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弃疾词中的爱国精神分析(附件)
摘 要在稼轩词中并不存在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其词作所表达的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有着其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当时历史背景上的特定的内容性质与表现形态。同时，它又往往与今天看来具有明显落后性的一些观念(如尊夏攘夷等)杂揉在一起，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辨析。本论文是在其复杂性上开展创作的。
目 录
1 绪论 1
2 夷夏之辩与正义之感 2
2.1 夷夏之辩 2
2.2 正义之感 4
3 大一统观与补天情结 7
3.1大一统观 7
3.2补天情节 8
4 功名意识与救世理想 10
4.1功名意识 10
4.2救世理想 11
4.3辛弃疾的功名意识 13
结论 14
致 谢 15
参考文献 16
1 绪论
辛弃疾，是南宋最重要的词人，金熙宗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生于金辖区的山东济南，于金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南渡投宋，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卒于宋辖区江西铅山寓所。今所见稼轩词六百余首，均作于南渡后，也就是说，十二世纪下半叶是词人活动与创作的基本时间范围。以宋金对峙、南北分裂为特征的这半个世纪，是中国古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也相应呈现出其特有的形态与性质。作为文化载体的稼轩词，就其思想蕴涵而言，自然也是这种特定文化的产物[1]P8790。又由于其内容与当时政治形势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化”意味也更为明显与深刻。一般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稼轩词思想的精髓与价值之所在，但由于缺乏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对这种爱国精神之“思想基础”的客观、具体的分析与鉴别，从而导致了长期以来这方面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2]P199204。只有澄清了这些间题，才能真正地认识稼轩词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将今人的概念和思想贴附于古人，再据此去推断其思想内涵，这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必须避免的。我们认为，在稼轩词中并不存在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其词作中所表达的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有着其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当时历史背景上的特定的内容性质与表现形态。须指出的是，它又往往与今天看来具有明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显落后性的一些观念杂揉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认真的辨析。本文拟就这方面略呈浅见，以求正于大方。
2 夷夏之辩与正义之感
2.1 夷夏之辩
“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这是辛弃疾南渡后，于乾道元年(1165)上孝宗皇帝的《美芹十论》中的一段话，事实的确如此，反金、恢复、洗雪国耻的主张，是辛弃疾政治思想的一面旗帜，也是《稼轩词》最重要的思想内容。正是据此，辛弃疾被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应该说辛弃疾于此评价是当之无愧的，问题是稼轩词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因为“爱国”，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宽泛的历史概念，适合于任何一个对祖国抱有热情的人，辛弃疾则并不限于一般地歌颂祖国和热爱华夏文化”。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稼轩词表达了“挽救国家民族的伟大志愿”，对“国家和民族存亡”及“华夏文化沦亡”的深切优虑[3]P19。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都是从以南宋为“国”，北金为“敌”的角度立论的，其“国家”、“民族”的概念并不包括北方的金国。也就是说，辛词的爱国主义性质是定位在抗击“外国”、“异族”侵略这一层次之上的。还有一点也很明确，论者所使用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与“中国”、“中华民族”的一般意义完全相同[4]P121122。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这个间题，就会发现这种通行的观点实际上并未科学地揭示出稼轩词爱国精神的客观本质。
这首先涉及到对辛弃疾所处时代的宋金对峙局面，特别是当时金国政权性质的看法间题。宋金分立与历史上一般的分裂状态(如东汉后的三国、宋统一前的十国)不同，它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亦即“夏”、“夷”之间的对峙。因此，要正确地认识稼轩词中的反金扶宋思想的性质，就不能不注意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辩”观念。这种“夷夏之辩”至少包括了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夷夏一家”的观点;一是“尊夏攘夷”的主张。对辛弃疾反金扶宋思想的理解也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关于“夷夏一家”的观点，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曾这样论述道: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成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 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钱氏之说指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古代的华、夷之分并不等同于今天的中外之别;其二，华、夷区别的标准主要是“文化”而非“血缘”。在地理观念处于封闭状态的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国，应该承认钱氏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周秦以来天下一体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历史上分裂的南北双方历来都被包括在大中国的概念之中。如唐分修《南史》和《北史》，双方同等看待，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关于“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余皆为膺伪哉”。的言论，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其实，当时南宋人包括辛弃疾本人也没有认为宋、金对立与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有什么本质不同。
稼轩词产生的十二世纪下半叶，女真族实际已经完成了由“夷”到“华”的“文化”转变[5]P202206。地处东北一隅的女真族，自1115年脱离辽而建国，短短十二年间，便相继灭辽与北宋，由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发展为雄据北部中国的强大王朝，并使南方的南宋成为其臣附之国。女真族军事上节节胜利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汉化的过程，即逐步融入华夏文明的过程。正如《金史艺文志》所述: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炸藉图，宋士多归之。熙宗钦喝先圣，北面如弟子礼。
金统治者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施，使这个起步于落后游牧社会的政权性质逐步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根据史学界通行的观点，十二世纪下半叶，正是金朝历经熙宗、海陵和世宗儿朝的努力，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废除女真旧制，最终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如政治制度由起初的“一切依本朝制度”，逐渐过渡到实行“南北面官制”，最后，至熙宗时，废除勃极烈制，全面实行汉官制[6]P1732。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金初(1123年)即恢复的作为文化主要传承渠道的科举选拔制，至海陵天德二年(1150年)又增设殿试，且定为三年一试，其制渐臻完善，从而在文化结构和人事结构两方面保证了金国政权和社会作为“中国”与华夏文明的延续的性质。还需提及的是，对于金国的“文治”辛弃疾也是不否认的，他说:金“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逛乱其耳目。”金源统治者汉化的结果，已从“道统”即文化上使金国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正是由此它取得了广大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以致出现了史书所称“宋士多归之”情况。这一点，元初南宋遗民家兹翁在《题中州诗集后》中借评论金源文学说得很清楚:“迫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之所自来，必日宗于某;言文派之所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之外，皆中州也，况于中州者乎?”家兹氏还对元遗山以“天下士”的身分编辑《中州集》“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的“卓荤”胸怀，表示十分赞赏。可以说除了皇帝的种姓不同之外，金政权与南宋政权在本质上已无大的差别[7]P75189。这一阶段的女真族统治已与其初入中原时以破坏为主的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此时宋金关系也进人了力量均衡、双方都不具备统一条件的相峙阶段，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南、北朝时代。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双方对峙和东汉之后的三国鼎立一样，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
目 录
1 绪论 1
2 夷夏之辩与正义之感 2
2.1 夷夏之辩 2
2.2 正义之感 4
3 大一统观与补天情结 7
3.1大一统观 7
3.2补天情节 8
4 功名意识与救世理想 10
4.1功名意识 10
4.2救世理想 11
4.3辛弃疾的功名意识 13
结论 14
致 谢 15
参考文献 16
1 绪论
辛弃疾，是南宋最重要的词人，金熙宗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生于金辖区的山东济南，于金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南渡投宋，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卒于宋辖区江西铅山寓所。今所见稼轩词六百余首，均作于南渡后，也就是说，十二世纪下半叶是词人活动与创作的基本时间范围。以宋金对峙、南北分裂为特征的这半个世纪，是中国古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也相应呈现出其特有的形态与性质。作为文化载体的稼轩词，就其思想蕴涵而言，自然也是这种特定文化的产物[1]P8790。又由于其内容与当时政治形势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化”意味也更为明显与深刻。一般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稼轩词思想的精髓与价值之所在，但由于缺乏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对这种爱国精神之“思想基础”的客观、具体的分析与鉴别，从而导致了长期以来这方面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2]P199204。只有澄清了这些间题，才能真正地认识稼轩词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将今人的概念和思想贴附于古人，再据此去推断其思想内涵，这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必须避免的。我们认为，在稼轩词中并不存在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其词作中所表达的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有着其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当时历史背景上的特定的内容性质与表现形态。须指出的是，它又往往与今天看来具有明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显落后性的一些观念杂揉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认真的辨析。本文拟就这方面略呈浅见，以求正于大方。
2 夷夏之辩与正义之感
2.1 夷夏之辩
“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这是辛弃疾南渡后，于乾道元年(1165)上孝宗皇帝的《美芹十论》中的一段话，事实的确如此，反金、恢复、洗雪国耻的主张，是辛弃疾政治思想的一面旗帜，也是《稼轩词》最重要的思想内容。正是据此，辛弃疾被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应该说辛弃疾于此评价是当之无愧的，问题是稼轩词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因为“爱国”，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宽泛的历史概念，适合于任何一个对祖国抱有热情的人，辛弃疾则并不限于一般地歌颂祖国和热爱华夏文化”。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稼轩词表达了“挽救国家民族的伟大志愿”，对“国家和民族存亡”及“华夏文化沦亡”的深切优虑[3]P19。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都是从以南宋为“国”，北金为“敌”的角度立论的，其“国家”、“民族”的概念并不包括北方的金国。也就是说，辛词的爱国主义性质是定位在抗击“外国”、“异族”侵略这一层次之上的。还有一点也很明确，论者所使用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与“中国”、“中华民族”的一般意义完全相同[4]P121122。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这个间题，就会发现这种通行的观点实际上并未科学地揭示出稼轩词爱国精神的客观本质。
这首先涉及到对辛弃疾所处时代的宋金对峙局面，特别是当时金国政权性质的看法间题。宋金分立与历史上一般的分裂状态(如东汉后的三国、宋统一前的十国)不同，它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亦即“夏”、“夷”之间的对峙。因此，要正确地认识稼轩词中的反金扶宋思想的性质，就不能不注意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辩”观念。这种“夷夏之辩”至少包括了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夷夏一家”的观点;一是“尊夏攘夷”的主张。对辛弃疾反金扶宋思想的理解也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关于“夷夏一家”的观点，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曾这样论述道: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成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 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钱氏之说指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古代的华、夷之分并不等同于今天的中外之别;其二，华、夷区别的标准主要是“文化”而非“血缘”。在地理观念处于封闭状态的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国，应该承认钱氏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周秦以来天下一体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历史上分裂的南北双方历来都被包括在大中国的概念之中。如唐分修《南史》和《北史》，双方同等看待，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关于“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余皆为膺伪哉”。的言论，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其实，当时南宋人包括辛弃疾本人也没有认为宋、金对立与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有什么本质不同。
稼轩词产生的十二世纪下半叶，女真族实际已经完成了由“夷”到“华”的“文化”转变[5]P202206。地处东北一隅的女真族，自1115年脱离辽而建国，短短十二年间，便相继灭辽与北宋，由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发展为雄据北部中国的强大王朝，并使南方的南宋成为其臣附之国。女真族军事上节节胜利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汉化的过程，即逐步融入华夏文明的过程。正如《金史艺文志》所述: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炸藉图，宋士多归之。熙宗钦喝先圣，北面如弟子礼。
金统治者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施，使这个起步于落后游牧社会的政权性质逐步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根据史学界通行的观点，十二世纪下半叶，正是金朝历经熙宗、海陵和世宗儿朝的努力，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废除女真旧制，最终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如政治制度由起初的“一切依本朝制度”，逐渐过渡到实行“南北面官制”，最后，至熙宗时，废除勃极烈制，全面实行汉官制[6]P1732。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金初(1123年)即恢复的作为文化主要传承渠道的科举选拔制，至海陵天德二年(1150年)又增设殿试，且定为三年一试，其制渐臻完善，从而在文化结构和人事结构两方面保证了金国政权和社会作为“中国”与华夏文明的延续的性质。还需提及的是，对于金国的“文治”辛弃疾也是不否认的，他说:金“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逛乱其耳目。”金源统治者汉化的结果，已从“道统”即文化上使金国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正是由此它取得了广大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以致出现了史书所称“宋士多归之”情况。这一点，元初南宋遗民家兹翁在《题中州诗集后》中借评论金源文学说得很清楚:“迫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之所自来，必日宗于某;言文派之所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之外，皆中州也，况于中州者乎?”家兹氏还对元遗山以“天下士”的身分编辑《中州集》“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的“卓荤”胸怀，表示十分赞赏。可以说除了皇帝的种姓不同之外，金政权与南宋政权在本质上已无大的差别[7]P75189。这一阶段的女真族统治已与其初入中原时以破坏为主的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此时宋金关系也进人了力量均衡、双方都不具备统一条件的相峙阶段，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南、北朝时代。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双方对峙和东汉之后的三国鼎立一样，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
版权保护: 本文由 hbsrm.com编辑，转载请保留链接: www.hbsrm.com/rwxy/hyywx/8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