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雷雨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附件)

摘 要《雷雨》从家庭伦理道德的角度,把由旧中国社会现实所酿成的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社会悲剧有机地、巧妙的联系起来。剧作以周、鲁两家“过去和现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血缘关系为主线,通过一系列的悲欢离合来表现剧中三位女性形象的悲剧性。通过对剧中三位女性形象悲剧性的探析,从而深刻地批判了在血缘与人伦道德中所暴露的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罪恶,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社会对女性家庭、婚姻、个人情感的摧残。
目 录
引言 1
1 女性形象悲剧性的原因 2
1.1 社会原因 2
1.2 个人原因 3
2 女性形象悲剧性的具体表现 6
2.1 鲁侍萍——承受“孽果”的坚强女性 6
2.2 蘩漪——“死水上搅起的涟漪” 7
2.3 四凤——最不忍心的“牺牲品” 8
3 女性形象悲剧性的意义 10
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致谢 14
引言
《雷雨》是曹禺的代表作,它是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典范,被誉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剧作是一个以塑造性格为核心,创造诗意真实,讲究说故事,讲究穿插,讲究场面,既可读又可演的为中国人所情愿接受的话剧范式。悲剧是戏剧主要体裁之一,主要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剧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环境所表现出的是女性的人生悲哀和生活痛苦。善良沉默的鲁侍萍、单纯热情的四凤和疯狂到让人心痛的蘩漪。她们遭受资产阶级的压榨和封建礼教的迫害。同时她们又为了自己的梦想进行着反抗和抗争。三位女性虽然年龄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对待人生命运所采取的反抗方式不同,但是她们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然而希望却被现实社会的黑暗一点点吞噬和毁灭。她们的人生是痛苦的、矛盾的。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
1 女性形象悲剧性的原因
黑格尔说:“悲剧的特性根源于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1]P342有学者评论为,在矛盾冲突面前,就各自的立场来看,互相冲突的理想都带有理性和伦理上的普遍性,都代表了这些人物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把理由都实现与行动。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赢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2]P121剧作中的三位女性她们都是 “可怜的动物”,在生活中的磨难面前始终没办法冲破封建家庭以及旧制度给她们的束缚与折磨。悲剧理论也认为悲剧性就是指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那么剧中三位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就是她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可是无论她们如何争取,一切都已经注定似得,越想逃脱,越逃不出去,只能接受悲伤和痛苦。
1.1 社会原因
从母系社会开始到父系社会的演变,男子在创造物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相对较大的责任。女性则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在《雷雨》诞生的时候,旧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制度和封建的男权社会意识还顽固的依附在类似于周公馆这样的家庭制度中。
《雷雨》这部剧作的写作背景是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封建文化意识形态还是存在于旧社会制度中。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周公馆还是无产阶级的鲁贵家庭中,女性始终充当的是“家庭主妇”。有学者提到,“家庭便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政治既是社会政治。”[3]P91而且从周朴园逼迫蘩漪喝药看病、命令式的关心,以及鲁贵对侍萍的态度都可以看出,妇女在家庭中至少是不自由的,她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约束。那么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在封建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她们又能为自己的生活争取什么?周朴园在周家实行“服从”制度,鲁贵在家可以随便骂人等。女性在生活中无形的被看低一等。周朴园就是这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他在家庭中就是扮演着维护封建秩序的人。他保留着三十年前的家具,旧衣服等。他要求家庭中的所有人都要服从他的安排。
制度森严的周公馆就是代表了中国封建制度和旧家庭。在周家,周朴园作为权利的象征,他是封建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社会动荡的局势,给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人们也带来相应的影响。穷苦人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益。在“雷雨”的环境中,整个社会环境的矛盾、人性的矛盾,是中国妇女解放社会地位和悲剧命运的真实反映。也反映出了所谓的社会上层阶级的表面光鲜,背后早已腐朽的真实情况。通过悲剧故事来阐明这个腐朽的环境最终的归宿,用雷雨来洗刷罪恶。善良沉默的梅侍萍因为是个下等人被他的母亲赶出家门。“门当户对”的周蘩漪和他有着无爱婚姻。所以,在沉闷的周公馆,受到个性解放思想运动的影响,蘩漪不再接受所规定“三从四德”的命运,她竭尽全力的挣脱束缚。在那个时代里要求个性自由的繁漪找到了叛逆的机会,注入了抗争的勇气。虽然在婚姻上已经无法挣脱,已经成了旧制度、旧家庭里被侮辱、被摧残、被遗弃的受害者。但是这一悲剧形象代表着曹禺的反叛愿望,也包含了作家对女性的期待,因此有人说“蘩漪人性的扭曲是家庭压迫与自由缺失的双重压迫下的产物。”[4]P27所以家庭婚姻的被动,生活劳动力的薄弱使得女性在不公与压制面前无力反抗。
1.2 个人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人的行为造成的。鲁侍萍在感情里,她愿意放下被无情抛弃的仇恨重新开始生活;在亲情里,她原谅身边亲人所犯下的错误。心里挂念大儿子周萍,却不能与周萍相见,这无疑也是对一个母亲的精神折磨。各种亲情牵绊,所以鲁侍萍还是万般无奈下再次走进周公馆,面对一切。所有的“过错”都是因为不得已。然而,谁曾预料他们三十年的情感纠葛和秘密,都是因为鲁侍萍进入周家才慢慢变得清晰。四凤不听她的劝阻到周家做佣人,并且与周家的两个儿子产生联系。儿子在周家的矿上做苦力,因不满周朴园的管理而当罢工代表。眼前的这些都不是她想看到的,可是一切仿佛都是安排好的一样,使他如履薄冰。时隔三十年的悲剧性重逢,鲁侍萍再见到周朴园就是他们两个家庭悲剧的开始。冷酷、唯利是图的周朴园毅然决然地决定斩断这种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维护他的地位和尊严。然而,他越想用金钱解决的事情,越让原本压抑情绪的鲁侍萍反感和失望。同样,相认才让他们的孩子陷入乱伦之事的恐惧之中,无辜丧命。也让周鲁两家以悲剧收场。兄妹乱伦犹如惊天雷一样,对谁都是极度的伤害。鲁侍萍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下层妇女,她的人生或许只属于儿女。所以悲剧性有时候也产生于由自身缺陷和过失而引起的毁灭。她看着命运对自己和儿女的捉弄,才清醒的认识到命运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清醒的体验着痛苦。诚如有论者所言,“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5]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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