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关系以活着为例(附件)
摘 要《活着》是余华转型后的一部重要作品，作品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在面对各种灾难时的态度变化，并在此过程中体验了亲情、爱情、友情。福贵面对亲人一个一个离世，面对上天赐予他的这些不公，他只能接受命运对他的考验，并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好好地活着。本论文主要从社会环境对福贵的影响，家庭环境对福贵的影响两方面来阐述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关系。 目 录
引言 1
1 社会环境对福贵的影响 2
1.1 政治因素 2
1.2 经济因素 4
1.3 社会文化因素 5
2 家庭对福贵的影响 7
2.1 家庭条件 7
2.2 家庭教育观念 7
2.3 家庭情感沟通 8
2.4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9
2.4.1 夫妻关系 9
2.4.2 父子关系 10
结论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3
引言
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活着》屡获国际大奖，受到国内外众多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很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活着》表面看起来只是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没有任何预见，没有任何缘由的死亡画面，而究其实，在这一系列的悲剧背后有着中国社会独有的现实性背景，小说所表现的这些由苦难和死亡所造成的悲剧，是中国现实的真实写照。《活着》向人们描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个人的命运的影响，人们面对环境的考验所能做的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的活着。
《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他历经建国初期、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在经历社会的大变革和亲人相继离世的沉重打击时，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而是选择了勇敢的活着。他勇敢地和命运作斗争，在灾难面前，表现出超凡的豁达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平静地正视和接受死亡，敢于直面惨淡的、血淋淋的生存本相。福贵在面对生活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屈，给当今青年如何面对生活带来的重压，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当下青年解决苦难的精神食粮。
1 社会环境对福贵的影响
福贵是余华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后期、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大跃进、“文革”，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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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作斗争，在灾难面前，表现出超凡的豁达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平静地正视和接受死亡，敢于直面惨淡的、血淋淋的生存本相。福贵在面对生活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屈，给当今青年如何面对生活带来的重压，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当下青年解决苦难的精神食粮。
1 社会环境对福贵的影响
福贵是余华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后期、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大跃进、“文革”，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坎坷和苦难。福贵在面对这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打击之后，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敢于与命运作斗争，坦然地面对生活。
环境包括一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环绕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是人文环境的基础；社会环境是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是人文环境的发展。而人不只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多的还要受社会环境政治的影响。
1.1 政治因素
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历史是一段充满伤痛的历史，而在这期间，福贵是历史的亲历者，成了这个时代的代表。到了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福贵家那五亩地全划到了人民公社的名下，只留下屋前一小块自留地。后来，连家里的锅都归了人民公社煮钢铁。“这锅砸了往后吃什么？吃食堂。长挥着手说，村里办了食堂，砸了锅谁都用不着在家做饭啦，省出力气往共产主义跑，饿了只要抬抬腿往食堂门槛里放，鱼啊肉啊撑死你们。”［1］P80人民公社成立了，福贵的家里的生活又好起来了，家里的田地、锅等一切东西都归了公社，饿了就往食堂跑，想吃啥就吃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到食堂吃大锅饭，粮食全由公社和生产队负责。这种理想化的乌托邦最初确实让人们过了一段“衣食无忧”、“有鱼有肉”的“好日子”。但是这样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解散了，无法经营下去。“从明天起食堂散伙了，大伙赶紧进城去买锅，还跟过去一样，各家吃各家自己的。”［1］P94当初砸锅、买锅全凭队长一句话。把剩下的粮食按人头分配，福贵家分到的只够吃三天。原来人们把所有的锅和钢铁都拿去炼了，煮钢铁是为了造炮弹。公社解散了，人们又要为吃喝奔波了，在那样的战乱年代里，在那样吃人的环境里，一切都是当官的说了算，完全没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有悖经济规律、绝对平均主义的运动再次让福贵家陷入了困境，使得福贵家都没有了家底，紧接而来的大闹饥荒，更是让福贵家的日子越过越艰难。由于营养跟不上，家珍得了软骨病，干不成活，最后也丢掉了四个工分，这下家里又过得艰难了。大家都靠着稻子救命，后来稻子还没黄的时候，稻穗青青的刚长出来，就下起了没完没了的雨，到头来一大片一大片的稻子全淹没到了水里。这下可糟了，连啥吃的都没有了。人们就在地里掏苦菜，挖树根，就这些最后都没有了，只能靠喝水来充饥，可以想象当时的日子有多么艰苦。福贵家里的生活更是举步维艰，有庆饿得实在没力气了，就去池塘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水来充饥，福贵和凤霞扛着锄头在地里掘地瓜，翻出一天有时只能掘出一根烂瓜藤。好不容易凤霞找到了一个地瓜，还被王四争抢，最后收益的是队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人性的丑陋嘴脸，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
有庆的学校为了救县长夫人组织学生献血，学生一听是给校长献血，高兴得就像吃了蜜一样往医院跑，最后只有有庆的血型符合。“要抽我的血啦”［1］P117这个孩子当时高兴得脸都涨红了。有庆被活活抽干了血而死。“我儿子呢？医生看着我，笑着说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你有几个儿子？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1]P119为了攀附权贵，医生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一样。在政治权利的束缚下，也认为百姓的生命可有可无，可见当时的贫苦大众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福贵经历了文革时期残酷和暴力。满街都贴满了大字报，“连凤霞、二喜他们门上都贴了标语，屋里脸盆什么的也印上了毛主席的话，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1]P150几个红卫兵在村子里刷标语，把队长说成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几个人上来把队长抓走了，大家都以为这一走，肯定没命回来了，就算保住命，也得缺条胳膊少条腿的。谁知没过三天就回来了，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县长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每天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在这样的时代，不把人当人看，任意践踏、摧毁生命。后来春生上吊自杀了。
福贵面对儿子的离去、春生的自杀、人世的冷暖，痛不欲生。本想着随儿子而去，可想想家珍还在床上病着，凤霞还没有好归宿。如果自己走了，留下她们俩个该怎么活，想到这些，福贵只能忍受，选择坚强的活着。有人说：“人的生命的强化，别无途径，只有承受痛苦，接近痛苦。”［3］P36福贵因痛苦而成长，因痛苦而坚强。福贵从医生、队长的身上看出人性的丑陋嘴脸，人与人
引言 1
1 社会环境对福贵的影响 2
1.1 政治因素 2
1.2 经济因素 4
1.3 社会文化因素 5
2 家庭对福贵的影响 7
2.1 家庭条件 7
2.2 家庭教育观念 7
2.3 家庭情感沟通 8
2.4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9
2.4.1 夫妻关系 9
2.4.2 父子关系 10
结论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3
引言
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活着》屡获国际大奖，受到国内外众多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很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活着》表面看起来只是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没有任何预见，没有任何缘由的死亡画面，而究其实，在这一系列的悲剧背后有着中国社会独有的现实性背景，小说所表现的这些由苦难和死亡所造成的悲剧，是中国现实的真实写照。《活着》向人们描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个人的命运的影响，人们面对环境的考验所能做的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的活着。
《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他历经建国初期、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在经历社会的大变革和亲人相继离世的沉重打击时，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而是选择了勇敢的活着。他勇敢地和命运作斗争，在灾难面前，表现出超凡的豁达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平静地正视和接受死亡，敢于直面惨淡的、血淋淋的生存本相。福贵在面对生活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屈，给当今青年如何面对生活带来的重压，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当下青年解决苦难的精神食粮。
1 社会环境对福贵的影响
福贵是余华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后期、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大跃进、“文革”，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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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作斗争，在灾难面前，表现出超凡的豁达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平静地正视和接受死亡，敢于直面惨淡的、血淋淋的生存本相。福贵在面对生活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屈，给当今青年如何面对生活带来的重压，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当下青年解决苦难的精神食粮。
1 社会环境对福贵的影响
福贵是余华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后期、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大跃进、“文革”，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坎坷和苦难。福贵在面对这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打击之后，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敢于与命运作斗争，坦然地面对生活。
环境包括一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环绕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是人文环境的基础；社会环境是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是人文环境的发展。而人不只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多的还要受社会环境政治的影响。
1.1 政治因素
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历史是一段充满伤痛的历史，而在这期间，福贵是历史的亲历者，成了这个时代的代表。到了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福贵家那五亩地全划到了人民公社的名下，只留下屋前一小块自留地。后来，连家里的锅都归了人民公社煮钢铁。“这锅砸了往后吃什么？吃食堂。长挥着手说，村里办了食堂，砸了锅谁都用不着在家做饭啦，省出力气往共产主义跑，饿了只要抬抬腿往食堂门槛里放，鱼啊肉啊撑死你们。”［1］P80人民公社成立了，福贵的家里的生活又好起来了，家里的田地、锅等一切东西都归了公社，饿了就往食堂跑，想吃啥就吃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到食堂吃大锅饭，粮食全由公社和生产队负责。这种理想化的乌托邦最初确实让人们过了一段“衣食无忧”、“有鱼有肉”的“好日子”。但是这样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解散了，无法经营下去。“从明天起食堂散伙了，大伙赶紧进城去买锅，还跟过去一样，各家吃各家自己的。”［1］P94当初砸锅、买锅全凭队长一句话。把剩下的粮食按人头分配，福贵家分到的只够吃三天。原来人们把所有的锅和钢铁都拿去炼了，煮钢铁是为了造炮弹。公社解散了，人们又要为吃喝奔波了，在那样的战乱年代里，在那样吃人的环境里，一切都是当官的说了算，完全没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有悖经济规律、绝对平均主义的运动再次让福贵家陷入了困境，使得福贵家都没有了家底，紧接而来的大闹饥荒，更是让福贵家的日子越过越艰难。由于营养跟不上，家珍得了软骨病，干不成活，最后也丢掉了四个工分，这下家里又过得艰难了。大家都靠着稻子救命，后来稻子还没黄的时候，稻穗青青的刚长出来，就下起了没完没了的雨，到头来一大片一大片的稻子全淹没到了水里。这下可糟了，连啥吃的都没有了。人们就在地里掏苦菜，挖树根，就这些最后都没有了，只能靠喝水来充饥，可以想象当时的日子有多么艰苦。福贵家里的生活更是举步维艰，有庆饿得实在没力气了，就去池塘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水来充饥，福贵和凤霞扛着锄头在地里掘地瓜，翻出一天有时只能掘出一根烂瓜藤。好不容易凤霞找到了一个地瓜，还被王四争抢，最后收益的是队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人性的丑陋嘴脸，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
有庆的学校为了救县长夫人组织学生献血，学生一听是给校长献血，高兴得就像吃了蜜一样往医院跑，最后只有有庆的血型符合。“要抽我的血啦”［1］P117这个孩子当时高兴得脸都涨红了。有庆被活活抽干了血而死。“我儿子呢？医生看着我，笑着说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你有几个儿子？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1]P119为了攀附权贵，医生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一样。在政治权利的束缚下，也认为百姓的生命可有可无，可见当时的贫苦大众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福贵经历了文革时期残酷和暴力。满街都贴满了大字报，“连凤霞、二喜他们门上都贴了标语，屋里脸盆什么的也印上了毛主席的话，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1]P150几个红卫兵在村子里刷标语，把队长说成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几个人上来把队长抓走了，大家都以为这一走，肯定没命回来了，就算保住命，也得缺条胳膊少条腿的。谁知没过三天就回来了，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县长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每天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在这样的时代，不把人当人看，任意践踏、摧毁生命。后来春生上吊自杀了。
福贵面对儿子的离去、春生的自杀、人世的冷暖，痛不欲生。本想着随儿子而去，可想想家珍还在床上病着，凤霞还没有好归宿。如果自己走了，留下她们俩个该怎么活，想到这些，福贵只能忍受，选择坚强的活着。有人说：“人的生命的强化，别无途径，只有承受痛苦，接近痛苦。”［3］P36福贵因痛苦而成长，因痛苦而坚强。福贵从医生、队长的身上看出人性的丑陋嘴脸，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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