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散文的精神意蕴——以《我与父辈》为例
论阎连科散文的精神意蕴——以《我与父辈》为例[20191210161542]
内容摘要：《我与父辈》以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文坛上大放异彩，它奠定了阎连科在散文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阎连科用与小说创作迥异的笔触细致地讲述“我”与父辈以及生存在那片土地上千千万万农民的过往。苦难与贫穷的困窘、城市文明的诱惑，父辈在生存苦难中孕育出的坚忍、善良、尊严。阎连科以真挚的笔调描绘出了一幅幅乡人向城而生最后又铩羽而归的精神悲喜剧，在回望中对灵魂进行自我解剖，把困扰在心里“乡村去往何处”的忧思诉诸笔端，流露于散文之中，在挖掘寄予散文中的精神意蕴时更接近作家的创作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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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阎连科《我与父辈》精神意蕴
目 录
一、引言 1
二、逃离土地 1
（一）苦难贫穷的困窘 2
（二）城市文明的诱惑 3
三、怀念父辈 4
（一）苦难孕育出高贵 4
（二）灵魂解剖的愧赎 6
（三）无家可归的尴尬 7
四、重建精神家园 10
（一）向城而生的精神失落 10
（二）理想中找寻路在何方 11
五、结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5
论阎连科散文的精神意蕴
——以《我与父辈》为例
一、引言
阎连科是个曾被现当代文学史遗忘的作家。对他的研究是2000年以后才兴盛起来的。而研究最多的，是他的小说。从早期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之后的《年月日》、《情感狱》、《黄金洞》、《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到如今的《风雅颂》等，阎连科小说奇异的情节构思、独特的叙述方式以及灵活多变的语言等，饱受争议，吸引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就在他的小说大放光彩的同时，他的散文却鲜有人问津。是因为他的小说成就太过显著盖住了散文的光彩，或是因为他对散文抱着这样的态度：“我没有散文观，我写散文就是追求随意、自由、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散文不会成为我最下力气的一种文体，但我会不间断地写下去”。因为偏爱小说，而忽略了对于散文的苦心经营。作为一名从乡村中走出来的作家，他的笔触怎么也绕不开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的散文力作《我与父辈》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文学界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即使阎连科以后不再染指散文，仅以《我与父辈》就足以奠定其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连阎连科自己都称“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一颗钻石”。写这本书曾让阎连科泪流满面，也让读者唏嘘不已。《我与父辈》这本散文集出版于2009年，共收录散文42篇。在这本讲述父辈们一生生老病死与甘甘苦苦的书中，阎连科“放弃了一切写作技巧、追求和文学的探索”，用他的“朴实”与“真挚”直击人心底最柔软之处，为读者带来了一次疼痛的情感体验。阎连科用父辈们在这一块土地上一生的生存、挣扎，揭示了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农村人民的生存真相，展示了中国农村最深处的累累伤痕与脉脉温情。就在这本满载血泪的散文集中，能够读到许多阎连科情感的原初点和他的精神世界。《我与父辈》与他的小说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本论文试图通过对阎连科散文代表作《我与父辈》精神意蕴的挖掘，利用散文的真实性了解作家的来路和去处,进一步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心理，了解作家的真实，从而更接近作家的内心世界，进而更好地指导我们解读作家的小说。
二、逃离土地
以逃离土地作为改变命运的方式，是阎连科最初对农民和土地的理解与思考。他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过他从小就崇拜三样东西：“城市、权力和生命”。阎连科充分利用了散文的写实性，毫不避讳地袒露了对城市的向往。《小学》中那个转学而来的城市女孩，整洁的穿着，白嫩的皮肤，优异的成绩，还有课桌上“性别的楚河汉界”，让“我”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我”卯足劲想去超越却无法超越的一分之差，是无法跨越的城乡差距。她们的存在，让“我”朦胧地感受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与生俱来的尊卑贵贱和必然存在的贫富差距，“我”开始萌生了逃离土地的念头。
20世纪70年代，当地农民意图强奸一个女知青未遂被枪毙。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也不论他是否罪大恶极到那种程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男知青强奸了一个乡村女孩之后没有被绳之以法。而后，家家户户为知青“派饭”，顿顿准备一年也难得吃几次的白面，知青的“偷鸡摸狗”让“我”看清，城乡之间的差距远不是物质条件的悬殊那么简单，城市人骨子里对农村的鄙夷是农村人无论怎么努力也甩不了的烙印。知青们走了，“我”也明白了：靠自己的努力逃离这贫穷的土地远好过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垂青。
让“我”坚定逃离土地信念的，是“我”的四叔，那个“我”一直坚信把“日子”过成“生活”的人。四叔在城里工作，每次回乡他身上各种机织洋布做的衣裤、皮鞋和尼龙袜，在童年的“我”眼中都散发出幸福和生活的味道。之后四叔给“我”的“的确良”衬衫和“嗒嗒颤”裤子，让“我”萌生了“奢侈的念愿”：这一生一定要成为某个城市的工人，把枯燥的乡村日子过成幸福的城市生活。
“我”逃离土地的念头从萌生经过膨胀到坚定，最后成为了阎连科行为的逻辑起点。当“我”得知张抗抗凭借写作从乡村调回城市之后，便开始了写作，哪怕后来在水泥厂打工，“我”都一直坚持着没有放弃。在20岁那年，意识到自己不去当兵就永远逃离不了那块土地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跑去当兵。或者，在更早的时候，从“我”开始认真学习，想超过从城里来的女同桌时，“我”就已经开始了逃离土地之旅。而求学和参军也成为阎连科小说中农村人逃离土地的主要方式。
（一）苦难贫穷的困窘
急切地想逃离土地，从根源上来讲是想逃离贫穷与苦难。阎连科在演讲中说过：“我最初学习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记忆的童年是“生存与饥饿，土地与现实的困窘”。物质贫穷带来的苦难，散文里有许多细节描写：《红楼梦》中“我”与二姐两个人去争抢一个读书的机会；《寂冷的月光》里说到“我”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盖房》里为了盖房，在寒冬，大伯带着孩子，蹚过冰冻的河流去对岸搬石头；《收麦后》提到农忙的时候，连十一二岁的建科弟也要下地割麦子。贫穷把人逼得暴躁绝望，父亲因为“我”偷东西而打我；大伯抡起鞋底打他的孩子们，边打边骂“打死你们我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与之相同的是乡里医生的话使得“父亲死了，我们全家才有好日子过”的罪恶念头闪现。
贫病交加只是众多生存困境中的一种而已。细小而琐碎的日子里处处渗透着贫穷的因子。那个年代，贫穷是农村生活的底色，贫穷的细节，俯拾皆是。生活在其中的农民尝到的是生活的苦涩与辛酸。阎连科展示了那个年代最为残酷的真实，残酷到让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不敢置信。在漫长年代里中国农村的孩子普遍贫穷、饥饿，乡村的农民承受着饥饿对生命的摧残，对尊严的掠夺，承受着贫穷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榨，这是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存真实。阎连科小说中的乡村，生命在生存真实下荒诞得让人不忍直视，现在读相对平静的散文中的乡村，也让人觉得残酷不堪，所以不得不承认的是，阎连科的苦难虽有夸大的成分，却并无造作的嫌疑。
（二）城市文明的诱惑
逃离土地，不仅是因为物质的困顿，还有城市文明的诱惑。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只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城市文明始终以其巨大的优越性俯视着农村的贫瘠：升学只要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诗词；到初二才听说过《红楼梦》；高考连全国有什么大学都不知道，集体报考北大；以为台湾人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城市迅速发展着，而乡村却几乎不变。城市是富贵与荣华的象征，向城而生，也是一种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是一种人性，是对美好的向往，我们难以断言它的正确与否。中国农民有着务实的品质，这种品质让乡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始终坚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幸福就在前方，在汗水铺就的道路上，城市作为他们眼中幸福的标志，承载着乡人无限的向往。他们比任何人都坚定地认为与城市的距离在他们乃至后辈的努力中一步步缩小，所以任何苦难他们都可以忍受，甚至认为这是必须应当。这是那个年代农民的生命哲学。存着这份向往，他们可以忍受贫穷、低微、卑贱，也能承受看不到尽头的苦难。然而城市每向前走一步，乡村都急匆匆地想赶上去却怎么也追赶不上，对城市的向往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然而，城市乡村的差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那一层，城市从乡村汲取营养却对乡村少了一些同情与帮扶。时至今日，农村在城市人眼中还是贫穷落后的标志，他们对农村从未有过真正的了解。而这种贫穷所附带的农村人骨子里的自卑，城市人与生俱来对乡村的鄙视，使得乡人的进城之路异常艰难。
阎连科的乡土世界有太多的苦难、挣扎、生存的艰辛。而生存在其中的人们经历着种种苦难早已习以为常。这种苦难类似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父辈们就在这永无止境的劳作中消耗着他们的生命。幸而从乡土世界中走出来的阎连科清醒地看到了这种祖祖辈辈循环往复的生存困境。以父辈为代表的在农村中生存的一代代人所受到的外部贫困的压榨，及所造成的内在精神上的创伤，是被历史遗忘了的一份歉疚，书写这份生存真实已经成为了阎连科回望乡土时自觉的承担。
三、怀念父辈
苦难与贫穷是乡村的“日子”，但它们的存在并未压倒生长在农村的人们，最终带来的，是充满温情与感激的生命存在。在缀满生存挣扎与苦难的乡村，父亲、大伯、四叔肩头挑着生存与活着的重担，在土地上细心耕耘。尽管日子在父辈面前冷漠得有些残忍，但耕种的父亲，挑着织袜机走街串乡的大伯，“一头沉”的四叔，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日子迎面而来的重击，养大了自己的子子与女女。父亲、大伯、四叔三个人性格不同，但他们身上的坚忍、善良、挣扎是共通的。作者在回忆他们的时候，以深情的笔触刻画出他们生存的年代和他们的心灵，也顺带袒露了自己的那段心路历程。
（一）苦难孕育出高贵
活着溢满艰辛。《土地的身影》里父亲披星戴月领着全家人翻地、担礓石，精心开辟出一小块自留地种红薯。一夜之间，等待丰收的红薯地被国家收为公有；《战争》中“我”执意逃离多灾的家，把生活的重担推在父亲身上时，父亲揽过所有责任让我安心地去；《铁成》里大伯的儿子铁成参军不久就不明不白死在了部队，原本可以去讨要个说法的大伯却选择了沉默，看似懦弱的背后隐藏的是一颗伟大的悲悯之心。父辈们不在乎苦难的永无止境，只要能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生活着，他们就能从这苦难背后品味出微微甘甜。他们对苦难的这种理解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宽容和慈悲，有常人没有的坚忍。“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农民的生存哲学”。尽管贫穷让他们日复一日地挣扎着，但他们依然能与苦难和睦相处，周而复始地生儿育女、造屋置业、选择坟地，把子女送上他们的生命跑道。他们用自己的生存态度证明了生存价值的永恒。
阎连科在写父亲、大伯、四叔时，都详细地描写了他们“盖房”。“盖房”是父亲、大伯、四叔共有的事业。从他们成为父亲的那一天开始就深刻地懂得，帮儿子娶妻生子，送女儿顺利出嫁，看着他们一个个走上自己的人生轨道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庄严的责任。所以，父亲省吃俭用，带着儿女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石头，付出了健康，付出了许多生寿；大伯盖房，领着他的孩子们，连续好几年冬天蹚过冰冻的河水，到对岸扛石头、砸石头、抬石头，终于盖起了竖在村口的新瓦房；四叔盖房稍微轻松些。“白天安顿劳作盖房的一应杂务，晚上请村里人从野荒地里往房宅运黏土”，终于在两年后将房子艰难地盖了起来。房屋，是农民的生命。竖起的房屋就是父辈们对于生活最简单而又最坚定的信念。
父辈润物无声的温情是苦难生活里最为甜蜜的记忆：“我”当兵没多久，战争爆发，父亲担心“我”的安危，整夜睡不着，在更深露重的院子里打转，使他的哮喘病加重。大伯每次回来装在上衣口袋里的糖豆面饼干等，是记忆里最为温馨的部分。大伯分糖按亲疏远近，先让别家的孩子分个够，最后才轮到自家孩子。所以大伯的几个孩子常常分不到糖果。甚至在大伯输光家中积蓄愧对家人，决意自杀之前，也还记得给孩子买来糖果。大伯扛着生存与苦难的重担，却不忘用丝丝甘甜为他的晚辈们抹去人生的酸涩味。四叔毫不犹豫地把他那件专门出客用的象征身份、地位的花衬衫送给上学的“我”，希望我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彻彻底底的城里人。
这些父辈对晚辈的爱，是从贫穷、卑微的物质尴尬上升腾起的人性温度，是善的真实与美好，是乡村中爱幼传统最平常最真挚的体现。这爱已经超越传统和美德，成为父辈活着的力量和活着的信仰。
然而，作者并未避开大伯的好赌和四叔的麻将与喝酒。大伯好赌是他人生的污点，大伯的赌一次又一次地输光了为儿女置办房屋的钱，甚至逼得大伯走入绝境。四叔回乡后沉迷于麻将桌和喝酒，家人的劝阻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心。
探究大伯的嗜赌与自杀，四叔的麻将与喝酒，却并非是自我的放纵与道德的缺失，而是太多苦难积压下无力的反抗。比起过得都是那个年代瘦弱岁月的农村人，大伯却比别人过得更为艰辛与疲惫：儿子在部队不明不白死去，日子刚有些起色女儿又葬身车祸，自己的小本生意在赚赔的循环中差点血本无归。最终，这位本分的农民从赌瘾中重新站立起来。阎连科刻画出的“大伯”是在乡村习以为常的福祸中一个普通农民“尊严”的力量。而四叔性格温和怯懦，是父辈中唯一一个在城市工作的人，他常年游走在城乡之间，在被城里人轻视，被乡村人羡慕的境地中艰难生存。作为农村里的城里人，城市人眼中的乡村人，退休之后，在外大半生，和谁都说不到一块去。悬浮于城乡之间的四叔苦无寄托，只好把重心转移到麻将和酒精上。大伯和四叔都是以最无奈的方式反抗着生活的苦难，艰难地挣扎着生存。
内容摘要：《我与父辈》以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文坛上大放异彩，它奠定了阎连科在散文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阎连科用与小说创作迥异的笔触细致地讲述“我”与父辈以及生存在那片土地上千千万万农民的过往。苦难与贫穷的困窘、城市文明的诱惑，父辈在生存苦难中孕育出的坚忍、善良、尊严。阎连科以真挚的笔调描绘出了一幅幅乡人向城而生最后又铩羽而归的精神悲喜剧，在回望中对灵魂进行自我解剖，把困扰在心里“乡村去往何处”的忧思诉诸笔端，流露于散文之中，在挖掘寄予散文中的精神意蕴时更接近作家的创作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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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阎连科《我与父辈》精神意蕴
目 录
一、引言 1
二、逃离土地 1
（一）苦难贫穷的困窘 2
（二）城市文明的诱惑 3
三、怀念父辈 4
（一）苦难孕育出高贵 4
（二）灵魂解剖的愧赎 6
（三）无家可归的尴尬 7
四、重建精神家园 10
（一）向城而生的精神失落 10
（二）理想中找寻路在何方 11
五、结语 13
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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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阎连科散文的精神意蕴
——以《我与父辈》为例
一、引言
阎连科是个曾被现当代文学史遗忘的作家。对他的研究是2000年以后才兴盛起来的。而研究最多的，是他的小说。从早期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之后的《年月日》、《情感狱》、《黄金洞》、《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到如今的《风雅颂》等，阎连科小说奇异的情节构思、独特的叙述方式以及灵活多变的语言等，饱受争议，吸引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就在他的小说大放光彩的同时，他的散文却鲜有人问津。是因为他的小说成就太过显著盖住了散文的光彩，或是因为他对散文抱着这样的态度：“我没有散文观，我写散文就是追求随意、自由、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散文不会成为我最下力气的一种文体，但我会不间断地写下去”。因为偏爱小说，而忽略了对于散文的苦心经营。作为一名从乡村中走出来的作家，他的笔触怎么也绕不开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的散文力作《我与父辈》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文学界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即使阎连科以后不再染指散文，仅以《我与父辈》就足以奠定其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连阎连科自己都称“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一颗钻石”。写这本书曾让阎连科泪流满面，也让读者唏嘘不已。《我与父辈》这本散文集出版于2009年，共收录散文42篇。在这本讲述父辈们一生生老病死与甘甘苦苦的书中，阎连科“放弃了一切写作技巧、追求和文学的探索”，用他的“朴实”与“真挚”直击人心底最柔软之处，为读者带来了一次疼痛的情感体验。阎连科用父辈们在这一块土地上一生的生存、挣扎，揭示了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农村人民的生存真相，展示了中国农村最深处的累累伤痕与脉脉温情。就在这本满载血泪的散文集中，能够读到许多阎连科情感的原初点和他的精神世界。《我与父辈》与他的小说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本论文试图通过对阎连科散文代表作《我与父辈》精神意蕴的挖掘，利用散文的真实性了解作家的来路和去处,进一步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心理，了解作家的真实，从而更接近作家的内心世界，进而更好地指导我们解读作家的小说。
二、逃离土地
以逃离土地作为改变命运的方式，是阎连科最初对农民和土地的理解与思考。他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过他从小就崇拜三样东西：“城市、权力和生命”。阎连科充分利用了散文的写实性，毫不避讳地袒露了对城市的向往。《小学》中那个转学而来的城市女孩，整洁的穿着，白嫩的皮肤，优异的成绩，还有课桌上“性别的楚河汉界”，让“我”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我”卯足劲想去超越却无法超越的一分之差，是无法跨越的城乡差距。她们的存在，让“我”朦胧地感受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与生俱来的尊卑贵贱和必然存在的贫富差距，“我”开始萌生了逃离土地的念头。
20世纪70年代，当地农民意图强奸一个女知青未遂被枪毙。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也不论他是否罪大恶极到那种程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男知青强奸了一个乡村女孩之后没有被绳之以法。而后，家家户户为知青“派饭”，顿顿准备一年也难得吃几次的白面，知青的“偷鸡摸狗”让“我”看清，城乡之间的差距远不是物质条件的悬殊那么简单，城市人骨子里对农村的鄙夷是农村人无论怎么努力也甩不了的烙印。知青们走了，“我”也明白了：靠自己的努力逃离这贫穷的土地远好过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垂青。
让“我”坚定逃离土地信念的，是“我”的四叔，那个“我”一直坚信把“日子”过成“生活”的人。四叔在城里工作，每次回乡他身上各种机织洋布做的衣裤、皮鞋和尼龙袜，在童年的“我”眼中都散发出幸福和生活的味道。之后四叔给“我”的“的确良”衬衫和“嗒嗒颤”裤子，让“我”萌生了“奢侈的念愿”：这一生一定要成为某个城市的工人，把枯燥的乡村日子过成幸福的城市生活。
“我”逃离土地的念头从萌生经过膨胀到坚定，最后成为了阎连科行为的逻辑起点。当“我”得知张抗抗凭借写作从乡村调回城市之后，便开始了写作，哪怕后来在水泥厂打工，“我”都一直坚持着没有放弃。在20岁那年，意识到自己不去当兵就永远逃离不了那块土地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跑去当兵。或者，在更早的时候，从“我”开始认真学习，想超过从城里来的女同桌时，“我”就已经开始了逃离土地之旅。而求学和参军也成为阎连科小说中农村人逃离土地的主要方式。
（一）苦难贫穷的困窘
急切地想逃离土地，从根源上来讲是想逃离贫穷与苦难。阎连科在演讲中说过：“我最初学习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记忆的童年是“生存与饥饿，土地与现实的困窘”。物质贫穷带来的苦难，散文里有许多细节描写：《红楼梦》中“我”与二姐两个人去争抢一个读书的机会；《寂冷的月光》里说到“我”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盖房》里为了盖房，在寒冬，大伯带着孩子，蹚过冰冻的河流去对岸搬石头；《收麦后》提到农忙的时候，连十一二岁的建科弟也要下地割麦子。贫穷把人逼得暴躁绝望，父亲因为“我”偷东西而打我；大伯抡起鞋底打他的孩子们，边打边骂“打死你们我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与之相同的是乡里医生的话使得“父亲死了，我们全家才有好日子过”的罪恶念头闪现。
贫病交加只是众多生存困境中的一种而已。细小而琐碎的日子里处处渗透着贫穷的因子。那个年代，贫穷是农村生活的底色，贫穷的细节，俯拾皆是。生活在其中的农民尝到的是生活的苦涩与辛酸。阎连科展示了那个年代最为残酷的真实，残酷到让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不敢置信。在漫长年代里中国农村的孩子普遍贫穷、饥饿，乡村的农民承受着饥饿对生命的摧残，对尊严的掠夺，承受着贫穷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榨，这是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存真实。阎连科小说中的乡村，生命在生存真实下荒诞得让人不忍直视，现在读相对平静的散文中的乡村，也让人觉得残酷不堪，所以不得不承认的是，阎连科的苦难虽有夸大的成分，却并无造作的嫌疑。
（二）城市文明的诱惑
逃离土地，不仅是因为物质的困顿，还有城市文明的诱惑。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只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城市文明始终以其巨大的优越性俯视着农村的贫瘠：升学只要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诗词；到初二才听说过《红楼梦》；高考连全国有什么大学都不知道，集体报考北大；以为台湾人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城市迅速发展着，而乡村却几乎不变。城市是富贵与荣华的象征，向城而生，也是一种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是一种人性，是对美好的向往，我们难以断言它的正确与否。中国农民有着务实的品质，这种品质让乡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始终坚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幸福就在前方，在汗水铺就的道路上，城市作为他们眼中幸福的标志，承载着乡人无限的向往。他们比任何人都坚定地认为与城市的距离在他们乃至后辈的努力中一步步缩小，所以任何苦难他们都可以忍受，甚至认为这是必须应当。这是那个年代农民的生命哲学。存着这份向往，他们可以忍受贫穷、低微、卑贱，也能承受看不到尽头的苦难。然而城市每向前走一步，乡村都急匆匆地想赶上去却怎么也追赶不上，对城市的向往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然而，城市乡村的差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那一层，城市从乡村汲取营养却对乡村少了一些同情与帮扶。时至今日，农村在城市人眼中还是贫穷落后的标志，他们对农村从未有过真正的了解。而这种贫穷所附带的农村人骨子里的自卑，城市人与生俱来对乡村的鄙视，使得乡人的进城之路异常艰难。
阎连科的乡土世界有太多的苦难、挣扎、生存的艰辛。而生存在其中的人们经历着种种苦难早已习以为常。这种苦难类似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父辈们就在这永无止境的劳作中消耗着他们的生命。幸而从乡土世界中走出来的阎连科清醒地看到了这种祖祖辈辈循环往复的生存困境。以父辈为代表的在农村中生存的一代代人所受到的外部贫困的压榨，及所造成的内在精神上的创伤，是被历史遗忘了的一份歉疚，书写这份生存真实已经成为了阎连科回望乡土时自觉的承担。
三、怀念父辈
苦难与贫穷是乡村的“日子”，但它们的存在并未压倒生长在农村的人们，最终带来的，是充满温情与感激的生命存在。在缀满生存挣扎与苦难的乡村，父亲、大伯、四叔肩头挑着生存与活着的重担，在土地上细心耕耘。尽管日子在父辈面前冷漠得有些残忍，但耕种的父亲，挑着织袜机走街串乡的大伯，“一头沉”的四叔，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日子迎面而来的重击，养大了自己的子子与女女。父亲、大伯、四叔三个人性格不同，但他们身上的坚忍、善良、挣扎是共通的。作者在回忆他们的时候，以深情的笔触刻画出他们生存的年代和他们的心灵，也顺带袒露了自己的那段心路历程。
（一）苦难孕育出高贵
活着溢满艰辛。《土地的身影》里父亲披星戴月领着全家人翻地、担礓石，精心开辟出一小块自留地种红薯。一夜之间，等待丰收的红薯地被国家收为公有；《战争》中“我”执意逃离多灾的家，把生活的重担推在父亲身上时，父亲揽过所有责任让我安心地去；《铁成》里大伯的儿子铁成参军不久就不明不白死在了部队，原本可以去讨要个说法的大伯却选择了沉默，看似懦弱的背后隐藏的是一颗伟大的悲悯之心。父辈们不在乎苦难的永无止境，只要能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生活着，他们就能从这苦难背后品味出微微甘甜。他们对苦难的这种理解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宽容和慈悲，有常人没有的坚忍。“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农民的生存哲学”。尽管贫穷让他们日复一日地挣扎着，但他们依然能与苦难和睦相处，周而复始地生儿育女、造屋置业、选择坟地，把子女送上他们的生命跑道。他们用自己的生存态度证明了生存价值的永恒。
阎连科在写父亲、大伯、四叔时，都详细地描写了他们“盖房”。“盖房”是父亲、大伯、四叔共有的事业。从他们成为父亲的那一天开始就深刻地懂得，帮儿子娶妻生子，送女儿顺利出嫁，看着他们一个个走上自己的人生轨道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庄严的责任。所以，父亲省吃俭用，带着儿女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石头，付出了健康，付出了许多生寿；大伯盖房，领着他的孩子们，连续好几年冬天蹚过冰冻的河水，到对岸扛石头、砸石头、抬石头，终于盖起了竖在村口的新瓦房；四叔盖房稍微轻松些。“白天安顿劳作盖房的一应杂务，晚上请村里人从野荒地里往房宅运黏土”，终于在两年后将房子艰难地盖了起来。房屋，是农民的生命。竖起的房屋就是父辈们对于生活最简单而又最坚定的信念。
父辈润物无声的温情是苦难生活里最为甜蜜的记忆：“我”当兵没多久，战争爆发，父亲担心“我”的安危，整夜睡不着，在更深露重的院子里打转，使他的哮喘病加重。大伯每次回来装在上衣口袋里的糖豆面饼干等，是记忆里最为温馨的部分。大伯分糖按亲疏远近，先让别家的孩子分个够，最后才轮到自家孩子。所以大伯的几个孩子常常分不到糖果。甚至在大伯输光家中积蓄愧对家人，决意自杀之前，也还记得给孩子买来糖果。大伯扛着生存与苦难的重担，却不忘用丝丝甘甜为他的晚辈们抹去人生的酸涩味。四叔毫不犹豫地把他那件专门出客用的象征身份、地位的花衬衫送给上学的“我”，希望我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彻彻底底的城里人。
这些父辈对晚辈的爱，是从贫穷、卑微的物质尴尬上升腾起的人性温度，是善的真实与美好，是乡村中爱幼传统最平常最真挚的体现。这爱已经超越传统和美德，成为父辈活着的力量和活着的信仰。
然而，作者并未避开大伯的好赌和四叔的麻将与喝酒。大伯好赌是他人生的污点，大伯的赌一次又一次地输光了为儿女置办房屋的钱，甚至逼得大伯走入绝境。四叔回乡后沉迷于麻将桌和喝酒，家人的劝阻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心。
探究大伯的嗜赌与自杀，四叔的麻将与喝酒，却并非是自我的放纵与道德的缺失，而是太多苦难积压下无力的反抗。比起过得都是那个年代瘦弱岁月的农村人，大伯却比别人过得更为艰辛与疲惫：儿子在部队不明不白死去，日子刚有些起色女儿又葬身车祸，自己的小本生意在赚赔的循环中差点血本无归。最终，这位本分的农民从赌瘾中重新站立起来。阎连科刻画出的“大伯”是在乡村习以为常的福祸中一个普通农民“尊严”的力量。而四叔性格温和怯懦，是父辈中唯一一个在城市工作的人，他常年游走在城乡之间，在被城里人轻视，被乡村人羡慕的境地中艰难生存。作为农村里的城里人，城市人眼中的乡村人，退休之后，在外大半生，和谁都说不到一块去。悬浮于城乡之间的四叔苦无寄托，只好把重心转移到麻将和酒精上。大伯和四叔都是以最无奈的方式反抗着生活的苦难，艰难地挣扎着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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