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方方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20200103162531]
在中国当代文坛,方方是一位有着独特艺术魅力的女作家。她坚持为内心写作的原则,在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通过揭露社会历史的真实面,描摹现实生活来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格,把知识分子置于不同的时空,考察他们的人格。方方诸多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描写了丰富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的伟岸有的卑琐,有的无畏有的怯弱,但方方更加注重对知识分子人格沦陷过程的描写,所以她笔下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只一种形象,这也使得她小说中的人物更立体更真实。论文力求从知识分子形象特点这一视角切入,通过对方方小说的文本解读,归纳其作品中各类人物形象,进而探究这些形象形成的原因。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方方小说,知识分子,崇高,平庸、异化
目 录
1.1 背景 1
1.2 知识分子概念阐释 2
2 方方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特点 2
2.1 男性知识分子形象 2
2.1.1 崇高的男性知识分子 2
2.1.2 异化的男性知识分子 4
2.1.3 平凡的男性知识分子 6
2.2 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7
2.2.1 坚强乐观的知识女性 7
2.2.2 迷失堕落的知识女性 8
3 方方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形成因素 9
3.1 家庭氛围的熏陶 9
3.2 社会经历的影响 10
3.3 自身的创作风格 11
结论 12
致谢 13
注释 14
参考文献 15
1 引言
1.1 背景
方方本名汪芳,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专业作家,已出版小说、散文集六十多部。从时间上看,方方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早期为创作的初始期,代表作品是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二是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为创作的发展期,代表作品有《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等;三是90年代至今为创作的成熟期,代表作品有《万箭穿心》、《桃花灿烂》、《何处是我家园》、《过程》、《暗示》等。
从题材上看,方方的作品又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民题材,二是女性题材,三是知识分子题材。知识分子小说集中于创作的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初,方方把笔锋转向了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先后推出短篇小说如《金中》、《言午》、《幸福之人》,中篇小说如《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定数》、《状态》,及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方方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中塑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
1.2 知识分子概念阐释
“知”是知道,就是继承前人,继承传统,“识”是见识,就是开拓、创新、创建自己独有的思想文化。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业知识,用知识进行谋生,从事脑力劳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群体。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进入作家创作视野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要有一定的思想启蒙和教化大众的品格。
2 方方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特点
知识分子从性别这一角度,可以分为男性知识分子和女性知识分子,由于男女自身存在很大不同,方方在塑造男女知识分子形象时,侧重的方面是不一样的,男性注重对家国命运、民族危亡、生命要义的挣扎求索,女性注重在个性独立、恋爱自由、婚姻生活中奔波忙碌。
2.1 男性知识分子形象
男性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在二十世纪,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男性在国家、民族和家庭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方方在其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刻画了处于不同环境下诸多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
2.1.1 崇高的男性知识分子
《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祖父”是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他活得刚毅、正直、大义凛然,死得勇武、刚烈、惊天动地。他的“生”与“死”的模式,是中国知识者崇高人格的具体体现。[1]
生得崇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毕业于重点大学的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头衔和优厚的待遇而选择回到家乡,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国文老师,就是为了教育救国。一生中留下了丰厚的知识财富,著有《中国文学史》、《经学概论》、《文字学概论》等,“祖父”的身上充满了正能量。
死得崇高。抗战时期,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祖父”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他在课堂上斥责政府的逃跑主义,“讲到痛处时且仰天长啸,捶胸顿足。学生们说,那时坐在课堂上谁都能感受到祖父的凛然正气。”[2]当进步学生惨遭杀害时,他敢于伸张正义;带领乡亲们逃难途中与敌人遭遇时,他面不改色,怒斥日寇的侵略行径;面对敌人的利诱劝降,他慷慨陈词,视死如归,最终以自己的死换取了乡亲们的生。
对于解放前“祖父”一类的知识分子,方方倾注的感情是无尽的钦佩与崇拜,高深的学识和强大的人格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任何艰苦的环境都无法改变他们崇高的人格。这样崇高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后仍然存在,在那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一句话、一番言论、一些文字都会使他们陷入可怕而强大的政治漩涡,但他们不愿违背心中的正义,虽然这种正义给他们带去了无穷的灾难,但没有他们内心的坚守,国家民族也不会警醒和思考,更不会进步和发展。
《乌泥湖年谱》中有一群正义刚强、敢于直言、心系国家、关心群众的知识分子。
在小说的卷首,院长林嘉禾、总工程师吴思湘、工程师苏非聪、孔繁正等等,他们充满了为国家大干一番事业的决心,然而1956年的“大鸣大放”让这一切发生了变化,面对无止境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会议,他们成了极少数可以坚守内心良知的人。
1957年,打击右派的政治运动开展,按比例尺拉右派的现象严重,很多知识分子蒙冤被打为右派,苏非聪知道后愤愤不平地说:“哪有这样打右派的?又不是搞工程拉计算尺,拉个比例出来,尺这边是右派,尺那边是左派。数不够还得硬派上几个,这岂不是笑话?”[3]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都对按比例尺拉右派的现象感到愤怒但只有苏非聪敢于说出自己也是大家的心声。在反右运动中,很多人都是被诬陷成右派的,作为他们的同伴,大多数人为了明哲保身选择沉默,正义无法得到伸张,极少数像苏非聪一样的人,他们敢于直言,不愿违背内心的良知,这种崇高的品格在当时的环境下值得尊敬和称颂。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饥荒问题严重,孔繁正调查时看到乡下死人已经不是一个一个地死,而是一个村一个村地死。回来后,孔繁正对此心痛不已,便在会议上说三峡现在不宜上,原因是国家目前不具备上马的经济条件,他举出了许多例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老百姓没有饭吃,因饥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既然连人的生存都是问题,又何来财力修建大坝?作为三峡大坝工程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孔繁正一定也迫切希望大坝早日开始修建,但是面对国家人民的现实情况,他能站在人民的角度,理智地提出先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而不是像其他一些设计师一样重面子工程,走形式主义,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大搞建设的环境下,很多人为了看到表面的繁荣而不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孔繁正是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忧国忧民的品质让他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
2.1.2 异化的男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变化之前大多具有优秀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质,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特殊的的环境和自身的软弱性使得人格发生了异化,丢掉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乌泥湖年谱》中的丁子恒是异化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当他的那些知识分子同伴们在这十年间因各种原因纷纷遭遇厄运的时候,丁子恒却勉强维持了自由的身体和完整的家。但这种维持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良知的泯灭、尊严的放弃使他的心灵感到极大的压抑,让他的生活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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