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小说的苦难美学
论阎连科小说的苦难美学[20191210155351]
内容摘要：阎连科作为当代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学中绕不过去的人物”。文学界普遍认为他是继莫言后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他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针对其着力抒写的苦难主题，文学界的评论观念是毁誉参半，“苦难”的抒发过度和创作与接受的不对称性是争议的焦点所在，尤其是其小说在对“苦难”的叙述过程中，妖魔化知青，丑化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质疑声太多。因此，笔者结合作家经历，从美学的角度具体研究阎连科小说中的苦难，追溯其苦难主题的来源，寻找苦难在其作品中的身影，深入探析作者的诗学理想，彰显阎连科透过苦难所展现的绝地求生的精神，生命的韧性，以及存在的原始意义，进而更好地把握其作品的整体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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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阎连科苦难诗学理想生命意义
Key words: Yan Lianke; suffering; poetics thought; life; meaning目 录
一、引言 1
二、苦难美学的来源 1
（一）家庭的困窘 1
（二）社会的压抑 2
三、苦难美学的表现 4
（一）荒诞美 4
（二）崇高美 6
（三）悲剧美 7
四、苦难美学与诗学理想 8
（一）重新审视原生命意义 8
（二）构建完美乌托邦世界 9
五、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4
论阎连科小说的苦难美学
一、引言
阎连科，当代著名作家，被看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学绕不过去的人物”。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入伍，从军期间创作才能逐渐显露，22岁时开始正式发表作品，但直到1997年《年月日》的面世，文坛才开始关注这位“新人”。一部《日光流年》则使他在1998年达到个人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2003年长篇小说《受活》的发表让整个文坛对他刮目相看，也成为其代表作。2006年一部《丁庄梦》又令他名扬海外，备受瞩目。2013年其作品获奖无数，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老舍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国际文坛上广受关注，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下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人选。
在阎连科小说中，“苦难”一词是被反复渲染的，他常通过反复抒写苦难，让人直面生存之痛，生命之重，从而引发人对生命的沉思。学术界对此分析研究的也很多，这同时也是他引发争议的部分，尤其是针对其小说在“苦难”的叙述过程中，妖魔化知青，丑化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质疑声太多。因此，笔者打算结合作家经历，并从美学角度具体研究阎连科小说中的“苦难”，进而更好地把握其作品的整体价值和意义。
二、苦难美学的来源
中西方美学中常讨论文学艺术创作与苦难的关系。费尔巴哈也曾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作家经历影响作家创作，阎连科小说中的“苦难”，毋庸置疑受他的人生经历影响不少，正是因为他成长过程中的苦难体验才造就了他独具个性的苦难美学。
（一）家庭的困窘
河南嵩县，是阎连科的故乡，他成长在这个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下的小村庄。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深刻体会到社会底层人生活的苦难。父亲的哮喘，姐姐的腰病，使得原本就贫困不已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为了支撑这个家，为了给姐姐治病，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变卖了，哥哥到矿下挖煤，二姐去拉碎石，阎连科去建筑队当小工，他们不过才是十三五岁的孩子而已，却已过多的承载了生活的重负。阎连科曾在《我所欠父亲的债》中说，“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一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为了摆脱这一切，阎连科做了很多努力。七八年阎连科如愿入伍了，他终于逃离了那些苦难的束缚。在军营，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即使是在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到不能走，不能坐的地步，他都绑着钢板或趴在床上，坚持写作。这种行为，和对文学的热爱相比，更多的应该是对未来再次置身于苦难的恐惧的驱动。作家对苦难的印象，我们可以从他早期的“瑶沟系列”小说中读出，那些苦痛的记忆，丧失的自尊，就像一张大网紧紧困住他，让他初体会到生存，权利这些现实的东西，就像小说《情感狱》的名字一样，那就是一个人间炼狱，人人为求自保，奋力挣扎。童年的记忆深深影响他小说的倾向性。阎连科也说“瑶沟系列”“是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那种沉痛感是无法摆脱的。
在阎连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物都患有疾病，甚至是些疑难杂症，也有些是噩运诅咒，病态生活在苦难里。如《瑶沟的日头》里的大姐身体一直不好，却始终找不到得病的原因，她常年饱受腰痛折磨，不能动弹，只能被桎梏在床上；《耙耧天歌》里的尤四婆，她的四个孩子全都是智力残疾，她期望着能够用自己的血肉，骨头给这四个孩子治好病；《黄金洞》中要强的贡家老爹，忽然有一天得了绝症，浑身猪膘似的肉全没了，只剩下皮包骨头；《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一辈子都在与致命的喉堵病斗争，然而他们历经几代人，受尽磨难，付出惨痛的代价，却依然摆脱不了喉堵病，活不过四十岁；《受活》中生活在受活村里的人，全是些残疾人 ，瘸子，瞎子，聋子，侏儒，缺胳膊断腿什么的占了大数；《丁庄梦》中的艾滋病，让丁庄每月都死人，庄里的坟头像地里的麦捆儿一样，密密麻麻，让丁庄人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破灭；还有《风雅颂》中那有些寓意的精神病等。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阎连科对疾病，死亡的描述极其细致，集中，让人震惊和感叹，也可以从中感受到疾病的困扰，家庭的重担，让阎连科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因而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他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深入思考。
（二）社会的压抑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引言部分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对此，我们可以看到疾病，除了是生理层面的反应，也是一定社会重压在人身体上的反应。因此，社会历史因素也是影响人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而然地影响作家创作。
1.饥荒
阎连科出生后没几年，受党的“左”倾政策错误和自然天灾的影响，中国开始闹起了饥荒。为了生存，人们蝗灾时吃蝗虫，鼠灾时吃老鼠，吃光了就吃草根、树皮、树叶、观音土，凡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吃，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这些对阎连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日光流年》的第四章《奶与蜜》中，讲述了司马笑笑带领三姓村百姓度过饥荒年月所做的努力。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缩影：粮食被蚂蚱吃光了，司马笑笑就让村民到山坡上抓蚂蚱吃，晒干，煮粥，磨成粉，变着法儿的吃。蚂蚱吃完了就吃麦场东崖下的红土，树叶，再是老鼠。实在没有东西吃了的时候，他们把残疾、病态的孩子，扔到山崖，活活饿死他们，再用他们的尸体吸引乌鸦，抓乌鸦吃，杜根甚至和儿子一起把女儿当粮食煮了吃了。然而饥荒岁月是如此漫长，司马笑笑最后用自己的身体吸引乌鸦做村民的食物，结束了这场惨烈的人间悲剧。《受活》里也描写了饥荒时，受活庄人挖草根，剥树皮，吃生土，但是死亡持续不断，村子也如死了一般，除了饿慌了的人，就没什么活物了。
2.文革
阎连科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黑暗混乱时期。“文革”不只是一政治事件，它还是戳痛整个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事件，它带给人的折磨除却肉体上更是精神上的。阎连科目睹了“文革”的全过程，“文革”的阴影与伤痛，在其作品中也体现出来。《日光流年》里，司马蓝为了买车轮翻地，吃新粮活过四十岁，领着村人去教火院卖腿皮。为了还有钱娶媳妇，杜桩把整块腿皮全卖了，然而他们结账时，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两打红皮小书，红得如刚漆过的墙，他们与之争论，得到的回答全是他们所不懂的，“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类的话。就连围观群众都劝他别要钱了，权当把钱拿去支援革命了。对此，司马蓝是心存疑虑：
“他不明白城里人一口一个革命的话，为啥说到革命连人皮钱都可以不付款。照这种道理说下去，砍一个头不是说革命也就砍头了吗？”
通过写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文革”造成的人的悲凉。阎连科回忆时说，当时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存。”一句话道破底层人民在那一特殊大环境下的心声。“文革”最可怕的还是造成人心理上的变态与扭曲。如《坚硬如水》里的高爱军与夏红梅，这一对革命造反派男女，他们的结合要靠红色歌曲，否则就没有激情。他们甚至唇枪舌剑的辩论革命，创作革命诗文，以此诱发性爱激情。为了搬倒王镇长，他们捕风捉影，硬是制造王镇长的“性”丑闻。种种行为让人吹嘘。
家庭的困苦，社会的动乱，让阎连科体会到生活的艰难与无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与无情，这些苦难记忆成为他小说苦难的来源，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在究及底层人苦难之因时更接近于现实，他的苦难美学也就更具震撼力。
三、苦难美学的表现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最常见的是贫穷、疾病等造成人的肉体上的苦难，和现实压迫下人无限膨胀的欲望引发悲剧的精神层面上的苦难。与余华暴力血腥性的写法不同，阎连科善用卑微小人物对生存的焦灼与渴求去展现苦难，达到一种自我宣泄，然后通过宣泄过程的疼痛彰显生命的质感与存在的意义。
阎连科抒写的苦难，不是给人绝望，而是绝境求生，从绝望中寻求希望，从苦难中升起力量，可以从阎连科小说中看到他的“苦难”所透露出的美学特征是荒诞美、崇高美、悲剧美。
（一）荒诞美
阎连科喜欢虚构一些超现实的荒诞故事，情节夸张怪诞，甚至带有些黑色幽默，让人耻笑之余又常带感伤。因此有人称阎连科是“荒诞现实主义大师”，对此称号他是否定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神实主义”。他的“神实主义”简单来说，是在创作时抛弃现实生活中的表层的逻辑关系，去探寻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藏的真实，它超越现实，创造真实。他认为，“真实是存在的，但我们永远无法掌控它。”传统的文学手段是不能真正传达出社会真实的，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也是任何的写实手法都体现不出来的。真实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心中，而不是生活现实之中。要想接近现实的核心，揭示生活的真实，只有用超现实的写法才可以。这是阎连科通过常年的创作琢磨，逐渐明朗化的方向概念，也是他的作品力求贯彻的。早期的“瑶沟系列”可能还不太明显，但随着《坚硬如水》、《受活》、《日光流年》、《丁庄梦》等作品的面世，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阎连科的写作理念，尤其是新出版的《炸裂志》，他更是实践总结了自己的神实主义，揭示了灵魂的真实。
阎连科用荒诞的情节、语言来描写事件，荒谬却不失真实，揭示人性的阴暗，却又让人不禁对小说人物产生同情，从而引发对人性的思考。像《耙耧天歌》中尤四婆的丈夫，因为生了四个痴呆的孩子，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跳河自尽，对原本就特殊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尤四婆用女人单薄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而老天似是不公，她越努力，生活的重担越是压迫得她直不起腰来。当她知道用亲人的骨头入药，就可以治好孩子的病，她顾不得中国人传统的入土为安思想，掘墓开棺，把亡夫的骨头挖出作药引，二女儿因此病好。她还想治好其他孩子，而亡夫的骨头已经不够，这时，她毅然决定用自己的血肉去救自己的孩子。这种以一个生命的逝去来挽救另一生命的行为，让我们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但我们又会被这种荒诞的“真实”所折服，思索起人生的意义。《日光流年》里满是对死亡的体验，宿命与怪诞始终牵扯着三姓村人的命运。三姓村人被隔绝在偏僻贫穷的耙耧山脉，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卖皮和女人卖淫的地方，他们还要忍受喉堵病的折磨，唯一的愿望不过就是活过四十岁，但连这都是奢望。喉堵病是作者想象出来的疾病，是没有医学论证，也找不到治疗方法的，然而历代村长想出各种法子企图冲破这个诅咒，带领村民为之奋斗：种油菜，靠吃油菜就能够活过四十岁了；翻地，把所有土地翻遍，种上新粮，吃新粮，就可以活过四十岁了；修渠，引来灵隐渠水，喝了就可以活过四十岁了。三姓村人就这样不知疲倦的，为了打破活不过四十岁的魔咒不断努力。每一次的抗争都逃不过喉堵病，都会有大批人为之付出生命，然而他们依然坚持着，用更荒谬的行为妄想挽救生命，这完全脱离现实，却尽显生命的真实与韧性。而《坚硬如水》的故事情节更是脱离现实的逻辑的，语言也充满讽刺的意味，但其背后透露出的却是“文革”这样一个荒唐的年代造就出了一批精神极度扭曲变态的人，是荒诞的社会造成了人的异化。高爱军、夏红梅这两个人明明是为满足个人情欲，去了墓穴偷情，却要为此找个革命情谊革命爱的借口，高爱军提不起性欲时，恰是广播里的红歌，革命歌曲给了他激情，故事荒诞，讽刺意味一览无余，这也许是对那段历史的恶搞，戏谑，但每个读者都能或是想象出或是记忆起那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的疯狂与人性的泯灭，荒诞感十足。
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丰富，对人性思考的深刻，已被运用的越发纯熟了。《受活》中，柳县长带领受活庄的残疾人组成的杂技团出去赚钱，想用这钱去买列林的遗体，这事件本身就很荒唐，却荒唐地得到了一致的响应，他们还建筑了列林纪念堂，想要引发观光客的朝圣，借此让受活庄发达起来，过上天堂般的幸福日子。这展现了另类的审美，充满滑稽感，颠覆了现实中的真实。而小说《丁庄梦》叙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敏感的疾病——艾滋病，它就像现实的缩影，却又没什么直接的瓜葛。阎连科自己也说，造访艾滋病村只是得到了心灵上的感觉，而不是情节的挪用。这就是对现实中的真实的重建。除此以外，阎连科还展示了一种用不存在的存在来体现真实。如《风雅颂》中的“蝴蝶现象”，外面大雪飘飘，寒风凛冽，灵棚里却有数不清的蝴蝶飞舞，一个个有银杏叶那么大，银黄的翅膀上有着鲜艳透红的花，它们还跟随着送葬队伍，起起落落，让村人都惊诧不已。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的神实主义框架越来越清晰。而2013年新出版的《炸裂志》是“神实主义”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次。他用夸张、荒诞的笔触讲述了一个百人小村落“炸裂”成长为一个豪华大都市的故事，整个叙述过程可以说是放荡不羁的，反映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世道沧桑，人心不古。人欲望野心的膨胀是万恶之源，但在现实之下，这种恶反而合理化了。这不是文学创作荒诞而是现实本身荒诞。只有通过这种荒诞的想象，才能让人思考深层次的现实。
内容摘要：阎连科作为当代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学中绕不过去的人物”。文学界普遍认为他是继莫言后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他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针对其着力抒写的苦难主题，文学界的评论观念是毁誉参半，“苦难”的抒发过度和创作与接受的不对称性是争议的焦点所在，尤其是其小说在对“苦难”的叙述过程中，妖魔化知青，丑化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质疑声太多。因此，笔者结合作家经历，从美学的角度具体研究阎连科小说中的苦难，追溯其苦难主题的来源，寻找苦难在其作品中的身影，深入探析作者的诗学理想，彰显阎连科透过苦难所展现的绝地求生的精神，生命的韧性，以及存在的原始意义，进而更好地把握其作品的整体价值和意义。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阎连科苦难诗学理想生命意义
Key words: Yan Lianke; suffering; poetics thought; life; meaning目 录
一、引言 1
二、苦难美学的来源 1
（一）家庭的困窘 1
（二）社会的压抑 2
三、苦难美学的表现 4
（一）荒诞美 4
（二）崇高美 6
（三）悲剧美 7
四、苦难美学与诗学理想 8
（一）重新审视原生命意义 8
（二）构建完美乌托邦世界 9
五、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4
论阎连科小说的苦难美学
一、引言
阎连科，当代著名作家，被看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学绕不过去的人物”。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入伍，从军期间创作才能逐渐显露，22岁时开始正式发表作品，但直到1997年《年月日》的面世，文坛才开始关注这位“新人”。一部《日光流年》则使他在1998年达到个人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2003年长篇小说《受活》的发表让整个文坛对他刮目相看，也成为其代表作。2006年一部《丁庄梦》又令他名扬海外，备受瞩目。2013年其作品获奖无数，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老舍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国际文坛上广受关注，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下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人选。
在阎连科小说中，“苦难”一词是被反复渲染的，他常通过反复抒写苦难，让人直面生存之痛，生命之重，从而引发人对生命的沉思。学术界对此分析研究的也很多，这同时也是他引发争议的部分，尤其是针对其小说在“苦难”的叙述过程中，妖魔化知青，丑化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质疑声太多。因此，笔者打算结合作家经历，并从美学角度具体研究阎连科小说中的“苦难”，进而更好地把握其作品的整体价值和意义。
二、苦难美学的来源
中西方美学中常讨论文学艺术创作与苦难的关系。费尔巴哈也曾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作家经历影响作家创作，阎连科小说中的“苦难”，毋庸置疑受他的人生经历影响不少，正是因为他成长过程中的苦难体验才造就了他独具个性的苦难美学。
（一）家庭的困窘
河南嵩县，是阎连科的故乡，他成长在这个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下的小村庄。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深刻体会到社会底层人生活的苦难。父亲的哮喘，姐姐的腰病，使得原本就贫困不已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为了支撑这个家，为了给姐姐治病，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变卖了，哥哥到矿下挖煤，二姐去拉碎石，阎连科去建筑队当小工，他们不过才是十三五岁的孩子而已，却已过多的承载了生活的重负。阎连科曾在《我所欠父亲的债》中说，“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一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为了摆脱这一切，阎连科做了很多努力。七八年阎连科如愿入伍了，他终于逃离了那些苦难的束缚。在军营，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即使是在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到不能走，不能坐的地步，他都绑着钢板或趴在床上，坚持写作。这种行为，和对文学的热爱相比，更多的应该是对未来再次置身于苦难的恐惧的驱动。作家对苦难的印象，我们可以从他早期的“瑶沟系列”小说中读出，那些苦痛的记忆，丧失的自尊，就像一张大网紧紧困住他，让他初体会到生存，权利这些现实的东西，就像小说《情感狱》的名字一样，那就是一个人间炼狱，人人为求自保，奋力挣扎。童年的记忆深深影响他小说的倾向性。阎连科也说“瑶沟系列”“是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那种沉痛感是无法摆脱的。
在阎连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物都患有疾病，甚至是些疑难杂症，也有些是噩运诅咒，病态生活在苦难里。如《瑶沟的日头》里的大姐身体一直不好，却始终找不到得病的原因，她常年饱受腰痛折磨，不能动弹，只能被桎梏在床上；《耙耧天歌》里的尤四婆，她的四个孩子全都是智力残疾，她期望着能够用自己的血肉，骨头给这四个孩子治好病；《黄金洞》中要强的贡家老爹，忽然有一天得了绝症，浑身猪膘似的肉全没了，只剩下皮包骨头；《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一辈子都在与致命的喉堵病斗争，然而他们历经几代人，受尽磨难，付出惨痛的代价，却依然摆脱不了喉堵病，活不过四十岁；《受活》中生活在受活村里的人，全是些残疾人 ，瘸子，瞎子，聋子，侏儒，缺胳膊断腿什么的占了大数；《丁庄梦》中的艾滋病，让丁庄每月都死人，庄里的坟头像地里的麦捆儿一样，密密麻麻，让丁庄人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破灭；还有《风雅颂》中那有些寓意的精神病等。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阎连科对疾病，死亡的描述极其细致，集中，让人震惊和感叹，也可以从中感受到疾病的困扰，家庭的重担，让阎连科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因而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他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深入思考。
（二）社会的压抑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引言部分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对此，我们可以看到疾病，除了是生理层面的反应，也是一定社会重压在人身体上的反应。因此，社会历史因素也是影响人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而然地影响作家创作。
1.饥荒
阎连科出生后没几年，受党的“左”倾政策错误和自然天灾的影响，中国开始闹起了饥荒。为了生存，人们蝗灾时吃蝗虫，鼠灾时吃老鼠，吃光了就吃草根、树皮、树叶、观音土，凡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吃，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这些对阎连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日光流年》的第四章《奶与蜜》中，讲述了司马笑笑带领三姓村百姓度过饥荒年月所做的努力。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缩影：粮食被蚂蚱吃光了，司马笑笑就让村民到山坡上抓蚂蚱吃，晒干，煮粥，磨成粉，变着法儿的吃。蚂蚱吃完了就吃麦场东崖下的红土，树叶，再是老鼠。实在没有东西吃了的时候，他们把残疾、病态的孩子，扔到山崖，活活饿死他们，再用他们的尸体吸引乌鸦，抓乌鸦吃，杜根甚至和儿子一起把女儿当粮食煮了吃了。然而饥荒岁月是如此漫长，司马笑笑最后用自己的身体吸引乌鸦做村民的食物，结束了这场惨烈的人间悲剧。《受活》里也描写了饥荒时，受活庄人挖草根，剥树皮，吃生土，但是死亡持续不断，村子也如死了一般，除了饿慌了的人，就没什么活物了。
2.文革
阎连科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黑暗混乱时期。“文革”不只是一政治事件，它还是戳痛整个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事件，它带给人的折磨除却肉体上更是精神上的。阎连科目睹了“文革”的全过程，“文革”的阴影与伤痛，在其作品中也体现出来。《日光流年》里，司马蓝为了买车轮翻地，吃新粮活过四十岁，领着村人去教火院卖腿皮。为了还有钱娶媳妇，杜桩把整块腿皮全卖了，然而他们结账时，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两打红皮小书，红得如刚漆过的墙，他们与之争论，得到的回答全是他们所不懂的，“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类的话。就连围观群众都劝他别要钱了，权当把钱拿去支援革命了。对此，司马蓝是心存疑虑：
“他不明白城里人一口一个革命的话，为啥说到革命连人皮钱都可以不付款。照这种道理说下去，砍一个头不是说革命也就砍头了吗？”
通过写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文革”造成的人的悲凉。阎连科回忆时说，当时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存。”一句话道破底层人民在那一特殊大环境下的心声。“文革”最可怕的还是造成人心理上的变态与扭曲。如《坚硬如水》里的高爱军与夏红梅，这一对革命造反派男女，他们的结合要靠红色歌曲，否则就没有激情。他们甚至唇枪舌剑的辩论革命，创作革命诗文，以此诱发性爱激情。为了搬倒王镇长，他们捕风捉影，硬是制造王镇长的“性”丑闻。种种行为让人吹嘘。
家庭的困苦，社会的动乱，让阎连科体会到生活的艰难与无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与无情，这些苦难记忆成为他小说苦难的来源，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在究及底层人苦难之因时更接近于现实，他的苦难美学也就更具震撼力。
三、苦难美学的表现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最常见的是贫穷、疾病等造成人的肉体上的苦难，和现实压迫下人无限膨胀的欲望引发悲剧的精神层面上的苦难。与余华暴力血腥性的写法不同，阎连科善用卑微小人物对生存的焦灼与渴求去展现苦难，达到一种自我宣泄，然后通过宣泄过程的疼痛彰显生命的质感与存在的意义。
阎连科抒写的苦难，不是给人绝望，而是绝境求生，从绝望中寻求希望，从苦难中升起力量，可以从阎连科小说中看到他的“苦难”所透露出的美学特征是荒诞美、崇高美、悲剧美。
（一）荒诞美
阎连科喜欢虚构一些超现实的荒诞故事，情节夸张怪诞，甚至带有些黑色幽默，让人耻笑之余又常带感伤。因此有人称阎连科是“荒诞现实主义大师”，对此称号他是否定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神实主义”。他的“神实主义”简单来说，是在创作时抛弃现实生活中的表层的逻辑关系，去探寻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藏的真实，它超越现实，创造真实。他认为，“真实是存在的，但我们永远无法掌控它。”传统的文学手段是不能真正传达出社会真实的，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也是任何的写实手法都体现不出来的。真实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心中，而不是生活现实之中。要想接近现实的核心，揭示生活的真实，只有用超现实的写法才可以。这是阎连科通过常年的创作琢磨，逐渐明朗化的方向概念，也是他的作品力求贯彻的。早期的“瑶沟系列”可能还不太明显，但随着《坚硬如水》、《受活》、《日光流年》、《丁庄梦》等作品的面世，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阎连科的写作理念，尤其是新出版的《炸裂志》，他更是实践总结了自己的神实主义，揭示了灵魂的真实。
阎连科用荒诞的情节、语言来描写事件，荒谬却不失真实，揭示人性的阴暗，却又让人不禁对小说人物产生同情，从而引发对人性的思考。像《耙耧天歌》中尤四婆的丈夫，因为生了四个痴呆的孩子，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跳河自尽，对原本就特殊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尤四婆用女人单薄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而老天似是不公，她越努力，生活的重担越是压迫得她直不起腰来。当她知道用亲人的骨头入药，就可以治好孩子的病，她顾不得中国人传统的入土为安思想，掘墓开棺，把亡夫的骨头挖出作药引，二女儿因此病好。她还想治好其他孩子，而亡夫的骨头已经不够，这时，她毅然决定用自己的血肉去救自己的孩子。这种以一个生命的逝去来挽救另一生命的行为，让我们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但我们又会被这种荒诞的“真实”所折服，思索起人生的意义。《日光流年》里满是对死亡的体验，宿命与怪诞始终牵扯着三姓村人的命运。三姓村人被隔绝在偏僻贫穷的耙耧山脉，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卖皮和女人卖淫的地方，他们还要忍受喉堵病的折磨，唯一的愿望不过就是活过四十岁，但连这都是奢望。喉堵病是作者想象出来的疾病，是没有医学论证，也找不到治疗方法的，然而历代村长想出各种法子企图冲破这个诅咒，带领村民为之奋斗：种油菜，靠吃油菜就能够活过四十岁了；翻地，把所有土地翻遍，种上新粮，吃新粮，就可以活过四十岁了；修渠，引来灵隐渠水，喝了就可以活过四十岁了。三姓村人就这样不知疲倦的，为了打破活不过四十岁的魔咒不断努力。每一次的抗争都逃不过喉堵病，都会有大批人为之付出生命，然而他们依然坚持着，用更荒谬的行为妄想挽救生命，这完全脱离现实，却尽显生命的真实与韧性。而《坚硬如水》的故事情节更是脱离现实的逻辑的，语言也充满讽刺的意味，但其背后透露出的却是“文革”这样一个荒唐的年代造就出了一批精神极度扭曲变态的人，是荒诞的社会造成了人的异化。高爱军、夏红梅这两个人明明是为满足个人情欲，去了墓穴偷情，却要为此找个革命情谊革命爱的借口，高爱军提不起性欲时，恰是广播里的红歌，革命歌曲给了他激情，故事荒诞，讽刺意味一览无余，这也许是对那段历史的恶搞，戏谑，但每个读者都能或是想象出或是记忆起那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的疯狂与人性的泯灭，荒诞感十足。
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丰富，对人性思考的深刻，已被运用的越发纯熟了。《受活》中，柳县长带领受活庄的残疾人组成的杂技团出去赚钱，想用这钱去买列林的遗体，这事件本身就很荒唐，却荒唐地得到了一致的响应，他们还建筑了列林纪念堂，想要引发观光客的朝圣，借此让受活庄发达起来，过上天堂般的幸福日子。这展现了另类的审美，充满滑稽感，颠覆了现实中的真实。而小说《丁庄梦》叙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敏感的疾病——艾滋病，它就像现实的缩影，却又没什么直接的瓜葛。阎连科自己也说，造访艾滋病村只是得到了心灵上的感觉，而不是情节的挪用。这就是对现实中的真实的重建。除此以外，阎连科还展示了一种用不存在的存在来体现真实。如《风雅颂》中的“蝴蝶现象”，外面大雪飘飘，寒风凛冽，灵棚里却有数不清的蝴蝶飞舞，一个个有银杏叶那么大，银黄的翅膀上有着鲜艳透红的花，它们还跟随着送葬队伍，起起落落，让村人都惊诧不已。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的神实主义框架越来越清晰。而2013年新出版的《炸裂志》是“神实主义”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次。他用夸张、荒诞的笔触讲述了一个百人小村落“炸裂”成长为一个豪华大都市的故事，整个叙述过程可以说是放荡不羁的，反映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世道沧桑，人心不古。人欲望野心的膨胀是万恶之源，但在现实之下，这种恶反而合理化了。这不是文学创作荒诞而是现实本身荒诞。只有通过这种荒诞的想象，才能让人思考深层次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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