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与崇高谈南北朝民歌的美学差异

摘 要 南北朝乐府民歌上承周民歌、汉乐府,下启唐宋诗词,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次大规模创作,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对南北朝民歌之间的差异从其艺术特色、语言风格、思想内容等多角度多方面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分析和论述。本文在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试图从西方美学中的优美与崇高理论角度,以康德、伯克等人的美学思想为主要理论依据,将其细分为“小与大”、“静与动”、“‘社会生活’与‘自体保存’”、“修饰与纯朴”四个方面来比较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difference. 目 录
第一章 南北朝民歌美学特质比较 1
1.1概述 1
1.2南北朝民歌美学特质的比较 2
1.2.1小与大 2
1.2.2静与动 3
1.2.3“社会生活”与“自体保存” 5
1.2.4修饰与纯朴 6
第二章 南北朝民歌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8
2.1南北朝民歌差异形成的原因 8
2.2南北朝民歌优美与崇高的审美风格对后世的影响 8
结束语 10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2
引言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诗经、汉乐府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却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南朝和北朝的对峙局面,造成南北的文化学术交流较少,各自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值得做一番比较。
有关南北朝民歌的研究自古已有,而到了二十世纪,学界对南北民歌的研究真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学者们也更多地肯定了南北朝民歌的价值。二十世纪的乐府研究,既是传统乐府学的延续,又有它的现代的起点,这期间关于南北朝乐府歌辞的研究有横向和纵向的发展和深化。而近几年里,汉魏六朝乐府歌辞的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大,总体上视野更宽广,角度更多元,在乐府歌辞的音乐性、文学性、制度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把南北朝民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加以研究,也看到了南北民歌之间的诸多差异以及差异背后更多深层的原因。
就南北朝民歌的差异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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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前人也已经从风格、特色、语言、女性爱情观等多种角度对其进行过或多或少的阐发。但是从美学角度出发来比较南北朝民歌差异还不多见,或是从中国传统的美学观点来探讨的,比较零散。笔者从西方美学中“优美与崇高”这一对审美范畴里,找寻到了南北朝民歌差异性的许多契合点,某些前人的观点亦可被归纳其中,而这对审美范畴的内涵外延又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风格论、地理论、创作主体论等等。我们所说魏晋文学的“文的自觉”,同时也是一个美学命题,表现为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而南北朝文学追求形式美,讲求完全无用之艺术,也正是康德口中“无功利”的美的实践,这也是本文选择以美学为切入点的理由。
第一章 南北朝民歌美学特质比较
1.1概述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处在长期的南北分裂对峙状态,前期刘宋与北魏相互对峙,此后的齐、梁统治时期,南北政权之间也时有战争发生。到南朝中后期,北方政权发生动乱,并最终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开始了北方各政权之间不断征战的过程,因此也无暇南顾。北朝人民处于连年的战事之中,民不聊生,而南朝偏安一隅,社会环境则较为稳定和安逸。“民歌”即是作为人民口头创作的一种诗歌文体,自然与这样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密不可分,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直观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乐府民歌”并不是专指“劳动人民”的作品,而是泛指产生于民间的群众性、社会性创作。因此,在当时南北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之下,也产生了风格、内涵迥异的民歌。而它们之间由于这些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差异,又似乎可以在西方美学中的“优美”与“崇高”这对同样迥然相异甚至于被视为彼此独立的审美范畴里找到归依。
优美与崇高是西方美学中一对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优美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具有静态的特征。在形式上,它显得小巧细腻、秀丽温婉、清新自然,表现为一种令人喜爱的感性形式,带给人以轻松愉悦的审美感受,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完全交融契合所达到的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崇高则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处于矛盾激化的状态,具有动态的特征。在形式上,它显得巨大、无限、充满力量。是审美主体在与审美对象的激烈冲突中得到精神升华的过程。
而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也存在着与优美、崇高相类似的一对美学范畴,即阴柔美与阳刚美。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第十五章“刚性美与柔性美”中引“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两句六言诗来概括这两种不同的美。显然,阴柔美偏向于宁静之美,与西方美学中的优美相似,它同样呈现出格局小巧精致的特点,是如同“杏花”“春雨”般的含蓄温婉、纤丽柔和之美。阳刚美则可与崇高比肩,是如同“骏马”“秋风”般的雄浑壮阔、刚劲有力。
尽管西方美学中的优美与崇高同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阴柔美与阳刚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但毕竟二者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根源不同,其中的深层内涵自然也是千差万别。中国和西方一样,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美的现象,也留下过许多关于美的体验的描述,但在中国千年的传承中,“从来没有把‘美’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加以思考,也从来没有形成给‘美’下定义和追寻‘美本身’的历史”。因而较之于中国的美学,西方美学显然更为完备和系统,更能够恰如其分地说明南北朝民歌之间的种种差异和彼此不同的审美取向。
1.2南北朝民歌美学特质的比较
南朝民歌大部分收录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西曲歌”及“神弦歌”部分,此外在“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保存,凡四百余首,多爱情抒情诗,缠绵哀怨、温婉细腻、颇具文采,符合优美的总体特征;北朝民歌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的“梁鼓角横吹曲”中,其余部分则散见于“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凡七十余首,多写战事,表现征战善武之精神,粗犷豪迈,颇有崇高之美。从西方美学中的优美与崇高角度来看,南北朝民歌之间的差异大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比较分析。
1.2.1小与大
康德在他的《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说:“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可以是渺小的。”总体而言,南朝民歌在体制上是小巧的,大多为五言四句,且表现的主题可以说较为狭窄,甚至于略显单一,萧涤非先生将其描述为“千变万转,不出相思”,多是以女性视角写朝暮相思的艳情之歌诗,可窥见其情感细腻之处。除此之外,南朝民歌所描写的场景也较为集中狭小,不过闺阁、居室、郊野、山林河湖之间而已。如:
“反覆华簟上,屏帐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夏歌二十首(二)》)
华簟,精美的细竹席。屏帐,室中张设的帷帐。在华美的竹席上坐卧不安,起身复又坐下,屋中的屏风和帷帐也收将起来,只望早早见到郎君。郎君来了又急急拦下,嗔道郎君你且不可再往前,待我好好整理仪容,不可让君瞧见我憔悴模样。“华簟”、“屏帐”都是当时居室中的典型布置,指出诗歌情景即发生在居室之中,前两句写思慕郎君辗转反侧,后两句写女子在郎君面前的千娇百媚。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朱珰。玉枕龙须席,郎眠何处床。”(《长乐佳八首(八)》)
红罗,红色的轻软丝织品,可作为制作帷帐的材料。复斗帐,复,双层;“斗帐”是一种小帐,形如向下覆着的斗。朱珰,屋椽头的装饰,即“瓦当”。龙须席,汉族民间夏日床上用品,以龙须草织成的席,流行于江南地区,因用龙须草制成而得名。红罗织就的双层斗帐向下覆着,屋里四角装饰着的朱珰。枕的是玉枕,睡的是龙须席,而郎君睡的又是哪一张床呢?故又是相思意态,“红罗”、“朱珰”、“玉枕”可见居室之华丽,但即便居室装饰得再美,用的物什再精致奢侈,始终抵不上有郎君陪伴在身旁,以场景布置之华丽衬女子日夜思郎之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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