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90年代后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漂泊意识

年 月 摘 要纵观1990年代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联系时代环境和作家经历可以发现,一直有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意识潜藏其中,大多由作品中女性人物的经历与体验来呈现。以1990年代后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对女性漂泊意识的书写为切入点,由此探讨王安忆对女性漂泊意识书写的文学呈现方式和共性特点,女性漂泊意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母题在王安忆文学书写中形成的缘由,以及这种文学书写母题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美学建构及人文价值等意义。
目 录
一、前言 1
二、女性漂泊意识在王安忆文学书写中的具体呈现 2
(一)因求生而漂泊 2
(二)因寻爱而漂泊 3
(三)因“独立”而漂泊 5
三、王安忆文学书写中女性漂泊意识的共性特点 7
(一)漂泊与孤独 7
(二)漂泊与宿命 8
(三)漂泊与寻根 10
四、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女性漂泊意识形成的缘由 11
(一)作家主体因素 11
1.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 11
2.创作主体强烈的无根意识 12
3.漂泊的另一种隐性形式写作 12
(二)客观外界因素 13
1.外界环境的变化 13
2.无法逃避的命运预设 14
3.上海城市的顽固排外性 14
(三)女性自身主体因素 15
1.女性本身的性别特点 15
2.历来女性“无根”的传统 16
3.“男女平等”的不能真正实现 16
结论 18
参考文献 19
致谢 20
一、前 言
作家王安忆成名于八十年代,历数她的文学创作,她的作品以独树一帜的风格、细腻妥帖的笔触在中国当代文坛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王安忆的作品,从早期的“雯雯”系列到“三恋”再到“小鲍庄”故事、“上海”故事王安忆一直以来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各个时期的迥异风格,使得评论家每一次对于她作品分属类别的定义都要被一一推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翻,因此应该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能够清楚地解释王安忆的作品。
但是,倘若拨开萦绕在王安忆作品创作表层的迷雾,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积极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不仅对女性生命有着深刻的体验,在其创作生涯中,她也始终保持着对女性生存境遇与生活状态形而上的追问与反思。
1990年代开始,她对小说创作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创作上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她相继完成了《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中长篇小说。
纵观1990年代及以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联系时代环境和作家经历可以发现,一直有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意识潜藏其中,大多由作品中女性人物的经历与体验来呈现。
漂泊是人类永恒的命运。“漂泊意识”作为一种独立存在于文学史中的文学母题,在古代时起就被无数作家所书写。古代的羁旅、征庶、迁谪诗,描写个人为实现自我抱负或理想选择离开家乡自愿漂泊或不得已被动漂泊。伴随漂泊而产生的一系列情感体验,由漂泊反映出的人生观、命运观,都被作家所一一书写。
王安忆所处时代环境与生活经历的特殊性使得她对人类这一永恒漂泊的群体进行关照和思考,对人类漂泊命运的描写体现了作家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对女性漂泊意识的书写则体现了作家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分析与研究其创作中对女性漂泊意识的书写,选择1990年代及以后作家创作中的女性漂泊意识这一视点进行切入,对王安忆及其文本世界进行探究和开掘,指出在王安忆多变的创作历程中确实存在的这种稳定的精神特征,有利于我们感受作家的生命意识与人生体悟,从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分析作家作品提供或隐或显的坚硬的理论内核。
女性漂泊意识在王安忆文学书写中的具体呈现
王安忆对于“女性漂泊意识”的书写在其文本中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具体表现为因求生、寻爱以及寻根这三种具体方式。对此,笔者将一一论述。
(一)因求生而漂泊
著名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也是最基本的需要,指的是对食物、水、空气、睡眠等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里写王安忆作品中的为“求生”而漂泊即是如此。
为“求生”而漂泊顾名思义就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漂泊。外出经商、外出务工,离开自己的家园,因为生存搬迁到异地,王安忆的作品中有不少描写到因为求生而漂泊的人们。
因为王安忆家庭的特殊性,王安忆写过不少关于保姆题材的文章,作品《富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富萍》中以主人公奶奶和吕凤仙为代表的扬州女人们从年轻时起就来到上海做保姆,这类女人多无依无靠,为了生存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家乡,一代代的传统延续下来,形成了连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桥梁。她们大多无依无靠,无父无夫,无儿无女,只身一人从乡下来到上海,此后便以漂泊为生
《富萍》中的“奶奶”来到上海几十年,一直在被上海市民自贴“标签”定义为真正上海的“淮海路”做工,侍奉过无数个“东家”。奶奶为代表的保姆们,她们生活在上海,比年轻一代的人更懂上海。熟知上海的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经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能对发生的上海故事追根溯源。可是,尽管如此,奶奶她们依然融不进上海这座城市,奶奶上海人的作风,一但有了“那岔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走在大街上,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乡下人,让人一看就知道身份是保姆。
为了生存,她们离开家园,作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联结者,因为漂泊者的身份,她们甚至失去了一种纯粹的归属。她们努力融入城市,却发现自己根本适应不了城市文化。她们回归乡村,也因为长期的疏离,而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根系而被乡村文化无形中残忍拒绝。
正因如此,“奶奶”才过继了孙子“李天华”,随时做好“告老还乡”回乡下“颐养天年”的准备。也正因如此,生活在上海棚户区生活更加艰辛的舅舅舅妈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上海的外省人,尽管他们已经有了上海居民的身份。
《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王安忆也写了不少外来务工者们,主人公秧宝宝迫不得已去温州做生意的父母、神秘的“打工妹”黄久香、每到夜晚就聚集在镇碑路大树下的“江西人”“河南人”们作家写她们的生存遭遇,写她们的“惺惺相惜”,不被所处城市接纳的孤独和无奈。揭示这些为了生存而奔波漂泊的底层劳动者们好似在城市中游荡漂离的“鬼魂们”,无着无落,身体和心灵都没有安放之处。让人反省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下,乡村文明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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