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关怀
题目对人的关怀[20191216164206]
内容摘要：龙应台是台湾当代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从1984年席卷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野火集》，到对历史文化重新思索的《这个动荡的世界》、《百年思索》，再到对亲情有着深刻细腻感悟的《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等，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这两个极端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的身上并存的又是如此的融洽和谐。就好像不论是读她的犀利的杂文还是温情的散文，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相同的最本质的东西，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中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
本文将从“对人的关怀”这一创作核心入手，结合她各个时期的作品，多变的视角和特殊的生活经历，解读她作为一个成熟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坚持将“对人的关怀”作为贯彻始终的核心思想进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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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龙应台创作核心对人的关怀
目 录
一、引 言 1
（一）龙应台简介 1
二、“对人的关怀”的阶段性表现 2
（一）“野火”时期——激烈的社会批评 2
（二）“人在欧洲”时期——理性的公民诉求 5
（三）“目送”时期——消解意识形态的母性关怀 7
三、“对人的关怀”的丰富诠释 11
（一）对政治的关注 11
（二）对文化的关怀 13
（三）对历史的多面书写 16
四、“对人的关怀”的身份书写 21
（一）作为自然的人——女性意识与母性身份 21
（二）作为地域的人——“外省人”身份 23
（三） 作为全球的人——“跨文化”身份 24
五、结语 27
参考文献 28
附 录 30
致 谢 31
对人的关怀
——论龙应台作品的创作核心
一、引 言
（一）龙应台简介
龙应台，祖籍湖南省衡山县，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是台湾当代对公共生活有着强烈干预并颇具影响力的的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作为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拥有异常丰富的履历：赴美留学、后任教于国内外的几所大学、也担任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曾作为第一个访问前苏联的台湾女记者出使过莫斯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在1999年，龙应台由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并且是以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批评家的身份进入体制内，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任期满后毅然辞官，回归作家和学者的身份并且索性离开台湾，客居香港，先后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2012年她成为中华民国文化部第一任部长。
当然，作为当代华文文坛和思想界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龙应台是以其文笔得到众人的关注的。从1984年席卷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野火集》，到对历史文化重新探讨思索的《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个动荡的世界》、《百年思索》、《大江大海1949》等，再到对亲情有着深刻细腻感悟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等，作为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支笔，她的作品，无论是犀利冷峻的杂文还是温情细腻的散文或是探索女性生存困境的小说总能引起社会各界一次次的关注和讨论，牵动起华人世界的情谊，轻易触碰到碰到他们心里那块最为柔软的地带。她的剽悍温柔，她的热烈丰富，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 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在不同国家地区与东西方文化背景中穿梭来往的龙应台，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良知以及对社会、人性的关怀和期望却一直没有因为自身角色的变化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她的作品中提出的一系列包含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两性平权等各方面的诉求，其实最终的着力点都还是放在了“解放人、发展人、关怀人”的层面上。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中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
二、“对人的关怀”的阶段性表现
（一）“野火”时期——激烈的社会批评
龙应台在一次专访中将自己的写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 “野火”时期，《野火集》在龙应台的写作生涯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不仅是其刮起“龙卷风”的引擎，更昭示了龙先生批判的精魂。1984年11月，龙应台开始在台湾《中央日报》“人间”副刊上发表“野火集”系列社会评论，1985年12月，杂文《野火集》集结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一个月里狂销五万多本，据说每五个台湾人中就拥有一本《野火集》，迅速成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198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野火集》，由此，大陆读者认识了这位来自台湾的女作家——龙应台。
在“专访龙应台”当中，龙应台自己说“写《龙应台评小说》、《野火集》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愤怒少年的心情”。当时的台湾仍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下，政府严密的舆论监控使得绿岛不再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岛，工业的发展使得淡水河不再有成群嬉戏的鱼虾，官员的腐败更是使得老百姓苦不堪言那是一个在她看来非常丑陋、非常黑暗的时代，怀着一份少年的愤怒和一股天真的激情，龙应台毅然选择了提笔去写那些直接影响到她生活及生存状态的种种现象，而她给自己目的的定位也非常的直接明确，那就是要改变这种现象。其实，对体制的不满已经积怨已久，于龙应台之前，台湾已有数位“启蒙者”直指社会矛盾所在，对统治者与旧有体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抨击。如李敖、柏杨等，但这些“刺客型”的批判者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到牢狱之灾，他们的相关书籍也都被禁止出版发行。
当台湾人渐渐习以为常，当少数人愈发觉得有心无力，当更多人选择熟视无睹之时，龙应台以犀利的思路和文笔，以“文化评论者”的身份，无畏无惧，揭露和鞭笞她“看不过眼”的人和事。龙应台称自己的《野火集》是“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她不喜欢四平八稳和温柔敦厚。所以读她的文章时常忍不住要拍案叫好，酣畅淋漓！但在觉得特别过瘾的同时也常为她的坦诚和尖锐捏一把冷汗。“野火”系列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篇，龙应台就直接指出“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头上，他宁可闭着眼假寐”。在《正眼看西方》中她也直接发出质问：“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就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也没有关系”？像这样的例子在《野火集》里俯拾皆是，她绝不只是空洞地批判制度和法律，也不同于党外杂志刊物对当局的一味全盘否定，而是从台湾的日常生活出发，描写的都是与小市民生活休戚相之事，通过陈列这些人们司空见惯却熟视无睹的琐事和现象，最后呈现出一些最容易被忽略也是最本质的问题，然后分析说理直指问题的核心。绝不拐弯抹角，闪烁其词，故而通篇读下来叫人觉得非常痛快。
《中国时报》的杨泽谈及龙应台的杂文，形容她“像野地里的稗子，具有十分务实的性格，立论处处充满着‘卑职无高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感”，例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已是千疮百孔，但她的孩子仍旧在恣意妄为；“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碾过一次”；为了实现政治意图，我们的大学成了“幼稚园大学”，输出的都是些不会思考只会言听计从的学生；“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元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这样的句子充满了感性表达的质朴率真却兼具理性思考的不落俗套，拥有一种莫之能御的说服力。这一切固然有赖于龙先生的“识”和“才”，但更多的，还是源于她对人的关怀，对每一个个人的深深的关怀。
龙应台在《野火集》全书21篇文章中摆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贯“士”本位的写作视角，而是选择了站在民间，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老百姓说话。她的文章，丝毫看不到“做”的痕迹，缘事而生感，有感而发，以真事、真情、真理融化人们的麻木和冷漠，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呼唤起人们的良知与热情。其实也正如龙应台自己所说，但凡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将这些点滴之事放大数倍观看，便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而所谓政治、体制又都是由人来制定并加以实施的，因此“比体质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这也是《野火集》不同于并且高于众多党外刊物的核心价值观念——“立人为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龙应台深知这个道理。人民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她从小小的个人出发，关心的是整日在垃圾堆里玩耍的孩子；关心的是那个只是将台湾当作跳板一心想出国的少年；关心的是勤奋刻苦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仍旧只能被当作孩子的大学生；关心的是被有毒气体摧残的年轻孕妇和因喝了假酒而导致双目失明的男子；关心的是明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占被剥夺后依然宁愿选择隐忍和保持沉默的台湾民众。正是因了这份对人的关怀，所以不论她的语言怎么犀利，甚至尖刻，你总能直接地感受到她内心深处的真诚与率直。正像傅承德在《海外，留一星火种》中所形容的那样，她的目光像刀那么冷，她的文字像火那么热，但她的心意却始终像星星那么明亮。
在西方生活将近十年的龙应台不但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她自小在渔村的成长经历也使得她深深了解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渺小与卑微，所遭受的悲哀和苦难。而当时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严苛统治也使得台湾人民理所当然地对“自由、人权”这样的字眼充满了迫切的渴望，但龙应台却并没有将这一理想化为投身于某一个党派社团的热情和动力，而是选择了点燃熊熊“野火”，用一系列连珠炮似的文章宣扬了“民为贵”的思想，让人民懂得争取个人权利及保护个人权利的不受损害，真正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权利都是争取来的，“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民主并不是直接就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她也感慨道：“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所以，当今的社会，面对不合理的体制，沉默再也不是美德。“野火”系列杂文虽然看似把矛头对向的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主在针砭时弊，但它的中心信仰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人立后而凡事举”，而不只是一味地否定批判当局。二十年后再看当初的《野火集》，龙应台对此的观点依旧——“我也确信那个不公正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质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因此，“野火”时期作品的主旋律是激烈的社会批评，但夹叙夹议的感性色彩风格的写作中处处折射出对人性的剖析，闪烁着理性的光芒。“野火”精神不仅是批判，更是自省。不管是《生了梅毒的母亲》还是《台湾是谁的家？》，不管是《美国不是我们的家》还是《正眼看西方》，“野火”的每一篇文章，最终指向的都是每一个个人。对人的关怀才是真正燃起野火并贯穿始终的东西。时代在变，社会在进步，对人的关怀和思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故时隔二十年再回首，龙应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目标多么明确；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加深不可测”。二十年后的民主转为被操纵的民意，人民依旧需要从“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中解放出来，野火依旧需要燃烧，人依旧需要面对的那个从来就比政治更深刻本体的存在——自我，在不断地探索中继续追寻光明。
（二）“人在欧洲”时期——理性的公民诉求
2000年第3期的《台港文学选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杨照说龙应台从《野火集》崛起，展现出的是她个性里“率直”和“憨胆”的部分。《野火集》之后，龙应台就悄然离台，去了欧洲。与台湾若即若离的关系却可以帮助她继续保持着一份懵懂，一直有“憨胆”，一直天真直率。龙应台的文章也在原有的犀利风格中夹入了更多的柔性和抒情性。她的创作也由“野火”时期过渡到“人在欧洲”时期，进入到了她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内容摘要：龙应台是台湾当代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从1984年席卷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野火集》，到对历史文化重新思索的《这个动荡的世界》、《百年思索》，再到对亲情有着深刻细腻感悟的《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等，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这两个极端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的身上并存的又是如此的融洽和谐。就好像不论是读她的犀利的杂文还是温情的散文，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相同的最本质的东西，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中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
本文将从“对人的关怀”这一创作核心入手，结合她各个时期的作品，多变的视角和特殊的生活经历，解读她作为一个成熟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坚持将“对人的关怀”作为贯彻始终的核心思想进行创作的。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龙应台创作核心对人的关怀
目 录
一、引 言 1
（一）龙应台简介 1
二、“对人的关怀”的阶段性表现 2
（一）“野火”时期——激烈的社会批评 2
（二）“人在欧洲”时期——理性的公民诉求 5
（三）“目送”时期——消解意识形态的母性关怀 7
三、“对人的关怀”的丰富诠释 11
（一）对政治的关注 11
（二）对文化的关怀 13
（三）对历史的多面书写 16
四、“对人的关怀”的身份书写 21
（一）作为自然的人——女性意识与母性身份 21
（二）作为地域的人——“外省人”身份 23
（三） 作为全球的人——“跨文化”身份 24
五、结语 27
参考文献 28
附 录 30
致 谢 31
对人的关怀
——论龙应台作品的创作核心
一、引 言
（一）龙应台简介
龙应台，祖籍湖南省衡山县，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是台湾当代对公共生活有着强烈干预并颇具影响力的的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作为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拥有异常丰富的履历：赴美留学、后任教于国内外的几所大学、也担任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曾作为第一个访问前苏联的台湾女记者出使过莫斯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在1999年，龙应台由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并且是以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批评家的身份进入体制内，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任期满后毅然辞官，回归作家和学者的身份并且索性离开台湾，客居香港，先后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2012年她成为中华民国文化部第一任部长。
当然，作为当代华文文坛和思想界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龙应台是以其文笔得到众人的关注的。从1984年席卷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野火集》，到对历史文化重新探讨思索的《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个动荡的世界》、《百年思索》、《大江大海1949》等，再到对亲情有着深刻细腻感悟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等，作为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支笔，她的作品，无论是犀利冷峻的杂文还是温情细腻的散文或是探索女性生存困境的小说总能引起社会各界一次次的关注和讨论，牵动起华人世界的情谊，轻易触碰到碰到他们心里那块最为柔软的地带。她的剽悍温柔，她的热烈丰富，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 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在不同国家地区与东西方文化背景中穿梭来往的龙应台，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良知以及对社会、人性的关怀和期望却一直没有因为自身角色的变化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她的作品中提出的一系列包含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两性平权等各方面的诉求，其实最终的着力点都还是放在了“解放人、发展人、关怀人”的层面上。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中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
二、“对人的关怀”的阶段性表现
（一）“野火”时期——激烈的社会批评
龙应台在一次专访中将自己的写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 “野火”时期，《野火集》在龙应台的写作生涯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不仅是其刮起“龙卷风”的引擎，更昭示了龙先生批判的精魂。1984年11月，龙应台开始在台湾《中央日报》“人间”副刊上发表“野火集”系列社会评论，1985年12月，杂文《野火集》集结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一个月里狂销五万多本，据说每五个台湾人中就拥有一本《野火集》，迅速成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198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野火集》，由此，大陆读者认识了这位来自台湾的女作家——龙应台。
在“专访龙应台”当中，龙应台自己说“写《龙应台评小说》、《野火集》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愤怒少年的心情”。当时的台湾仍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下，政府严密的舆论监控使得绿岛不再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岛，工业的发展使得淡水河不再有成群嬉戏的鱼虾，官员的腐败更是使得老百姓苦不堪言那是一个在她看来非常丑陋、非常黑暗的时代，怀着一份少年的愤怒和一股天真的激情，龙应台毅然选择了提笔去写那些直接影响到她生活及生存状态的种种现象，而她给自己目的的定位也非常的直接明确，那就是要改变这种现象。其实，对体制的不满已经积怨已久，于龙应台之前，台湾已有数位“启蒙者”直指社会矛盾所在，对统治者与旧有体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抨击。如李敖、柏杨等，但这些“刺客型”的批判者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到牢狱之灾，他们的相关书籍也都被禁止出版发行。
当台湾人渐渐习以为常，当少数人愈发觉得有心无力，当更多人选择熟视无睹之时，龙应台以犀利的思路和文笔，以“文化评论者”的身份，无畏无惧，揭露和鞭笞她“看不过眼”的人和事。龙应台称自己的《野火集》是“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她不喜欢四平八稳和温柔敦厚。所以读她的文章时常忍不住要拍案叫好，酣畅淋漓！但在觉得特别过瘾的同时也常为她的坦诚和尖锐捏一把冷汗。“野火”系列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篇，龙应台就直接指出“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头上，他宁可闭着眼假寐”。在《正眼看西方》中她也直接发出质问：“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就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也没有关系”？像这样的例子在《野火集》里俯拾皆是，她绝不只是空洞地批判制度和法律，也不同于党外杂志刊物对当局的一味全盘否定，而是从台湾的日常生活出发，描写的都是与小市民生活休戚相之事，通过陈列这些人们司空见惯却熟视无睹的琐事和现象，最后呈现出一些最容易被忽略也是最本质的问题，然后分析说理直指问题的核心。绝不拐弯抹角，闪烁其词，故而通篇读下来叫人觉得非常痛快。
《中国时报》的杨泽谈及龙应台的杂文，形容她“像野地里的稗子，具有十分务实的性格，立论处处充满着‘卑职无高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感”，例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已是千疮百孔，但她的孩子仍旧在恣意妄为；“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碾过一次”；为了实现政治意图，我们的大学成了“幼稚园大学”，输出的都是些不会思考只会言听计从的学生；“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元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这样的句子充满了感性表达的质朴率真却兼具理性思考的不落俗套，拥有一种莫之能御的说服力。这一切固然有赖于龙先生的“识”和“才”，但更多的，还是源于她对人的关怀，对每一个个人的深深的关怀。
龙应台在《野火集》全书21篇文章中摆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贯“士”本位的写作视角，而是选择了站在民间，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老百姓说话。她的文章，丝毫看不到“做”的痕迹，缘事而生感，有感而发，以真事、真情、真理融化人们的麻木和冷漠，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呼唤起人们的良知与热情。其实也正如龙应台自己所说，但凡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将这些点滴之事放大数倍观看，便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而所谓政治、体制又都是由人来制定并加以实施的，因此“比体质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这也是《野火集》不同于并且高于众多党外刊物的核心价值观念——“立人为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龙应台深知这个道理。人民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她从小小的个人出发，关心的是整日在垃圾堆里玩耍的孩子；关心的是那个只是将台湾当作跳板一心想出国的少年；关心的是勤奋刻苦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仍旧只能被当作孩子的大学生；关心的是被有毒气体摧残的年轻孕妇和因喝了假酒而导致双目失明的男子；关心的是明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占被剥夺后依然宁愿选择隐忍和保持沉默的台湾民众。正是因了这份对人的关怀，所以不论她的语言怎么犀利，甚至尖刻，你总能直接地感受到她内心深处的真诚与率直。正像傅承德在《海外，留一星火种》中所形容的那样，她的目光像刀那么冷，她的文字像火那么热，但她的心意却始终像星星那么明亮。
在西方生活将近十年的龙应台不但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她自小在渔村的成长经历也使得她深深了解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渺小与卑微，所遭受的悲哀和苦难。而当时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严苛统治也使得台湾人民理所当然地对“自由、人权”这样的字眼充满了迫切的渴望，但龙应台却并没有将这一理想化为投身于某一个党派社团的热情和动力，而是选择了点燃熊熊“野火”，用一系列连珠炮似的文章宣扬了“民为贵”的思想，让人民懂得争取个人权利及保护个人权利的不受损害，真正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权利都是争取来的，“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民主并不是直接就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她也感慨道：“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所以，当今的社会，面对不合理的体制，沉默再也不是美德。“野火”系列杂文虽然看似把矛头对向的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主在针砭时弊，但它的中心信仰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人立后而凡事举”，而不只是一味地否定批判当局。二十年后再看当初的《野火集》，龙应台对此的观点依旧——“我也确信那个不公正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质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因此，“野火”时期作品的主旋律是激烈的社会批评，但夹叙夹议的感性色彩风格的写作中处处折射出对人性的剖析，闪烁着理性的光芒。“野火”精神不仅是批判，更是自省。不管是《生了梅毒的母亲》还是《台湾是谁的家？》，不管是《美国不是我们的家》还是《正眼看西方》，“野火”的每一篇文章，最终指向的都是每一个个人。对人的关怀才是真正燃起野火并贯穿始终的东西。时代在变，社会在进步，对人的关怀和思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故时隔二十年再回首，龙应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目标多么明确；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加深不可测”。二十年后的民主转为被操纵的民意，人民依旧需要从“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中解放出来，野火依旧需要燃烧，人依旧需要面对的那个从来就比政治更深刻本体的存在——自我，在不断地探索中继续追寻光明。
（二）“人在欧洲”时期——理性的公民诉求
2000年第3期的《台港文学选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杨照说龙应台从《野火集》崛起，展现出的是她个性里“率直”和“憨胆”的部分。《野火集》之后，龙应台就悄然离台，去了欧洲。与台湾若即若离的关系却可以帮助她继续保持着一份懵懂，一直有“憨胆”，一直天真直率。龙应台的文章也在原有的犀利风格中夹入了更多的柔性和抒情性。她的创作也由“野火”时期过渡到“人在欧洲”时期，进入到了她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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