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审美嬗变探赜
摘 要曹禺前期作品《雷雨》《日出》《原野》等，善于表现现代女性的反抗精神和生命张力从《北京人》开始，其后的《王昭君》《胆剑篇》等，审美风格转变为回归传统而欣赏传统女性，且叹赏柔婉哀静之美。学界对于曹禺的这种转变有着非常多的解读。文章以曹禺《雷雨》与《北京人》为重点文本，认为作家童年丧母和自身的情感经历，是其审美转变的根本原因，而传统观念与反传统观念的交织促成了转变的生发。这两种不同的审美类型，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体验，拓宽了女性的审美范畴，其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其价值之一。
目 录
引言 v
1 曹禺女性审美转变的体现 1
1.1 从崇尚现代女性到欣赏传统女性 1
1.2 从表现反抗精神到再次回归传统 2
1.3 从颂扬生命张力到叹赏柔婉哀静 4
2 女性审美观转变的原因 6
2.1 作家童年体验与情感经历 6
2.2 反传统与传统观念的交织 7
3 审美形象转变的价值 9
3.1 拓宽女性审美范畴 9
3.2 关注女性命运 10
结 语 12
参考文献 13
引 言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曹禺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戏剧作品，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饱含感情创作的众多女性形象，例如繁漪，侍萍，陈白露等，都体现了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叹惋，及对她们的人文关怀。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性群像塑造，这些极具张力的女性人物在展现自身艺术价值和文学魅力的同时，也为那个年代的作家创作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刘小枫在谈到审美现代性的时候曾将“为感性证明,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1]P307，将审美态度视作基本诉求。这一理论用来概括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恰当的。在蘩漪、陈白露、花金子等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传统文化塑造下的旧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沐浴在新时期的氛围中，享受着女子本身的力量与美，这些女性们不仅对生命和价值有着敬畏心，同时也具备强烈的反抗因素：如繁漪、花金子蔑视着道德、伦理等外在因素附加在身上的枷锁，而陈白露则反抗男权社会对于她的威逼利诱这些耀目的女性们用感性与本心的“她者”推翻“他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者”，缔造属于她们的世界。而在女性们形象背后，更有作家拳拳的炙热之心，当女性开始追求生命的本真，追求自我之际，就已经迈入了现代女性的门槛。
直到1938年，时事风云流转旋涡中的曹禺，却在书写戏剧的过程迈入了另一层“门槛”，他转变了最开始的对新女性的褒赞态度，而且笔下的女性也开始趋于保守与传统，更具古典美，例如活在传统言传身教世界里的丁大夫、愫方、瑞珏等女性。在这些女性形象塑造中,作家把男性的书写放在了首要位置，男性占据了核心,而女性自我则隐匿不见。她们不但要压抑情感为他者服务，还要时刻为了道德的绑架而牺牲自我，这些女性们与那前期生动的繁漪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女性们走入提线木偶般的人生时，她就不再具有现代性，也即意味着作家对女性审美的探索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在作家的创作风格发生转变之际，也就意味着作家对于过往文学创作思路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在曹禺背后推动其进行文化立场、价值观念与审美倾向的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关键因素促使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突破性与先进性？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此外，笔者所选取的作品《雷雨》与《北京人》，也正能代表曹禺在创作转型期的经典作品，可以较为准确地发现作家当时的创作变化。本文拟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曹禺女性审美的发展，同时结合美学理论来研究其艺术风格的变化，以期对上述的两个问题做出较为客观的回答。
1 曹禺女性审美转变的体现
在曹禺《雷雨》和《北京人》中，读者可以清晰看到作家对于女性性格与生活环境描写的大转变，《北京人》在人物的语言、行动中体现出更加传统、保守的审美态度，这种书写对作家而言，不仅体现出对一种审美观念新方向的探索，也表达了一种审美形象塑造的新象征。
从崇尚现代女性到欣赏传统女性
初期曹禺作品中的女性都带有现代感，这种现代感体现在不顾一切的勇气与决心之中，为了追求真爱的繁漪们不但要冒着冲破家庭的风险，甚至还要背上颠覆生命的结局。但就是这种如火花般短暂而耀眼的光芒，才使得这些女性们带有别样的魅力，例如《雷雨》中的第一女主——繁漪。
繁漪和文本中的其他女性不同，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般，具有温柔贤惠等特质，也一直没有履行好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她的现代性就在于叛逆，叛逆到敢于颠覆伦理与自己的继子相爱，这份勇气使得她如同一匹“执拗的马”，但是在曹禺的心中，这种女性却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的爱像是锋利的刀子，尖锐的让人无法握住，越是繁漪想要获得的，想要珍惜的东西，却总是落得被划伤的境地。比如说她的孩子——周冲，比如自己的不伦爱人——周萍，都是在备受压抑中逃离。曹禺能细致深刻把握住蘩漪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生活中有太多相似的例子，“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正因为作家本人的真实经验，也源于他自身的姻缘，才会对繁漪这类女子心动，并能准确描绘属于她的魅惑。此外，在曹禺的一些作品中深挖他真实的生活痕迹，会发现他不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源于他有所指的情感对象，这其中甚至还包含他的婚姻。曹禺在清华大学遇到的第一任妻子郑秀，就是一位具有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女子，她的勇敢和执着都让年轻的曹禺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例如繁漪、陈白露，金子都是同一类相似的女性。
作家和生活联系的紧密，对于作品来说有好有坏，当处在幸福中时，作家自然会对自己的创作初衷持有乐观的态度，但当自我的感情天平被打破之际，感情的波澜会推动作家在创作中走向另一个极端。曹禺在1940年前后创作《北京人》之际，由于妻子和自己诸多观点的不合，两人遭遇了严重的感情危机，曹禺在深感苦闷之外，自然会把对感情的迷茫灌注于作品情感的书写中。比如文本中的曾思懿，就有作家妻子的影子，她作为现代女性，非常能说会道，本身的泼辣与精明曾在危急时刻拯救了整个家族，可是曾思懿的世故与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却害了周围所有的亲人，使得家人对之厌恶至极。曹禺的厌恶态度也证明了他对现代女性的新思考，因为他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开始了新的感情萌发，这位叫方瑞的女子和自己的妻子完全不同，是一位非常传统的贤良女子，肯给与苦闷中的作家莫大的安慰，所以作家在感恩的同时也把赞美之情放进作品，愫芳柔弱而美丽，她的知书达理与委曲求全被曹禺形容为空谷的一枝幽兰。此外，文本中还有瑞珏与鸣凤，她们都是接受传统教育的一批女子，这样一批传统女性对人的宽容之情不仅征服了文本中的男性，同时也征服了作家与读者，她们的体贴入微与温柔敦厚在文本有多处的体现，如瑞珏对觉新的付出，鸣凤对觉慧。
目 录
引言 v
1 曹禺女性审美转变的体现 1
1.1 从崇尚现代女性到欣赏传统女性 1
1.2 从表现反抗精神到再次回归传统 2
1.3 从颂扬生命张力到叹赏柔婉哀静 4
2 女性审美观转变的原因 6
2.1 作家童年体验与情感经历 6
2.2 反传统与传统观念的交织 7
3 审美形象转变的价值 9
3.1 拓宽女性审美范畴 9
3.2 关注女性命运 10
结 语 12
参考文献 13
引 言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曹禺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戏剧作品，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饱含感情创作的众多女性形象，例如繁漪，侍萍，陈白露等，都体现了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叹惋，及对她们的人文关怀。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性群像塑造，这些极具张力的女性人物在展现自身艺术价值和文学魅力的同时，也为那个年代的作家创作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刘小枫在谈到审美现代性的时候曾将“为感性证明,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1]P307，将审美态度视作基本诉求。这一理论用来概括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恰当的。在蘩漪、陈白露、花金子等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传统文化塑造下的旧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沐浴在新时期的氛围中，享受着女子本身的力量与美，这些女性们不仅对生命和价值有着敬畏心，同时也具备强烈的反抗因素：如繁漪、花金子蔑视着道德、伦理等外在因素附加在身上的枷锁，而陈白露则反抗男权社会对于她的威逼利诱这些耀目的女性们用感性与本心的“她者”推翻“他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者”，缔造属于她们的世界。而在女性们形象背后，更有作家拳拳的炙热之心，当女性开始追求生命的本真，追求自我之际，就已经迈入了现代女性的门槛。
直到1938年，时事风云流转旋涡中的曹禺，却在书写戏剧的过程迈入了另一层“门槛”，他转变了最开始的对新女性的褒赞态度，而且笔下的女性也开始趋于保守与传统，更具古典美，例如活在传统言传身教世界里的丁大夫、愫方、瑞珏等女性。在这些女性形象塑造中,作家把男性的书写放在了首要位置，男性占据了核心,而女性自我则隐匿不见。她们不但要压抑情感为他者服务，还要时刻为了道德的绑架而牺牲自我，这些女性们与那前期生动的繁漪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女性们走入提线木偶般的人生时，她就不再具有现代性，也即意味着作家对女性审美的探索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在作家的创作风格发生转变之际，也就意味着作家对于过往文学创作思路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在曹禺背后推动其进行文化立场、价值观念与审美倾向的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关键因素促使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突破性与先进性？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此外，笔者所选取的作品《雷雨》与《北京人》，也正能代表曹禺在创作转型期的经典作品，可以较为准确地发现作家当时的创作变化。本文拟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曹禺女性审美的发展，同时结合美学理论来研究其艺术风格的变化，以期对上述的两个问题做出较为客观的回答。
1 曹禺女性审美转变的体现
在曹禺《雷雨》和《北京人》中，读者可以清晰看到作家对于女性性格与生活环境描写的大转变，《北京人》在人物的语言、行动中体现出更加传统、保守的审美态度，这种书写对作家而言，不仅体现出对一种审美观念新方向的探索，也表达了一种审美形象塑造的新象征。
从崇尚现代女性到欣赏传统女性
初期曹禺作品中的女性都带有现代感，这种现代感体现在不顾一切的勇气与决心之中，为了追求真爱的繁漪们不但要冒着冲破家庭的风险，甚至还要背上颠覆生命的结局。但就是这种如火花般短暂而耀眼的光芒，才使得这些女性们带有别样的魅力，例如《雷雨》中的第一女主——繁漪。
繁漪和文本中的其他女性不同，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般，具有温柔贤惠等特质，也一直没有履行好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她的现代性就在于叛逆，叛逆到敢于颠覆伦理与自己的继子相爱，这份勇气使得她如同一匹“执拗的马”，但是在曹禺的心中，这种女性却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的爱像是锋利的刀子，尖锐的让人无法握住，越是繁漪想要获得的，想要珍惜的东西，却总是落得被划伤的境地。比如说她的孩子——周冲，比如自己的不伦爱人——周萍，都是在备受压抑中逃离。曹禺能细致深刻把握住蘩漪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生活中有太多相似的例子，“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正因为作家本人的真实经验，也源于他自身的姻缘，才会对繁漪这类女子心动，并能准确描绘属于她的魅惑。此外，在曹禺的一些作品中深挖他真实的生活痕迹，会发现他不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源于他有所指的情感对象，这其中甚至还包含他的婚姻。曹禺在清华大学遇到的第一任妻子郑秀，就是一位具有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女子，她的勇敢和执着都让年轻的曹禺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例如繁漪、陈白露，金子都是同一类相似的女性。
作家和生活联系的紧密，对于作品来说有好有坏，当处在幸福中时，作家自然会对自己的创作初衷持有乐观的态度，但当自我的感情天平被打破之际，感情的波澜会推动作家在创作中走向另一个极端。曹禺在1940年前后创作《北京人》之际，由于妻子和自己诸多观点的不合，两人遭遇了严重的感情危机，曹禺在深感苦闷之外，自然会把对感情的迷茫灌注于作品情感的书写中。比如文本中的曾思懿，就有作家妻子的影子，她作为现代女性，非常能说会道，本身的泼辣与精明曾在危急时刻拯救了整个家族，可是曾思懿的世故与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却害了周围所有的亲人，使得家人对之厌恶至极。曹禺的厌恶态度也证明了他对现代女性的新思考，因为他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开始了新的感情萌发，这位叫方瑞的女子和自己的妻子完全不同，是一位非常传统的贤良女子，肯给与苦闷中的作家莫大的安慰，所以作家在感恩的同时也把赞美之情放进作品，愫芳柔弱而美丽，她的知书达理与委曲求全被曹禺形容为空谷的一枝幽兰。此外，文本中还有瑞珏与鸣凤，她们都是接受传统教育的一批女子，这样一批传统女性对人的宽容之情不仅征服了文本中的男性，同时也征服了作家与读者，她们的体贴入微与温柔敦厚在文本有多处的体现，如瑞珏对觉新的付出，鸣凤对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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