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墙头马上西厢记反映婚恋观的变化
年 月 日摘 要爱情与婚姻一直是文人经久不衰的创作焦点，以爱情与婚姻为主题的作品也一直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一席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人墨客对于爱情的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元代文人的婚恋观念比唐代文人的更加成熟开放，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变化受到作者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将以元杂剧中的爱情剧《墙头马上》、《西厢记》，以及它们的前身文学素材唐诗《井底引银瓶》和唐传奇《莺莺传》为例，从李千金裴少俊和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差异，来探讨随着时间发展而产生的婚恋观变化。先横向总结唐、元两代的婚恋观念，再纵向比较唐、元婚恋观的差异，结合元代社会背景与文人的创作环境探究婚恋观变化的原因，总结反映的婚恋观的变化。
目 录
一、 前言 1
二、《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中的爱情与婚姻 2
（一）《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中的爱情与婚姻 2
（二）《莺莺传》的“多情女薄情郎” 2
三、《墙头马上》《西厢记》中的爱情与婚姻 4
（一）《墙头马上》的“自由圆满” 4
（二）《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4
四、婚恋观的差异 6
（二）从始乱终弃到矢志不渝 6
（二）从礼教忍情到自由开放 6
（三）从封建包办到婚姻自主 7
（四）从爱情让步仕途到爱情事业双丰收 8
五、社会婚恋观转变的因素 9
（一）社会与市井文化 9
（二）社会文人地位 9
（三）传播对象与传播形式 10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3
一、前 言
目前国内外对《墙头马上》和《西厢记》的故事及其演变均有所研究，但从元杂剧的文本本身去探讨唐元婚恋观变化的甚少，把《墙头马上》和《西厢记》两者结合探讨研究的更少。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有些研究是比较元婚恋剧与唐爱情传奇的异同；或者是研究导致唐元剧本差异的时代原因；或者是关注元杂剧中女主人公的转变；或者是更关注故事剧本的变化。虽然有很多关于元杂剧与元代婚恋观的研究，但从元杂剧观照婚恋观的转变的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研究甚少。
正如《唐人小说》中所说“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元明清的文学作品相较于唐代文学作品在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方面均有所突破，其中所改编的爱情故事走向也说明了两代爱情观的变化。因此，本文将以元杂剧《墙头马上》、《西厢记》，和他们的前身文学作品《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为例，探讨婚恋观的转变。
二、《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中的爱情与婚姻
（一）《井底引银瓶》的“发乎情，止乎礼”
白居易在《井底引银瓶》中劝诫人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他以银瓶玉簪来比喻美好的事物，用瓶碎簪折来形容不幸的结局。银瓶落井素来就有夫妇离异的意蕴，因此以瓶碎簪折来形容诗中女子的故事。诗中先以“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说明女子的悲惨现状，然后用大段的诗句去描述女子与君相识、私奔的过去，而女子又在回忆中耽溺于“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的美好过往之中。白居易用大段的文字描写男女相处时的美好画面，却又在开头告诉了我们不幸的结局，让读者在看到美好过往的同时，也时刻警醒到瓶碎簪折的不幸。
《井底引银瓶》在题材上是一首弃妇诗，但不同于其他弃妇诗中男女婚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它描述的是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定终身的悲剧。唐朝商品经济发达，青年男女在当时社会上有着之前社会想不到的自由，他们甚至有机会可以私定终身并且私奔。但是传统的礼法教条又在扼制着他们，社会上的批判、父母或长辈的反对、邻里的目光都在间接地压迫着他们，最终制造出了很多惨剧。在白居易笔下，女子的结局完全展现了《礼记》中的“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的画面。这不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也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家思想。他从心底同情女子，却也赞同当时社会上的礼法道德。因此在诗中，白居易批判摧残人性的礼教，同时也怜悯被抛弃的女子。他一方面赞赏着女子自由恋爱的思想，一方面又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这也是中唐大多数文人的思想观念，他们的内心有着对礼与情的矛盾，因此发出“发乎情，止乎礼”的主张。
（二）《莺莺传》的“多情女薄情郎”
在《莺莺传》一文中，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又变心将她遗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无耻地表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能忍痛割爱。但由于崔莺莺的形象被作者刻画的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深得读者的心，以至于作者后期为了替张生开脱而说崔莺莺为“尤物妖孽”时，无法得到读者的赞同。也因此在《莺莺传》后续的流传演变中，由于众多文人墨客对莺莺的喜爱，在创作改编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她的悲惨结局和张生的形象，使作品中的张生与莺莺相配。
在《莺莺传》中，崔莺莺是一位典型的闺阁少女。因为礼教的压抑使她强烈地渴望爱情，但由于家教甚严，只能隐藏在内心，甚至在他人面前作出与内心完全相反的行为。她在憧憬和内疚中不断拉扯，在她的心中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造就了她的性格。在文中崔莺莺最终也未能摆脱社会礼法道德加在她身上的思想桎梏，她表现出的这种矛盾，真切地反映了她犹豫动摇背叛礼教的过程。而文中的男主张生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言语，在莺莺嫁人他已娶妻之后要求以外兄相见的行为，塑造出了一个不怪我怪她内心洋洋自得的负心汉形象。他对莺莺的始乱终弃，污蔑莺莺，向好友吹嘘等行为，都在加深这副虚伪的负心人的形象，实在使人厌恶。
《莺莺传》中莺莺在追求恋情中表现出的自我否定，她对张生的不信任，对未来的绝望，都展现了她不会去争取自己和张生的未来。而张生的行为又始终放浪形骸，绝非良人，也不会为莺莺停留。错误的时间遇见了错误的人，最终崔莺莺的多情终错付，也突出了作品中的“多情女薄情郎”形象。
三、《墙头马上》《西厢记》中的爱情与婚姻
（一）《墙头马上》的“自由圆满”
《墙头马上》是一部有着灼热气息的爱情喜剧，素材来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在白诗中这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而在白朴的《墙头马上》中，它所表达的思想和故事的结局，都与原诗有很大差异。在《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对感情有着强烈的欲望，她大胆而鲜活地追求爱情，她反抗着封建家长的权威，她有着白诗中的女子所不具备的勇气，她为自己和裴少俊的未来而努力抗争。较白诗而言，《墙头马上》的李千金更加肆意人生敢作敢为，像一头勇敢生动的小鹿为爱情奋不顾身，她的故事也因为她的个人魅力，而令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墙头马上》的李千金，从一开始就毫不掩盖自己对于爱情的渴望，她在第一折中就有着大胆的语句“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突，梧桐枝隐凤双栖。”表现出她既言情又言性的闺阁小姐形象。当她在墙头与裴少俊相逢后，她恳求梅香来帮忙，约裴少俊幽会。当被嬷嬷撞破，面对嬷嬷给出的两个选择，一是裴少俊高中后再来娶李千金，二是两人现在私奔待裴少俊得官后再来认亲。李千金选择了后者牺牲自己，与裴少俊离家私奔。她不像待字深闺的少女那样羞羞答答，反倒和其他元杂剧本中的青楼女子形象有点相似，这不仅是当时闺阁文学和青楼文学交叉产生的元杂剧妇女形象，也是白朴受到当时社会上市井女性有胆有识敢作敢为性格影响的体现。在作品中作者充分利用戏剧的冲突来刻画人物的形象，丰满了李千金的果断大胆的性格；也展示了裴少俊反抗父权苍白无力的懦弱形象；刻画了裴尚书反对子女自由恋爱的封建家长形象。
目 录
一、 前言 1
二、《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中的爱情与婚姻 2
（一）《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中的爱情与婚姻 2
（二）《莺莺传》的“多情女薄情郎” 2
三、《墙头马上》《西厢记》中的爱情与婚姻 4
（一）《墙头马上》的“自由圆满” 4
（二）《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4
四、婚恋观的差异 6
（二）从始乱终弃到矢志不渝 6
（二）从礼教忍情到自由开放 6
（三）从封建包办到婚姻自主 7
（四）从爱情让步仕途到爱情事业双丰收 8
五、社会婚恋观转变的因素 9
（一）社会与市井文化 9
（二）社会文人地位 9
（三）传播对象与传播形式 10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3
一、前 言
目前国内外对《墙头马上》和《西厢记》的故事及其演变均有所研究，但从元杂剧的文本本身去探讨唐元婚恋观变化的甚少，把《墙头马上》和《西厢记》两者结合探讨研究的更少。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有些研究是比较元婚恋剧与唐爱情传奇的异同；或者是研究导致唐元剧本差异的时代原因；或者是关注元杂剧中女主人公的转变；或者是更关注故事剧本的变化。虽然有很多关于元杂剧与元代婚恋观的研究，但从元杂剧观照婚恋观的转变的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研究甚少。
正如《唐人小说》中所说“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元明清的文学作品相较于唐代文学作品在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方面均有所突破，其中所改编的爱情故事走向也说明了两代爱情观的变化。因此，本文将以元杂剧《墙头马上》、《西厢记》，和他们的前身文学作品《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为例，探讨婚恋观的转变。
二、《井底引银瓶》《莺莺传》中的爱情与婚姻
（一）《井底引银瓶》的“发乎情，止乎礼”
白居易在《井底引银瓶》中劝诫人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他以银瓶玉簪来比喻美好的事物，用瓶碎簪折来形容不幸的结局。银瓶落井素来就有夫妇离异的意蕴，因此以瓶碎簪折来形容诗中女子的故事。诗中先以“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说明女子的悲惨现状，然后用大段的诗句去描述女子与君相识、私奔的过去，而女子又在回忆中耽溺于“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的美好过往之中。白居易用大段的文字描写男女相处时的美好画面，却又在开头告诉了我们不幸的结局，让读者在看到美好过往的同时，也时刻警醒到瓶碎簪折的不幸。
《井底引银瓶》在题材上是一首弃妇诗，但不同于其他弃妇诗中男女婚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它描述的是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定终身的悲剧。唐朝商品经济发达，青年男女在当时社会上有着之前社会想不到的自由，他们甚至有机会可以私定终身并且私奔。但是传统的礼法教条又在扼制着他们，社会上的批判、父母或长辈的反对、邻里的目光都在间接地压迫着他们，最终制造出了很多惨剧。在白居易笔下，女子的结局完全展现了《礼记》中的“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的画面。这不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也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家思想。他从心底同情女子，却也赞同当时社会上的礼法道德。因此在诗中，白居易批判摧残人性的礼教，同时也怜悯被抛弃的女子。他一方面赞赏着女子自由恋爱的思想，一方面又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这也是中唐大多数文人的思想观念，他们的内心有着对礼与情的矛盾，因此发出“发乎情，止乎礼”的主张。
（二）《莺莺传》的“多情女薄情郎”
在《莺莺传》一文中，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又变心将她遗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无耻地表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能忍痛割爱。但由于崔莺莺的形象被作者刻画的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深得读者的心，以至于作者后期为了替张生开脱而说崔莺莺为“尤物妖孽”时，无法得到读者的赞同。也因此在《莺莺传》后续的流传演变中，由于众多文人墨客对莺莺的喜爱，在创作改编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她的悲惨结局和张生的形象，使作品中的张生与莺莺相配。
在《莺莺传》中，崔莺莺是一位典型的闺阁少女。因为礼教的压抑使她强烈地渴望爱情，但由于家教甚严，只能隐藏在内心，甚至在他人面前作出与内心完全相反的行为。她在憧憬和内疚中不断拉扯，在她的心中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造就了她的性格。在文中崔莺莺最终也未能摆脱社会礼法道德加在她身上的思想桎梏，她表现出的这种矛盾，真切地反映了她犹豫动摇背叛礼教的过程。而文中的男主张生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言语，在莺莺嫁人他已娶妻之后要求以外兄相见的行为，塑造出了一个不怪我怪她内心洋洋自得的负心汉形象。他对莺莺的始乱终弃，污蔑莺莺，向好友吹嘘等行为，都在加深这副虚伪的负心人的形象，实在使人厌恶。
《莺莺传》中莺莺在追求恋情中表现出的自我否定，她对张生的不信任，对未来的绝望，都展现了她不会去争取自己和张生的未来。而张生的行为又始终放浪形骸，绝非良人，也不会为莺莺停留。错误的时间遇见了错误的人，最终崔莺莺的多情终错付，也突出了作品中的“多情女薄情郎”形象。
三、《墙头马上》《西厢记》中的爱情与婚姻
（一）《墙头马上》的“自由圆满”
《墙头马上》是一部有着灼热气息的爱情喜剧，素材来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在白诗中这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而在白朴的《墙头马上》中，它所表达的思想和故事的结局，都与原诗有很大差异。在《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对感情有着强烈的欲望，她大胆而鲜活地追求爱情，她反抗着封建家长的权威，她有着白诗中的女子所不具备的勇气，她为自己和裴少俊的未来而努力抗争。较白诗而言，《墙头马上》的李千金更加肆意人生敢作敢为，像一头勇敢生动的小鹿为爱情奋不顾身，她的故事也因为她的个人魅力，而令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墙头马上》的李千金，从一开始就毫不掩盖自己对于爱情的渴望，她在第一折中就有着大胆的语句“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突，梧桐枝隐凤双栖。”表现出她既言情又言性的闺阁小姐形象。当她在墙头与裴少俊相逢后，她恳求梅香来帮忙，约裴少俊幽会。当被嬷嬷撞破，面对嬷嬷给出的两个选择，一是裴少俊高中后再来娶李千金，二是两人现在私奔待裴少俊得官后再来认亲。李千金选择了后者牺牲自己，与裴少俊离家私奔。她不像待字深闺的少女那样羞羞答答，反倒和其他元杂剧本中的青楼女子形象有点相似，这不仅是当时闺阁文学和青楼文学交叉产生的元杂剧妇女形象，也是白朴受到当时社会上市井女性有胆有识敢作敢为性格影响的体现。在作品中作者充分利用戏剧的冲突来刻画人物的形象，丰满了李千金的果断大胆的性格；也展示了裴少俊反抗父权苍白无力的懦弱形象；刻画了裴尚书反对子女自由恋爱的封建家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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