明代昌盛强大的国家基业，就是被他们一点点消磨殆尽。嘉靖皇帝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一半时间在其建造的西苑里求仙问道，国库因大肆修建道场宫殿而空虚，为求长生不老，他甚至将国事委托于严嵩一帮的奸臣，促使社会吏治更加腐败黑暗。明史就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明史?奸臣传》）
到明世宗去世时国库严重亏空，军备废弛，倭寇和蒙古鞑靼肆虐边境，其成为名符其实的“家净”皇帝。明代的戏曲创作中也有对这位皇帝进行隐晦的描述，在《红梨记》里的宋徽宗其实就是明世宗的写照，剧本中对宋徽宗有这样的描写：
圣上呼我为小王太傅，我就称圣上为太上道君。一日圣上站在墙边，要上墙去，无奈无梯子我就把两臂承圣足而起，大声叫道，好个扒墙天子，圣上大笑，说全亏你筑岸宰相。【西地锦】自从建了艮嶽，圣上日日在内游赏……大凡官家，不要容他闲，常则是把些声色货利打哄日子过去。（《 红梨记》第三出《豪讌》）
明世宗和宋徽宗一样都崇尚道教，修建别院用来修炼，一样的亲小人远贤臣，一样的耽于玩乐置国事于不顾。但因为古代文人对最高统治者有无上的崇敬之情，所以对他们的失足之处也只是做轻微的指责，更多的是将他们的过错归结于奸臣佞子的误导。他们多认为君主的错误主要是臣子没有起到规谏的作用，没有引导好君主。徐复祚就借钱济之和张千户之口道出奸佞误君误国的罪端：
【金井水红花】国是贤奸混，天心兴废移，胡马度金微，扰京畿，中原鼎沸。痛恨王黼梁成这一班奸臣呵，致使翠华东幸，踟蹰向东湄，空望断汉宫仪也。【沉醉东风】圣上圣上，只为你用奸邪，把忠良弃撇，等闲间间使冠裳碎裂。（《红梨记》第十三出《忆友》）
由此可见一斑的文人在探究时政的利弊时，普遍把社会问题的症结归到乱臣贼子的霍乱朝纲上，对统治者多采取宽容的态度，只是轻微的指责他们任用佞臣，即使上位者真的庸碌无能，如明穆宗也能评价为“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这样折中而不带批评的评语。
另一部戏曲作品《燕子笺》则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借唐明皇因沉迷女色怠于朝政，从而放任安禄山叛乱的故事，间接讽刺作者生活时代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在他生活期间，明神宗“财色酒气”俱全，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贪财”皇帝，其甚至罢朝30多年，“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神宗的父亲穆宗除了平庸无能外还好“女色”，纵于声色最后掏空身子而死。神宗更是效仿明世宗大选妃嫔，一天娶“九嫔”，此外还玩弄小太监，选出“十俊”“ 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熹宗虽未好女色，但痴迷木匠工艺，将政事委任给阉党魏忠贤，放任其残害有识之士，搜刮剥削百姓，使国势更加岌岌可危。史书对其评价为：“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历史上大多荒淫无道的统治者多没有什么好下场，甚至连国家都将会倾覆，不管是唐明皇还是宋徽宗亦或是唐朝北宋都难逃灭亡的命运，这也许就是文人借历史上一些相似的经历来预示明朝终将灭亡的命运。
(三)广大市民的个性解放 崇情尚性
明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风气日渐奢靡，“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人们在金钱势利和物欲的鼓动下，充分意识到人性的价值，强烈要求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人格的独立自由发展。心学思想就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孕育而成，其分支王学左派更是在王守仁提倡摒弃物欲、了无牵挂“心体”的观念基础上发展成追求自然肯定人欲的观点，因此涌现了一批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严均主张：“平时只是率性所为，纯任自然，便谓之道”；李贽认为：“盖声色之莱，发乎性情，由乎自然”；何心隐提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戏曲界掀起了一股“主情”的进步文艺创作热潮，戏曲家大多用戏曲来表达对自然情欲，人格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如汤显祖宣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并在《牡丹亭》中塑造了专情形象杜丽娘，她强烈渴望爱情，因情而死，死而复生，生生死死而不断情。汤显祖对“至情”的呼唤，其后影响了一大批戏曲的创作，并涌现出“邪教横流，艳篇满目”的创作洪流。
传奇创作中主要是通过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对反抗势力坚持不懈的斗争，来体现对自然情感、主观心灵、真实情欲及自由人格的追求。《红梨记》和《燕子笺》中都有塑造了一些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忠于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们皆出身为妓女社会地位低下，但这并不能阻碍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她们都有自己的爱情准则，面对权势的逼迫和荣华富贵的诱惑都能坚持自我的人生信仰；她们在逃亡困苦之时仍然坚守对爱情的誓言，对爱情一直忠贞不渝。《红梨记》中的谢素秋本为教坊妓女素有才名，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未曾谋面的赵伯畴只因其诗歌文采而生情，在面对奸臣王黼的威逼利诱仍然不动摇，坚持自己的人生准则，剧本中对她勇于自主追求爱情及反抗逼迫的行为有详细的描述：
念青楼寄身，柳娇桃嫩，生憎罗绮烟花阵……素秋章台陋质，永巷庸流，只堪卖酒当垆，难入琼楼玉馆……岂少贱妾一辈。（《红梨记》第三出《豪讌》）
人各有志，岂可以势相迫……他若再来相迫，我拼得一死便了……就是我辈从良须要择人事。他只是俗子村夫，难管领秋月春风。（《红梨记》第四出《羁迹》）
妾虽名在烟花，心同冰檗，瑶簪翠钿，何如裙布钗荆，蕙质蘭襟……而贞柏凌冬，不妨傲雪……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相思只为诗一扎，这情意岂容干罢。（《红梨记》第十五出《诉衷》）
谢素秋作为一位没权没势依靠别人而活的风尘女子，却敢当面拒绝权势滔天王黼的要求，坚持自我的志节，以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甚至提出与人相交注重交心，轻视荣华富贵，关注情趣相投的前卫观念。对于与赵伯畴的爱情更是坚定不移，未谋面时就已情定终生，即使在朝不保夕的逃难时仍珍藏当年的定情诗。她这种崇尚自然情欲，追求自我爱情，坚持自我人格的操守正是对明中叶以后“至情”论的体现，是心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表现。除了谢素秋外《燕子笺》中的妓女华行云也具有相类似的品行，华行云在面对鲜于佶要求求欢的卑劣行径时敢于进行坚决的拒绝，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解三酲】铁石心牢牢栓稳，松柏性怎逐浮萍？便春风纸帐梅花冷，肯重着石榴裙？你好没道理，既说是与霍郎恁般相厚，怎么他才转身，便欺心调拨奴家？你与他盟山誓海同胞友，怎做得覆雨翻云稔色人？连声请，请，请！（《燕子笺》第二十二出《据挑》）
在爱情上她也果断追求自己的爱情，“你看霍郎聪后多才，至诚不假，私心暗约，可托终身。”在霍都梁被冤入狱时不轻易相信流言，急于奔走打点营救他，甚至在霍郎落势时仍坚信其品性，不改自己的初衷，果断拒绝委身于卑鄙小人，最后敢于揭穿鲜于佶的阴谋诡计还霍郎清白。此外剧中另一位女主人公俪飞云也是位敢于追求爱情的奇女子，她在收错画像后对画中之人念念不忘，并因此相思成疾，后辗转流落时也不忘霍郎。
除了这两部戏曲作品外还有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至情”的理论，如孟称舜《娇红记》中王娇娘和申纯为了追求爱情甚至双双自杀殉情；吴炳《西园记》中赵玉英即使魂归地府仍然痴痴追求爱情并因此感动冥帝；袁于令《西楼记》中妓女穆素徽为爱甘愿忍受折磨。明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个人意识觉醒，人们渴望情欲的自然流露，反对专制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真实情感表露，文学作品中对追求真挚爱情的歌颂，对男女情爱的表现都是对晚明王学左派思想的响应，是主情社会风潮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表现。
(四)现实社会的起义不断 北虏南寇
明嘉靖年间由于统治者怠于朝政，使权臣把持朝政造成吏政腐败，军队羸弱，边防废弛，蒙古鞑靼和倭寇频频来袭使明廷统治陷入危机。明朝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偶尔的通市只能换来暂时的和平，这种矛盾在嘉靖年间发展到高潮，嘉靖二十一年明廷斩了蒙古使臣直接促成俺答汗领兵南侵，并围困京城3天，临城胁迫让明廷做出让步才结束。明朝有关史料记载道：“经朔州破雁门，越太原，列营汾河东西上，京师戒严……时我师连营观望，不肯乘险邀掣，任虏散掠平原、上黨间……庚戌，俺答入渔阳塞，犯京师，焚劫至西直门，窥陵寝，掠校场……虏前后剽掠男女、牲畜、金帛、财物，捆载巨万，徐徐从东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无法调节的地步，明代军队疲弱，边境烽烟四起，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北方的蒙古鞑靼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统治安全，国家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作为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明朝文人士大夫往往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也会有所反映。戏剧作品中的社会背景其实就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写，他们将自己的社会忧患意识通过戏剧创作来体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红梨”就借北宋金兵南下的史实来写明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纠纷，剧中写金兵南下如过无人之境，直至进逼京师其实就是反映了上文提到的明嘉靖俺答南侵，威逼京师的历史事实，从剧中对金兵南侵及百姓流离的场面的描写可以窥探蒙古俺答给社会和百姓带来的灾害：
汴京城王气萧然，万户凄凉尽倒悬，不见门生荆棘突少炊烟，驴游禁掖，狐登宝 殿，臻蓬蓬歌声凄怨……男和女携群挈队，苦残形半带疮痍，有多少夫妻半路相抛弃，更有兄寻妹父见儿，城头日暮悲声起，鬼燐终宵夺月辉。（《红梨记》第十三出《忆友》）
以上写出了当时形势危急，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社会混乱万户萧条，百姓因此流离失所，朝不保息，男女老少相互搀扶流亡，在逃亡过程亲人们或大意走失或半路抛弃，更有甚者丢失性命。这里对北宋末金兵掠夺后社会满目疮痍的描写，其实就是详细概述了蒙古俺达侵扰大明所带来的恶果。借北宋史实反映了明中叶以后，间接指出了明朝边疆国防的疲弱不堪和危机重重，体现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忧患。
明嘉靖以后的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除了北方蒙古俺答和东南沿海倭寇的外患，还有内部接连不断地人民起义。因常年征税出师西北和东南沿海，百姓的赋税越来越重，无力生活的百姓纷纷站起来反抗。阮大铖《燕子笺》就是借安史之乱安禄山的起义来体现明末社会的频繁人民起义，其家乡桐城就发生过震撼一时的汪国华、黄文鼎“民变”，当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曾兵临其蛰居十几年的安庆。张延玉的《明史》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丙午，老回回诸贼趋江北，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犯安庆，南京大震。”“崇祯七年甲戌秋八月二十三日，桐城土贼黄文鼎、汪国华等窃发，城遂溃…… 闰八月初三日兵备道王公弼率参将潘可大讨之，次于练潭镇”（《安庆府志》）
明朝末社会问题突出，民间农民起义不断。在神宗时候，民间大小起义不断，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甚至连东北建州女真也起兵反叛了明朝。熹宗时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周顺昌，一度引起了苏州人民的起义，在张溥《五人墓碑记》就有相关苏州人民反抗阉党统治起义的记载，明朝最后更是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下灭亡。明末文人士大夫通过在戏曲中增添社会历史大背景一方面展现当时社会的的某些现象，一方面表示自己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见解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之情，这种以史为传奇的方法即丰富了剧本的内涵，又增加了传奇的史学价值，提高了明传奇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三、《红梨记》和《燕子笺》历史影像成因的探究
以史为传奇是明清传奇创作的一大特色，从嘉靖以前的《东窗记》、《双忠记》、《千金记》再到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贯穿于传奇的发展历程之中。明清传奇的历史化已经成为明清传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清传奇的历史化特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明清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对“聊将史笔写家门”这种征实尚史文学观念的体现，更是受中国古代“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明代现实社会的原因
在社会统治上明代统治者实行高度专制的文化制度，宣扬程朱理学思想，用严格的伦常纲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束缚人们的思想，政治上则用残酷的文字狱来打击思想异类，以达到巩固统治的作用。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和明哲保身之间选择了隐晦的表现方式：借古讽今，即借用历史史实的外壳来写当朝之事。这种风气更是在明后期慕奇尚异的社会思潮下发展到了极致。
1.封建专制统治的制约
明代文化的专制统治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统治的一个高峰。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统治者用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行，文学主要起粉饰太平的作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一种死气沉沉的“述朱”状态。明人对此现象有专门的记载：“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乔远《儒林记?名山藏》）
除了用程朱理学来维护思想上的统治，还用严格的政令来巩固对文化的专制统治，明代的文字狱就是文化专制统治的一种极端表现。文字狱历代皆有，但到明朝已经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从建国之初一直到明朝灭亡就未曾中断过，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启就因诗文获罪而遭腰斩。嘉靖年间诗祸更多，“古来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沈连作诗讥讽朝臣而被坐斩，赵祖鹏被诬陷作诗讪上而下狱死，明末魏忠贤专权时更有知府因诗致祸。
在这种高压的文化统治下，文人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文人为了自保而处处拘忌，所以明传奇多借前代史实或曲写历史来进行文艺创作就不难理解了，即使诗文中的个别字词都可以被人含沙射影的挑出来进行攻击，更何况直接挑明的写本朝事情。《红梨记》就是借北宋末宋徽宗年间权奸王黼作乱的历史事实，间接讽刺本朝世宗时严嵩专权一时的恶政，这样既可以表现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又避免遭受文字狱的迫害，可谓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燕子笺》也是借写的安史之乱来反映明末社会内部的农民起义问题。通过虚构历史来既避免了政治的敏感话题又隐晦的表现当时的社会状况，这种借历史事实或曲写虚构历史来进行文艺创作其实是明代高度文化专制统治的直接后果。
2.市民审美风尚的推动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危机的加剧，程朱理学思想已经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王守仁的“心学”就应运而生，其所提倡的“致良知”思想，否定了圣贤的权威，冲击了程朱理学的禁锢。泰州学派更是在“心学”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他们肯定人的私欲，宣扬世俗的享乐，主张个性的自由解放，反对传统观念的束缚，促使社会形成一股求新追异的文化思潮，推动了明人慕奇好异审美追求的形成。
明传奇就是在这种求新求奇的社会思潮中发展起来，汤显祖首先提倡文学创作要追求新奇“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所谓的传奇即“传奇，纪异之书也；无奇不传，无传不奇”，即在戏曲的创作中要“作意好奇”，既要求情节内容新奇，又要求戏曲结构新奇。张岱在《琅嬛文集》中就对传奇追奇作了总结性评述：“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问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
情节内容上的“求奇”即要写奇事、奇人、奇情、奇物，有的会借助神仙鬼怪，超越常理来写奇事。《牡丹亭》中杜丽娘就魂魄不散，死而复生，《红梅记》中李慧娘以鬼魂的身份出场，《望江亭》中更有文星帝君出现。结构上的新奇即作者故意安排阻碍让情节布局波澜起伏，曲折离奇，出人意料，通常多用“错认”“破坏”“误会”等。《红梨记》和《燕子笺》记述了书生和妓女忠贞不渝的爱情奇事，通过增加社会大背景和国家动荡来形成阻碍，造成“三错认”和燕子衔笺的离奇巧合来使情节翻新多变，引人入胜。这些设置都符合了明末对“新奇”的追求，是明末慕奇好异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
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放到历史大背景下，既可以丰富戏曲的内涵，增强其表现力，又赋予剧本更强的生活真实感，进一步拉近戏曲和观众的距离，此外也满足了戏曲家创作传奇时对“奇”和“异”的追求。将文史相结合的明代传奇创作即是对元杂剧多取材于史料的传承，又是一种让戏曲标新立异的体现，更是明朝后期社会求新求异，注重情欲的社会风尚推动的结果。
(二)与历史相结合的传统
对于明清传奇文史结合特色的由来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学“聊将史笔写家门”这种征实尚史文学观念，及受中国古代“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影响。后世文人继承了自《春秋》以来的隐寓褒贬，惩戒善恶的历史道德意识，并在戏曲创作中体现出来，来宣言忠孝节悌，惩恶劝善，教化人心的作用。
1.史贵于文的文学观念
我国自古就有重史的的文化传统，最早的文学形式是文史不分的，文学处于从属地位，主要为史学而服务，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单列出来。我国文学从先秦开始就注重对史学著作的编写，先秦时产生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等，这些著作都是文史合为一体的，用文来写史。因此我国古代的史书即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又含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此外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曲就是从史传文学中孕育发展而来，所以戏曲的创作和史传编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司马迁的《史记》除了丰富的提供史实资料，更为小说戏曲的创作提供了叙事模式和故事材料，如《单刀会》，《赵氏孤儿》，《西蜀梦》等，陈寿的《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国历代对史学著作都非常重视，这种观念后来慢慢就演变发展成一种“史贵于文”的传统文学价值观，文学创作普遍呈现向史传靠拢的趋势。因此传奇与历史相结合的特色究其根源，其实是这种文学观念潜移默化的结果。这种文史结合的特色在传奇发展后期表现的更明显，清代传奇俨然是按照“曲史”的标准来写，注重剧本史实和人物的考订，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可谓“语语可作信史”，是一部南明史的简述，更成为“曲史”的典范之作。
传奇借史实敷衍故事，其本身或多或少的带上史传的一些特色。历史讲究真实可靠，傍史的传奇也就一定程度上要追求剧本的真实性。明传奇所虚构的历史大背景大多有史可循，“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如《红梨记》中的社会大背景就是北宋末年的事情，《燕子笺》中所描写的安史之乱更是有史记载。
2.戏曲家对写史的热衷
明传奇的历史化特色的形成于戏曲家对创作历史著作的热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戏曲家作为文人深受儒家征实思想和“史贵于文”文学价值观的影响，用历史创作方法来写传奇，用传奇故事来佐证史实，传奇成为既小说之后的另一种“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的文学形式，因此戏曲家在传奇创作之时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向史传靠拢。
明传奇由宋、元时的南戏发展而来，其题材大多借鉴南戏和杂剧的历史剧，多采用自传历史即在史书正传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虚构藻饰而成，如《东窗记》由宋元戏文《秦太师东窗事犯》改编而来；《千金记》根据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和韩信的正史资料加以敷衍而来；《金印记》根据宋元戏文《苏秦衣锦还乡》敷衍战国时苏秦合纵连横的事迹。也有的传奇直接从史传中搬演历史故事，如《长生殿》就是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轶事搬上舞台，《桃花扇》更是对南明史进行了简单的概述。《红梨记》也是如此，其在元杂剧《红梨花》的基础上增加北宋末年的史实，整理改编而来，其所借鉴的北宋末年之事是有史料可考证的，《燕子笺》借用的唐朝安史之乱也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一次大叛乱。
明清传奇创作的史化特征已经呈现明显的趋势，有的侧重以戏曲为史传，有的偏重于以史传为传奇创作蓝本，这就出现事实文虚和事文皆实的两种创作倾向，谢肇淛在《五杂俎》就对戏曲中的历史化现象做了概述：“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明清传奇的历史化特征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沉淀发展的结果，是对庄子“寓言”创作方法的延续，是对历代文人沉积下来的历史责任感的表现，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征实尚史文学观念的传承，也是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佂实观念的体现。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滋润着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内涵。历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强烈的责任感，其根本源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入世思想。春秋时社会礼崩乐亏，孔子创立儒家以“克己复礼”来拯救那个“无道”的时代，儒家从对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中诞生，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入世思想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对国家兴亡、社会盛衰的高度重视，以匡扶社稷，安邦定国为己任。
1.关心家国的忧患意识
孔子主张“君子忧于道而不忧贫”，“士志于道”，孟子宣扬“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甚至指出忧患对人生存的重要性，“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种思想被后世的历代文人所传承并发扬光大。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基于对当时社会的忧患而提出来的；司马迁编纂《史记》记述历代兴亡史，从史学的角度阐释他对国家兴盛的忧虑；唐朝杜甫以诗来表达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深忧患之情；宋代范仲淹更是喊出“居庙堂之高，财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
儒家这种千年沉淀下来的忧患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代一代相传的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已经熔铸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历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忧患，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无意识的行为，所以文学作品中除了抒发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感慨之外，往往还要体现对他人、社会、国家的关心和忧虑。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来体现文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红梨记》和《燕子笺》就是通过虚构历史大背景来间接放映明代的社会现实情况，体现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之情，是受儒家忧患意识影响的直接表现。
2.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
儒家提倡一种积极进取，敢于直面现实社会的入世思想。儒家自创立之初就以拯救社会，革除弊端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积极主动劝诫君王，为国家社稷出谋划策。如孔子宣言“仁政”并为其政治理想而周游诸国，即使四处碰壁仍百折不挠；孟子劝诫君主要实施“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曾子就对文人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表达“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儒家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影响后世文人的价值追求，历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只是一朝金榜题名，入仕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经成为一代代文人终生的价值追求，其中“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最终的追求。但并不是每个文人都有机遇能入仕施展自己的抱负，即使处于庙堂乡野，儒家仍然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信仰，不管入世或出世儒家都要求文人担负起劝诫弊政，拯救社稷的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文人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忧患意识就是在儒家这种积极入世思想中孕育而成的。
《红梨记》和《燕子笺》的作者一个是乡间的乡绅，另一个是革职在家的文人，他们有不同的身份和人生际遇，但他们都是饱读儒家经典，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深受儒家入世文化的影响。即使不能入仕报效朝廷也要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劝诫君主，揭发弊政，承担自己匡扶社稷，安邦定国的社会责任，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价值追求。
四、研究两部戏曲中历史影像的现实意义
明传奇是我国戏曲史上的瑰宝，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明传奇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更是对当今文学研究和发展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明清传奇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值得后世进行吸收和发扬光大，以史为曲的创作特征也为现在的文学创新提供借鉴
(一) 重价值取向 肩负文学的社会责任
明传奇中大量的爱情剧文学价值较低，主要是因为在明末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戏剧表现领域的仍是狭隘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对社会情况反映较少，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及社会人生缺少深刻的思考与感悟。但并不是说明清传奇没有可取之处，戏曲家在剧本创作中添加了社会历史的大背景，进一步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内容，如《红梨记》和《燕子笺》借北宋靖康之耻和唐朝安史之乱，表现戏曲家对社会的关注及对当时政治的忧患之情，体现了他们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人生教条，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期望来劝诫世人，革除弊政，匡扶社稷。这种以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为己任，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社会命运相联系的社会责任感一直贯穿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历程。
现在的社会浮躁不安，人们普遍追求金钱和物质的享受，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文学创作的态度也变得功力和浮夸，一些实用类书籍或经验速成类书籍风靡流行，而哲学感悟类书籍则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人们当下多关注的自身感官的享受和情感的宣泄，所以文学创作也呈现一种媚俗的娱乐化倾向，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或迎合大众的口味而呈低级化和恶俗化的发展趋势。篡改史实已不足为奇，一些作品中甚至充斥大量的暴力色情内容，在强调个人情感外露的同时，走上了畸形宣泄情感的道路上。一些黑暗扭曲的价值观外泄，影响一大波的接受群体，社会风气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的影响。
当今社会道德沦丧，这就要求文学要承担起扭转社会风气的责任，加强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责任感即文学创作要“文以载道”，加强文学的启蒙教化作用。这里的“道”小方面是指作者个人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反映，是对人类美好感情品德的赞扬，是对人性的呼唤，是作者用自身的经历体验来指引和感染他人的过程。大的方面就是指社会道德标准、价值方向和法律准则，在我国就是对“和谐”的追求与体现，作者有责任在文学作品中宣传正确的价值取向，积极引导民众追求美好的道德品质，排斥邪恶暴力，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要求我们宣扬价值取向也要呈现多样化的形式。我们应该按照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来抉择。但总的来说是对正面积极的思想精神进行歌颂，抨击和否定畸形扭曲价值观的传播。文学创作不能为了完全适应大众生活而改变自己的根本原则，文学应当有所担当，应该是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体现。另外文学作品还要对作者所处的时代进行体现，一方面正面直接反映时代现象，另一方面也要从不同角度评价时事，更好的承担起文学的启蒙教化和匡扶社稷的作用。
(二) 以史悟人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人前进的方向，引导人们走向成功和辉煌，错误歪曲的价值观则会促使人走向失败甚至毁灭。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人存在于天地间不仅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更要对他人、社会负责。个人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甚至国家的命运。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只因为一己之私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不仅自己遗臭万年，还给社会和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
《红梨记》中的奸臣王黼就是这类人物，他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在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抛弃个人的价值信仰，甚至在置个人私利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心甘情愿出卖国家，轻易就将国家社稷倾覆。《燕子笺》中的安禄山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利欲望，从而掀起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数以千万的百姓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唐朝也因这场内乱走向衰落。明朝的灭亡除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外，还因一群自私自利的奸臣佞子而消亡殆尽，一代权奸严嵩把持朝政近二十载，贪污军饷无数造成明代军备废弛，边境战事年年失利，明末阉党为了巩固势力更是迫害忠臣良士。
这些人往往拥有昙花一现的风光，其结局大多比较凄惨。王黼最后死于忠臣张千户之手，他的荣华富贵之梦也就成为了过往云烟；安禄山最后惨死于自己人之手，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严嵩更是乞食于坟墓之间最后凄惨病死。这些人汲汲于名利，为一己之私甚至不择手段，用尽阴谋，最后不仅自己身陨惨死，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还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当今社会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社会以金钱来衡量个人成功，人们越来越浮躁不安，世人往往汲汲于功力，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社会道德水平普遍呈下降趋势。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过分注重自身私欲，追求功力的人往往下场凄惨，他们劳心劳力，机关算尽最后一无所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价值是无限的，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他活着，其存活的是一种精神和榜样的力量，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关键还在于自己的选择。淡泊名利以实现自身价值为目标的人生也许才是正确的选择，以他人他物为中心的人生追求其结果只会倾尽所有而一无所有。
(三) 反贪腐行为 注重国家的法治建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并不仅仅只是研究资料，我们现在不管在生活、学习或交际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借鉴古人的智慧，特别在当下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更要汲取前人的历史经验，避免走上历史的老路。明代从兴盛到灭亡共历经了近三百年，细细探究明亡的原因对我们现在的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明朝灭亡的原因首先应归结于统治者自身的问题，明中叶后的统治者大多骄奢淫逸，庸碌无道。如痴迷道教的世宗；罢朝30多年的神宗；沉溺奇淫巧匠的熹宗，他们荒淫无道，治国无方是成为造成国家混乱和灭亡的直接原因。《红梨记》中北宋的灭亡与其归结于王黼专权误国还不如说是宋徽宗昏庸无能，贪欢享乐，放任王黼揽权做大而形成的。《燕子笺》中的安史之乱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唐明皇后期沉迷美色，纵情享乐，不关心政事才促使安禄山一类的奸臣有机可乘，从而爆发叛变撼动了大明皇朝的统治根基。
封建社会大多是人治的社会，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人之身，社稷兴衰与个人的主观抉择密切相关，这样的社会统治方式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国家社会易于因统治者的改变而变动。《红梨记》中的北宋的灭亡与宋徽宗也脱不了关系，《燕子笺》中描述的安史之乱更是由于唐太宗放任而造成。此外人治因为没有完善的法律制约，更易于造成个人权利的过度集中，造成像王黼和严嵩一类的权奸的出现。人治和法治各有优缺点，不可采取任何一个极端，特别在当下更要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来管理国家，坚持法治为主，人治为辅的基本准则，这样才能避免个人集权的出现，也能更好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贪污腐败也是危害国家健康发展的蠹虫，从古至今贪污腐败现象像毒瘤一样存在，贪污腐败的风气会慢慢侵蚀人的心灵，危机国家长治久安的统治。《红梨记》中的王黼就是个贪污奸臣，其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出卖国家，《燕子笺》中的安禄山也是同一类人物，他们欺上瞒下，结党营私，轻易地就将大好河山败光。当今社会各种贪污腐败的案件数见不鲜，已经到人神共愤的地步，但是国家对此类的案件的处理力度仍然不够，间接放任这颗毒瘤扩大。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巩固统治政权，反贪污腐败刻不容缓，国家应加强对监督管理机制的建设，加强对贪污官员的处理力度，贪腐行为一经发现就应严惩不贷。此外还要增强对党员道德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之风，最后在外部监控措施上要制定全面的监督检举制度，让民众参与到对国家管理人员的监督，完善公示制度和规章程序的运行，让其在阳光下运行。
五、结语
明传奇因优美动听的唱词，曲折跌宕的情节为世人所喜爱。其将文史相融合来创作创奇，其在爱情题材中借鉴或虚构历史来增添剧本的社会背景、当下对明传奇的研究大多仍为纯文本的研究，就剧本谈剧本，没有从更大的范围上挖掘明传奇所具有的价值内涵。
本文从明传奇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文中各选一篇，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层次挖掘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内涵。并得出《红梨记》和《燕子笺》中所描写的北宋末年和唐安史之乱的故事背景，实其实就是间接反映明末社会情况的，是明末社会政治情况真实写照的结论。此外就它们以史写曲的艺术特色的成因进行了简单的剖析，指出这种创作倾向的深层次原因，并对当今文学创作和社会治理提出了一些鄙陋的建议。由于本人学识和能力有限，一些见解仍有不足之处，所以研究成果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一些遗留问题仍需加大对文学和历史相关方面的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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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孙京荣：《徐复祚及其著述简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16]季国平：《试谈戏曲家的阮大铖》，《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致 谢
大学四年时光匆匆而逝，回首往昔岁月，心中感慨万千，在这四年中有过欢笑、哀愁、迷茫和痛苦。在这人生中极其宝贵的四年，我收获良多，为我将来进入社会打好了基础。论文写作历时近一年，现已基本完成，虽有不足之处，但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去完成。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我的父母、导师、和朋友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借此我希望向他们表达我最真挚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激我的父母给我关爱和支持，感谢他们在我论文写作遇到瓶颈时给予的支持和理解，在我找工作迷茫时给予的关心和帮助。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菊艳老师。王老师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从大三开始就一直关心我的论文写作情况，在论文指导修改过程中都秉着一丝不苟的态度，不厌其烦的指出我的论文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论文上的指导，王老师还关心我们学习和工作上的问题，以一位长者的身份来教导我生活的道理，让我明白很多。我很幸运在大学期间遇见王老师，我深深感谢她给予我的巨大帮助。
然后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感谢她们陪我走过这缤纷色彩的大学四年，感谢她们在我困难、迷茫、失意时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她们在我论文写作时提供的建议和指导，我很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里与她们相遇。最后我还要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本文进行评审并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答辩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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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The red pear;The swallow;Historical image目 录
内容摘要：《红梨记》和《燕子笺》皆为明代优秀的爱情传奇剧，其中历史影像的体现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乱臣贼子的专权误国、贪污腐败；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庸碌无能；广大市民的个性解放、崇情尚性和现实社会的起义不断、北虏南寇。《红梨记》和《燕子笺》中历史影像的探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明代现实社会的原因，分明代专制统治的制约和市民审美风尚的推动；与史相结合的传统，分史贵于文的文学观念和戏曲家对写史的热衷；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研究《红梨记》和《燕子笺》历史影像的现实意义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重价值取向，肩负文学的社会责任；以史悟人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反贪污行为，注重国家的法治建设。
关 键 词：《红梨记》 《燕子笺》 历史影像
The Analysis of ‘The red pear’ and ‘The Swallow’ in History image
Abstract: ‘The red pear’ and ‘The swallow’are both outstanding romantic drama in Ming dynasty,They introduces their historical image from four aspects:Traitors and villains are corrupt and eager to power;The ruling class is debauched and impuissant;The personality and emotional pursuit of the general public;The social unrest is in the country.The Analysis of ‘The red pear’ and ‘The Swallow’in History imag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reality of Ming dynasty;The autocratic rule restriction and civic aesthetic fashion in the Ming dynasty;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combing with a history;Histor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iterature;Dramatist playwright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writing history;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Concerned about national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positive thoughts of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udy about their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historical image from three aspects;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dont forget t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Set up the correct life goals from history;Against corruption behavior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rule of law.
一、引言 1
二、《红梨记》和《燕子笺》中历史影像的体现 1
(一)乱臣贼子的专权误国 贪污腐败 2
(二)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 庸碌无能 3
(三)广大市民的个性解放 崇情尚性 5
(四)现实社会的起义不断 北虏南寇 7
三、《红梨记》和《燕子笺》历史影像成因的探究 8
(一)明代现实社会的原因 8
1.封建专制统治的制约 9
2.市民审美风尚的推动 9
(二)与历史相结合的传统 10
1.史贵于文的文学观念 10
2.戏曲家对写史的热衷 11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12
1.关心家国的忧患意识 12
2.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 12
四、研究两部戏曲中历史影像的现实意义 13
(一) 重价值取向 肩负文学的社会责任 13
(二) 以史悟人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14
(三) 反贪腐行为 注重国家的法治建设 15
五、结语 16
参考文献 17
致 谢 18
简析《红梨记》和《燕子笺》中的历史影像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明代是继元以后又一个戏曲艺术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戏曲作品。明代戏曲又称为“传奇”即演奇事，畅奇情，人们借戏曲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自然情欲和个性自由的追求，满足了自身慕奇好异的审美需求。在这期间又诞生了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戏曲流派:吴江派和临川派，吴江派因讲求格律又被称为“格律派”，临川派因注重抒发作家的真实感情，强调“情”而驰名于世。汤显祖提倡的“至情”论掀起明代爱情传奇剧的创作洪流，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戏曲作品流传于世，戏曲家为了让浪漫的爱情剧与现实紧密相连，纷纷采用与历史相结合的手法，从而造成了明传奇具有历史化的特色。徐复祚为吴江派戏曲的代表作者之一，其戏曲创作和理论皆践行吴江派创作理论。阮大铖作为临川派的中流砥柱，其戏曲创作推动了临川派重情理论的发展。
徐复祚（1560-1630),原名笃儒，字阳初，号三家村老，是万历年间一位优秀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其著有《红梨记》、《投梭记》、《一文钱》 等诸传奇院本，戏曲理论著作有《曲论》，其戏曲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吴江派的戏曲理论，所以将其归属于吴江派之中。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石巢，别署百子山樵，为明末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著有《咏怀堂诗》传奇四种，其中以《燕子笺》最为著名。其所作传奇剧本曲辞工丽，典雅隽永，擅长于男女风情剧，并将临川派的“至情”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现在对这两个戏曲流派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戏曲理论的研究，对具体作品研究较少，即使个别作品的研究也未能突破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领域，未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挖掘剧本的价值内涵。因此特从两派的戏曲作品中各挑选一部来研究其剧本背景所蕴含的丰富社会内涵。
二、《红梨记》和《燕子笺》中历史影像的体现
明朝以正德年间（1506-1521）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变前期禁锢、呆板、专制统治为混乱、活跃、自由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崇奇慕异，强烈追求情欲的自然表露和个性的完全展现。社会风气日益奢靡，人心渐趋谲诈。社会风气的巨变进一步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涌现，明嘉靖以后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奸臣佞子把持朝政，农民起义不断，西北和东南沿海遭受蒙古鞑靼及倭寇的侵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变革也有有利的一方面，它打破了前期对文化的禁锢的牢笼，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文学艺术在充分表达世人追求个性和情欲解放的同时也反映了明后期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表现了文人士大夫对社会的忧患意识。
(一)乱臣贼子的专权误国 贪污腐败
明朝建朝近三百年，总共历经十六位皇帝统治，创造了繁荣强盛的大明王朝，特别是后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学艺术逐渐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束缚，而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能人志士倍出，但大奸大恶之徒亦不在少数。从太祖建国初胡惟庸的凶狠恣肆；到成祖时陈瑛的残酷暴虐；到嘉靖年间严嵩的专权跋扈；再一直到南明时马士英的凶残恣恶，奸臣贼子多不胜数，清代张廷玉就在《明史》中单列“奸臣”卷详细记述了他们的恶行：“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无厌……之数人者，内无阉尹 ，可依，而外与群邪相比，罔恤国事，职为乱阶。究其心迹，殆将与杞、桧同科……作《奸臣传》”
明嘉靖以后的奸臣，必须要提的一位就是明世宗时的一代权奸—严嵩。其专权干政长达近二十年，而明世宗在位也就四十五年，近一半的时间由严嵩干涉朝政。这位权臣因作“青词”而发迹，因此又称其为“青词宰相” “严嵩初入……撰青词，超授翰林学士……所撰青词皆称旨。”，其本人主要靠着谄媚献宠，揣摩圣意而青云直上，在其独揽政权的近20年里，纲常废弛，吏治腐败，大量忠臣贤士惨遭迫害，他甚至私吞军饷促使西北俺答和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从而动摇了国家统治的基础。
后世之人撰写《明史》对其一生的恶行做了客观的评价：“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嵩归日骄。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子世蕃又数关说诸曹。南北给事、 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①
除了上述史书中对严嵩的行径作了详细的评述，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也或用隐晦或显露的方式，来揭露和谴责严嵩的暴政。明中叶以后戏曲和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小说戏曲甚至成为主流文学的代表，很多文人就在他们的戏曲或小说创作中，来揭露批判严嵩专权干政给社会带来的恶果。吴江派戏曲家徐复祚就在其代表作《红梨记》中借北宋末年王黼专权腐败，北宋因此而灭亡的历史大背景来警醒世人严嵩专权误国的最终恶果。剧本中刻画的奸臣王黼形象其就是严嵩的翻版：
【西地锦】下官性颇黠慧，又善口辩，遭遇圣上，宠冠群僚。又故为谐谑，献笑
取悦。圣上呼我为小王太傅，我就称圣上为太上道君。【前腔】以此贿赂如山，门庭
若市，从我者骤加官爵，违我者立见诛夷。【剔银灯】我家资黄金满籝，只想副乌纱
盖顶。烦君就裹来帮衬，偷割换三场云锦。倘成名，敢忘大恩。(《红梨记》第三出《豪讌》）
这里的王黼其实就是按照严嵩的形象进行刻画的，严嵩和王黼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都为历史有名的权奸，一样都担任过“太傅”，靠献媚宠上，揣摩圣心而得宠，两者甚至连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残杀异己的行径都如出一辙。作者就是借权奸王黼隐晦的揭露当时严嵩谄媚获宠，贪污腐败，擅黜陟权，张扬跋扈，残杀异己的卑劣行径，通过刻意丑化人物形象来讽刺批评严嵩的一时荣盛，也间接暗示其不得善终的下场。
明嘉靖年间严嵩势焰滔天，连内阁首府夏言都被其献谗致死，更何况是平凡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满心激愤而又无处发泄只能借戏曲曲折的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从历史上借同样是权奸的王黼来揭发严嵩，甚至通过丑化小人得志的奸臣形象来讽刺严嵩全盛的昙花一现。在严嵩垮台后严嵩剧更是繁荣一时，如《飞丸记》、《玉丸记》、《海公案》、《一捧雪》、《打严嵩》等，《鸣凤记》更是在严嵩倒台后直接将其残杀弹劾他的十位忠臣义士的史实搬上戏剧舞台，表现了人民对严嵩的强烈憎恶。阮大铖的《燕子笺》也假借唐朝的安史之乱刻画卑鄙小人安禄山来或多或少的展现了明末动乱的社会状况，但总的来说文人在讨论社会问题的症结时，大多归结于乱臣贼子霍乱而导致国家倾危和社会混乱。
(二)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 庸碌无能
对于明朝的灭亡的原因的探究，最高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明世宗到明思宗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或是沉迷道教，或是贪财好色，或是碌碌无为，或是精于巧技，明代昌盛强大的国家基业，就是被他们一点点消磨殆尽。嘉靖皇帝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一半时间在其建造的西苑里求仙问道，国库因大肆修建道场宫殿而空虚，为求长生不老，他甚至将国事委托于严嵩一帮的奸臣，促使社会吏治更加腐败黑暗。明史就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明史?奸臣传》）
到明世宗去世时国库严重亏空，军备废弛，倭寇和蒙古鞑靼肆虐边境，其成为名符其实的“家净”皇帝。明代的戏曲创作中也有对这位皇帝进行隐晦的描述，在《红梨记》里的宋徽宗其实就是明世宗的写照，剧本中对宋徽宗有这样的描写：
圣上呼我为小王太傅，我就称圣上为太上道君。一日圣上站在墙边，要上墙去，无奈无梯子我就把两臂承圣足而起，大声叫道，好个扒墙天子，圣上大笑，说全亏你筑岸宰相。【西地锦】自从建了艮嶽，圣上日日在内游赏……大凡官家，不要容他闲，常则是把些声色货利打哄日子过去。（《 红梨记》第三出《豪讌》）
明世宗和宋徽宗一样都崇尚道教，修建别院用来修炼，一样的亲小人远贤臣，一样的耽于玩乐置国事于不顾。但因为古代文人对最高统治者有无上的崇敬之情，所以对他们的失足之处也只是做轻微的指责，更多的是将他们的过错归结于奸臣佞子的误导。他们多认为君主的错误主要是臣子没有起到规谏的作用，没有引导好君主。徐复祚就借钱济之和张千户之口道出奸佞误君误国的罪端：
【金井水红花】国是贤奸混，天心兴废移，胡马度金微，扰京畿，中原鼎沸。痛恨王黼梁成这一班奸臣呵，致使翠华东幸，踟蹰向东湄，空望断汉宫仪也。【沉醉东风】圣上圣上，只为你用奸邪，把忠良弃撇，等闲间间使冠裳碎裂。（《红梨记》第十三出《忆友》）
由此可见一斑的文人在探究时政的利弊时，普遍把社会问题的症结归到乱臣贼子的霍乱朝纲上，对统治者多采取宽容的态度，只是轻微的指责他们任用佞臣，即使上位者真的庸碌无能，如明穆宗也能评价为“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这样折中而不带批评的评语。
另一部戏曲作品《燕子笺》则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借唐明皇因沉迷女色怠于朝政，从而放任安禄山叛乱的故事，间接讽刺作者生活时代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在他生活期间，明神宗“财色酒气”俱全，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贪财”皇帝，其甚至罢朝30多年，“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神宗的父亲穆宗除了平庸无能外还好“女色”，纵于声色最后掏空身子而死。神宗更是效仿明世宗大选妃嫔，一天娶“九嫔”，此外还玩弄小太监，选出“十俊”“ 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熹宗虽未好女色，但痴迷木匠工艺，将政事委任给阉党魏忠贤，放任其残害有识之士，搜刮剥削百姓，使国势更加岌岌可危。史书对其评价为：“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历史上大多荒淫无道的统治者多没有什么好下场，甚至连国家都将会倾覆，不管是唐明皇还是宋徽宗亦或是唐朝北宋都难逃灭亡的命运，这也许就是文人借历史上一些相似的经历来预示明朝终将灭亡的命运。
(三)广大市民的个性解放 崇情尚性
明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风气日渐奢靡，“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人们在金钱势利和物欲的鼓动下，充分意识到人性的价值，强烈要求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人格的独立自由发展。心学思想就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孕育而成，其分支王学左派更是在王守仁提倡摒弃物欲、了无牵挂“心体”的观念基础上发展成追求自然肯定人欲的观点，因此涌现了一批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严均主张：“平时只是率性所为，纯任自然，便谓之道”；李贽认为：“盖声色之莱，发乎性情，由乎自然”；何心隐提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戏曲界掀起了一股“主情”的进步文艺创作热潮，戏曲家大多用戏曲来表达对自然情欲，人格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如汤显祖宣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并在《牡丹亭》中塑造了专情形象杜丽娘，她强烈渴望爱情，因情而死，死而复生，生生死死而不断情。汤显祖对“至情”的呼唤，其后影响了一大批戏曲的创作，并涌现出“邪教横流，艳篇满目”的创作洪流。
传奇创作中主要是通过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对反抗势力坚持不懈的斗争，来体现对自然情感、主观心灵、真实情欲及自由人格的追求。《红梨记》和《燕子笺》中都有塑造了一些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忠于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们皆出身为妓女社会地位低下，但这并不能阻碍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她们都有自己的爱情准则，面对权势的逼迫和荣华富贵的诱惑都能坚持自我的人生信仰；她们在逃亡困苦之时仍然坚守对爱情的誓言，对爱情一直忠贞不渝。《红梨记》中的谢素秋本为教坊妓女素有才名，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未曾谋面的赵伯畴只因其诗歌文采而生情，在面对奸臣王黼的威逼利诱仍然不动摇，坚持自己的人生准则，剧本中对她勇于自主追求爱情及反抗逼迫的行为有详细的描述：
念青楼寄身，柳娇桃嫩，生憎罗绮烟花阵……素秋章台陋质，永巷庸流，只堪卖酒当垆，难入琼楼玉馆……岂少贱妾一辈。（《红梨记》第三出《豪讌》）
人各有志，岂可以势相迫……他若再来相迫，我拼得一死便了……就是我辈从良须要择人事。他只是俗子村夫，难管领秋月春风。（《红梨记》第四出《羁迹》）
妾虽名在烟花，心同冰檗，瑶簪翠钿，何如裙布钗荆，蕙质蘭襟……而贞柏凌冬，不妨傲雪……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相思只为诗一扎，这情意岂容干罢。（《红梨记》第十五出《诉衷》）
谢素秋作为一位没权没势依靠别人而活的风尘女子，却敢当面拒绝权势滔天王黼的要求，坚持自我的志节，以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甚至提出与人相交注重交心，轻视荣华富贵，关注情趣相投的前卫观念。对于与赵伯畴的爱情更是坚定不移，未谋面时就已情定终生，即使在朝不保夕的逃难时仍珍藏当年的定情诗。她这种崇尚自然情欲，追求自我爱情，坚持自我人格的操守正是对明中叶以后“至情”论的体现，是心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表现。除了谢素秋外《燕子笺》中的妓女华行云也具有相类似的品行，华行云在面对鲜于佶要求求欢的卑劣行径时敢于进行坚决的拒绝，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解三酲】铁石心牢牢栓稳，松柏性怎逐浮萍？便春风纸帐梅花冷，肯重着石榴裙？你好没道理，既说是与霍郎恁般相厚，怎么他才转身，便欺心调拨奴家？你与他盟山誓海同胞友，怎做得覆雨翻云稔色人？连声请，请，请！（《燕子笺》第二十二出《据挑》）
在爱情上她也果断追求自己的爱情，“你看霍郎聪后多才，至诚不假，私心暗约，可托终身。”在霍都梁被冤入狱时不轻易相信流言，急于奔走打点营救他，甚至在霍郎落势时仍坚信其品性，不改自己的初衷，果断拒绝委身于卑鄙小人，最后敢于揭穿鲜于佶的阴谋诡计还霍郎清白。此外剧中另一位女主人公俪飞云也是位敢于追求爱情的奇女子，她在收错画像后对画中之人念念不忘，并因此相思成疾，后辗转流落时也不忘霍郎。
除了这两部戏曲作品外还有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至情”的理论，如孟称舜《娇红记》中王娇娘和申纯为了追求爱情甚至双双自杀殉情；吴炳《西园记》中赵玉英即使魂归地府仍然痴痴追求爱情并因此感动冥帝；袁于令《西楼记》中妓女穆素徽为爱甘愿忍受折磨。明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个人意识觉醒，人们渴望情欲的自然流露，反对专制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真实情感表露，文学作品中对追求真挚爱情的歌颂，对男女情爱的表现都是对晚明王学左派思想的响应，是主情社会风潮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表现。
(四)现实社会的起义不断 北虏南寇
明嘉靖年间由于统治者怠于朝政，使权臣把持朝政造成吏政腐败，军队羸弱，边防废弛，蒙古鞑靼和倭寇频频来袭使明廷统治陷入危机。明朝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偶尔的通市只能换来暂时的和平，这种矛盾在嘉靖年间发展到高潮，嘉靖二十一年明廷斩了蒙古使臣直接促成俺答汗领兵南侵，并围困京城3天，临城胁迫让明廷做出让步才结束。明朝有关史料记载道：“经朔州破雁门，越太原，列营汾河东西上，京师戒严……时我师连营观望，不肯乘险邀掣，任虏散掠平原、上黨间……庚戌，俺答入渔阳塞，犯京师，焚劫至西直门，窥陵寝，掠校场……虏前后剽掠男女、牲畜、金帛、财物，捆载巨万，徐徐从东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无法调节的地步，明代军队疲弱，边境烽烟四起，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北方的蒙古鞑靼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统治安全，国家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作为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明朝文人士大夫往往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也会有所反映。戏剧作品中的社会背景其实就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写，他们将自己的社会忧患意识通过戏剧创作来体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红梨”就借北宋金兵南下的史实来写明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纠纷，剧中写金兵南下如过无人之境，直至进逼京师其实就是反映了上文提到的明嘉靖俺答南侵，威逼京师的历史事实，从剧中对金兵南侵及百姓流离的场面的描写可以窥探蒙古俺答给社会和百姓带来的灾害：
汴京城王气萧然，万户凄凉尽倒悬，不见门生荆棘突少炊烟，驴游禁掖，狐登宝 殿，臻蓬蓬歌声凄怨……男和女携群挈队，苦残形半带疮痍，有多少夫妻半路相抛弃，更有兄寻妹父见儿，城头日暮悲声起，鬼燐终宵夺月辉。（《红梨记》第十三出《忆友》）
以上写出了当时形势危急，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社会混乱万户萧条，百姓因此流离失所，朝不保息，男女老少相互搀扶流亡，在逃亡过程亲人们或大意走失或半路抛弃，更有甚者丢失性命。这里对北宋末金兵掠夺后社会满目疮痍的描写，其实就是详细概述了蒙古俺达侵扰大明所带来的恶果。借北宋史实反映了明中叶以后，间接指出了明朝边疆国防的疲弱不堪和危机重重，体现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忧患。
明嘉靖以后的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除了北方蒙古俺答和东南沿海倭寇的外患，还有内部接连不断地人民起义。因常年征税出师西北和东南沿海，百姓的赋税越来越重，无力生活的百姓纷纷站起来反抗。阮大铖《燕子笺》就是借安史之乱安禄山的起义来体现明末社会的频繁人民起义，其家乡桐城就发生过震撼一时的汪国华、黄文鼎“民变”，当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曾兵临其蛰居十几年的安庆。张延玉的《明史》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丙午，老回回诸贼趋江北，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犯安庆，南京大震。”“崇祯七年甲戌秋八月二十三日，桐城土贼黄文鼎、汪国华等窃发，城遂溃…… 闰八月初三日兵备道王公弼率参将潘可大讨之，次于练潭镇”（《安庆府志》）
明朝末社会问题突出，民间农民起义不断。在神宗时候，民间大小起义不断，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甚至连东北建州女真也起兵反叛了明朝。熹宗时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周顺昌，一度引起了苏州人民的起义，在张溥《五人墓碑记》就有相关苏州人民反抗阉党统治起义的记载，明朝最后更是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下灭亡。明末文人士大夫通过在戏曲中增添社会历史大背景一方面展现当时社会的的某些现象，一方面表示自己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见解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之情，这种以史为传奇的方法即丰富了剧本的内涵，又增加了传奇的史学价值，提高了明传奇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三、《红梨记》和《燕子笺》历史影像成因的探究
以史为传奇是明清传奇创作的一大特色，从嘉靖以前的《东窗记》、《双忠记》、《千金记》再到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贯穿于传奇的发展历程之中。明清传奇的历史化已经成为明清传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清传奇的历史化特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明清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对“聊将史笔写家门”这种征实尚史文学观念的体现，更是受中国古代“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明代现实社会的原因
在社会统治上明代统治者实行高度专制的文化制度，宣扬程朱理学思想，用严格的伦常纲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束缚人们的思想，政治上则用残酷的文字狱来打击思想异类，以达到巩固统治的作用。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和明哲保身之间选择了隐晦的表现方式：借古讽今，即借用历史史实的外壳来写当朝之事。这种风气更是在明后期慕奇尚异的社会思潮下发展到了极致。
1.封建专制统治的制约
明代文化的专制统治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统治的一个高峰。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统治者用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行，文学主要起粉饰太平的作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一种死气沉沉的“述朱”状态。明人对此现象有专门的记载：“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乔远《儒林记?名山藏》）
除了用程朱理学来维护思想上的统治，还用严格的政令来巩固对文化的专制统治，明代的文字狱就是文化专制统治的一种极端表现。文字狱历代皆有，但到明朝已经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从建国之初一直到明朝灭亡就未曾中断过，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启就因诗文获罪而遭腰斩。嘉靖年间诗祸更多，“古来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沈连作诗讥讽朝臣而被坐斩，赵祖鹏被诬陷作诗讪上而下狱死，明末魏忠贤专权时更有知府因诗致祸。
在这种高压的文化统治下，文人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文人为了自保而处处拘忌，所以明传奇多借前代史实或曲写历史来进行文艺创作就不难理解了，即使诗文中的个别字词都可以被人含沙射影的挑出来进行攻击，更何况直接挑明的写本朝事情。《红梨记》就是借北宋末宋徽宗年间权奸王黼作乱的历史事实，间接讽刺本朝世宗时严嵩专权一时的恶政，这样既可以表现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又避免遭受文字狱的迫害，可谓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燕子笺》也是借写的安史之乱来反映明末社会内部的农民起义问题。通过虚构历史来既避免了政治的敏感话题又隐晦的表现当时的社会状况，这种借历史事实或曲写虚构历史来进行文艺创作其实是明代高度文化专制统治的直接后果。
2.市民审美风尚的推动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危机的加剧，程朱理学思想已经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王守仁的“心学”就应运而生，其所提倡的“致良知”思想，否定了圣贤的权威，冲击了程朱理学的禁锢。泰州学派更是在“心学”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他们肯定人的私欲，宣扬世俗的享乐，主张个性的自由解放，反对传统观念的束缚，促使社会形成一股求新追异的文化思潮，推动了明人慕奇好异审美追求的形成。
明传奇就是在这种求新求奇的社会思潮中发展起来，汤显祖首先提倡文学创作要追求新奇“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所谓的传奇即“传奇，纪异之书也；无奇不传，无传不奇”，即在戏曲的创作中要“作意好奇”，既要求情节内容新奇，又要求戏曲结构新奇。张岱在《琅嬛文集》中就对传奇追奇作了总结性评述：“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问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
情节内容上的“求奇”即要写奇事、奇人、奇情、奇物，有的会借助神仙鬼怪，超越常理来写奇事。《牡丹亭》中杜丽娘就魂魄不散，死而复生，《红梅记》中李慧娘以鬼魂的身份出场，《望江亭》中更有文星帝君出现。结构上的新奇即作者故意安排阻碍让情节布局波澜起伏，曲折离奇，出人意料，通常多用“错认”“破坏”“误会”等。《红梨记》和《燕子笺》记述了书生和妓女忠贞不渝的爱情奇事，通过增加社会大背景和国家动荡来形成阻碍，造成“三错认”和燕子衔笺的离奇巧合来使情节翻新多变，引人入胜。这些设置都符合了明末对“新奇”的追求，是明末慕奇好异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
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放到历史大背景下，既可以丰富戏曲的内涵，增强其表现力，又赋予剧本更强的生活真实感，进一步拉近戏曲和观众的距离，此外也满足了戏曲家创作传奇时对“奇”和“异”的追求。将文史相结合的明代传奇创作即是对元杂剧多取材于史料的传承，又是一种让戏曲标新立异的体现，更是明朝后期社会求新求异，注重情欲的社会风尚推动的结果。
(二)与历史相结合的传统
对于明清传奇文史结合特色的由来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学“聊将史笔写家门”这种征实尚史文学观念，及受中国古代“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影响。后世文人继承了自《春秋》以来的隐寓褒贬，惩戒善恶的历史道德意识，并在戏曲创作中体现出来，来宣言忠孝节悌，惩恶劝善，教化人心的作用。
1.史贵于文的文学观念
我国自古就有重史的的文化传统，最早的文学形式是文史不分的，文学处于从属地位，主要为史学而服务，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单列出来。我国文学从先秦开始就注重对史学著作的编写，先秦时产生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等，这些著作都是文史合为一体的，用文来写史。因此我国古代的史书即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又含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此外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曲就是从史传文学中孕育发展而来，所以戏曲的创作和史传编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司马迁的《史记》除了丰富的提供史实资料，更为小说戏曲的创作提供了叙事模式和故事材料，如《单刀会》，《赵氏孤儿》，《西蜀梦》等，陈寿的《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国历代对史学著作都非常重视，这种观念后来慢慢就演变发展成一种“史贵于文”的传统文学价值观，文学创作普遍呈现向史传靠拢的趋势。因此传奇与历史相结合的特色究其根源，其实是这种文学观念潜移默化的结果。这种文史结合的特色在传奇发展后期表现的更明显，清代传奇俨然是按照“曲史”的标准来写，注重剧本史实和人物的考订，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可谓“语语可作信史”，是一部南明史的简述，更成为“曲史”的典范之作。
传奇借史实敷衍故事，其本身或多或少的带上史传的一些特色。历史讲究真实可靠，傍史的传奇也就一定程度上要追求剧本的真实性。明传奇所虚构的历史大背景大多有史可循，“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如《红梨记》中的社会大背景就是北宋末年的事情，《燕子笺》中所描写的安史之乱更是有史记载。
2.戏曲家对写史的热衷
明传奇的历史化特色的形成于戏曲家对创作历史著作的热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戏曲家作为文人深受儒家征实思想和“史贵于文”文学价值观的影响，用历史创作方法来写传奇，用传奇故事来佐证史实，传奇成为既小说之后的另一种“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的文学形式，因此戏曲家在传奇创作之时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向史传靠拢。
明传奇由宋、元时的南戏发展而来，其题材大多借鉴南戏和杂剧的历史剧，多采用自传历史即在史书正传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虚构藻饰而成，如《东窗记》由宋元戏文《秦太师东窗事犯》改编而来；《千金记》根据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和韩信的正史资料加以敷衍而来；《金印记》根据宋元戏文《苏秦衣锦还乡》敷衍战国时苏秦合纵连横的事迹。也有的传奇直接从史传中搬演历史故事，如《长生殿》就是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轶事搬上舞台，《桃花扇》更是对南明史进行了简单的概述。《红梨记》也是如此，其在元杂剧《红梨花》的基础上增加北宋末年的史实，整理改编而来，其所借鉴的北宋末年之事是有史料可考证的，《燕子笺》借用的唐朝安史之乱也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一次大叛乱。
明清传奇创作的史化特征已经呈现明显的趋势，有的侧重以戏曲为史传，有的偏重于以史传为传奇创作蓝本，这就出现事实文虚和事文皆实的两种创作倾向，谢肇淛在《五杂俎》就对戏曲中的历史化现象做了概述：“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明清传奇的历史化特征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沉淀发展的结果，是对庄子“寓言”创作方法的延续，是对历代文人沉积下来的历史责任感的表现，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征实尚史文学观念的传承，也是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佂实观念的体现。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滋润着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内涵。历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强烈的责任感，其根本源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入世思想。春秋时社会礼崩乐亏，孔子创立儒家以“克己复礼”来拯救那个“无道”的时代，儒家从对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中诞生，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入世思想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对国家兴亡、社会盛衰的高度重视，以匡扶社稷，安邦定国为己任。
1.关心家国的忧患意识
孔子主张“君子忧于道而不忧贫”，“士志于道”，孟子宣扬“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甚至指出忧患对人生存的重要性，“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种思想被后世的历代文人所传承并发扬光大。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基于对当时社会的忧患而提出来的；司马迁编纂《史记》记述历代兴亡史，从史学的角度阐释他对国家兴盛的忧虑；唐朝杜甫以诗来表达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深忧患之情；宋代范仲淹更是喊出“居庙堂之高，财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
儒家这种千年沉淀下来的忧患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代一代相传的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已经熔铸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历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忧患，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无意识的行为，所以文学作品中除了抒发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感慨之外，往往还要体现对他人、社会、国家的关心和忧虑。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来体现文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红梨记》和《燕子笺》就是通过虚构历史大背景来间接放映明代的社会现实情况，体现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之情，是受儒家忧患意识影响的直接表现。
2.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
儒家提倡一种积极进取，敢于直面现实社会的入世思想。儒家自创立之初就以拯救社会，革除弊端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积极主动劝诫君王，为国家社稷出谋划策。如孔子宣言“仁政”并为其政治理想而周游诸国，即使四处碰壁仍百折不挠；孟子劝诫君主要实施“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曾子就对文人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表达“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儒家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影响后世文人的价值追求，历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只是一朝金榜题名，入仕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经成为一代代文人终生的价值追求，其中“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最终的追求。但并不是每个文人都有机遇能入仕施展自己的抱负，即使处于庙堂乡野，儒家仍然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信仰，不管入世或出世儒家都要求文人担负起劝诫弊政，拯救社稷的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文人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忧患意识就是在儒家这种积极入世思想中孕育而成的。
《红梨记》和《燕子笺》的作者一个是乡间的乡绅，另一个是革职在家的文人，他们有不同的身份和人生际遇，但他们都是饱读儒家经典，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深受儒家入世文化的影响。即使不能入仕报效朝廷也要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劝诫君主，揭发弊政，承担自己匡扶社稷，安邦定国的社会责任，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价值追求。
四、研究两部戏曲中历史影像的现实意义
明传奇是我国戏曲史上的瑰宝，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明传奇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更是对当今文学研究和发展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明清传奇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值得后世进行吸收和发扬光大，以史为曲的创作特征也为现在的文学创新提供借鉴
(一) 重价值取向 肩负文学的社会责任
明传奇中大量的爱情剧文学价值较低，主要是因为在明末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戏剧表现领域的仍是狭隘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对社会情况反映较少，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及社会人生缺少深刻的思考与感悟。但并不是说明清传奇没有可取之处，戏曲家在剧本创作中添加了社会历史的大背景，进一步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内容，如《红梨记》和《燕子笺》借北宋靖康之耻和唐朝安史之乱，表现戏曲家对社会的关注及对当时政治的忧患之情，体现了他们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人生教条，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期望来劝诫世人，革除弊政，匡扶社稷。这种以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为己任，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社会命运相联系的社会责任感一直贯穿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历程。
现在的社会浮躁不安，人们普遍追求金钱和物质的享受，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文学创作的态度也变得功力和浮夸，一些实用类书籍或经验速成类书籍风靡流行，而哲学感悟类书籍则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人们当下多关注的自身感官的享受和情感的宣泄，所以文学创作也呈现一种媚俗的娱乐化倾向，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或迎合大众的口味而呈低级化和恶俗化的发展趋势。篡改史实已不足为奇，一些作品中甚至充斥大量的暴力色情内容，在强调个人情感外露的同时，走上了畸形宣泄情感的道路上。一些黑暗扭曲的价值观外泄，影响一大波的接受群体，社会风气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的影响。
当今社会道德沦丧，这就要求文学要承担起扭转社会风气的责任，加强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责任感即文学创作要“文以载道”，加强文学的启蒙教化作用。这里的“道”小方面是指作者个人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反映，是对人类美好感情品德的赞扬，是对人性的呼唤，是作者用自身的经历体验来指引和感染他人的过程。大的方面就是指社会道德标准、价值方向和法律准则，在我国就是对“和谐”的追求与体现，作者有责任在文学作品中宣传正确的价值取向，积极引导民众追求美好的道德品质，排斥邪恶暴力，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要求我们宣扬价值取向也要呈现多样化的形式。我们应该按照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来抉择。但总的来说是对正面积极的思想精神进行歌颂，抨击和否定畸形扭曲价值观的传播。文学创作不能为了完全适应大众生活而改变自己的根本原则，文学应当有所担当，应该是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体现。另外文学作品还要对作者所处的时代进行体现，一方面正面直接反映时代现象，另一方面也要从不同角度评价时事，更好的承担起文学的启蒙教化和匡扶社稷的作用。
(二) 以史悟人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人前进的方向，引导人们走向成功和辉煌，错误歪曲的价值观则会促使人走向失败甚至毁灭。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人存在于天地间不仅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更要对他人、社会负责。个人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甚至国家的命运。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只因为一己之私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不仅自己遗臭万年，还给社会和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
《红梨记》中的奸臣王黼就是这类人物，他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在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抛弃个人的价值信仰，甚至在置个人私利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心甘情愿出卖国家，轻易就将国家社稷倾覆。《燕子笺》中的安禄山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利欲望，从而掀起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数以千万的百姓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唐朝也因这场内乱走向衰落。明朝的灭亡除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外，还因一群自私自利的奸臣佞子而消亡殆尽，一代权奸严嵩把持朝政近二十载，贪污军饷无数造成明代军备废弛，边境战事年年失利，明末阉党为了巩固势力更是迫害忠臣良士。
这些人往往拥有昙花一现的风光，其结局大多比较凄惨。王黼最后死于忠臣张千户之手，他的荣华富贵之梦也就成为了过往云烟；安禄山最后惨死于自己人之手，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严嵩更是乞食于坟墓之间最后凄惨病死。这些人汲汲于名利，为一己之私甚至不择手段，用尽阴谋，最后不仅自己身陨惨死，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还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当今社会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社会以金钱来衡量个人成功，人们越来越浮躁不安，世人往往汲汲于功力，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社会道德水平普遍呈下降趋势。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过分注重自身私欲，追求功力的人往往下场凄惨，他们劳心劳力，机关算尽最后一无所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价值是无限的，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他活着，其存活的是一种精神和榜样的力量，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关键还在于自己的选择。淡泊名利以实现自身价值为目标的人生也许才是正确的选择，以他人他物为中心的人生追求其结果只会倾尽所有而一无所有。
(三) 反贪腐行为 注重国家的法治建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并不仅仅只是研究资料，我们现在不管在生活、学习或交际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借鉴古人的智慧，特别在当下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更要汲取前人的历史经验，避免走上历史的老路。明代从兴盛到灭亡共历经了近三百年，细细探究明亡的原因对我们现在的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明朝灭亡的原因首先应归结于统治者自身的问题，明中叶后的统治者大多骄奢淫逸，庸碌无道。如痴迷道教的世宗；罢朝30多年的神宗；沉溺奇淫巧匠的熹宗，他们荒淫无道，治国无方是成为造成国家混乱和灭亡的直接原因。《红梨记》中北宋的灭亡与其归结于王黼专权误国还不如说是宋徽宗昏庸无能，贪欢享乐，放任王黼揽权做大而形成的。《燕子笺》中的安史之乱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唐明皇后期沉迷美色，纵情享乐，不关心政事才促使安禄山一类的奸臣有机可乘，从而爆发叛变撼动了大明皇朝的统治根基。
封建社会大多是人治的社会，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人之身，社稷兴衰与个人的主观抉择密切相关，这样的社会统治方式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国家社会易于因统治者的改变而变动。《红梨记》中的北宋的灭亡与宋徽宗也脱不了关系，《燕子笺》中描述的安史之乱更是由于唐太宗放任而造成。此外人治因为没有完善的法律制约，更易于造成个人权利的过度集中，造成像王黼和严嵩一类的权奸的出现。人治和法治各有优缺点，不可采取任何一个极端，特别在当下更要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来管理国家，坚持法治为主，人治为辅的基本准则，这样才能避免个人集权的出现，也能更好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贪污腐败也是危害国家健康发展的蠹虫，从古至今贪污腐败现象像毒瘤一样存在，贪污腐败的风气会慢慢侵蚀人的心灵，危机国家长治久安的统治。《红梨记》中的王黼就是个贪污奸臣，其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出卖国家，《燕子笺》中的安禄山也是同一类人物，他们欺上瞒下，结党营私，轻易地就将大好河山败光。当今社会各种贪污腐败的案件数见不鲜，已经到人神共愤的地步，但是国家对此类的案件的处理力度仍然不够，间接放任这颗毒瘤扩大。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巩固统治政权，反贪污腐败刻不容缓，国家应加强对监督管理机制的建设，加强对贪污官员的处理力度，贪腐行为一经发现就应严惩不贷。此外还要增强对党员道德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之风，最后在外部监控措施上要制定全面的监督检举制度，让民众参与到对国家管理人员的监督，完善公示制度和规章程序的运行，让其在阳光下运行。
五、结语
明传奇因优美动听的唱词，曲折跌宕的情节为世人所喜爱。其将文史相融合来创作创奇，其在爱情题材中借鉴或虚构历史来增添剧本的社会背景、当下对明传奇的研究大多仍为纯文本的研究，就剧本谈剧本，没有从更大的范围上挖掘明传奇所具有的价值内涵。
本文从明传奇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文中各选一篇，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层次挖掘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内涵。并得出《红梨记》和《燕子笺》中所描写的北宋末年和唐安史之乱的故事背景，实其实就是间接反映明末社会情况的，是明末社会政治情况真实写照的结论。此外就它们以史写曲的艺术特色的成因进行了简单的剖析，指出这种创作倾向的深层次原因，并对当今文学创作和社会治理提出了一些鄙陋的建议。由于本人学识和能力有限，一些见解仍有不足之处，所以研究成果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一些遗留问题仍需加大对文学和历史相关方面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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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大学四年时光匆匆而逝，回首往昔岁月，心中感慨万千，在这四年中有过欢笑、哀愁、迷茫和痛苦。在这人生中极其宝贵的四年，我收获良多，为我将来进入社会打好了基础。论文写作历时近一年，现已基本完成，虽有不足之处，但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去完成。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我的父母、导师、和朋友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借此我希望向他们表达我最真挚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激我的父母给我关爱和支持，感谢他们在我论文写作遇到瓶颈时给予的支持和理解，在我找工作迷茫时给予的关心和帮助。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菊艳老师。王老师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从大三开始就一直关心我的论文写作情况，在论文指导修改过程中都秉着一丝不苟的态度，不厌其烦的指出我的论文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论文上的指导，王老师还关心我们学习和工作上的问题，以一位长者的身份来教导我生活的道理，让我明白很多。我很幸运在大学期间遇见王老师，我深深感谢她给予我的巨大帮助。
然后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感谢她们陪我走过这缤纷色彩的大学四年，感谢她们在我困难、迷茫、失意时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她们在我论文写作时提供的建议和指导，我很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里与她们相遇。最后我还要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本文进行评审并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答辩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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