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笔下的童年记忆——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为例
论苏童笔下的童年记忆——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为例[20191210155449]
内容摘要：苏童对于童年记忆的创作的热情十分高涨，从1984年的《桑园留念》到1993年的《城北地带》再到历时两年打造于2009年的长篇小说《河岸》，他孜孜不倦地以南方为背景，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描摹出一幅“香椿树街”生活图景。本篇论文欲致力于对该类小说中的童年记忆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分析小说中童年记忆发生的背景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进而指出种种特质的成因及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以这样的视角最终完成对童年记忆的解析。这不仅能拓展苏童关于童年记忆小说的研究，而且具有更多的研究意义。从苏童一系列的作品入手，发现苏童关于童年记忆小说创作对于本身和文学史的意义。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苏童不断权衡为表现主题服务。总之，童年记忆在苏童小说中的出现，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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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苏童童年记忆香椿树街
目 录
一、引言 1
二、苏童笔下童年记忆发生的环境 1
（一）动荡不安的大环境——文革 2
（二）阴暗潮湿的小环境——南方 3
三、苏童笔下童年记忆里的人物 4
（一）成人形象 5
1.父亲形象的反叛者和其他男性 5
2.母亲形象的“缺席”和其他女性 6
（二）未成年形象 7
四、苏童关于童年记忆创作的意义 9
（一）对苏童本身的意义——创作转折 9
1.残酷年代 9
2.温情岁月 10
（二）对文学史的意义——温情关注 11
1.童年的集体回忆 11
2.风格的个别呈现 12
五、结语 13
参考文献 15
致 谢 16
论苏童笔下的童年记忆
——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为例
一、引言
苏童，原名童中贵，因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声名鹊起。而评论界对其的关注早于此，苏童以其变幻莫测的叙述手段和浓郁悱恻的抒情风格成为先锋派的主将。但很快，苏童的创作风格发生改变，先锋派的激情越来越少，而传统美学的意蕴越发浓厚。目前评论界一般将他的小说分为四大类，“香椿树街”系列、“枫杨树故乡”系列、红粉系列以及宫廷系列。其中，“香椿树街”系列是一组以童年记忆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如《桑园留念》、《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苏童对于童年记忆的创作持续时间有二十多年之久。
现代心理学上一般将人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年。童年记忆指的是人对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生活经历、情感经历的记忆。这种记忆随着年龄增长不断逐层积淀，然后又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异化、改变甚至在个体主观暗示下变得面目全非。那对于作家创作而言，童庆炳与程正民主编的《文艺心理学教程》这样写到，“尽管童年经验在艺术家的个性铸造上有重要意义，但‘童年经验’无论多么重要，都离不开后来经验的作用。一些曾经是那么强烈地震撼人心的经验，再回忆起时可能已无动于衷。而某些经验当初似乎毫无意义，日后可能因某些新经验的融入和触发而突然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苏童的小说受到了自身真实童年记忆的影响，其中也融入了日后的生活经验。虚构的热情是他创作的动力，对比六十年代其他作家笔下关于童年记忆的描写，他的创作对于丰富和推动文学史具有一定意义。
本篇论文欲致力于对该类小说中的童年记忆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分析小说中童年记忆发生的背景、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进而指出种种特质的成因及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以这样的视角最终完成对童年记忆的解析。
二、童年记忆发生的环境
环境是指围绕着人们现实生活的整个外部世界而言。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是指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一切外在条件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交融一体。
叙事性文学主要塑造典型。“典型环境不同于一般环境描写，它是作家以现实社会环境为依据，经过集中、提炼、升华的一种审美创造。典型环境有大小之分：大环境指作品中描绘的社会历史背景，及人物活动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态势；小环境指人物生活的具体场所，在这里集中展开人物之间的关系。”苏童笔下的童年记忆发生在文革的大环境之下，以小说人物居住的南方为小环境。
（一）动荡不安的大环境——文革
苏童作为一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的童年记忆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此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文革的中后期，也就是说，童年的苏童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那他笔下的童年记忆必定或多或少的烙下了时代的印记，成为他书写童年的一个特殊社会背景。
物质的贫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革颠覆了正常人对正常世界的理性思考，人与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变态的扭曲。日常生活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得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不安，人与人之间毫无温情可言，更多的是猜忌与互相揭发。历史的浩劫在苏童的创作中奠定了基调，但同时，苏童也自觉融入了不同于真实历史给他的感受。
小说《红桃Q》里就隐含着一个明显的政治主题，它的背景就是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文中的我跟随办事的父亲坐火车去上海，想在大城市中买一副扑克牌，却在火车上看到悲剧的一幕。“我”起先怀疑是哥哥拿走了我的牌，“我”在搜查时被哥哥发现，“你他妈的把我当牛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牛鬼蛇神”、“抄家”这些词语居然是从一个小孩的口中说出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已经将人虐杀的喘不过气。父亲带着“我”出公差被认为作风不正，于是父亲怒斥“我”寻找的扑克牌是封资修的东西。小说没有直接写文革，却在细节之处隐晦的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状态。尤其是小说结尾的地方，“他不是哑巴，肯定不是哑巴，你没注意他的口罩再动，他的舌头，他的舌头被，被他们，被”那个被割了舌头的哑巴不禁让人毛骨悚然。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造反派武斗的事情，血腥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如果成人世界的暴力还不足以表现文革给苏童留下的童年阴影，那《刺青时代》中孩子间、孩子与成人间的暴力就说明了一切。王德基教训儿子天平却反遭恐吓，天平声称自己已经参加了野猪帮。“天平舔了舔唇边的血沫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参加了野猪帮，你现在住手还来得及，否则我的兄弟不会饶过你的。”王德基不屑儿子幼稚的想法，结果晚上就为自己说过的话付出了代价，被野猪帮的一群小孩袭击。除了野猪帮，白狼帮、黑虎帮等拉帮结派的现象在孩子的世界中也比比皆是。
作家往往具有双重视角，“他们一方面以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待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可另一方面又是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待生活，充分把生活的诗性光辉放射出来。”在苏童创作中，文革的记忆十分鲜明。他有意在影射现实，但他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在进行观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让孩子学会拉帮结派，在群体中找寻安全感。另一方面，时间给予了孩子充分的自由。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大人们都在忙着“斗争”，孩子顺其自然的就被放在一边。
自由使得小说里的达生、小拐、红旗等能走遍香椿树街的大街小巷，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要给自己的生活找更多的乐子显得十分困难。所以，苏童笔下的孩子总是充满想象力。《舒家兄弟》里的舒农觉得自己是一只猫，能以一只猫的视角来洞悉世界。“做猫比做人有意思，这是舒农十四岁时对生活的看法。”看似不合理的想象是苏童以孩童的眼光在观察生活，如猫的眼神一般给人神秘的感觉。孩子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挥霍自己的童年时光，这种奇异的回忆也就成了苏童再三要去重温童年的理由。
很庆幸，苏童笔下童年时期的文革记忆不是无尽的抱怨和痛斥。他以孩子的视角还原了现实，他不忘记苦难，却执笔抒写童真，这让他的童年记忆引起更多人的回味与思考。
（二）阴暗潮湿的小环境——南方
“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被飞燕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苏童生长在苏州城北的一条小街上，但他在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这个南方并不是地理意义上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香椿树街也不是他童年生活的小街。他的实际生活会给他提供原型的灵感，但小说里的南方只是他虚构的产物。
显然，苏州是一个具有古典气息的精致小城。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如一位婉约温柔的女子。虚构的南方恰恰相反，在他童年记忆里行走的似乎是一个过惯家庭内讧，邻里嘴仗的老女人，阴森、糜烂、潮湿的气息总是挥之不去。没有干净清新的水乡气息，取而代之的是《城北地带》化工厂的刺鼻味道；没有江南建筑的小桥流水，取而代之的是黝黑发臭的河水；没有吴侬软语的低语，取而代之的是刁钻悍妇的骂街可见，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并没有与地理上小家碧玉的苏州一一对应。他在追忆和叙述的过程中，已经不是简单的复制。随着日后生活经验的增加，其中不乏往事对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他自觉渗透进去的情感。
虽然土生土长的南方作家始终不能逃离南方生活对他创设小说意境的影响，但是小说中呈现的血腥、死亡的气息注定苏童是一个南方文化的反叛者。《南方的堕落》里的故事集中发生在梅家茶馆里，茶馆作为具有南方特色的标志，却让人觉得肮脏晦暗。茶馆是南方的缩影，它的腐朽没落也恰如苏童要描述给我们的南方。故事的开头与结尾以金文恺的一句话呼应，“他说，孩子，快跑。孩子，快跑。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南方生活的堕落让人喘不过气，文中的人想逃，苏童想逃，他们都要逃离这个急于要和你哭诉的南方。这里的南方永远给人一种阴暗潮湿的感觉，就如同金文恺常年闭塞的那个阁楼。“李昌用一盆开水浇到死者身上时，听见死者的皮肤发出噼啪噼啪地响，而且喷出一股呛人的腥臭。他估计金文恺有十年没洗过澡了，腋窝、生殖器上都长满了疥疮。”在金文恺身上滋生的细菌牢牢地攀附在苏童的笔头，勾勒出一个腐败又充满魅力的南方。
之所以说南方充满魅力，是因为苏童在多年的创作中无法舍去对南方生活的书写。南方对于苏童应该是充满诱惑力的，不然不可能从《桑园留念》开始，他会孜孜不倦地去重温陈腐的童年记忆，我们也不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香椿树街”系列。“可以说，苏童对南方的理解和文学建构，都是在他所有关于南方的叙述中完成的，他的小说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美学意义上的南方，这也构成了文学苏童的独特魅力。”苏童塑造的南方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他从印象最为深刻的童年记忆出发，衍生出具有苏童特质的南方物象。他就像一个导演，在真与虚之间游刃有余。人物即将登场，这样的生存环境就已经奠定了阴郁的基调。
叙事性文学中典型人物的创造，不能离开典型环境的描写。因而，苏童笔下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与阴暗潮湿的南方背景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典型环境充分体现了现实关系，既为全文奠定基调，同时为人物出场拉开帷幕。
三、童年记忆里的人物
“环境生发性格，它又由人物的活动所构成，当二者处于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作品才能达到典型的高度。”苏童关于童年记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纷繁复杂，宏观上看，可分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
（一）成人形象
1.父亲形象的反叛者和其他男性
在苏童关于童年记忆的小说中，我们暂且把出现的成人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男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父亲，另一种是他用来反映作品主题的其他男性。
人在童年时期与成人世界接触最多的就是父母，父母的印象是记忆里无法抹去的一块。但是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差异，每个人对父亲或母亲记忆的程度不等同。在苏童童年记忆的成人世界里，父亲要比母亲出现的更频繁。
可惜的是，无论父亲以何种方式出场，总是给人一种迂腐滑稽、猥琐冷漠的直观印象，他失去了一位父亲本该有的威严。在《城北地带》的开篇，主人公李达生的父亲好端端的骑着自行车上班，却无故被撞死。这个影响男孩子一生成长的父亲，在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自己所有的责任。尽管小说只用很短的篇幅叙述了这个经过，我们也不难发现李修业不会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正面形象。在他发现儿子骑走自行车后，“他娘的，揍不死的东西，他敢把我的自行车骑出去？”熟知李修业脾气的人对他的脏话和火气不以为怪。他仓促的结束出场造成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然而不“缺席”的舒农的父亲在《舒家兄弟》中的表现也令人咋舌。舒农多次看见父亲爬窗边的漏雨管去和楼上的丘玉美偷情，他还谎称自己是修水管，他多次恐吓舒农不许对外宣扬这件事。“快躺下睡你的觉，只当什么也没看见，要不我就卡死你。真的卡死你，听见吗？”他为了方便行事想占用兄弟俩的房间，还以一双回力牌球鞋为诱饵逼迫儿子答应。作为父亲，给儿子买鞋本是一件充满温情的事情，但是他做事的目的与行为之间形成了一个可笑的反差，颠覆了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
在苏童的作品中，父亲与儿子总是没有太多交流，仅有的沟通也是用一种粗鄙的方式进行。父亲是一个陌生人的存在，对父亲形象的反叛具有象征意义。孩子在童年时期缺乏正确的引导，造成了童年记忆中少年成长普遍的迷茫。
苏童笔下经典的男性形象大多拥有权势和财富，比如《妻妾成群》里的陈佐千、《1934年的逃亡》里的财主陈文治、《罂粟之家》里的刘老侠。然而，苏童关于童年记忆的小说中，出现的男性总是处于下层社会，极为懦弱又贪婪好色。《南方的堕落》就写了一个吃软饭的男性形象——李昌，他靠着比他大二十岁的姚碧珍苟且偷生。到后来又与红菱多次通奸，最后被姚碧珍砍去三根手指。生来贫穷加上懒惰的天性，这类人内心对金钱与女色有一种变态的渴求。在潮湿阴暗的南方环境里，一直滋养着这样一批下层男性。究其原因，要归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在男权的统治下滋生了男性身上诸多的劣根性，即使在社会最底层的男性身上也有所体现。
内容摘要：苏童对于童年记忆的创作的热情十分高涨，从1984年的《桑园留念》到1993年的《城北地带》再到历时两年打造于2009年的长篇小说《河岸》，他孜孜不倦地以南方为背景，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描摹出一幅“香椿树街”生活图景。本篇论文欲致力于对该类小说中的童年记忆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分析小说中童年记忆发生的背景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进而指出种种特质的成因及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以这样的视角最终完成对童年记忆的解析。这不仅能拓展苏童关于童年记忆小说的研究，而且具有更多的研究意义。从苏童一系列的作品入手，发现苏童关于童年记忆小说创作对于本身和文学史的意义。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苏童不断权衡为表现主题服务。总之，童年记忆在苏童小说中的出现，值得探讨。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苏童童年记忆香椿树街
目 录
一、引言 1
二、苏童笔下童年记忆发生的环境 1
（一）动荡不安的大环境——文革 2
（二）阴暗潮湿的小环境——南方 3
三、苏童笔下童年记忆里的人物 4
（一）成人形象 5
1.父亲形象的反叛者和其他男性 5
2.母亲形象的“缺席”和其他女性 6
（二）未成年形象 7
四、苏童关于童年记忆创作的意义 9
（一）对苏童本身的意义——创作转折 9
1.残酷年代 9
2.温情岁月 10
（二）对文学史的意义——温情关注 11
1.童年的集体回忆 11
2.风格的个别呈现 12
五、结语 13
参考文献 15
致 谢 16
论苏童笔下的童年记忆
——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为例
一、引言
苏童，原名童中贵，因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声名鹊起。而评论界对其的关注早于此，苏童以其变幻莫测的叙述手段和浓郁悱恻的抒情风格成为先锋派的主将。但很快，苏童的创作风格发生改变，先锋派的激情越来越少，而传统美学的意蕴越发浓厚。目前评论界一般将他的小说分为四大类，“香椿树街”系列、“枫杨树故乡”系列、红粉系列以及宫廷系列。其中，“香椿树街”系列是一组以童年记忆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如《桑园留念》、《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苏童对于童年记忆的创作持续时间有二十多年之久。
现代心理学上一般将人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年。童年记忆指的是人对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生活经历、情感经历的记忆。这种记忆随着年龄增长不断逐层积淀，然后又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异化、改变甚至在个体主观暗示下变得面目全非。那对于作家创作而言，童庆炳与程正民主编的《文艺心理学教程》这样写到，“尽管童年经验在艺术家的个性铸造上有重要意义，但‘童年经验’无论多么重要，都离不开后来经验的作用。一些曾经是那么强烈地震撼人心的经验，再回忆起时可能已无动于衷。而某些经验当初似乎毫无意义，日后可能因某些新经验的融入和触发而突然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苏童的小说受到了自身真实童年记忆的影响，其中也融入了日后的生活经验。虚构的热情是他创作的动力，对比六十年代其他作家笔下关于童年记忆的描写，他的创作对于丰富和推动文学史具有一定意义。
本篇论文欲致力于对该类小说中的童年记忆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分析小说中童年记忆发生的背景、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进而指出种种特质的成因及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以这样的视角最终完成对童年记忆的解析。
二、童年记忆发生的环境
环境是指围绕着人们现实生活的整个外部世界而言。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是指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一切外在条件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交融一体。
叙事性文学主要塑造典型。“典型环境不同于一般环境描写，它是作家以现实社会环境为依据，经过集中、提炼、升华的一种审美创造。典型环境有大小之分：大环境指作品中描绘的社会历史背景，及人物活动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态势；小环境指人物生活的具体场所，在这里集中展开人物之间的关系。”苏童笔下的童年记忆发生在文革的大环境之下，以小说人物居住的南方为小环境。
（一）动荡不安的大环境——文革
苏童作为一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的童年记忆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此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文革的中后期，也就是说，童年的苏童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那他笔下的童年记忆必定或多或少的烙下了时代的印记，成为他书写童年的一个特殊社会背景。
物质的贫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革颠覆了正常人对正常世界的理性思考，人与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变态的扭曲。日常生活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得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不安，人与人之间毫无温情可言，更多的是猜忌与互相揭发。历史的浩劫在苏童的创作中奠定了基调，但同时，苏童也自觉融入了不同于真实历史给他的感受。
小说《红桃Q》里就隐含着一个明显的政治主题，它的背景就是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文中的我跟随办事的父亲坐火车去上海，想在大城市中买一副扑克牌，却在火车上看到悲剧的一幕。“我”起先怀疑是哥哥拿走了我的牌，“我”在搜查时被哥哥发现，“你他妈的把我当牛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牛鬼蛇神”、“抄家”这些词语居然是从一个小孩的口中说出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已经将人虐杀的喘不过气。父亲带着“我”出公差被认为作风不正，于是父亲怒斥“我”寻找的扑克牌是封资修的东西。小说没有直接写文革，却在细节之处隐晦的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状态。尤其是小说结尾的地方，“他不是哑巴，肯定不是哑巴，你没注意他的口罩再动，他的舌头，他的舌头被，被他们，被”那个被割了舌头的哑巴不禁让人毛骨悚然。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造反派武斗的事情，血腥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如果成人世界的暴力还不足以表现文革给苏童留下的童年阴影，那《刺青时代》中孩子间、孩子与成人间的暴力就说明了一切。王德基教训儿子天平却反遭恐吓，天平声称自己已经参加了野猪帮。“天平舔了舔唇边的血沫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参加了野猪帮，你现在住手还来得及，否则我的兄弟不会饶过你的。”王德基不屑儿子幼稚的想法，结果晚上就为自己说过的话付出了代价，被野猪帮的一群小孩袭击。除了野猪帮，白狼帮、黑虎帮等拉帮结派的现象在孩子的世界中也比比皆是。
作家往往具有双重视角，“他们一方面以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待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可另一方面又是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待生活，充分把生活的诗性光辉放射出来。”在苏童创作中，文革的记忆十分鲜明。他有意在影射现实，但他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在进行观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让孩子学会拉帮结派，在群体中找寻安全感。另一方面，时间给予了孩子充分的自由。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大人们都在忙着“斗争”，孩子顺其自然的就被放在一边。
自由使得小说里的达生、小拐、红旗等能走遍香椿树街的大街小巷，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要给自己的生活找更多的乐子显得十分困难。所以，苏童笔下的孩子总是充满想象力。《舒家兄弟》里的舒农觉得自己是一只猫，能以一只猫的视角来洞悉世界。“做猫比做人有意思，这是舒农十四岁时对生活的看法。”看似不合理的想象是苏童以孩童的眼光在观察生活，如猫的眼神一般给人神秘的感觉。孩子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挥霍自己的童年时光，这种奇异的回忆也就成了苏童再三要去重温童年的理由。
很庆幸，苏童笔下童年时期的文革记忆不是无尽的抱怨和痛斥。他以孩子的视角还原了现实，他不忘记苦难，却执笔抒写童真，这让他的童年记忆引起更多人的回味与思考。
（二）阴暗潮湿的小环境——南方
“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被飞燕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苏童生长在苏州城北的一条小街上，但他在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这个南方并不是地理意义上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香椿树街也不是他童年生活的小街。他的实际生活会给他提供原型的灵感，但小说里的南方只是他虚构的产物。
显然，苏州是一个具有古典气息的精致小城。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如一位婉约温柔的女子。虚构的南方恰恰相反，在他童年记忆里行走的似乎是一个过惯家庭内讧，邻里嘴仗的老女人，阴森、糜烂、潮湿的气息总是挥之不去。没有干净清新的水乡气息，取而代之的是《城北地带》化工厂的刺鼻味道；没有江南建筑的小桥流水，取而代之的是黝黑发臭的河水；没有吴侬软语的低语，取而代之的是刁钻悍妇的骂街可见，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并没有与地理上小家碧玉的苏州一一对应。他在追忆和叙述的过程中，已经不是简单的复制。随着日后生活经验的增加，其中不乏往事对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他自觉渗透进去的情感。
虽然土生土长的南方作家始终不能逃离南方生活对他创设小说意境的影响，但是小说中呈现的血腥、死亡的气息注定苏童是一个南方文化的反叛者。《南方的堕落》里的故事集中发生在梅家茶馆里，茶馆作为具有南方特色的标志，却让人觉得肮脏晦暗。茶馆是南方的缩影，它的腐朽没落也恰如苏童要描述给我们的南方。故事的开头与结尾以金文恺的一句话呼应，“他说，孩子，快跑。孩子，快跑。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南方生活的堕落让人喘不过气，文中的人想逃，苏童想逃，他们都要逃离这个急于要和你哭诉的南方。这里的南方永远给人一种阴暗潮湿的感觉，就如同金文恺常年闭塞的那个阁楼。“李昌用一盆开水浇到死者身上时，听见死者的皮肤发出噼啪噼啪地响，而且喷出一股呛人的腥臭。他估计金文恺有十年没洗过澡了，腋窝、生殖器上都长满了疥疮。”在金文恺身上滋生的细菌牢牢地攀附在苏童的笔头，勾勒出一个腐败又充满魅力的南方。
之所以说南方充满魅力，是因为苏童在多年的创作中无法舍去对南方生活的书写。南方对于苏童应该是充满诱惑力的，不然不可能从《桑园留念》开始，他会孜孜不倦地去重温陈腐的童年记忆，我们也不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香椿树街”系列。“可以说，苏童对南方的理解和文学建构，都是在他所有关于南方的叙述中完成的，他的小说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美学意义上的南方，这也构成了文学苏童的独特魅力。”苏童塑造的南方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他从印象最为深刻的童年记忆出发，衍生出具有苏童特质的南方物象。他就像一个导演，在真与虚之间游刃有余。人物即将登场，这样的生存环境就已经奠定了阴郁的基调。
叙事性文学中典型人物的创造，不能离开典型环境的描写。因而，苏童笔下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与阴暗潮湿的南方背景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典型环境充分体现了现实关系，既为全文奠定基调，同时为人物出场拉开帷幕。
三、童年记忆里的人物
“环境生发性格，它又由人物的活动所构成，当二者处于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作品才能达到典型的高度。”苏童关于童年记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纷繁复杂，宏观上看，可分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
（一）成人形象
1.父亲形象的反叛者和其他男性
在苏童关于童年记忆的小说中，我们暂且把出现的成人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男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父亲，另一种是他用来反映作品主题的其他男性。
人在童年时期与成人世界接触最多的就是父母，父母的印象是记忆里无法抹去的一块。但是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差异，每个人对父亲或母亲记忆的程度不等同。在苏童童年记忆的成人世界里，父亲要比母亲出现的更频繁。
可惜的是，无论父亲以何种方式出场，总是给人一种迂腐滑稽、猥琐冷漠的直观印象，他失去了一位父亲本该有的威严。在《城北地带》的开篇，主人公李达生的父亲好端端的骑着自行车上班，却无故被撞死。这个影响男孩子一生成长的父亲，在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自己所有的责任。尽管小说只用很短的篇幅叙述了这个经过，我们也不难发现李修业不会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正面形象。在他发现儿子骑走自行车后，“他娘的，揍不死的东西，他敢把我的自行车骑出去？”熟知李修业脾气的人对他的脏话和火气不以为怪。他仓促的结束出场造成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然而不“缺席”的舒农的父亲在《舒家兄弟》中的表现也令人咋舌。舒农多次看见父亲爬窗边的漏雨管去和楼上的丘玉美偷情，他还谎称自己是修水管，他多次恐吓舒农不许对外宣扬这件事。“快躺下睡你的觉，只当什么也没看见，要不我就卡死你。真的卡死你，听见吗？”他为了方便行事想占用兄弟俩的房间，还以一双回力牌球鞋为诱饵逼迫儿子答应。作为父亲，给儿子买鞋本是一件充满温情的事情，但是他做事的目的与行为之间形成了一个可笑的反差，颠覆了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
在苏童的作品中，父亲与儿子总是没有太多交流，仅有的沟通也是用一种粗鄙的方式进行。父亲是一个陌生人的存在，对父亲形象的反叛具有象征意义。孩子在童年时期缺乏正确的引导，造成了童年记忆中少年成长普遍的迷茫。
苏童笔下经典的男性形象大多拥有权势和财富，比如《妻妾成群》里的陈佐千、《1934年的逃亡》里的财主陈文治、《罂粟之家》里的刘老侠。然而，苏童关于童年记忆的小说中，出现的男性总是处于下层社会，极为懦弱又贪婪好色。《南方的堕落》就写了一个吃软饭的男性形象——李昌，他靠着比他大二十岁的姚碧珍苟且偷生。到后来又与红菱多次通奸，最后被姚碧珍砍去三根手指。生来贫穷加上懒惰的天性，这类人内心对金钱与女色有一种变态的渴求。在潮湿阴暗的南方环境里，一直滋养着这样一批下层男性。究其原因，要归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在男权的统治下滋生了男性身上诸多的劣根性，即使在社会最底层的男性身上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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