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黄州时期禅意诗
摘 要在苏轼跌跌宕宕的人生中，诗词无数，但本论文则是根据肖占鹏，李勃洋所作的《苏轼禅意诗校注》进行挑选出了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禅意诗进行论述。首先从大的社会政治环境分析苏轼思想文化转型的形成原因；然后从日常生活、旅居佛寺、佛典禅僧等涉佛禅的诗歌分别阐述苏轼诗展现的禅意；最后从对后世人生态度的影响和文化传承的影响论述苏轼禅意诗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以及禅意诗的传承。
目 录
引 言 1
1 苏轼谪居黄州时的时代背景 2
1.1 腐败黑暗的政治环境 2
1.2 饱受波折的生活经历 3
2 苏轼谪居黄州禅意诗内容分类 4
2.1 日常生活类 4
2.2 旅居佛寺类 5
2.3 佛典禅僧类 6
3 苏轼谪居黄州禅意诗的文化影响 9
3.1 对后世人生态度的影响 9
3.2 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10
结 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引 言
苏轼早年“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21岁便与弟苏辙随父进京应试，受到仁宗皇帝的褒奖，名满京师。但苏轼为官锐意过于显露，曾批评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此后在朝廷权力之争中，他屡遭挫折，几经贬官，而苏轼的仕途际遇，正应了王安石的一句话：“我要让他滚开，离我越远越好。”至此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成为了苏轼人生的分水岭。[1]P120
不仅如此，在被贬黄州的四年(1080年—1084年)里，苏轼以其深沉的思考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赋来考问人生，或寄托人生之感，或戏其归隐之心，其境界和思想内容无不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这个时期的苏轼正是通过诗词文赋传递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1]P120
而在黄州的这个人生大转折中，苏轼不仅让他的文风有所改变，就连在思想上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苏轼诗歌创作奔放外露，狂放不羁，尤其是儒家的致君尧舜的情怀深入诗歌其中，但是此后苏轼诗歌逐渐转变风格，并以一种内敛虚静，随缘自适，平和超脱的态度身处这复杂的社会。
所以苏轼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更多的是和佛禅打交道，其中在他的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诗歌中引用的佛典佛语总计50篇88次33类[2]P143，是苏轼整个人生中最多的；在这一时期苏轼与寺僧交往的诗作总计19首18位21次[2]P153，在苏轼整个人生中可以排第二高峰期；在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歌中涉及佛寺禅院的也有31篇18座[2]P161。因此苏轼此时的禅意诗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接下来本人则以肖占鹏、李勃洋等人的《苏轼禅意诗校注》为底本，对苏轼黄州时期的创作背景、内容分类以及苏轼对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简要的论证阐述。
1 苏轼谪居黄州时的时代背景
苏轼在“乌台诗案”正式来临之前也算是顺风顺水，但没想到在这一次重击之后，便只能谪居黄州，因此此时的苏轼闭门谢客，整日与佛为伴。而在这个阶段，苏轼的内心矛盾异常丰富激烈；所以我们在他创作大量的涉及佛禅的诗词中可以发现，苏轼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去感受这世间的悲喜，这对于苏轼也是一个多层次的精神文化洗礼。而在精神文化转变之际，苏轼到底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才让他的生活如此波折呢，接下来就苏轼黄州时期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论证探讨。
1.1腐败黑暗的政治环境
苏轼被贬皆因“乌台诗案”，由于此时的政治环境充满了利益的牵扯，也让一心为民的苏轼显得格格不入：苏轼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入仕，在这时守旧派与革新派在朝堂上对峙，双方斗争也是十分的激烈。而隶属于守旧派的苏轼也曾守旧派的多次上书神宗，以表示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但神宗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因厌倦朝堂纷争，苏轼便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苏轼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等地知府。在这期间，苏轼创作了一些讽刺性的诗文，用来讽刺和揭发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苏轼的做法也彻底激怒了革新派，于是革新派便有意曲解苏轼诗文的含义，从而策划了“乌台诗案”，称苏轼写文讪谤朝政、斥责帝君。
宋神宗听闻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尊将苏轼从湖州押解至京城入狱。革新派将苏轼作的诗曲解符合，无端揣测。他们对于苏轼诗歌故意曲解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便是《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8]P877
此诗本是咏物诗，但革新派则曲解诗意，说此诗有犯上之意，因此乌台诗案于朝堂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3]。有素未谋面的，有与苏轼交好的朋友，有对苏轼心寄同情的纷纷出面营救苏轼或为其祈祷。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的老百姓也为苏轼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乌台诗案之前，潇洒自如是苏轼诗词的主体风格，其中有许多抒发自己政治豪情的诗句；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词中多为生活而作，更多的是人生感悟；尤 其是黄州时期，更是其创作生活感悟类诗词的巅峰，这一时期的诗词充满了禅意，更是达到了豁然恬淡之境。
1.2饱受波折的生活经历
苏轼仕途不顺，多次被贬谪，每次贬谪都对苏轼的入世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就苏轼整个创作生涯做分期，有人就被贬海分为南两个阶段，有人就被贬黄州和岭南为界分为三个阶段，也有人就签判凤翔、熙宁还朝、莅杭守密、入徐任湖、被贬谪黄、应召还朝、再度谪惠、流落儋州八个阶段的，大家众说纷纭，但让大多数人认可的就是分三个阶段的。因为在两度被贬之后，苏轼的思想、创作风格上以及人生态度上都有所改变，所以在心境上，也更趋于平和，对人对事也更加的通透。
在苏轼不是一帆风顺的仕途生活中，被贬黄州的前期朝廷其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复杂，官场黑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牵扯，使苏轼在朝堂之上被处处压制和排挤，不仅如此苏轼自由豪放的性格还受封建的道德伦理的束缚。因此，他虽有治国之抱负但又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生活充满了苦闷。《江诚子密州出猎》可以说是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苏轼的诗词中也常常流露出对政治的厌倦和逃避世俗的情绪。苏轼的个性矛盾而复杂，这导致其既不愿意因不愿同流合污而放弃年少时的入仕之志，又不愿意在污浊中奋斗挣扎；而是作壁上观，在超脱中保持内心的恬淡、平静。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从而导致其既不愿意“唯王安石是师”，也不愿意“唯司马光是随”。
目 录
引 言 1
1 苏轼谪居黄州时的时代背景 2
1.1 腐败黑暗的政治环境 2
1.2 饱受波折的生活经历 3
2 苏轼谪居黄州禅意诗内容分类 4
2.1 日常生活类 4
2.2 旅居佛寺类 5
2.3 佛典禅僧类 6
3 苏轼谪居黄州禅意诗的文化影响 9
3.1 对后世人生态度的影响 9
3.2 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10
结 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引 言
苏轼早年“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21岁便与弟苏辙随父进京应试，受到仁宗皇帝的褒奖，名满京师。但苏轼为官锐意过于显露，曾批评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此后在朝廷权力之争中，他屡遭挫折，几经贬官，而苏轼的仕途际遇，正应了王安石的一句话：“我要让他滚开，离我越远越好。”至此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成为了苏轼人生的分水岭。[1]P120
不仅如此，在被贬黄州的四年(1080年—1084年)里，苏轼以其深沉的思考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赋来考问人生，或寄托人生之感，或戏其归隐之心，其境界和思想内容无不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这个时期的苏轼正是通过诗词文赋传递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1]P120
而在黄州的这个人生大转折中，苏轼不仅让他的文风有所改变，就连在思想上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苏轼诗歌创作奔放外露，狂放不羁，尤其是儒家的致君尧舜的情怀深入诗歌其中，但是此后苏轼诗歌逐渐转变风格，并以一种内敛虚静，随缘自适，平和超脱的态度身处这复杂的社会。
所以苏轼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更多的是和佛禅打交道，其中在他的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诗歌中引用的佛典佛语总计50篇88次33类[2]P143，是苏轼整个人生中最多的；在这一时期苏轼与寺僧交往的诗作总计19首18位21次[2]P153，在苏轼整个人生中可以排第二高峰期；在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歌中涉及佛寺禅院的也有31篇18座[2]P161。因此苏轼此时的禅意诗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接下来本人则以肖占鹏、李勃洋等人的《苏轼禅意诗校注》为底本，对苏轼黄州时期的创作背景、内容分类以及苏轼对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简要的论证阐述。
1 苏轼谪居黄州时的时代背景
苏轼在“乌台诗案”正式来临之前也算是顺风顺水，但没想到在这一次重击之后，便只能谪居黄州，因此此时的苏轼闭门谢客，整日与佛为伴。而在这个阶段，苏轼的内心矛盾异常丰富激烈；所以我们在他创作大量的涉及佛禅的诗词中可以发现，苏轼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去感受这世间的悲喜，这对于苏轼也是一个多层次的精神文化洗礼。而在精神文化转变之际，苏轼到底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才让他的生活如此波折呢，接下来就苏轼黄州时期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论证探讨。
1.1腐败黑暗的政治环境
苏轼被贬皆因“乌台诗案”，由于此时的政治环境充满了利益的牵扯，也让一心为民的苏轼显得格格不入：苏轼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入仕，在这时守旧派与革新派在朝堂上对峙，双方斗争也是十分的激烈。而隶属于守旧派的苏轼也曾守旧派的多次上书神宗，以表示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但神宗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因厌倦朝堂纷争，苏轼便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苏轼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等地知府。在这期间，苏轼创作了一些讽刺性的诗文，用来讽刺和揭发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苏轼的做法也彻底激怒了革新派，于是革新派便有意曲解苏轼诗文的含义，从而策划了“乌台诗案”，称苏轼写文讪谤朝政、斥责帝君。
宋神宗听闻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尊将苏轼从湖州押解至京城入狱。革新派将苏轼作的诗曲解符合，无端揣测。他们对于苏轼诗歌故意曲解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便是《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8]P877
此诗本是咏物诗，但革新派则曲解诗意，说此诗有犯上之意，因此乌台诗案于朝堂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3]。有素未谋面的，有与苏轼交好的朋友，有对苏轼心寄同情的纷纷出面营救苏轼或为其祈祷。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的老百姓也为苏轼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乌台诗案之前，潇洒自如是苏轼诗词的主体风格，其中有许多抒发自己政治豪情的诗句；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词中多为生活而作，更多的是人生感悟；尤 其是黄州时期，更是其创作生活感悟类诗词的巅峰，这一时期的诗词充满了禅意，更是达到了豁然恬淡之境。
1.2饱受波折的生活经历
苏轼仕途不顺，多次被贬谪，每次贬谪都对苏轼的入世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就苏轼整个创作生涯做分期，有人就被贬海分为南两个阶段，有人就被贬黄州和岭南为界分为三个阶段，也有人就签判凤翔、熙宁还朝、莅杭守密、入徐任湖、被贬谪黄、应召还朝、再度谪惠、流落儋州八个阶段的，大家众说纷纭，但让大多数人认可的就是分三个阶段的。因为在两度被贬之后，苏轼的思想、创作风格上以及人生态度上都有所改变，所以在心境上，也更趋于平和，对人对事也更加的通透。
在苏轼不是一帆风顺的仕途生活中，被贬黄州的前期朝廷其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复杂，官场黑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牵扯，使苏轼在朝堂之上被处处压制和排挤，不仅如此苏轼自由豪放的性格还受封建的道德伦理的束缚。因此，他虽有治国之抱负但又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生活充满了苦闷。《江诚子密州出猎》可以说是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苏轼的诗词中也常常流露出对政治的厌倦和逃避世俗的情绪。苏轼的个性矛盾而复杂，这导致其既不愿意因不愿同流合污而放弃年少时的入仕之志，又不愿意在污浊中奋斗挣扎；而是作壁上观，在超脱中保持内心的恬淡、平静。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从而导致其既不愿意“唯王安石是师”，也不愿意“唯司马光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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