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魏晋名士的影响[20191210161655]
内容摘要：通过整理分析《世说新语》中的相关材料，从佛学对名士交流的影响、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及玄学的影响这三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名士交流这方面是从名士之间交往无界、名士佛徒化、高僧名士化三个角度来展开论述，再从走向的多元化、生命观的丰富性以及友情观的成熟化三个角度来分析佛学对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最后再从清谈活动、玄学家谈佛经、玄学的佛学化三个角度出发完成佛学对名士玄学影响的探析。通过这一独特的角度可以探究出魏晋名士的风采以及了解魏晋时期佛学发展的特点和儒道释融合的时代特征。希望通过此次研究，能为研究宗教的发展以及魏晋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现象做一点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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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世说新语》魏晋名士佛学交流人生态度玄学
目 录
一、引言 1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交流的影响 2
（一）交往无界 2
（二）名士佛徒化 3
（三）高僧名士化 4
三、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 6
（一）走向的多元化 6
1.仕隐兼修 7
2.纯粹隐士 8
（二）生命观的丰富性 9
1.热爱生命 9
2.视死如归 11
（三）友情观的成熟化 12
1.珍惜友情 12
2.平淡人生 13
四、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玄学的影响 14
（一）清谈活动 14
（二）玄学家谈佛经 16
（三）玄学的佛学化 17
五、结语 19
参考文献 20
致谢 21
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一、引言
《世说新语》是一部魏晋时期名士的传书，里面记载的上至帝王，下至僧侣众多名士的言行轶事，是研究魏晋时期人物、风俗、语言、文化、宗教的良好媒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世说新语》的编者是刘义庆，对其进行加注的是刘孝标。刘孝标对其加注极尽心力，他在加注的过程中引用了400多种经史杂著。在刘孝标的补缺和纠谬之下，书中人物事迹更加详备。后人对此书的注释的版本有很多，余嘉锡先生、杨勇先生、徐震谔先生都对《世说新语》进行过注解，启发后世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校注本是余嘉锡先生殚精竭虑耗费十余年完成的《世说新语笺疏》，这一版的注释不仅将《世说新语》中的名人轶事一一加以考据,而且也有所评论，启发后来学者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世说新语》一书加上刘孝标注，所涉及的人物一共有15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活跃在魏晋时期上层社会的名士阶层，透过此书完全可以一窥魏晋时期名士的生活状态、生存态度以及思想观念等。而作为名士阶层中独特的一支群体——僧人，在此书中涉及的人物也颇多，“《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文达84处，其中正文80处，刘注4处；提及的僧人达22人，其中姓名可考者17人”，书中记载了大量名士近佛、名士读佛经的事例。因此，足以从《世说新语》中窥探出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名士阶层的生活、人格、思想的改变有很大的渊源。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从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佛教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由于玄学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帝王贵族的推动。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佛教在这个特殊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说过“西晋名士之佛学，今不能详。东晋则士大夫颇见有佛教撰述”。佛义、佛理在东晋时深入士大夫阶层之中，名士对佛学也是深有研究，其生活方式、人格思想、文学艺术都深受佛学的影响。士大夫阶层受佛学影响，一股新流注入进去，名士阶层的外在行为和内在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旨在通过此书观察出佛学的快速发展对名士交流、名士人生态度以及名士玄学的影响，展现了魏晋时期佛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道释融合的时代特征。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交流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可以称之为幸与不幸最为交织的时代，战乱不断、国家分裂、政权更迭，难以得到安定。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活跃，这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佛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佛学悄无声息地扎根于中国这一片思想繁荣的土壤上。尤其是在西晋末叶之后，佛学在中国迅速发展，东晋的思想家大多数都是僧人以及和与僧人交往甚密的士大夫阶层。
（一）交往无界
东汉，佛教已经来到东土，洛阳白马寺可证。但是整个东汉未见文人与佛教界人士密切交往的记载。直到魏晋时期，尤其突出的是东晋时期，佛教迅速发展，很大的原因就是名士和名僧交往无界，往来频繁。在当时，不仅是世家大族近佛、奉佛，连最高统治者都与僧人交往密切、好读佛法。佛教风行的原因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提及的“一则双方在生活行事上彼此本有可以相投的地方”，如说谈吐风流、不羁性情、隐仕皆可等。名士和名僧有很多相同点，人以群分，自然两者惺惺相惜交往密切。另一方面就是“佛教跟玄学在理论上实在也有不少可以牵强附会的地方”，实则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它的思想中有许多和老庄玄学相似的地方。此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文人用玄学的观念去理解佛学，因此佛学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玄学的影响，才得以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交往上，僧人首先和最高统治者保留着交往甚密的关系，僧人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尊重。东晋诸帝都爱与僧人结交，晋元帝请竺道潜讲佛经，晋哀帝也曾请竺道潜进宫讲佛教般若经，简文帝和僧人的交往更是频繁，与僧人谈经讲玄，视僧人为知己良友。《方正》第45则刘孝标注：“高逸沙门传曰：‘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 。帝王对深公的敬重可从这一句中窥探得知。不仅是晋元帝和晋明帝敬重深公，深公也在简文帝的身边侍坐，《言语》第48则竺法深在简文坐”，简文帝看中深公的风德，和深公结为殷勤之欢。简文帝不仅仅是和深公一人交好，还很尊重其他僧人。《言语》第39则载道“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高坐道人是西域人，天资高朗，性情高简，不学晋语。对于高坐道人不学本国的语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简文帝不仅不对此反感，反而从僧人的角度为之辩护说是为了减去应对的烦恼。帝王对于僧人不是以一种政治地位上的高姿态压制，而是作为一个欣赏者尊重和敬重他们。
僧人不仅仅是和帝王结交甚好，和当时的世家大族也交往密切。西晋亡以后，一些皇室和门阀世族东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东晋王朝的实质政权是掌握在门阀世族手里的。这些世族大家中多有和名僧交往密切的，王导、周觊、桓彝、庚亮、郗超、王羲之父子、谢安父子、殷浩等都和名僧有交往，也曾向高僧求学或者作为高僧的弟子向之学习。
支遁是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最多的高僧，涉及篇幅多达50处。以支遁为例具体看看名士和名僧的交往情况。《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和名士交往的篇幅俯拾皆是，试看几例：《文学》第36则中写道王羲之是有一股隽气，是极其轻视支遁的，不愿意和支遁来往，但是支遁用自己对于《逍遥游》独特的见解，正是“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从根本上改变了态度，自此变排斥为欣赏，王羲之沉迷于支遁的精辟清谈中，流连忘返。
再举一例，《文学》第40则中写道：支道林、许掾等在会稽王府讲谈《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支道林作为法师，为众多名士讲读《维摩诘经》，众人都赞咏林公的意旨，没有感到厌倦的。可见当时听名僧讲佛经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渗透到了名士阶层，大家都以和名僧交往为风潮。况且讲经的地点是在会稽王府，即是在简文帝的府中，林公可以在最为显贵的皇室家中讲经，其地位可见一斑。名士都急于以林公为师亦或向林公求学。“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这些名士都与林公交往密切，林公既是他们的好友，也是他们的良师。不管是在佛学上的造诣还是在老庄玄学上的独特观点都吸引了许多名士的关注。《晋书 谢安传》中写道“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支遁是作为名僧的代表，他与名士之间交往无界，既和他们在谈玄说理上有交集，在生活中也是密切交往，和谢安、王羲之等人钟情山水，在性情上颇为相似。他们自然是志趣相投，成了知己良友。
（二）名士佛徒化
佛学逐渐渗入到了名士的生活之中，名士近佛、名士读经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众多名士和名僧结伴，一起研读佛经。殷浩、谢安等人曾就《成实论》中的“万形是否入眼”的论题而进行过论辩，王珣曾请沙门僧伽提婆讲《阿毗昙》，王洽曾问过林公“即色游玄论”。名士学习佛经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大部分人都乐于听佛经、讲佛理，其中不乏有精读佛理之人。殷浩对于佛义研究至深，在仕途失意之后，反而让他在佛理上孜孜以求，达到很高的造诣。殷浩读《小品》达到精深的境界，因而想和支道林辩理，却没有机会。原因就是王羲之对林公说过：“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由此可见支遁也不敢保证他对于佛义的理解会超过殷浩。殷浩研读佛理之深可能胜于支遁。名士不仅读经，也有他们对佛法的独到见解。孙绰的《喻道论》至今留存，郗超的《奉法要》代表了东晋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典型认知。佛学义理渗透到了士大夫阶层中，其人生态度、价值取向都受到了佛学的影响。
名士佛徒化典型的代表之一是慧远，他本身就是从名士到高僧转变的典型。慧远出身于书香世家，年幼时跟随舅父令狐氏游学。在游学中他学习儒学，之后又接触《老》《庄》，成为了学识渊博的名士。这位名士不拘泥于儒道这两种主流思想，而是在佛法之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托，落发为僧，随道安修行。慧远本是学富五车的名士，因为《般若经》的感染，而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高僧。名士到高僧的这一转变过程，无疑是名士佛徒化最为直接的表现。
《维摩诘经》是《世说新语》中名僧和名士共同研读的佛经之一，佛经中的在家居士的思想对东晋士人的心态和实践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
《文学》第50则中写道，殷浩被贬的时候开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从感觉太多到遗憾太少这一变化过程，可以想见佛经对于殷浩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对他的思想言行都会产生影响。
不是只有殷浩一人读《维摩诘经》，前文出现的例子《文学》第40则，从众人的反应来看，对于《维摩诘经》的内容并不陌生，众多世家大族都热衷于学习《维摩诘经》。《维摩诘经》迎合了东晋士人的思想，取得了他们的认同。“维摩诘居毗耶离大城度人，虽处居家却不著三界”。这样的居士思想在东晋名士的心中扎根，并且有所实践。东晋的士大夫追求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扬名立万或者是隐居山林，他们渴望达到一种宁静的精神自由，又期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因此《维摩诘经》打破了出世和入世的绝对界限。其中鼓励“仕隐兼修”的观点很好地契合了士大夫的心态。这一居士思想影响了东晋时期活跃的领袖人物。谢安的生存艺术就很好地诠释了居士思想，出则建功立业，隐则纵情潇洒，诗仙李白都仰慕谢安的风流潇洒和功业卓著。正是由于与名僧的交往以及对佛经的研读，魏晋名士的外在表现和内在修为都有明显的佛徒化特征。
（三）高僧名士化
交往后，交往双方的影响是相互的。东晋以来，佛教在文人之间广为流传，许多文人都信仰佛教，比如说谢灵运、顾恺之、雷次宗、孙绰、郗超等，王室贵族以及世族大家都不乏奉佛、信佛之人。还有文人参与宗教活动，甚至帝王都信奉佛法、参与佛经的讲习，还为僧人修建寺院。文人信仰佛教，因而高僧和名士逐渐融为一体。东晋的帝王和世族都优礼僧人，因为“当时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当时名僧的学识才思在名士阶层都是领先的，高僧不仅在佛学上有造诣，而且在传统文化上的了解认知不亚于士大夫。支遁、竺道潜、慧远等名僧学识渊博，对于传统的玄学在原来的基础上有自己新颖的观点。支遁对于《逍遥游》结合佛理有了新的阐释，对于《渔夫》作的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高僧有着极高的传统文化修养，对于老庄的精辟见解足以和当时名士媲美。
清谈时魏晋时期名士必然参与的社会活动，作为高僧经常和名士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谈玄说理，已然辨不清孰是高僧孰是名士。高僧参与清谈是高僧名士化的突出表现，试看名僧清谈的例子：《文学》第55则中写道，支道林在王家和许询、谢安清谈，各对《渔父》作了精妙言论，畅谈抒怀。林公与众多名士在王家谈玄说理，哪里有出世人和尘缘人的差别，在清谈中才思尽显，显出了清谈领袖的风姿。郗超也曾说支遁“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是几百年以来阐释真理的一人。这样高的评价岂不显示了林公的名士风采。林公不仅在清谈上造诣和名士相当，他放鹤养马，悠游山水，追求性灵自由也是其名士化的体现。
名僧多爱隐于山水之中，追求精神的自由。《栖逸》第11则中说康僧渊在依山傍水之处建立屋舍，“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康僧渊隐逸山林，求得心灵上的宁静，如同谢安、王羲之这类名士在山水中抒发性情，亦因隐逸声名远扬，因此康僧渊也是名士化的代表僧人之一。除了林公积极参与世族文人的活动，其他高僧都不是简单的处于寺院中不出的和尚，甚至因为和现实世界有太多的联系而被质疑，深公被质问过 “道人何以游朱门”。可见高僧都和世族大家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他们受到名士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了。
内容摘要：通过整理分析《世说新语》中的相关材料，从佛学对名士交流的影响、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及玄学的影响这三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名士交流这方面是从名士之间交往无界、名士佛徒化、高僧名士化三个角度来展开论述，再从走向的多元化、生命观的丰富性以及友情观的成熟化三个角度来分析佛学对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最后再从清谈活动、玄学家谈佛经、玄学的佛学化三个角度出发完成佛学对名士玄学影响的探析。通过这一独特的角度可以探究出魏晋名士的风采以及了解魏晋时期佛学发展的特点和儒道释融合的时代特征。希望通过此次研究，能为研究宗教的发展以及魏晋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现象做一点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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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世说新语》魏晋名士佛学交流人生态度玄学
目 录
一、引言 1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交流的影响 2
（一）交往无界 2
（二）名士佛徒化 3
（三）高僧名士化 4
三、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 6
（一）走向的多元化 6
1.仕隐兼修 7
2.纯粹隐士 8
（二）生命观的丰富性 9
1.热爱生命 9
2.视死如归 11
（三）友情观的成熟化 12
1.珍惜友情 12
2.平淡人生 13
四、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玄学的影响 14
（一）清谈活动 14
（二）玄学家谈佛经 16
（三）玄学的佛学化 17
五、结语 19
参考文献 20
致谢 21
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一、引言
《世说新语》是一部魏晋时期名士的传书，里面记载的上至帝王，下至僧侣众多名士的言行轶事，是研究魏晋时期人物、风俗、语言、文化、宗教的良好媒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世说新语》的编者是刘义庆，对其进行加注的是刘孝标。刘孝标对其加注极尽心力，他在加注的过程中引用了400多种经史杂著。在刘孝标的补缺和纠谬之下，书中人物事迹更加详备。后人对此书的注释的版本有很多，余嘉锡先生、杨勇先生、徐震谔先生都对《世说新语》进行过注解，启发后世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校注本是余嘉锡先生殚精竭虑耗费十余年完成的《世说新语笺疏》，这一版的注释不仅将《世说新语》中的名人轶事一一加以考据,而且也有所评论，启发后来学者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世说新语》一书加上刘孝标注，所涉及的人物一共有15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活跃在魏晋时期上层社会的名士阶层，透过此书完全可以一窥魏晋时期名士的生活状态、生存态度以及思想观念等。而作为名士阶层中独特的一支群体——僧人，在此书中涉及的人物也颇多，“《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文达84处，其中正文80处，刘注4处；提及的僧人达22人，其中姓名可考者17人”，书中记载了大量名士近佛、名士读佛经的事例。因此，足以从《世说新语》中窥探出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名士阶层的生活、人格、思想的改变有很大的渊源。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从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佛教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由于玄学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帝王贵族的推动。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佛教在这个特殊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说过“西晋名士之佛学，今不能详。东晋则士大夫颇见有佛教撰述”。佛义、佛理在东晋时深入士大夫阶层之中，名士对佛学也是深有研究，其生活方式、人格思想、文学艺术都深受佛学的影响。士大夫阶层受佛学影响，一股新流注入进去，名士阶层的外在行为和内在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旨在通过此书观察出佛学的快速发展对名士交流、名士人生态度以及名士玄学的影响，展现了魏晋时期佛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道释融合的时代特征。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学对名士交流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可以称之为幸与不幸最为交织的时代，战乱不断、国家分裂、政权更迭，难以得到安定。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活跃，这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佛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佛学悄无声息地扎根于中国这一片思想繁荣的土壤上。尤其是在西晋末叶之后，佛学在中国迅速发展，东晋的思想家大多数都是僧人以及和与僧人交往甚密的士大夫阶层。
（一）交往无界
东汉，佛教已经来到东土，洛阳白马寺可证。但是整个东汉未见文人与佛教界人士密切交往的记载。直到魏晋时期，尤其突出的是东晋时期，佛教迅速发展，很大的原因就是名士和名僧交往无界，往来频繁。在当时，不仅是世家大族近佛、奉佛，连最高统治者都与僧人交往密切、好读佛法。佛教风行的原因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提及的“一则双方在生活行事上彼此本有可以相投的地方”，如说谈吐风流、不羁性情、隐仕皆可等。名士和名僧有很多相同点，人以群分，自然两者惺惺相惜交往密切。另一方面就是“佛教跟玄学在理论上实在也有不少可以牵强附会的地方”，实则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它的思想中有许多和老庄玄学相似的地方。此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文人用玄学的观念去理解佛学，因此佛学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玄学的影响，才得以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交往上，僧人首先和最高统治者保留着交往甚密的关系，僧人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尊重。东晋诸帝都爱与僧人结交，晋元帝请竺道潜讲佛经，晋哀帝也曾请竺道潜进宫讲佛教般若经，简文帝和僧人的交往更是频繁，与僧人谈经讲玄，视僧人为知己良友。《方正》第45则刘孝标注：“高逸沙门传曰：‘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 。帝王对深公的敬重可从这一句中窥探得知。不仅是晋元帝和晋明帝敬重深公，深公也在简文帝的身边侍坐，《言语》第48则竺法深在简文坐”，简文帝看中深公的风德，和深公结为殷勤之欢。简文帝不仅仅是和深公一人交好，还很尊重其他僧人。《言语》第39则载道“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高坐道人是西域人，天资高朗，性情高简，不学晋语。对于高坐道人不学本国的语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简文帝不仅不对此反感，反而从僧人的角度为之辩护说是为了减去应对的烦恼。帝王对于僧人不是以一种政治地位上的高姿态压制，而是作为一个欣赏者尊重和敬重他们。
僧人不仅仅是和帝王结交甚好，和当时的世家大族也交往密切。西晋亡以后，一些皇室和门阀世族东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东晋王朝的实质政权是掌握在门阀世族手里的。这些世族大家中多有和名僧交往密切的，王导、周觊、桓彝、庚亮、郗超、王羲之父子、谢安父子、殷浩等都和名僧有交往，也曾向高僧求学或者作为高僧的弟子向之学习。
支遁是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最多的高僧，涉及篇幅多达50处。以支遁为例具体看看名士和名僧的交往情况。《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和名士交往的篇幅俯拾皆是，试看几例：《文学》第36则中写道王羲之是有一股隽气，是极其轻视支遁的，不愿意和支遁来往，但是支遁用自己对于《逍遥游》独特的见解，正是“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从根本上改变了态度，自此变排斥为欣赏，王羲之沉迷于支遁的精辟清谈中，流连忘返。
再举一例，《文学》第40则中写道：支道林、许掾等在会稽王府讲谈《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支道林作为法师，为众多名士讲读《维摩诘经》，众人都赞咏林公的意旨，没有感到厌倦的。可见当时听名僧讲佛经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渗透到了名士阶层，大家都以和名僧交往为风潮。况且讲经的地点是在会稽王府，即是在简文帝的府中，林公可以在最为显贵的皇室家中讲经，其地位可见一斑。名士都急于以林公为师亦或向林公求学。“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这些名士都与林公交往密切，林公既是他们的好友，也是他们的良师。不管是在佛学上的造诣还是在老庄玄学上的独特观点都吸引了许多名士的关注。《晋书 谢安传》中写道“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支遁是作为名僧的代表，他与名士之间交往无界，既和他们在谈玄说理上有交集，在生活中也是密切交往，和谢安、王羲之等人钟情山水，在性情上颇为相似。他们自然是志趣相投，成了知己良友。
（二）名士佛徒化
佛学逐渐渗入到了名士的生活之中，名士近佛、名士读经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众多名士和名僧结伴，一起研读佛经。殷浩、谢安等人曾就《成实论》中的“万形是否入眼”的论题而进行过论辩，王珣曾请沙门僧伽提婆讲《阿毗昙》，王洽曾问过林公“即色游玄论”。名士学习佛经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大部分人都乐于听佛经、讲佛理，其中不乏有精读佛理之人。殷浩对于佛义研究至深，在仕途失意之后，反而让他在佛理上孜孜以求，达到很高的造诣。殷浩读《小品》达到精深的境界，因而想和支道林辩理，却没有机会。原因就是王羲之对林公说过：“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由此可见支遁也不敢保证他对于佛义的理解会超过殷浩。殷浩研读佛理之深可能胜于支遁。名士不仅读经，也有他们对佛法的独到见解。孙绰的《喻道论》至今留存，郗超的《奉法要》代表了东晋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典型认知。佛学义理渗透到了士大夫阶层中，其人生态度、价值取向都受到了佛学的影响。
名士佛徒化典型的代表之一是慧远，他本身就是从名士到高僧转变的典型。慧远出身于书香世家，年幼时跟随舅父令狐氏游学。在游学中他学习儒学，之后又接触《老》《庄》，成为了学识渊博的名士。这位名士不拘泥于儒道这两种主流思想，而是在佛法之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托，落发为僧，随道安修行。慧远本是学富五车的名士，因为《般若经》的感染，而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高僧。名士到高僧的这一转变过程，无疑是名士佛徒化最为直接的表现。
《维摩诘经》是《世说新语》中名僧和名士共同研读的佛经之一，佛经中的在家居士的思想对东晋士人的心态和实践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
《文学》第50则中写道，殷浩被贬的时候开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从感觉太多到遗憾太少这一变化过程，可以想见佛经对于殷浩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对他的思想言行都会产生影响。
不是只有殷浩一人读《维摩诘经》，前文出现的例子《文学》第40则，从众人的反应来看，对于《维摩诘经》的内容并不陌生，众多世家大族都热衷于学习《维摩诘经》。《维摩诘经》迎合了东晋士人的思想，取得了他们的认同。“维摩诘居毗耶离大城度人，虽处居家却不著三界”。这样的居士思想在东晋名士的心中扎根，并且有所实践。东晋的士大夫追求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扬名立万或者是隐居山林，他们渴望达到一种宁静的精神自由，又期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因此《维摩诘经》打破了出世和入世的绝对界限。其中鼓励“仕隐兼修”的观点很好地契合了士大夫的心态。这一居士思想影响了东晋时期活跃的领袖人物。谢安的生存艺术就很好地诠释了居士思想，出则建功立业，隐则纵情潇洒，诗仙李白都仰慕谢安的风流潇洒和功业卓著。正是由于与名僧的交往以及对佛经的研读，魏晋名士的外在表现和内在修为都有明显的佛徒化特征。
（三）高僧名士化
交往后，交往双方的影响是相互的。东晋以来，佛教在文人之间广为流传，许多文人都信仰佛教，比如说谢灵运、顾恺之、雷次宗、孙绰、郗超等，王室贵族以及世族大家都不乏奉佛、信佛之人。还有文人参与宗教活动，甚至帝王都信奉佛法、参与佛经的讲习，还为僧人修建寺院。文人信仰佛教，因而高僧和名士逐渐融为一体。东晋的帝王和世族都优礼僧人，因为“当时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当时名僧的学识才思在名士阶层都是领先的，高僧不仅在佛学上有造诣，而且在传统文化上的了解认知不亚于士大夫。支遁、竺道潜、慧远等名僧学识渊博，对于传统的玄学在原来的基础上有自己新颖的观点。支遁对于《逍遥游》结合佛理有了新的阐释，对于《渔夫》作的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高僧有着极高的传统文化修养，对于老庄的精辟见解足以和当时名士媲美。
清谈时魏晋时期名士必然参与的社会活动，作为高僧经常和名士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谈玄说理，已然辨不清孰是高僧孰是名士。高僧参与清谈是高僧名士化的突出表现，试看名僧清谈的例子：《文学》第55则中写道，支道林在王家和许询、谢安清谈，各对《渔父》作了精妙言论，畅谈抒怀。林公与众多名士在王家谈玄说理，哪里有出世人和尘缘人的差别，在清谈中才思尽显，显出了清谈领袖的风姿。郗超也曾说支遁“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是几百年以来阐释真理的一人。这样高的评价岂不显示了林公的名士风采。林公不仅在清谈上造诣和名士相当，他放鹤养马，悠游山水，追求性灵自由也是其名士化的体现。
名僧多爱隐于山水之中，追求精神的自由。《栖逸》第11则中说康僧渊在依山傍水之处建立屋舍，“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康僧渊隐逸山林，求得心灵上的宁静，如同谢安、王羲之这类名士在山水中抒发性情，亦因隐逸声名远扬，因此康僧渊也是名士化的代表僧人之一。除了林公积极参与世族文人的活动，其他高僧都不是简单的处于寺院中不出的和尚，甚至因为和现实世界有太多的联系而被质疑，深公被质问过 “道人何以游朱门”。可见高僧都和世族大家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他们受到名士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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