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探析
风险偏好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探析[2020042802]
摘要：本文基于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2011），在控制其它主要影响因素：家庭收入、生命周期阶段和教育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对自变量风险偏好和因变量风险资产占家庭总金融资产之比，进行OLS估计，估计结果p<0.01,在置信度99%的预测区间内显著，即得出核心结论：风险偏好与家庭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与总金融资产的比成正相关关系。
*查看完整论文请 +Q: ^351916072*
关键字:风险偏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实证研究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相关文献综述1
二、理论框架、研究假说与研究方法2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2
1．研究假说一 3
2．研究假说二 3
（二）研究方法3
三、数据来源、相关变量及模型设定3
（一）数据来源3
（二）相关变量分析4
1．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4
2．主要影响因素 4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5
1．OLS模型设定 5
2．变量说明 5
四、实证分析6
（一）计量估计方法的选择6
（二）计量估计结果分析6
（三）描述性分析7
1．风险厌恶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7
2．风险中立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7
3．风险爱好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8
4. 不同风险偏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较分析8
五、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9
（一）主要结论9
（二）政策建议10
致谢10
参考文献11
风险偏好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探析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着三个决策，即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资源； 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如何分割；金融资产中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比例如何配置。以往的经济理论研究中较多关注实物消费支出决策，然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家庭财富日益累积、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家庭观念转变等，促使家庭已从一般商品和劳务的需求, 发展到对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很大关注。就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来说，从全球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积累，外加金融市场和法律法规等配套政策较为完善、社会保障能力较强，这些国家居民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更为合理，投资渠道尤其是金融产品的投资种类较为丰富。在国内，家庭这一微观主体的资产结构不够合理和健康，金融市场发展和法律法规建设比较落后，居民金融资产的配置种类比较单一，而且居民对于风险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这种趋势下，基于风险偏好不同，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关注风险偏好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一些研究表明，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在美国，财富、年龄与家庭总投资中风险资产所占的比重具有正相关关系；英国户主的性别、年龄和拥有的总财富价值显著地影响财富在各种资产上的分配；而在韩国，年长的家庭反而趋于寻求低风险投资以得到稳定的现金流入（Jang、Geum，2000）。研究表明，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居民的资产配置比较单一化，一般偏向保守的低风险型，因此，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居民储蓄倾向和风险厌恶程度较高（杜春越、韩立岩，2013）。
我国理论界对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开始了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早期大都是运用宏观数据对统计特征的描述与比较,采用中国各大统计年鉴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基于城市或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内部结构分布及其收益率展开分析。有研究者重点分析了有无劳动收入两种状态，建立附加劳动收入风险的最优消费—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运用我国城镇数据模拟分析了两者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曾令华等，2006）。也有的研究是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内生变量出发，重构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理论框架，认为收入与收入差距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刘楹，2007）。还有研究者以消费者最优资产选择模型为基础，动态模拟了风险偏好、劳动收入风险和股票投资风险等对其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认为转型期劳动收入和投资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完善使得家庭更倾向于减少高风险的股票投资（陈学彬等，2005）。但一方面由于缺乏公开的、系统的微观家庭资产数据，中国国内只有少数研究者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史代敏等，2005；吴卫星等，2007），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居民家庭各类金融资产的宏观存量数据也不系统，多数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采用估算方法，而且也缺乏计量实证分析（李建军，2001；蒋序怀，2006）。鉴于近年来CHFS数据的出炉，开始有学者利用该全国性数据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家庭资产的累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爱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而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尹志超、宋全云等，2014）。
国内外学者们通过寻找各种内外生变量改进模型，试图更准确地刻画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经历了早期仅考虑风险程度变量刻画单期行为的均值—方差模型（Markowitz，1950），拓展到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偏好、不完全市场、房产等更多的内生变量去建立跨期资产选择模型,然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后来的学者基于有限理性框架考虑了投资者情绪、认知偏差、信念、社会信任与互动等行为资产组合理论和社会文化因素去完善其解释能力。
另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配置家庭金融资产，以及对其影响因素的广泛分析。本文则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2011），在控制其它主要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针对风险偏好的不同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进行探析。
二、理论框架、研究假说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目前，Markowitz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仍然是当今金融投资领域中用以指导投资实践的主流方法，而且比较成熟的有关金融投资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Markowitz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而扩展的。Markowitz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及其扩展，通常都是先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做出如下假设：证券投资者是理性的都具有风险厌恶的特质，并按照最大效用原则进行个体的投资活动，等等。然后，再将上述有关投资者选择行为的理性假设进行量化，即用一个完全数学化的均值—方差预期效用函数或者一簇均值—方差无差异效用曲线来定量描述。这种研究思路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范式”的研究模式。然而，经济学家们时常发现，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均值—方差效用函数，乃至于整个预期效用理论都存在严重缺陷：现实金融市场中人们的许多投资选择和决策行为，无法用预期效用理论来解释。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尝试从实验心理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问题以修正传统的理论假设（张金清，2004）。
期望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大量心理观察和实验对比研究后提出的（Kahneman、Tversky，1979）。该理论直接挑战了经典金融理论个体行为偏好理性的假说,指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由于受个人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其投资行为并非完美理性，风险态度和行为模式经常会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最优模式，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可变性。例如，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主动追求风险，收益率虽然时高时低，但认为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风险回避者在预期收益比相同时，喜欢低风险的资产，而对于具有同样风险的资产，则偏爱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中立者在面对相同期望的收益时，也是希望收益的不确定性越小越好，但有些不同的是在面对收益选择时，风险中立者愿意去冒些风险（姚亚伟，2012）。因此，不同的风险偏好将会产生不同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有待验证的研究假说：
1.研究假说一：风险偏好程度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风险资产占比成正比。
摘要：本文基于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2011），在控制其它主要影响因素：家庭收入、生命周期阶段和教育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对自变量风险偏好和因变量风险资产占家庭总金融资产之比，进行OLS估计，估计结果p<0.01,在置信度99%的预测区间内显著，即得出核心结论：风险偏好与家庭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与总金融资产的比成正相关关系。
*查看完整论文请 +Q: ^351916072*
关键字:风险偏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实证研究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相关文献综述1
二、理论框架、研究假说与研究方法2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2
1．研究假说一 3
2．研究假说二 3
（二）研究方法3
三、数据来源、相关变量及模型设定3
（一）数据来源3
（二）相关变量分析4
1．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4
2．主要影响因素 4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5
1．OLS模型设定 5
2．变量说明 5
四、实证分析6
（一）计量估计方法的选择6
（二）计量估计结果分析6
（三）描述性分析7
1．风险厌恶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7
2．风险中立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7
3．风险爱好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8
4. 不同风险偏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较分析8
五、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9
（一）主要结论9
（二）政策建议10
致谢10
参考文献11
风险偏好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探析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着三个决策，即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资源； 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如何分割；金融资产中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比例如何配置。以往的经济理论研究中较多关注实物消费支出决策，然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家庭财富日益累积、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家庭观念转变等，促使家庭已从一般商品和劳务的需求, 发展到对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很大关注。就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来说，从全球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积累，外加金融市场和法律法规等配套政策较为完善、社会保障能力较强，这些国家居民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更为合理，投资渠道尤其是金融产品的投资种类较为丰富。在国内，家庭这一微观主体的资产结构不够合理和健康，金融市场发展和法律法规建设比较落后，居民金融资产的配置种类比较单一，而且居民对于风险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这种趋势下，基于风险偏好不同，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关注风险偏好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一些研究表明，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在美国，财富、年龄与家庭总投资中风险资产所占的比重具有正相关关系；英国户主的性别、年龄和拥有的总财富价值显著地影响财富在各种资产上的分配；而在韩国，年长的家庭反而趋于寻求低风险投资以得到稳定的现金流入（Jang、Geum，2000）。研究表明，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居民的资产配置比较单一化，一般偏向保守的低风险型，因此，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居民储蓄倾向和风险厌恶程度较高（杜春越、韩立岩，2013）。
我国理论界对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开始了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早期大都是运用宏观数据对统计特征的描述与比较,采用中国各大统计年鉴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基于城市或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内部结构分布及其收益率展开分析。有研究者重点分析了有无劳动收入两种状态，建立附加劳动收入风险的最优消费—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运用我国城镇数据模拟分析了两者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曾令华等，2006）。也有的研究是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内生变量出发，重构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理论框架，认为收入与收入差距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刘楹，2007）。还有研究者以消费者最优资产选择模型为基础，动态模拟了风险偏好、劳动收入风险和股票投资风险等对其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认为转型期劳动收入和投资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完善使得家庭更倾向于减少高风险的股票投资（陈学彬等，2005）。但一方面由于缺乏公开的、系统的微观家庭资产数据，中国国内只有少数研究者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史代敏等，2005；吴卫星等，2007），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居民家庭各类金融资产的宏观存量数据也不系统，多数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采用估算方法，而且也缺乏计量实证分析（李建军，2001；蒋序怀，2006）。鉴于近年来CHFS数据的出炉，开始有学者利用该全国性数据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家庭资产的累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爱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而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尹志超、宋全云等，2014）。
国内外学者们通过寻找各种内外生变量改进模型，试图更准确地刻画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经历了早期仅考虑风险程度变量刻画单期行为的均值—方差模型（Markowitz，1950），拓展到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偏好、不完全市场、房产等更多的内生变量去建立跨期资产选择模型,然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后来的学者基于有限理性框架考虑了投资者情绪、认知偏差、信念、社会信任与互动等行为资产组合理论和社会文化因素去完善其解释能力。
另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配置家庭金融资产，以及对其影响因素的广泛分析。本文则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2011），在控制其它主要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针对风险偏好的不同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进行探析。
二、理论框架、研究假说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目前，Markowitz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仍然是当今金融投资领域中用以指导投资实践的主流方法，而且比较成熟的有关金融投资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Markowitz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而扩展的。Markowitz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及其扩展，通常都是先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做出如下假设：证券投资者是理性的都具有风险厌恶的特质，并按照最大效用原则进行个体的投资活动，等等。然后，再将上述有关投资者选择行为的理性假设进行量化，即用一个完全数学化的均值—方差预期效用函数或者一簇均值—方差无差异效用曲线来定量描述。这种研究思路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范式”的研究模式。然而，经济学家们时常发现，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均值—方差效用函数，乃至于整个预期效用理论都存在严重缺陷：现实金融市场中人们的许多投资选择和决策行为，无法用预期效用理论来解释。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尝试从实验心理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问题以修正传统的理论假设（张金清
期望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大量心理观察和实验对比研究后提出的（Kahneman、Tversky，1979）。该理论直接挑战了经典金融理论个体行为偏好理性的假说,指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由于受个人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其投资行为并非完美理性，风险态度和行为模式经常会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最优模式，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可变性。例如，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主动追求风险，收益率虽然时高时低，但认为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风险回避者在预期收益比相同时，喜欢低风险的资产，而对于具有同样风险的资产，则偏爱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中立者在面对相同期望的收益时，也是希望收益的不确定性越小越好，但有些不同的是在面对收益选择时，风险中立者愿意去冒些风险（姚亚伟
1.研究假说一：风险偏好程度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风险资产占比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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