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国民性书写(附件)
摘 要《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文章主要从国民性书写角度切入，梳理萧红国民性书写的缘起、表现和价值。作为呼兰河养育出的极具个性的天才型女作家，萧红的才华在《呼兰河传》中得以最大展现，作品中作者将目光由“大泥坑”边的生存怪圈转移到乡土风俗中的文化怪像，展开对病态国民灵魂的深刻揭示和批判，以及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都突显出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独特的个性追求和自觉创造。
目 录
引言 1
1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缘起 2
2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表现 4
2.1 “大泥坑”边的生存怪圈 4
2.2 乡土风俗中的文化怪圈 6
3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价值 9
3.1 对鲁迅国民性书写的继承 9
3.2 女性视角的独特性 10
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致谢 14
引言
“国民性”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洲，几经流传进入中国。它又被称作为民族性，认为是一个民族中大多数国民普遍具备的较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这样一种比较稳固的国民心理状态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紧密相连的。文学创作身为反思社会意识形态的先声，国民性问题的书写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革新的必要条件。在中国民族危机日渐严酷的情况下，面临外敌的入侵，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将关切目光从国民生活的物质层面转向了精神层面。他们深切地领悟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性，开始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以龚自珍、魏源、严复等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为萌芽,以梁启超的《新民论》为兴起标志。1917年五四运动期间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再次将国民性问题的发展上升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前辈们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启发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灵感，其中最富于热诚、备受关注的便是萧红。
萧红是一位文学创造力非常出色的女性作家。在她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她始终保留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情感心理体验，竭力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独创路线。她的文学艺术风格别出心裁，她巧妙地运用女性敏锐的视角观望世界，她用女性的温暖情愫抒写东北家乡的风土人情，传达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着自己对那片养育万物的黑土地的沉重思考。《呼兰河传》是萧红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对《呼兰河传》的研究以往较多集中在女性主义视角、儿童文学视角等，而对其国民性书写方面的研究仍存有探讨空间。本文拟以萧红的国民性思想为契机，对她在创作中的具体实践展开论述，进而阐述萧红国民性书写的创新性和重要意义。
1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缘起
每一个时代的自我觉醒，都首要表现在对自己所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的价值反思，并且这是一种有利于进步的理性的反思。鲁迅青年时期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摸索出了“国民性”这一概念，开始思虑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在他的眼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五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统治，经历了三十多年列强入侵的动荡时局，遭受了专制统治的蹂躏和压制，封建文化里的奴性氛围已渗透到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心里，使他们形成了顺从和卑怯的性格。他在《呐喊自序》中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是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P415鲁迅深沉地审视着他笔下愚弱的芸芸众生，试图以笔代刀去解剖那一个个愚昧麻木的灵魂，从而揭开隐藏在封建文化背后的诱人面纱。封建传统文化留下的烙印，深深地印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萧红也就是其中不幸的一员。
作家的人生成长经历，是他们最真实最直接的写作素材。萧红出生于一九一一年六月，当时中国正处在历史变迁最为动荡的时期。她成长在东北呼兰河畔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僵化的封建传统观念对她幼小心灵造成了惨重的伤害。萧红一生伴着旧中国的苦难岁月和个人曲折的情感生活，让她一生流离转徙备受酸楚。五四新文化运动理性启蒙思想的宣扬，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考。萧红作为一个觉悟高有思想的青年，她公然违抗父命的婚姻安排，逃离封闭落后的呼兰河小城。但是，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反抗是微弱的、孤立无援的。离开家的萧红物质上失去了依靠，饥饿和贫困如影随形地缠绕着，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同时她也开始了对所处环境的深刻反思。
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学会对传统文化的检讨，而且要学会对今后中国文化的进步做出独到见解。“鲁迅先生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深刻、攻打最猛烈的人之一，他的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在他的笔下都被揭露无遗。”[2]P3鲁迅是中国国民性书写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他对国民性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萧红后来的创作。学生时代的萧红，就喜欢鲁迅先生的作品,她在三十年代中期到达上海后，又是用心地阅读了鲁迅先生大量的最新之作,并且后来成为鲁迅先生家的常客，采纳了鲁迅先生亲自的指点和训导。离开家的萧红时常四处漂流，旅居日本期间和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后,这段时期她一直徘徊在动乱和烦扰之间,经历了时光磨砺,丰富了生活经验,这一切都促使着她对人生意义的不断思考和深入探索，使她渐渐地认识到要改进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务必要在国民精神方面长久深远地反封建。
萧红在文学创作理念方面一直坚持着“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3]P343的写作态度。在萧红遇见鲁迅之前，她对国民性的关注是模糊的、自发的，遇见鲁迅之后，开始向深处发掘，自觉地走向了对病态国民灵魂书写的道路上。萧红在国民性思想书写上，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程。她将手中锋利的笔尖指向逐渐被人们疏忽的国民劣根性问题，她将批判目光投向国民性格中存在的麻木、愚昧、瞒和骗、奴性、保守、墨守成规等劣根性，并且把这些恶劣的品性归纳为中国之所以出现内忧外患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她自觉地承当起救国救民的坚苦使命，力主能从改造国民性这条道路上探索中国未来的希望，期盼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呼唤起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主张在《呼兰河传》中表现尤为突出。
2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表现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漂泊与苦难中完结的一部作品，也是她的创作由稚嫩走向成熟的标志。萧红在创作《呼兰河传》时，正赶上抗日战争的非常时刻，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需求，许多作家都聚集起来进行一些如报告文学、抗日文学等宣传口号标语性质的创作。作为一个忠实于自己内心情感体验的作家，萧红在远离故土没有亲人朋友陪伴的情况下，只能带着淡淡的忧思回望故乡回望遍地狼藉的祖国，时序的更移造成了审美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感给她带来了更真实更亲切的情感寄托。
目 录
引言 1
1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缘起 2
2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表现 4
2.1 “大泥坑”边的生存怪圈 4
2.2 乡土风俗中的文化怪圈 6
3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价值 9
3.1 对鲁迅国民性书写的继承 9
3.2 女性视角的独特性 10
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致谢 14
引言
“国民性”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洲，几经流传进入中国。它又被称作为民族性，认为是一个民族中大多数国民普遍具备的较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这样一种比较稳固的国民心理状态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紧密相连的。文学创作身为反思社会意识形态的先声，国民性问题的书写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革新的必要条件。在中国民族危机日渐严酷的情况下，面临外敌的入侵，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将关切目光从国民生活的物质层面转向了精神层面。他们深切地领悟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性，开始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以龚自珍、魏源、严复等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为萌芽,以梁启超的《新民论》为兴起标志。1917年五四运动期间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再次将国民性问题的发展上升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前辈们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启发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灵感，其中最富于热诚、备受关注的便是萧红。
萧红是一位文学创造力非常出色的女性作家。在她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她始终保留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情感心理体验，竭力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独创路线。她的文学艺术风格别出心裁，她巧妙地运用女性敏锐的视角观望世界，她用女性的温暖情愫抒写东北家乡的风土人情，传达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着自己对那片养育万物的黑土地的沉重思考。《呼兰河传》是萧红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对《呼兰河传》的研究以往较多集中在女性主义视角、儿童文学视角等，而对其国民性书写方面的研究仍存有探讨空间。本文拟以萧红的国民性思想为契机，对她在创作中的具体实践展开论述，进而阐述萧红国民性书写的创新性和重要意义。
1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缘起
每一个时代的自我觉醒，都首要表现在对自己所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的价值反思，并且这是一种有利于进步的理性的反思。鲁迅青年时期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摸索出了“国民性”这一概念，开始思虑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在他的眼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五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统治，经历了三十多年列强入侵的动荡时局，遭受了专制统治的蹂躏和压制，封建文化里的奴性氛围已渗透到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心里，使他们形成了顺从和卑怯的性格。他在《呐喊自序》中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是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P415鲁迅深沉地审视着他笔下愚弱的芸芸众生，试图以笔代刀去解剖那一个个愚昧麻木的灵魂，从而揭开隐藏在封建文化背后的诱人面纱。封建传统文化留下的烙印，深深地印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萧红也就是其中不幸的一员。
作家的人生成长经历，是他们最真实最直接的写作素材。萧红出生于一九一一年六月，当时中国正处在历史变迁最为动荡的时期。她成长在东北呼兰河畔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僵化的封建传统观念对她幼小心灵造成了惨重的伤害。萧红一生伴着旧中国的苦难岁月和个人曲折的情感生活，让她一生流离转徙备受酸楚。五四新文化运动理性启蒙思想的宣扬，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考。萧红作为一个觉悟高有思想的青年，她公然违抗父命的婚姻安排，逃离封闭落后的呼兰河小城。但是，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反抗是微弱的、孤立无援的。离开家的萧红物质上失去了依靠，饥饿和贫困如影随形地缠绕着，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同时她也开始了对所处环境的深刻反思。
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学会对传统文化的检讨，而且要学会对今后中国文化的进步做出独到见解。“鲁迅先生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深刻、攻打最猛烈的人之一，他的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在他的笔下都被揭露无遗。”[2]P3鲁迅是中国国民性书写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他对国民性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萧红后来的创作。学生时代的萧红，就喜欢鲁迅先生的作品,她在三十年代中期到达上海后，又是用心地阅读了鲁迅先生大量的最新之作,并且后来成为鲁迅先生家的常客，采纳了鲁迅先生亲自的指点和训导。离开家的萧红时常四处漂流，旅居日本期间和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后,这段时期她一直徘徊在动乱和烦扰之间,经历了时光磨砺,丰富了生活经验,这一切都促使着她对人生意义的不断思考和深入探索，使她渐渐地认识到要改进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务必要在国民精神方面长久深远地反封建。
萧红在文学创作理念方面一直坚持着“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3]P343的写作态度。在萧红遇见鲁迅之前，她对国民性的关注是模糊的、自发的，遇见鲁迅之后，开始向深处发掘，自觉地走向了对病态国民灵魂书写的道路上。萧红在国民性思想书写上，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程。她将手中锋利的笔尖指向逐渐被人们疏忽的国民劣根性问题，她将批判目光投向国民性格中存在的麻木、愚昧、瞒和骗、奴性、保守、墨守成规等劣根性，并且把这些恶劣的品性归纳为中国之所以出现内忧外患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她自觉地承当起救国救民的坚苦使命，力主能从改造国民性这条道路上探索中国未来的希望，期盼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呼唤起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主张在《呼兰河传》中表现尤为突出。
2 《呼兰河传》国民性书写的表现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漂泊与苦难中完结的一部作品，也是她的创作由稚嫩走向成熟的标志。萧红在创作《呼兰河传》时，正赶上抗日战争的非常时刻，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需求，许多作家都聚集起来进行一些如报告文学、抗日文学等宣传口号标语性质的创作。作为一个忠实于自己内心情感体验的作家，萧红在远离故土没有亲人朋友陪伴的情况下，只能带着淡淡的忧思回望故乡回望遍地狼藉的祖国，时序的更移造成了审美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感给她带来了更真实更亲切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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