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
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20191210155409]
内容摘要：《带灯》是贾平凹在201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叙写当下中国农村正发生的事与存在的问题，即农村基层建设以及基层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以上访为主）。作者以一个乡村女干部带灯作为线索，给我们描摹了一幅处于发展“阵痛”中的农村图景；展现了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农耕文化遭遇的挑战，以及乡村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人性的变态扭曲等现实景观。本文以《带灯》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为研究基点，主要从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冲击、都市文明对乡下人生存状态的冲击以及抒写意义三个角度展开，勘探都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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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贾平凹《带灯》都市文明乡土文化冲击
目 录
一、引言 1
二、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冲击 1
（一）自然生态 1
1.土地的剥夺 1
2.古建遗存的毁坏 2
（二）精神生态 2
1.传统道德、信仰的遗失 3
2.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 3
三、都市文明对乡下人生存状况的冲击 4
（一）纯粹的乡下人 4
1.普通百姓 4
2.上访者 5
（二）城市异乡者 6
1.大矿区打工的群体 6
2.各地讨生活的群体 7
四、都市文明对乡土文化冲击抒写的意义 7
（一）反思乡村文化 7
1.乡村的物质文化 8
2.乡村的非物质文化 8
（二）展望乡村未来 8
1.乡村发展之路 9
2.乡村环保之路 9
五、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论《带灯》中都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
一、引言
“乡土”是很多作家的作品中所彰显的主题，这类作品大多饱含了作者对土地的深情怀念。贾平凹是西北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裹挟着西北大地的粗犷和荒凉，将乡土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以被征用的土地、崛起的高楼、林立的工厂、日益便利的交通等为标志的都市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加速的城市化无疑动摇着农业文明的根基。长久被乡土文化浸染的农民，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也都发生了转变。黄平在《带灯》学术研讨会上说，“我觉得贾平凹最好的作品，都是站在城乡之间来叙述的贾平凹的乡土世界，是乡土与城市的遭遇，他关注的是乡土遭遇了城市，遭遇了现代，城乡撞击的能量，产生了贾平凹的文学”。本文正是以城乡撞击为着眼点，去勘探作品《带灯》中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乡下人的生存状况的冲击，进而把握作者这样抒写的意义。
二、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冲击
工业文明进驻乡村，表面上拉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们的生活水平，实质上还对乡村生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乡村的生态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生态，更包含乡村人民的精神生态。
（一）自然生态
所谓“自然生态”，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在《带灯》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土地的剥夺，一是古建遗存的破坏。
1.土地的剥夺
我国农业文明的传统持续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年岁里，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土地是不断翻新的，它不仅孕育着庄稼，还孕育了这方水土的人民。农业文明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附着于土地，因此靠种地谋生的乡下人才能真正理解土地的意义。周作人曾说，“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可是，贪恋农耕却意味着经济发展滞缓，意味着不发达，甚至意味着贫穷。当工业文明袭来，轰隆的机器声取代鸟语花香，乡村终于逐渐摆脱贫困，逐步发展。发展的代价是什么？在《带灯》开篇，贾平凹就写“高速路修进秦岭”，大矿区伴随着便利的交通建成。而要建成大矿区，必须先腾出土地，隶属华阳坪的青川街一带，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屋旧墙都将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大矿区运营得如火如荼之时，樱镇书记又极力招揽投资，力图建立一个更繁荣的大工厂。欲建工厂，必先征地，老百姓们被迫失去长久居住的家园以及代代相传的耕地。大工厂厂址定下之后，各式各样的机器，庞大的钢铁疙瘩开始运作，所经之地，路面破裂，烟尘滚滚。美丽和富饶其实近乎对立。一为樱镇的风水，宁肯让其贫困着；一为富裕，终会使山为残山，水为剩水。如何平衡，不得其法，这是发展必然的牺牲。
2.古建遗存的毁坏
泱泱大国，中华文明横亘几千余载，流传下来的软硬文化是最强有力的见证。秦兵马俑、古长城等留给后世的是对古文明的瞻仰，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另一个意义上说，古建遗存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标志和象征，是几千年文明的凝结，对现今的意义不容小觑。人们游览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在瞻仰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肩负着传承的使命。在作品《带灯》中：樱镇的大工厂开始施工之时，施工队挖出的许多古代建筑的遗存，被村民们夺为己用。具有文物价值的崖壁石被炸毁。文物被毁，樱镇是古时驿站无法得到证明，带灯想以驿站之名建立一个旅游景点的愿望也随之破灭。急于摆脱贫穷现状的人们只看到大工厂建成后带给樱镇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古建遗存能赋予樱镇的文化价值。毫无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一味地开发只会让人心越来越麻木，并加剧着传统建筑的毁灭。这是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事物与旧有文化的碰撞，旧有文化如何与新生事物抗衡，取决于处在发展大潮中的人们对待二者的态度。“破旧立新”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几千年的文明终会毁于一旦。在发展中兼顾保护传统才是明智之举。
（二）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是指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涉及人的健康成长和在人的精神作用下的社会平衡发展两个方面，在《带灯》中主要体现在人们传统道德、信仰的遗失和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
透过表面的自然生态危机，不难发现，樱镇开发所致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生态的变异。具体表现为伦理道德的崩坏，人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乎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在面对这样一些因人性“变异”而使强用狠的村民，基层干部也有难言之隐。
1.传统道德、信仰的遗失
除却土地被占用、古建遗存被破坏外，以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为组成部分的传统道德也在飘摇之中。受乡土社会中地缘关系的影响，邻里街坊是一个互助的机构，人和人一旦有了矛盾纠纷，总是能通过村寨里的寺庙、祠堂、德高望重的老者而化解。善男信女每日都要拿着红绸带子到松云寺里祈福。而在大矿区人头攒动、大工厂逐渐施工之时，这些所谓的庙宇文化、信仰之神全都消失了。作品中充斥着伦理的崩坏，人性的沦丧：妇女马连翘妯娌俩有失孝道，公婆二人分别生活在两个儿子家，后因矛盾激化，两家人互不往来，老夫妻俩也不得见面。孝敬父母本是天经地义，正如带灯所说，孝顺父母会得到别人敬重，别人会以你为楷模；苛刻自己的父母只会让人更轻视你。马连翘的做法，只会让樱镇的人议论是非，评头论足。马副镇长为调养身体，定期吃一个卫生院送来的三个月左右引产下来的婴儿。此情此景让人毛骨悚然。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人吃人”现象，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法治社会竟也不折不扣地存在着！
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面对千年乡土文化一朝消失，该有多么的茫然怅惘与悲悯绝望！“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于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条条框框的法律教条教导百姓要孝敬父母未必有效，关键还是靠内在的修为和道德良知。社会在发展进步，并不代表我们能摒弃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用伦理道德约束自身、规范个体的行为，才能避免发展偏离轨道。否则，即使能跟上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也终究会因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沦落成毫无活力没有灵魂的躯壳。
2.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
从基层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是艰难的。乡下人因为少见城里的市面、缺少知识而显得蛮横和不可理喻。作为综治办主任的带灯，她的工作繁琐，每天跟樱镇的村民打交道，为抵挡住村民上访，费尽周折；为了处理樱镇中大小纠纷事件可谓操碎了心。故事最后，带灯因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被连降两级，并撤销综治办主任一职。带灯因这件事患上了夜游症，总是在漆黑的夜里像镇街上的疯子一样在捉鬼。竹子为带灯不平，并踏上艰难的上访之路。我们从那些民众身上似乎能感受到上访的无助与无望，也能体会到丝丝悲凉之意。带灯的精神分裂，是她在精神清醒之时作出无力抗争后，最终逃避现实的无奈表现。她“孤独地存在着”，被别人误解，并质疑自己是否值得爱与被爱。她形容自己是“一块僵硬的石头”，是躲在劣质地方的不入艺术家的法眼的“榆树疙瘩”。她怀疑自己、质问自己，又超脱常人，“冥顽不化死心塌地在心中画鬼描仙、涂妖绘神、吃斋不念佛怜人不惜人。我是个怪人不是坏人。”她的所作所为，美好、苍凉而悲悯，如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或许，正如她所说:
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不仅来自繁琐的乡间杂事，也来自基层干部自身。樱镇的干部有一种共同心理：不甘于在樱镇待一辈子，都想着自己能够升迁并得到重用。马水平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自命不凡，一直盼着自己能从副镇长转正，可盼了大半辈子，终究无果。带灯初到镇政府一个月，马水平就闹着自杀，可他又纠结着各种死法，惦记着没有处理完的事。自杀未遂好不容易被救活，又被诊断出患了抑郁症。这一种于绝望中想超脱却又不能全身而退的苦闷是官场失意之人的共同痛楚。
三、都市文明对乡下人生存状况的冲击
城市化不仅冲击着乡村的自然生态和人们的精神生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乡下人的生存状况。这“乡下人”因为城市化的演进而不再纯粹，夹杂着许多其他的成分。全书着力刻画了两类人：一类是纯粹的乡下人，其中上访者是这类人中的典型存在；一类是城市异乡者，特别是大矿区打工的群体。
（一）纯粹的乡下人
所谓的“纯粹的乡下人”，是指以种地为生，日子贫穷却从未远离土地的农民。在《带灯》中体现为普通百姓和上访者两类人。
1.普通百姓
正确地了解一个群体的生活状况，选择这个群体的优势或劣势的部分都不足以让人信服。要了解乡下人的生存状况，就必须从樱镇的普通百姓着手。而普通百姓中，要数王中茂、杨二猫和王香菊最为典型。
婚丧嫁娶可谓所有家庭的大事件，在当下普遍是要大操大办的。王中茂嫁女却不算体面：婚宴以萝卜土豆为主菜，不是炖块就是炒丝。客人们纷纷表示“王中茂能把肉切这么厚不容易”。关于出份子钱，村里人也是互相询问，生怕自己多出一分钱。因为贫穷，才会如此斤斤计较。两岔河村的杨二猫孤儿出身，没有一技之长，平日靠打野味贩卖糊口。而他的低保却迟迟没有落实，可见基层干部办事效率之低下，底层平民日常生活之艰难。乡下人张罗着收集野味向镇政府献好，镇政府的干部用野味送礼讨好上层。每一层级都在追求更高权力的层级的庇护。村寨干部们作风霸道、中饱私囊也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造成威胁。寡妇王香菊被村支书惦记，却因不给好脸色而被村支书公报私仇，故意不给她家干旱的麦地浇灌。王香菊是个烈性子，拔光地里的麦子想烧成肥料，却不慎引起火灾。弱势群体本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关爱，却因为没钱没权成为钱与权的牺牲品。百姓之间的矛盾纠纷因调解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以致民间积怨越来越深。
2.上访者
从樱镇的普通百姓身上，我们大致能看到乡下人的贫穷。通过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上访者们，我们才能了解乡下人的苦难。选择上访，是对地方政府渎职和滥权的不满，是对更高层次权力的信任，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
朱召财、王随风、王后生是樱镇典型的“上访专业户”。朱召财为了给儿子翻案，上访十几年，得不到村里人的理解并且最终死不瞑目。他要求老伴继续上访，直到儿子沉冤昭雪的一天。他的儿子朱柱石在他爹死后也提出要上访，但理由却是希望自己被判死刑，不想再拖累自己的娘。想来这一幕异常心酸，十几年的上访之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反而彻底地毁了一个家庭，毁掉了对高层次权力的信仰。但矛盾的是，无果的上访仍要坚持，寻求公平在可怜的乡下人看来只此一条路，这又不得不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对待为了上访在县上喝下农药的王随风，村干部则是生拉硬拽，强行将她带回樱镇。而她二上县城，樱镇的干部们则是“围追堵截”，最终把她带回村，以两袋面粉的好处不允许她出门。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对于“上访”这类不稳定因素，基层干部的态度蛮横而凶残。因为两袋面粉而妥协的王随风，代表着许多为蝇头小利而上访的人，他们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无助却又无奈着。
王后生是上访中的“钉子户”，甚至帮别人起草上访文件，替别人上访自己从中赚得好处。为了南河村选举一事，他以蛇威胁书记，以求选举的公平公正。书记找来了派出所王所长，还以电棒为恐吓，让王后生没有得逞。而马副镇长及其一群干事让王后生最后驯服所采取的手段，是不合法的权力的滥用行为，但以集体的方式发挥权力的作用，是当下的现实环境里的无奈之举。王后生的这种行为虽然恶劣，但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如此，村民不得已用这种方式去追求权利。选举要合乎民意，真正能为民服务的人才能当选村干部。而书记以没有上访为基准判定选举是否成功，这又与常理相悖。全书着力刻画的上访者这类人，尽管令基层管理者们反感，但平心而论，他们的生存状况是相当残酷的，他们是可怜的：
内容摘要：《带灯》是贾平凹在201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叙写当下中国农村正发生的事与存在的问题，即农村基层建设以及基层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以上访为主）。作者以一个乡村女干部带灯作为线索，给我们描摹了一幅处于发展“阵痛”中的农村图景；展现了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农耕文化遭遇的挑战，以及乡村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人性的变态扭曲等现实景观。本文以《带灯》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为研究基点，主要从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冲击、都市文明对乡下人生存状态的冲击以及抒写意义三个角度展开，勘探都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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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贾平凹《带灯》都市文明乡土文化冲击
目 录
一、引言 1
二、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冲击 1
（一）自然生态 1
1.土地的剥夺 1
2.古建遗存的毁坏 2
（二）精神生态 2
1.传统道德、信仰的遗失 3
2.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 3
三、都市文明对乡下人生存状况的冲击 4
（一）纯粹的乡下人 4
1.普通百姓 4
2.上访者 5
（二）城市异乡者 6
1.大矿区打工的群体 6
2.各地讨生活的群体 7
四、都市文明对乡土文化冲击抒写的意义 7
（一）反思乡村文化 7
1.乡村的物质文化 8
2.乡村的非物质文化 8
（二）展望乡村未来 8
1.乡村发展之路 9
2.乡村环保之路 9
五、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论《带灯》中都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
一、引言
“乡土”是很多作家的作品中所彰显的主题，这类作品大多饱含了作者对土地的深情怀念。贾平凹是西北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裹挟着西北大地的粗犷和荒凉，将乡土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以被征用的土地、崛起的高楼、林立的工厂、日益便利的交通等为标志的都市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加速的城市化无疑动摇着农业文明的根基。长久被乡土文化浸染的农民，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也都发生了转变。黄平在《带灯》学术研讨会上说，“我觉得贾平凹最好的作品，都是站在城乡之间来叙述的贾平凹的乡土世界，是乡土与城市的遭遇，他关注的是乡土遭遇了城市，遭遇了现代，城乡撞击的能量，产生了贾平凹的文学”。本文正是以城乡撞击为着眼点，去勘探作品《带灯》中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乡下人的生存状况的冲击，进而把握作者这样抒写的意义。
二、都市文明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冲击
工业文明进驻乡村，表面上拉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们的生活水平，实质上还对乡村生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乡村的生态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生态，更包含乡村人民的精神生态。
（一）自然生态
所谓“自然生态”，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在《带灯》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土地的剥夺，一是古建遗存的破坏。
1.土地的剥夺
我国农业文明的传统持续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年岁里，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土地是不断翻新的，它不仅孕育着庄稼，还孕育了这方水土的人民。农业文明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附着于土地，因此靠种地谋生的乡下人才能真正理解土地的意义。周作人曾说，“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可是，贪恋农耕却意味着经济发展滞缓，意味着不发达，甚至意味着贫穷。当工业文明袭来，轰隆的机器声取代鸟语花香，乡村终于逐渐摆脱贫困，逐步发展。发展的代价是什么？在《带灯》开篇，贾平凹就写“高速路修进秦岭”，大矿区伴随着便利的交通建成。而要建成大矿区，必须先腾出土地，隶属华阳坪的青川街一带，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屋旧墙都将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大矿区运营得如火如荼之时，樱镇书记又极力招揽投资，力图建立一个更繁荣的大工厂。欲建工厂，必先征地，老百姓们被迫失去长久居住的家园以及代代相传的耕地。大工厂厂址定下之后，各式各样的机器，庞大的钢铁疙瘩开始运作，所经之地，路面破裂，烟尘滚滚。美丽和富饶其实近乎对立。一为樱镇的风水，宁肯让其贫困着；一为富裕，终会使山为残山，水为剩水。如何平衡，不得其法，这是发展必然的牺牲。
2.古建遗存的毁坏
泱泱大国，中华文明横亘几千余载，流传下来的软硬文化是最强有力的见证。秦兵马俑、古长城等留给后世的是对古文明的瞻仰，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另一个意义上说，古建遗存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标志和象征，是几千年文明的凝结，对现今的意义不容小觑。人们游览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在瞻仰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肩负着传承的使命。在作品《带灯》中：樱镇的大工厂开始施工之时，施工队挖出的许多古代建筑的遗存，被村民们夺为己用。具有文物价值的崖壁石被炸毁。文物被毁，樱镇是古时驿站无法得到证明，带灯想以驿站之名建立一个旅游景点的愿望也随之破灭。急于摆脱贫穷现状的人们只看到大工厂建成后带给樱镇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古建遗存能赋予樱镇的文化价值。毫无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一味地开发只会让人心越来越麻木，并加剧着传统建筑的毁灭。这是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事物与旧有文化的碰撞，旧有文化如何与新生事物抗衡，取决于处在发展大潮中的人们对待二者的态度。“破旧立新”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几千年的文明终会毁于一旦。在发展中兼顾保护传统才是明智之举。
（二）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是指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涉及人的健康成长和在人的精神作用下的社会平衡发展两个方面，在《带灯》中主要体现在人们传统道德、信仰的遗失和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
透过表面的自然生态危机，不难发现，樱镇开发所致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生态的变异。具体表现为伦理道德的崩坏，人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乎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在面对这样一些因人性“变异”而使强用狠的村民，基层干部也有难言之隐。
1.传统道德、信仰的遗失
除却土地被占用、古建遗存被破坏外，以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为组成部分的传统道德也在飘摇之中。受乡土社会中地缘关系的影响，邻里街坊是一个互助的机构，人和人一旦有了矛盾纠纷，总是能通过村寨里的寺庙、祠堂、德高望重的老者而化解。善男信女每日都要拿着红绸带子到松云寺里祈福。而在大矿区人头攒动、大工厂逐渐施工之时，这些所谓的庙宇文化、信仰之神全都消失了。作品中充斥着伦理的崩坏，人性的沦丧：妇女马连翘妯娌俩有失孝道，公婆二人分别生活在两个儿子家，后因矛盾激化，两家人互不往来，老夫妻俩也不得见面。孝敬父母本是天经地义，正如带灯所说，孝顺父母会得到别人敬重，别人会以你为楷模；苛刻自己的父母只会让人更轻视你。马连翘的做法，只会让樱镇的人议论是非，评头论足。马副镇长为调养身体，定期吃一个卫生院送来的三个月左右引产下来的婴儿。此情此景让人毛骨悚然。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人吃人”现象，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法治社会竟也不折不扣地存在着！
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面对千年乡土文化一朝消失，该有多么的茫然怅惘与悲悯绝望！“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于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条条框框的法律教条教导百姓要孝敬父母未必有效，关键还是靠内在的修为和道德良知。社会在发展进步，并不代表我们能摒弃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用伦理道德约束自身、规范个体的行为，才能避免发展偏离轨道。否则，即使能跟上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也终究会因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沦落成毫无活力没有灵魂的躯壳。
2.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
从基层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是艰难的。乡下人因为少见城里的市面、缺少知识而显得蛮横和不可理喻。作为综治办主任的带灯，她的工作繁琐，每天跟樱镇的村民打交道，为抵挡住村民上访，费尽周折；为了处理樱镇中大小纠纷事件可谓操碎了心。故事最后，带灯因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被连降两级，并撤销综治办主任一职。带灯因这件事患上了夜游症，总是在漆黑的夜里像镇街上的疯子一样在捉鬼。竹子为带灯不平，并踏上艰难的上访之路。我们从那些民众身上似乎能感受到上访的无助与无望，也能体会到丝丝悲凉之意。带灯的精神分裂，是她在精神清醒之时作出无力抗争后，最终逃避现实的无奈表现。她“孤独地存在着”，被别人误解，并质疑自己是否值得爱与被爱。她形容自己是“一块僵硬的石头”，是躲在劣质地方的不入艺术家的法眼的“榆树疙瘩”。她怀疑自己、质问自己，又超脱常人，“冥顽不化死心塌地在心中画鬼描仙、涂妖绘神、吃斋不念佛怜人不惜人。我是个怪人不是坏人。”她的所作所为，美好、苍凉而悲悯，如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或许，正如她所说:
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基层干部的精神压抑不仅来自繁琐的乡间杂事，也来自基层干部自身。樱镇的干部有一种共同心理：不甘于在樱镇待一辈子，都想着自己能够升迁并得到重用。马水平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自命不凡，一直盼着自己能从副镇长转正，可盼了大半辈子，终究无果。带灯初到镇政府一个月，马水平就闹着自杀，可他又纠结着各种死法，惦记着没有处理完的事。自杀未遂好不容易被救活，又被诊断出患了抑郁症。这一种于绝望中想超脱却又不能全身而退的苦闷是官场失意之人的共同痛楚。
三、都市文明对乡下人生存状况的冲击
城市化不仅冲击着乡村的自然生态和人们的精神生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乡下人的生存状况。这“乡下人”因为城市化的演进而不再纯粹，夹杂着许多其他的成分。全书着力刻画了两类人：一类是纯粹的乡下人，其中上访者是这类人中的典型存在；一类是城市异乡者，特别是大矿区打工的群体。
（一）纯粹的乡下人
所谓的“纯粹的乡下人”，是指以种地为生，日子贫穷却从未远离土地的农民。在《带灯》中体现为普通百姓和上访者两类人。
1.普通百姓
正确地了解一个群体的生活状况，选择这个群体的优势或劣势的部分都不足以让人信服。要了解乡下人的生存状况，就必须从樱镇的普通百姓着手。而普通百姓中，要数王中茂、杨二猫和王香菊最为典型。
婚丧嫁娶可谓所有家庭的大事件，在当下普遍是要大操大办的。王中茂嫁女却不算体面：婚宴以萝卜土豆为主菜，不是炖块就是炒丝。客人们纷纷表示“王中茂能把肉切这么厚不容易”。关于出份子钱，村里人也是互相询问，生怕自己多出一分钱。因为贫穷，才会如此斤斤计较。两岔河村的杨二猫孤儿出身，没有一技之长，平日靠打野味贩卖糊口。而他的低保却迟迟没有落实，可见基层干部办事效率之低下，底层平民日常生活之艰难。乡下人张罗着收集野味向镇政府献好，镇政府的干部用野味送礼讨好上层。每一层级都在追求更高权力的层级的庇护。村寨干部们作风霸道、中饱私囊也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造成威胁。寡妇王香菊被村支书惦记，却因不给好脸色而被村支书公报私仇，故意不给她家干旱的麦地浇灌。王香菊是个烈性子，拔光地里的麦子想烧成肥料，却不慎引起火灾。弱势群体本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关爱，却因为没钱没权成为钱与权的牺牲品。百姓之间的矛盾纠纷因调解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以致民间积怨越来越深。
2.上访者
从樱镇的普通百姓身上，我们大致能看到乡下人的贫穷。通过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上访者们，我们才能了解乡下人的苦难。选择上访，是对地方政府渎职和滥权的不满，是对更高层次权力的信任，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
朱召财、王随风、王后生是樱镇典型的“上访专业户”。朱召财为了给儿子翻案，上访十几年，得不到村里人的理解并且最终死不瞑目。他要求老伴继续上访，直到儿子沉冤昭雪的一天。他的儿子朱柱石在他爹死后也提出要上访，但理由却是希望自己被判死刑，不想再拖累自己的娘。想来这一幕异常心酸，十几年的上访之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反而彻底地毁了一个家庭，毁掉了对高层次权力的信仰。但矛盾的是，无果的上访仍要坚持，寻求公平在可怜的乡下人看来只此一条路，这又不得不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对待为了上访在县上喝下农药的王随风，村干部则是生拉硬拽，强行将她带回樱镇。而她二上县城，樱镇的干部们则是“围追堵截”，最终把她带回村，以两袋面粉的好处不允许她出门。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对于“上访”这类不稳定因素，基层干部的态度蛮横而凶残。因为两袋面粉而妥协的王随风，代表着许多为蝇头小利而上访的人，他们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无助却又无奈着。
王后生是上访中的“钉子户”，甚至帮别人起草上访文件，替别人上访自己从中赚得好处。为了南河村选举一事，他以蛇威胁书记，以求选举的公平公正。书记找来了派出所王所长，还以电棒为恐吓，让王后生没有得逞。而马副镇长及其一群干事让王后生最后驯服所采取的手段，是不合法的权力的滥用行为，但以集体的方式发挥权力的作用，是当下的现实环境里的无奈之举。王后生的这种行为虽然恶劣，但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如此，村民不得已用这种方式去追求权利。选举要合乎民意，真正能为民服务的人才能当选村干部。而书记以没有上访为基准判定选举是否成功，这又与常理相悖。全书着力刻画的上访者这类人，尽管令基层管理者们反感，但平心而论，他们的生存状况是相当残酷的，他们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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