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底层文学的生态思考
当下底层文学的生态思考[201912301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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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底层文学,商业化,创作困境,出路
目录
1 引言 1
2 当下底层文学创作的困境 1
2.1 作家价值取向的摇摆 2
2.2 作家与作品的商业化 3
2.2.1 过于渲染底层的苦难 3
2.2.2 暴力叙事的明显增加 5
2.2.3 放大了对于性的描写 6
2.3 媒体和出版商的功利性 7
2.3.1 媒体的功利性 8
2.3.2 出版商的功利性 9
3 底层文学走出困境的生态思考 9
3.1 作家要有正确的理念 10
3.1.1 深入底层，实事求是 10
3.1.2 坚持伦理，弘扬正义 10
3.2 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11
3.3 媒体正能量的传播 11
3.4 读者应有相应的需求 12
结 论 13
致 谢 14
注 释 15
参考文献 16
1 引言
自从“底层”一词在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之后，这种不平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关注底层、描写底层的作家越来越多，“底层文学”随之发展起来，被人们所熟知。随着人们对“底层文学”的深入了解，不难发现“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描写底层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在述说着底层的各种苦难遭遇和生活的困境，但是底层的真正需要却被忽视和掩盖了，而且作家们在思考底层的出路时也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底层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工人、残疾人、留守儿童、民工子女以及夹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打工者时刻冲击着人们的视野，以这些人物为题材的小说有很多，但是当下有多少底层文学的创作者是真正深入底层民众、体验了底层生活的呢？又有多少作家在商业化环境下仍保持着文学创作的初衷呢？在塑造底层形象和反映底层生活时，他们只能或者拼凑或者自我臆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底层，“底层研究者的实际生活和地位与底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造成对底层的生活的隔膜，不可能真正地去体验底层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又会造成无意识中对底层的轻视。”[1]这也难怪，近些年来底层文学发展越来越缓慢，底层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
当下底层文学如何发展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找出问题的所在之处，所以在思考底层文学发展出路之前，我们要找到当下底层文学创作遇到的困境，只有找出问题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找到使“底层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法。
2 当下底层文学创作的困境
底层问题在中国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作家们开始关注起底层。农村小说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生活的问题。时代造就了作家朦胧的底层意识，但却没引起太多注意，因为底层问题还不明显。底层文学真正在学术界兴起是在90年代。这一时期，底层作家与作品相继而出，底层文学主要关注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比如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矿工以及女性（下岗女工、农村女性等）、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创作者们通过文学作品记录了各个阶段底层的生活状态，“文学名著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因为其中反映了作家身处环境的时代特点。”[2]底层创作由此担任着重要的使命：反映底层阶级的情感，关怀底层人生的精神。
但是，在阅读了这些底层小说后，会发现在当代底层小说创作鲜花簇锦、繁荣发展的表面下，也掩藏着诸多的问题，成为底层小说发展的瓶颈，当下底层文学的创作深受现代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家、媒体、出版商的商业化以及作品取材的庸俗化上。
2.1 作家价值取向的摇摆
文学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传达作家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一部分作家仍然坚持创作的原则，真实的呈现社会面貌与人物，向社会传播正能量，但是有的作家却被时代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不再坚持单一的传统文化与价值取向，他们的人生态度变得丰富起来，对想要表达的思想也变的模糊不清，模棱两口了，最后让读者也变得迷惘了。
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化人首当其冲痛感生活的困惑，要唤醒人们的灵魂，就不能趋同物欲的享受和追求；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以至于文化人的生存都成困难。所以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先赚钱后写作；而另一些苦苦支撑着的，却显现出悲壮的气概。“毕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即使愿意献身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的人，也不愿意过传统知识分子所困守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了。”[3]
通过对底层文学作品的阅读，我发现作家在塑造一些底层人物形象时，自己的态度也不是很明确。时而批判底层的罪恶，但是之后又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他们的身不由己；时而批判他们的懦弱，但是又会写出他们的乐观坚强；时而批判他们的自私麻木，但是又会在关键之处添上一笔来表现他们的善良正义。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们的价值取向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着摇摆。他们想尽力地呈现出真实的面貌，但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作家们的思想与价值观。
徐则臣的《把脸拉下》讲述了农民工魏千万到北京谋生，做起贩卖假古董的违法生意，而“我”作为有知识的报社编辑被他骗过一次之后，接下来一来二往的接触，使“我”跟他渐渐熟络起来。为了凑钱买房，“我”竟然同意跟他合作，做了他的“托”骗其他百姓上当来赚钱。按理说，魏千万这样没有法律观念、自私无赖的农民工形象是很难得到读者喜欢的。但是在读者认为故事接下来继续写魏千万的恶行时，作者通过一件事让读者瞬间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当“我”和魏千万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立马把我与他的关系撇清，使“我”免受了牢狱之苦。这件事充分展示了魏千万的正义感，也让读者慢慢地接受了他。通过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写作意图不知不觉地摇摆了，由一开始批判暗讽魏千万，转变成对他在关键时刻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的表扬。
2.2 作家与作品的商业化
在当今这个快发展、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读者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越来越自由；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文学逐渐失去了以往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在商业化的氛围中，创作者将目光投向市场和消费者。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品味与需求，增加刊物、书籍的销量，作家们往往是费尽心思地讨好读者，跟风写作，在作品中大量地增加苦难、暴力及性的描写。底层作家在时代洪流下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写作模式中。他们拿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物作为写作对象，反复渲染底层的苦难与不幸。“我们常常在想象底层的时候却并不真正关心底层的所思所想，并未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把握。于是，我们看到了底层生活的苦和难，看到了无助与无奈，除了简单地呼唤关切他们之外，却没有他们灵魂的表现。”[4]然而这些作品就会获得期刊与文学评论家的青睐。作家们通过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揭露现实”的作品来获得他们渴望的名和利。
为了博得读者的一览，作家与作品的商业化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2.2.1 过于渲染底层的苦难
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弱势群体成为底层文学的书写主体，作家群体对苦难的书写呈现出一种极致化的书写方式，苦难叙述成为了作家们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因为他们知道苦难可以赢得读者的同情和悲悯。作家们纷纷把叙述话语转向“求生者”，对当前农民、农民工、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苦难进行了深刻剖析。作家对底层无限的同情与悲悯，将底层的“苦”反复加以渲染，带给人们的是悲凉与困扰。洪志刚说：“他们（指作家）笔下的苦难常常处在一种与文明对视的恶境之中。在那里，我们既看不到人类基本的伦理操守，又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变革前景。很多作品甚至以颠覆日常生活价值观念为代价，来演绎苦难的生存景象，放大不幸的生活处境。”[5]然而在指出苦难与困境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作家在作品中缺乏深度思考：苦难从何而来？怎样救赎苦难中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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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作家价值取向的摇摆 2
2.2 作家与作品的商业化 3
2.2.1 过于渲染底层的苦难 3
2.2.2 暴力叙事的明显增加 5
2.2.3 放大了对于性的描写 6
2.3 媒体和出版商的功利性 7
2.3.1 媒体的功利性 8
2.3.2 出版商的功利性 9
3 底层文学走出困境的生态思考 9
3.1 作家要有正确的理念 10
3.1.1 深入底层，实事求是 10
3.1.2 坚持伦理，弘扬正义 10
3.2 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11
3.3 媒体正能量的传播 11
3.4 读者应有相应的需求 12
结 论 13
致 谢 14
注 释 15
参考文献 16
1 引言
自从“底层”一词在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之后，这种不平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关注底层、描写底层的作家越来越多，“底层文学”随之发展起来，被人们所熟知。随着人们对“底层文学”的深入了解，不难发现“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描写底层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在述说着底层的各种苦难遭遇和生活的困境，但是底层的真正需要却被忽视和掩盖了，而且作家们在思考底层的出路时也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底层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工人、残疾人、留守儿童、民工子女以及夹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打工者时刻冲击着人们的视野，以这些人物为题材的小说有很多，但是当下有多少底层文学的创作者是真正深入底层民众、体验了底层生活的呢？又有多少作家在商业化环境下仍保持着文学创作的初衷呢？在塑造底层形象和反映底层生活时，他们只能或者拼凑或者自我臆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底层，“底层研究者的实际生活和地位与底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造成对底层的生活的隔膜，不可能真正地去体验底层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又会造成无意识中对底层的轻视。”[1]这也难怪，近些年来底层文学发展越来越缓慢，底层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
当下底层文学如何发展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找出问题的所在之处，所以在思考底层文学发展出路之前，我们要找到当下底层文学创作遇到的困境，只有找出问题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找到使“底层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法。
2 当下底层文学创作的困境
底层问题在中国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作家们开始关注起底层。农村小说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生活的问题。时代造就了作家朦胧的底层意识，但却没引起太多注意，因为底层问题还不明显。底层文学真正在学术界兴起是在90年代。这一时期，底层作家与作品相继而出，底层文学主要关注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比如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矿工以及女性（下岗女工、农村女性等）、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创作者们通过文学作品记录了各个阶段底层的生活状态，“文学名著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因为其中反映了作家身处环境的时代特点。”[2]底层创作由此担任着重要的使命：反映底层阶级的情感，关怀底层人生的精神。
但是，在阅读了这些底层小说后，会发现在当代底层小说创作鲜花簇锦、繁荣发展的表面下，也掩藏着诸多的问题，成为底层小说发展的瓶颈，当下底层文学的创作深受现代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家、媒体、出版商的商业化以及作品取材的庸俗化上。
2.1 作家价值取向的摇摆
文学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传达作家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一部分作家仍然坚持创作的原则，真实的呈现社会面貌与人物，向社会传播正能量，但是有的作家却被时代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不再坚持单一的传统文化与价值取向，他们的人生态度变得丰富起来，对想要表达的思想也变的模糊不清，模棱两口了，最后让读者也变得迷惘了。
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化人首当其冲痛感生活的困惑，要唤醒人们的灵魂，就不能趋同物欲的享受和追求；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以至于文化人的生存都成困难。所以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先赚钱后写作；而另一些苦苦支撑着的，却显现出悲壮的气概。“毕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即使愿意献身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的人，也不愿意过传统知识分子所困守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了。”[3]
通过对底层文学作品的阅读，我发现作家在塑造一些底层人物形象时，自己的态度也不是很明确。时而批判底层的罪恶，但是之后又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他们的身不由己；时而批判他们的懦弱，但是又会写出他们的乐观坚强；时而批判他们的自私麻木，但是又会在关键之处添上一笔来表现他们的善良正义。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们的价值取向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着摇摆。他们想尽力地呈现出真实的面貌，但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作家们的思想与价值观。
徐则臣的《把脸拉下》讲述了农民工魏千万到北京谋生，做起贩卖假古董的违法生意，而“我”作为有知识的报社编辑被他骗过一次之后，接下来一来二往的接触，使“我”跟他渐渐熟络起来。为了凑钱买房，“我”竟然同意跟他合作，做了他的“托”骗其他百姓上当来赚钱。按理说，魏千万这样没有法律观念、自私无赖的农民工形象是很难得到读者喜欢的。但是在读者认为故事接下来继续写魏千万的恶行时，作者通过一件事让读者瞬间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当“我”和魏千万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立马把我与他的关系撇清，使“我”免受了牢狱之苦。这件事充分展示了魏千万的正义感，也让读者慢慢地接受了他。通过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写作意图不知不觉地摇摆了，由一开始批判暗讽魏千万，转变成对他在关键时刻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的表扬。
2.2 作家与作品的商业化
在当今这个快发展、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读者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越来越自由；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文学逐渐失去了以往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在商业化的氛围中，创作者将目光投向市场和消费者。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品味与需求，增加刊物、书籍的销量，作家们往往是费尽心思地讨好读者，跟风写作，在作品中大量地增加苦难、暴力及性的描写。底层作家在时代洪流下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写作模式中。他们拿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物作为写作对象，反复渲染底层的苦难与不幸。“我们常常在想象底层的时候却并不真正关心底层的所思所想，并未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把握。于是，我们看到了底层生活的苦和难，看到了无助与无奈，除了简单地呼唤关切他们之外，却没有他们灵魂的表现。”[4]然而这些作品就会获得期刊与文学评论家的青睐。作家们通过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揭露现实”的作品来获得他们渴望的名和利。
为了博得读者的一览，作家与作品的商业化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2.2.1 过于渲染底层的苦难
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弱势群体成为底层文学的书写主体，作家群体对苦难的书写呈现出一种极致化的书写方式，苦难叙述成为了作家们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因为他们知道苦难可以赢得读者的同情和悲悯。作家们纷纷把叙述话语转向“求生者”，对当前农民、农民工、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苦难进行了深刻剖析。作家对底层无限的同情与悲悯，将底层的“苦”反复加以渲染，带给人们的是悲凉与困扰。洪志刚说：“他们（指作家）笔下的苦难常常处在一种与文明对视的恶境之中。在那里，我们既看不到人类基本的伦理操守，又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变革前景。很多作品甚至以颠覆日常生活价值观念为代价，来演绎苦难的生存景象，放大不幸的生活处境。”[5]然而在指出苦难与困境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作家在作品中缺乏深度思考：苦难从何而来？怎样救赎苦难中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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