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避讳学对古籍整理的作用
试论避讳学对古籍整理的作用[20191210155525]
内容摘要：中国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并形成了不可计数的古籍。为了使古代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发展，需要对古籍进行整理。避讳是古代各种忌讳中最普遍的一种，随着时代的不同，避讳的特点也有所区别，存在种种不同的避讳现象。避讳学对古籍整理有重大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鉴定古籍版本，主要分为明确撰文年代和细读主要记载两个层次；校勘古籍，主要分为校勘古籍中的讹文和衍文两个层次；辨别伪书，主要分为从称谓上辨伪和从年代上辨伪两个层次。避讳学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有推进意义，但也需注意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是历史文献考察对避讳字的推翻，另一方面是古籍版本造成避讳字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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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古籍整理避讳运用问题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古籍中的避讳现象 1
（一）避讳现象的复杂性 1
（二）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 2
三、古籍整理对避讳学的运用 4
（一）鉴定古籍版本 4
1.明确撰文年代 4
2.细读前后记载 4
（二）帮助校勘古籍 5
1.校勘古籍中的讹文 5
2.校勘古籍中的衍文 5
（三）帮助辨别伪书 6
1.从称谓上辨伪 6
2.从年代上辨伪 6
四、避讳学运用在古籍整理中要注意的问题 7
（一）历史文献考察对避讳字的推翻 7
（二）古籍版本造成避讳字难以分辨 8
五、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致 谢 11
试论避讳学对古籍整理的作用
一、引言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不可计数的灿烂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可计数的古籍形成并存在着。因此，古籍的整理是一项重要而浩大的工程，其中细枝末节的注意点更是不胜枚举。一个小小的文字，甚至是符号的鉴定错误就可能导致对全文文意理解的偏差。而一篇小小文章理解的失误，亦会引发系列的连锁反应，小者可以更改人名、地名，大者可以推翻历史事实，重塑整个时代文化，正因为如此，古籍整理工作的进行需要严谨而认真的科学态度。这项整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一是通过对濒临损坏的文献进行保存，有利于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二是提供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继承发展，贯通古今，皆是以古籍整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作为基础。
避讳是一种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作为古代忌讳中最为重要和普遍的一种，避讳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文化的发展，逐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也存在变化，造成古籍中历史记录的混乱，两者有不可缺少的联系。如果能做到充分掌握避讳的知识和规律，了解古籍中出现的各种避讳现象，从而更好地运用避讳的知识进行古籍版本的鉴定、古籍的校勘工作和古籍的辨伪工作等，对古籍的整理工作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避讳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籍整理研究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古籍中的避讳现象
不计其数的古籍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避讳现象，这些避讳现象的存在大大丰富了历史文化内涵。避讳的复杂性与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对避讳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一）避讳现象的复杂性
避讳是一种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独特的文化现象。避讳，简单来说就是要避开历史上的种种忌讳。古代君王及有地位的尊者为了凸显尊严，严格规定禁止在说话或书写过程中直呼直写其名，用别的字词加以替代。避讳的对象主要可以划分成为四种：第一种就是处于最高位的君王、国主，对当时处于政位及历朝历代的君主的名讳避讳，称为国讳或公讳，如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用“代”代替“世”字、“人”代替“民”字；第二种是长官，对长官以及长官先辈的名字避讳，称为宪讳，因为古代下属称其长官为大宪得名，如晋朝的羊祜死后，用“门”字代替“户”字；第三种是圣贤，对至圣先师的名字避讳，称为圣讳，如宋朝时，为了避孔子孔丘的名讳，用“瑕县”代替“瑕丘县”；第四种是长辈，对父母以及先祖等的名字避讳，称为家讳或私讳，如诗圣杜甫，因父亲名字中有“闲”字，一生写诗无数却从未提及。
避讳学最早起源于周，最初是由于古人对鬼神有一种特殊的信仰，《左传·桓公六年》中提到：“周人以讳事鬼神，名终将讳之。”可见古代对于鬼神的迷信思想以及避讳学的起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自周以来的人通过避讳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尊敬的人的敬仰，因而避讳学不断丰富发展起来。
避讳不仅仅是口头上不能直说，在书面语中也不能涉及，因而在各种古典文献的记载中也充斥着避讳的现象。避讳的范围、方式等同样是不胜枚举的，范围包括熟知的公讳、圣人讳，还包括家讳、私讳和宪讳；方式有常见的改字，用一些意思相似或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本字；空字，直接空出本字不写；缺笔，将本字的某一笔划进行删减；用字号、官职、地址、谥号等代称。并且，不同时期的避讳规则也不相同，因而避讳的运用富于变化，需要细致的区分。需要注意的是，避讳不仅仅是避同样的字，由于古代阶级区分的严格和宗法制度的严密，避讳还需避同音的词、近音的词以及意义相同或相关的词，这就更增加了避讳的范围和识别避讳的难度。避讳本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逐渐演变成封建统治的一道枷锁，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限制了人性的自由，但也正因如此，避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华文化中思维方式和宗法理念。各个朝代的不同，君主的禅位更替及实施的方针政策都能在避讳中有所体现，体现出避讳鲜明的时代性。除却外在条件的影响，避讳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存在着发展的规律和条件。避讳对古代汉语字形语音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影响，各种异体字、通假字等的出现与避讳的改字法、空字法，缺笔法有关，运用读音相同相近的字代替本字的手法也对古代语音系统产生了影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
古籍的整理是对各种形式的古代文献的整理，不仅仅包括古代书籍，也有其他的载体形式，如甲骨、金石、竹木、帛书等等。甲骨文字出现于我国的商代，最早用于占卜吉凶；金石分别指青铜铭文与石刻文字，是先秦记录古籍的重要载体：竹木即竹简，又称为牍，录入了许多古代典册；帛书则是丝织品和后来出现的纸质材料，记录文字，便捷且流传很广。古籍拥有了载体，接下来便是记录方式形成完善的古籍。古籍的形成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著、述、编、译四种，由开创性的、遵循前人成果的，编辑旧文的、翻译其他语言等因素分类。要形成古籍，接下来的重要步骤便是流布，而流布又存在着极其多样的方式，流传至今仍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包括以下几种：现代的激光扫描、微机输入、摄影、印刷等，古代的流布方式有讲唱、镌刻、抄写等。讲唱的方式是最为原始的，起源于文字产生之前，口耳相传、代代相传于后世；镌刻则是以某种载体刻上文字符号等；抄写的方式主要产生于印刷术产生之前，以帛书等抄写文字以实现记录目的；印刷、摄影等方式是现代较常用的流传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产生，也使得古籍的整理工作变得更为方便。
正是由于这种种包容物，使得古籍内容充实而丰富，涵盖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对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但正是由于这许多复杂的程序，使得古籍的整理成为一项浩大而繁复的工作。古籍整理的优秀代表性作品不胜枚举，如西汉时期《七略》一书，最先由光禄大夫刘向奉命校订，刘向去世后，由其子刘歆继承并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使命。《七略》对当时的皇家藏书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对古籍分条目种类进行了严密细致的整理，《七略》包括七个分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而每个分略下又能再划出若干小类，共计三十八种。书中还包括了总序、小序、目录等形式，是具有极高成就的古籍整理辑录著作。对当时西汉以及西汉之前，由战国时期开始的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并列成为汉代两部代表性的作品。西汉刘歆的《七略》之后，最为著名的古籍整理作品便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修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最早录入了当时由皇帝从全国各处征集的图书三千多本，并将同时收集的六千多本图书总结概要，编入《总目》中，共二百卷，成为极具研究价值的目录之一。《四库全书》按照古籍整理编纂最为常见的经、史、子、集四个方面的内容分类，再对这四部划分更为详尽的类和属，总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四库全书》无论从其记载的书籍的数量规模，或是内容中对书籍的分类工作，或是内容和编纂方式等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各个方面，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四库全书》后世经过不断的增删添补，流传至今，成为人们由阅读通往古代文化殿堂的通道，有着难以估量的实用价值、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不可计数的古籍中，既包括着善本，同时也存在着错误，因此，古籍的整理工作显得至关重要。整理过程中，吸纳其中的优秀成分，及时发现错误，真正地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存本民族文化中值得借鉴之处，更好地传承优质的中华文化。
充分掌握避讳的条件和规律，对于阅读古籍，了解古代各朝的皇权轻重、民主与否、文化氛围及思想的开放程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我们要在借鉴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前提下，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
三、古籍整理对避讳学的运用
（一）鉴定古籍版本
古籍版本类型十分丰富，常见的有写本、刻本、活字本等，每一版本的类型又有很多细小的分类，并且各个朝代及各地版本避讳各有不同。宋元明清时期，每个朝代刻本避讳均有偏差，可以据此进行古籍整理工作。如宋朝避讳，元朝不避，明朝最后三位皇帝避讳，清朝在康熙后避讳，了解规律后，整理古籍版本有很大方便。
1.明确撰文年代
《南史·范晔传》中记载道：“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这里的“虎帐冈”正确写法应为“武帐冈”，可以依据《宋书》和《资治通鉴》一二四卷的《宋文帝纪》中记载的“武帐冈”得到验证。“武帐”的具体意思可以参见《汉书·汲黯传》“武帐，织成帐为武士象也。”同样在《资治通鉴》二十四卷《汉昭帝纪》中记载道：“将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这里的“武帐”，就是织成帐的意义内涵。因此前文提到的《南史·范晔传》中提到的“虎帐冈”，是由于没能充分掌握唐朝时期避讳规律，以为《南史》的作者李延寿由于要避讳将“武”字改成了“虎”，没有意识到“武帐”原本就是具有特定意义的词语。从避的讳中就可以发现作者所处时代对其文章的撰写有一定影响，也可由所避字及改字推算出古籍写成所处的时代。因而掌握各朝避讳规律，及时发现书中的失误错漏，对于鉴定古书的版本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2.细读前后记载
《南史·隐逸传》中记载道：“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而在另一本著作《宋史》却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一本记载为“渊明”，一本记载为“深明”。《南史》这本书是唐朝史官李延寿编撰而成一书写于唐朝，为李延寿所撰，是“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的官修正史。唐代高祖是李渊，后世子孙为表尊敬避其名讳，有两种方式。一是避讳其名而改称其字，因此当时公孙渊被称作公孙文懿，而刘渊被称作刘元海；二是改渊为深，唐高宗时期的《南史》自然也遵循先祖遗例，“深明”的称呼也由此得来。《宋史》同样是“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写成于元代惠宗时期。从历史发展进程上来看是属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元代，避讳，特别是对于名字的避讳之说是基本为零的，因此《宋史》的记载中直接称呼他为“渊明”，并不存在什么不妥。如果不能理清唐元两朝的避讳规律，陶渊明字号的理解上就会出现偏颇，文句的理解也受到影响。
查避讳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环节，根据所避讳的字可以推知文献古籍的撰写年代，也可以根据前后不同时代的因避讳的不同记载，来鉴定古籍的不同版本。掌握规律后，避讳学对古籍版本的整理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帮助校勘古籍
文献错误包括讹、脱、衍、倒、错乱等，讹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发生错误，脱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中散失或脱落，衍文主要指文献在后世流传中多出文字，倒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发生颠倒，错乱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和散乱。避讳则可能成为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能发现因避讳造成的误字、少字、多字、倒字、混杂字等，可以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校勘。
1.校勘古籍中的讹文
如“常”与“尝”为一对通假字。明朝以前，“常、尝”二字区分较为清楚。“常”为形声字，从巾，尚声，本来意义指旗。《诗经·小雅·六月》中“载是常服”用的就是本来意义，常可以组词为平常、经常等。“尝”同“常”字一样，也是一个形声字，“尝”从旨，尚声，本来意义为辨别滋味、品尝。《礼记·月令》中：“天子乃以雏尝黍”用的就是“尝”字的本来意义，即辨别滋味。“尝”字现代意义上可以组词为尝试、未尝、品尝等。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名为朱常洛，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位及后代时期，为了避其名，“常”字一律改用为“尝”字。因此，出现了经尝、平尝等词语的写法，当时的常熟也写作“尝”熟，后来才予以纠正，将这两字作出了区分。古汉语中，“尝”、“常”二字被归为通假字一类。古籍中不少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等的出现也与种种避讳规则有关，明确避讳范围和多样性，对于古籍中的讹文校勘有极大帮助。
内容摘要：中国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并形成了不可计数的古籍。为了使古代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发展，需要对古籍进行整理。避讳是古代各种忌讳中最普遍的一种，随着时代的不同，避讳的特点也有所区别，存在种种不同的避讳现象。避讳学对古籍整理有重大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鉴定古籍版本，主要分为明确撰文年代和细读主要记载两个层次；校勘古籍，主要分为校勘古籍中的讹文和衍文两个层次；辨别伪书，主要分为从称谓上辨伪和从年代上辨伪两个层次。避讳学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有推进意义，但也需注意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是历史文献考察对避讳字的推翻，另一方面是古籍版本造成避讳字难以分辨。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古籍整理避讳运用问题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古籍中的避讳现象 1
（一）避讳现象的复杂性 1
（二）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 2
三、古籍整理对避讳学的运用 4
（一）鉴定古籍版本 4
1.明确撰文年代 4
2.细读前后记载 4
（二）帮助校勘古籍 5
1.校勘古籍中的讹文 5
2.校勘古籍中的衍文 5
（三）帮助辨别伪书 6
1.从称谓上辨伪 6
2.从年代上辨伪 6
四、避讳学运用在古籍整理中要注意的问题 7
（一）历史文献考察对避讳字的推翻 7
（二）古籍版本造成避讳字难以分辨 8
五、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致 谢 11
试论避讳学对古籍整理的作用
一、引言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不可计数的灿烂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可计数的古籍形成并存在着。因此，古籍的整理是一项重要而浩大的工程，其中细枝末节的注意点更是不胜枚举。一个小小的文字，甚至是符号的鉴定错误就可能导致对全文文意理解的偏差。而一篇小小文章理解的失误，亦会引发系列的连锁反应，小者可以更改人名、地名，大者可以推翻历史事实，重塑整个时代文化，正因为如此，古籍整理工作的进行需要严谨而认真的科学态度。这项整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一是通过对濒临损坏的文献进行保存，有利于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二是提供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继承发展，贯通古今，皆是以古籍整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作为基础。
避讳是一种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作为古代忌讳中最为重要和普遍的一种，避讳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文化的发展，逐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也存在变化，造成古籍中历史记录的混乱，两者有不可缺少的联系。如果能做到充分掌握避讳的知识和规律，了解古籍中出现的各种避讳现象，从而更好地运用避讳的知识进行古籍版本的鉴定、古籍的校勘工作和古籍的辨伪工作等，对古籍的整理工作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避讳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籍整理研究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古籍中的避讳现象
不计其数的古籍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避讳现象，这些避讳现象的存在大大丰富了历史文化内涵。避讳的复杂性与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对避讳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一）避讳现象的复杂性
避讳是一种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独特的文化现象。避讳，简单来说就是要避开历史上的种种忌讳。古代君王及有地位的尊者为了凸显尊严，严格规定禁止在说话或书写过程中直呼直写其名，用别的字词加以替代。避讳的对象主要可以划分成为四种：第一种就是处于最高位的君王、国主，对当时处于政位及历朝历代的君主的名讳避讳，称为国讳或公讳，如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用“代”代替“世”字、“人”代替“民”字；第二种是长官，对长官以及长官先辈的名字避讳，称为宪讳，因为古代下属称其长官为大宪得名，如晋朝的羊祜死后，用“门”字代替“户”字；第三种是圣贤，对至圣先师的名字避讳，称为圣讳，如宋朝时，为了避孔子孔丘的名讳，用“瑕县”代替“瑕丘县”；第四种是长辈，对父母以及先祖等的名字避讳，称为家讳或私讳，如诗圣杜甫，因父亲名字中有“闲”字，一生写诗无数却从未提及。
避讳学最早起源于周，最初是由于古人对鬼神有一种特殊的信仰，《左传·桓公六年》中提到：“周人以讳事鬼神，名终将讳之。”可见古代对于鬼神的迷信思想以及避讳学的起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自周以来的人通过避讳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尊敬的人的敬仰，因而避讳学不断丰富发展起来。
避讳不仅仅是口头上不能直说，在书面语中也不能涉及，因而在各种古典文献的记载中也充斥着避讳的现象。避讳的范围、方式等同样是不胜枚举的，范围包括熟知的公讳、圣人讳，还包括家讳、私讳和宪讳；方式有常见的改字，用一些意思相似或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本字；空字，直接空出本字不写；缺笔，将本字的某一笔划进行删减；用字号、官职、地址、谥号等代称。并且，不同时期的避讳规则也不相同，因而避讳的运用富于变化，需要细致的区分。需要注意的是，避讳不仅仅是避同样的字，由于古代阶级区分的严格和宗法制度的严密，避讳还需避同音的词、近音的词以及意义相同或相关的词，这就更增加了避讳的范围和识别避讳的难度。避讳本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逐渐演变成封建统治的一道枷锁，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限制了人性的自由，但也正因如此，避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华文化中思维方式和宗法理念。各个朝代的不同，君主的禅位更替及实施的方针政策都能在避讳中有所体现，体现出避讳鲜明的时代性。除却外在条件的影响，避讳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存在着发展的规律和条件。避讳对古代汉语字形语音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影响，各种异体字、通假字等的出现与避讳的改字法、空字法，缺笔法有关，运用读音相同相近的字代替本字的手法也对古代语音系统产生了影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
古籍的整理是对各种形式的古代文献的整理，不仅仅包括古代书籍，也有其他的载体形式，如甲骨、金石、竹木、帛书等等。甲骨文字出现于我国的商代，最早用于占卜吉凶；金石分别指青铜铭文与石刻文字，是先秦记录古籍的重要载体：竹木即竹简，又称为牍，录入了许多古代典册；帛书则是丝织品和后来出现的纸质材料，记录文字，便捷且流传很广。古籍拥有了载体，接下来便是记录方式形成完善的古籍。古籍的形成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著、述、编、译四种，由开创性的、遵循前人成果的，编辑旧文的、翻译其他语言等因素分类。要形成古籍，接下来的重要步骤便是流布，而流布又存在着极其多样的方式，流传至今仍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包括以下几种：现代的激光扫描、微机输入、摄影、印刷等，古代的流布方式有讲唱、镌刻、抄写等。讲唱的方式是最为原始的，起源于文字产生之前，口耳相传、代代相传于后世；镌刻则是以某种载体刻上文字符号等；抄写的方式主要产生于印刷术产生之前，以帛书等抄写文字以实现记录目的；印刷、摄影等方式是现代较常用的流传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产生，也使得古籍的整理工作变得更为方便。
正是由于这种种包容物，使得古籍内容充实而丰富，涵盖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对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但正是由于这许多复杂的程序，使得古籍的整理成为一项浩大而繁复的工作。古籍整理的优秀代表性作品不胜枚举，如西汉时期《七略》一书，最先由光禄大夫刘向奉命校订，刘向去世后，由其子刘歆继承并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使命。《七略》对当时的皇家藏书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对古籍分条目种类进行了严密细致的整理，《七略》包括七个分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而每个分略下又能再划出若干小类，共计三十八种。书中还包括了总序、小序、目录等形式，是具有极高成就的古籍整理辑录著作。对当时西汉以及西汉之前，由战国时期开始的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并列成为汉代两部代表性的作品。西汉刘歆的《七略》之后，最为著名的古籍整理作品便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修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最早录入了当时由皇帝从全国各处征集的图书三千多本，并将同时收集的六千多本图书总结概要，编入《总目》中，共二百卷，成为极具研究价值的目录之一。《四库全书》按照古籍整理编纂最为常见的经、史、子、集四个方面的内容分类，再对这四部划分更为详尽的类和属，总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四库全书》无论从其记载的书籍的数量规模，或是内容中对书籍的分类工作，或是内容和编纂方式等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各个方面，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四库全书》后世经过不断的增删添补，流传至今，成为人们由阅读通往古代文化殿堂的通道，有着难以估量的实用价值、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不可计数的古籍中，既包括着善本，同时也存在着错误，因此，古籍的整理工作显得至关重要。整理过程中，吸纳其中的优秀成分，及时发现错误，真正地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存本民族文化中值得借鉴之处，更好地传承优质的中华文化。
充分掌握避讳的条件和规律，对于阅读古籍，了解古代各朝的皇权轻重、民主与否、文化氛围及思想的开放程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我们要在借鉴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前提下，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
三、古籍整理对避讳学的运用
（一）鉴定古籍版本
古籍版本类型十分丰富，常见的有写本、刻本、活字本等，每一版本的类型又有很多细小的分类，并且各个朝代及各地版本避讳各有不同。宋元明清时期，每个朝代刻本避讳均有偏差，可以据此进行古籍整理工作。如宋朝避讳，元朝不避，明朝最后三位皇帝避讳，清朝在康熙后避讳，了解规律后，整理古籍版本有很大方便。
1.明确撰文年代
《南史·范晔传》中记载道：“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这里的“虎帐冈”正确写法应为“武帐冈”，可以依据《宋书》和《资治通鉴》一二四卷的《宋文帝纪》中记载的“武帐冈”得到验证。“武帐”的具体意思可以参见《汉书·汲黯传》“武帐，织成帐为武士象也。”同样在《资治通鉴》二十四卷《汉昭帝纪》中记载道：“将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这里的“武帐”，就是织成帐的意义内涵。因此前文提到的《南史·范晔传》中提到的“虎帐冈”，是由于没能充分掌握唐朝时期避讳规律，以为《南史》的作者李延寿由于要避讳将“武”字改成了“虎”，没有意识到“武帐”原本就是具有特定意义的词语。从避的讳中就可以发现作者所处时代对其文章的撰写有一定影响，也可由所避字及改字推算出古籍写成所处的时代。因而掌握各朝避讳规律，及时发现书中的失误错漏，对于鉴定古书的版本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2.细读前后记载
《南史·隐逸传》中记载道：“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而在另一本著作《宋史》却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一本记载为“渊明”，一本记载为“深明”。《南史》这本书是唐朝史官李延寿编撰而成一书写于唐朝，为李延寿所撰，是“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的官修正史。唐代高祖是李渊，后世子孙为表尊敬避其名讳，有两种方式。一是避讳其名而改称其字，因此当时公孙渊被称作公孙文懿，而刘渊被称作刘元海；二是改渊为深，唐高宗时期的《南史》自然也遵循先祖遗例，“深明”的称呼也由此得来。《宋史》同样是“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写成于元代惠宗时期。从历史发展进程上来看是属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元代，避讳，特别是对于名字的避讳之说是基本为零的，因此《宋史》的记载中直接称呼他为“渊明”，并不存在什么不妥。如果不能理清唐元两朝的避讳规律，陶渊明字号的理解上就会出现偏颇，文句的理解也受到影响。
查避讳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环节，根据所避讳的字可以推知文献古籍的撰写年代，也可以根据前后不同时代的因避讳的不同记载，来鉴定古籍的不同版本。掌握规律后，避讳学对古籍版本的整理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帮助校勘古籍
文献错误包括讹、脱、衍、倒、错乱等，讹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发生错误，脱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中散失或脱落，衍文主要指文献在后世流传中多出文字，倒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发生颠倒，错乱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和散乱。避讳则可能成为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能发现因避讳造成的误字、少字、多字、倒字、混杂字等，可以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校勘。
1.校勘古籍中的讹文
如“常”与“尝”为一对通假字。明朝以前，“常、尝”二字区分较为清楚。“常”为形声字，从巾，尚声，本来意义指旗。《诗经·小雅·六月》中“载是常服”用的就是本来意义，常可以组词为平常、经常等。“尝”同“常”字一样，也是一个形声字，“尝”从旨，尚声，本来意义为辨别滋味、品尝。《礼记·月令》中：“天子乃以雏尝黍”用的就是“尝”字的本来意义，即辨别滋味。“尝”字现代意义上可以组词为尝试、未尝、品尝等。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名为朱常洛，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位及后代时期，为了避其名，“常”字一律改用为“尝”字。因此，出现了经尝、平尝等词语的写法，当时的常熟也写作“尝”熟，后来才予以纠正，将这两字作出了区分。古汉语中，“尝”、“常”二字被归为通假字一类。古籍中不少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等的出现也与种种避讳规则有关，明确避讳范围和多样性，对于古籍中的讹文校勘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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