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文略考
目 录
1 引言 1
2 苏轼来到淮安时的时代背景 1
2.1社会环境 1
2.2个人境况 2
3 苏轼所作有关淮安诗词的考证 3
3.1十月十六日所见 4
3.2 淮阴侯庙记 5
3.3 泗州僧伽塔 7
3.4 龟山 8
3.5 洪泽途中遇大风复还 9
3.6 永遇乐长忆别时 10
结 论 13
致 谢 14
参考文献 15
１ 引言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他文笔神奇，学识渊博，思想睿智，人格高尚，同时他也是历代被研究最多的文学家。纵观苏轼的一生，坎坎坷坷，在从政四十年的时间里，多次遭到贬谪。从嘉佑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开始，他基本上是在新旧党派争斗的旋涡中起起伏伏。经历了多年人生挫辱的苏轼当然也几近看清了政治中不可避免的卑鄙，阴暗和险恶。他感受到人生无奈的同时，对人世间的冷暖也日趋洞察，这便使得苏轼在困苦的生活中保持坚贞的气节，独立的人格，乐观旷达的心胸和积极向上的追求。作为文学家的苏轼，虽然他早就名震文坛，但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苏轼自己去世前也曾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六十六年的生涯里，无数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饶学刚在《苏东坡在黄州》后记中提到“当我一旦认识了东坡先生之后，就将他作为偶像加以崇拜。他是中国的一位天才和通才，也是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艺家和科学家。”苏轼所到之处也成了大家瞻仰的圣地，淮安更是与苏轼有着不解之缘。据记载苏轼曾十余次来到淮安，并且在淮安留下许多佳句传颂万代。宋代许多淮安诗人、画家也都是苏门弟子。苏轼在其《淮上早发》一诗中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写道：“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可见苏轼已经数次来过淮安。此外他写的有关淮安的诗词有《泗州僧伽塔》、《龟山》、《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永遇乐》、《十月十六日记所见》等都可证实。
2 苏轼来到淮安时的时代背景
2.1 社会环境
北宋王朝建立以来虽号称“治平之世”，但是百余年来积贫积弱的局势，继续其恶性发展，有增无减。[1]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首先是阶级矛盾尖锐：初期的北宋，由于当朝政权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态度，造成地主豪强隐瞒土地，部分自耕农却沦为佃户的结果，这也就形成了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的局面，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更是加剧了农民的苦难，因此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斗争激烈。
外部民族对立也同样严重，边境上辽和西夏虎视眈眈，发生多次战争。统治阶级吸取了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开始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使领兵作战的将领失去了调动军队的权利，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军队指挥效率下降和战斗力降低，也就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
治平四年，宋神宗继位。宋神宗希望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于是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便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气、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当然，变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促进了经济发展。虽然变法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最终法令被罢废。
2.2 个人境况
熙宁元年，宋神宗即位，北宋王朝内忧外患，于是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然而，当初赏识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及他的其他许多师友，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有“欧阳修从庆历嘉佑时代的高唱改革变成了反对改革的中坚人物”。
苏轼和王安石两人都是少年得志，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但是，在变法的问题上，苏轼和王安石却持有不同意见。《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文集》卷八中记载“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凡是了解王安石变法的人都知道这一枪是苏轼刺向王安石的。[2] 两个人的政见凿枘难合，再加之因为苏轼在离乡返京的途中见到的景象，他更加清楚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就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于是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苏轼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元丰二年(1079)，苏轼任命湖州(浙江省吴兴县)，七月便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其诗文中诽谤朝廷，歪曲事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摘取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的诗句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湖州谢上表》本是官样文章御史台官员却闻出了大逆不道的味道：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岂不是埋怨朝廷没有委以重任？[3]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知难逃死罪，最后终不能幸免一死。但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加之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神宗也不愿杀害苏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
3 苏轼所作有关淮安诗词的考证
苏轼关于淮安的诗词有二十余首。譬如，苏轼在《淮上晓发》一诗中写道：“淮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上十往来。”明显可以看出苏轼已经数次来往淮安，“此生定向江湖老”则可判断，这应该是苏轼最后一次离开朝廷，所以发出了“此生定向江湖老”的慨叹。苏轼在《乞舟行赴英州状》中也曾写道：“带家属数人前去，汴泗之间，乘舟泛江，倍道而行。”由此我们知道他赴英州也是走淮安这条水路的。当然值得我们回味不绝的要数苏轼在涟水填写的《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一词，盛赞涟水美丽的水乡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全词写到：
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倦客尘埃何处洗。真君堂下寒泉水。
左海门前酤酒市。夜半潮来，月下孤舟起。倾盖相逢拚一醉。双凫飞去人千里。
其中“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都可以成为今天涟水的形象宣传语言。而本文就列举了苏轼咏淮诗词中的其中几首，来探究诗人当时的心境，以及在淮安的所见，所感。
此时的苏轼虽然处于人的失意时期，但他始终坚持着为百姓做事，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苦中作乐。即使苏轼无法在在朝堂上展现自己的满腔抱负，为百姓谏言谋福，在流放后还是能够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生的道德修养，为百姓做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正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对儒家思想的坚持，使苏轼拥有入世之志和超脱旷达的襟怀的两面性，为后人树立了可效仿的文化性格。[5]
3.6 永遇乐长忆别时
这首词一般认为写于熙宁七年（1074年），是首怀人词。全诗都充满着苏轼对友人深深的怀念之情。熙宁七年，苏轼调往密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任知州。主政密州时期是苏轼体悟人生的重要时期，在对人生的理解方面，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困顿，对生老病死等常见问题做出了一些理性通达的解释；在为人处世方面，遁世自乐的想法更强烈，报国济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强化，两者显示出融通的迹象，还提出了一些处困-解困的见解。[11]在苏轼到任之时，恰逢密州长期干旱，蝗虫遍野，加之自己漂泊辗转，颠沛流离，可以想象苏轼内心有多么的悲凉，苦闷。尽管如此，苏轼还是能够使自己辩证地看待人生，积极调和内心的矛盾。在密州时期，庄子的齐万物等贵贱，等生死和等是非，这三等相对观念已深刻融进苏轼的人生思想中。在《永遇乐长忆别时》中全词写道：
1 引言 1
2 苏轼来到淮安时的时代背景 1
2.1社会环境 1
2.2个人境况 2
3 苏轼所作有关淮安诗词的考证 3
3.1十月十六日所见 4
3.2 淮阴侯庙记 5
3.3 泗州僧伽塔 7
3.4 龟山 8
3.5 洪泽途中遇大风复还 9
3.6 永遇乐长忆别时 10
结 论 13
致 谢 14
参考文献 15
１ 引言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他文笔神奇，学识渊博，思想睿智，人格高尚，同时他也是历代被研究最多的文学家。纵观苏轼的一生，坎坎坷坷，在从政四十年的时间里，多次遭到贬谪。从嘉佑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开始，他基本上是在新旧党派争斗的旋涡中起起伏伏。经历了多年人生挫辱的苏轼当然也几近看清了政治中不可避免的卑鄙，阴暗和险恶。他感受到人生无奈的同时，对人世间的冷暖也日趋洞察，这便使得苏轼在困苦的生活中保持坚贞的气节，独立的人格，乐观旷达的心胸和积极向上的追求。作为文学家的苏轼，虽然他早就名震文坛，但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苏轼自己去世前也曾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六十六年的生涯里，无数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饶学刚在《苏东坡在黄州》后记中提到“当我一旦认识了东坡先生之后，就将他作为偶像加以崇拜。他是中国的一位天才和通才，也是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艺家和科学家。”苏轼所到之处也成了大家瞻仰的圣地，淮安更是与苏轼有着不解之缘。据记载苏轼曾十余次来到淮安，并且在淮安留下许多佳句传颂万代。宋代许多淮安诗人、画家也都是苏门弟子。苏轼在其《淮上早发》一诗中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写道：“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可见苏轼已经数次来过淮安。此外他写的有关淮安的诗词有《泗州僧伽塔》、《龟山》、《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永遇乐》、《十月十六日记所见》等都可证实。
2 苏轼来到淮安时的时代背景
2.1 社会环境
北宋王朝建立以来虽号称“治平之世”，但是百余年来积贫积弱的局势，继续其恶性发展，有增无减。[1]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首先是阶级矛盾尖锐：初期的北宋，由于当朝政权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态度，造成地主豪强隐瞒土地，部分自耕农却沦为佃户的结果，这也就形成了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的局面，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更是加剧了农民的苦难，因此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斗争激烈。
外部民族对立也同样严重，边境上辽和西夏虎视眈眈，发生多次战争。统治阶级吸取了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开始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使领兵作战的将领失去了调动军队的权利，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军队指挥效率下降和战斗力降低，也就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
治平四年，宋神宗继位。宋神宗希望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于是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便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气、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当然，变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促进了经济发展。虽然变法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最终法令被罢废。
2.2 个人境况
熙宁元年，宋神宗即位，北宋王朝内忧外患，于是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然而，当初赏识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及他的其他许多师友，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有“欧阳修从庆历嘉佑时代的高唱改革变成了反对改革的中坚人物”。
苏轼和王安石两人都是少年得志，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但是，在变法的问题上，苏轼和王安石却持有不同意见。《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文集》卷八中记载“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凡是了解王安石变法的人都知道这一枪是苏轼刺向王安石的。[2] 两个人的政见凿枘难合，再加之因为苏轼在离乡返京的途中见到的景象，他更加清楚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就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于是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苏轼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元丰二年(1079)，苏轼任命湖州(浙江省吴兴县)，七月便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其诗文中诽谤朝廷，歪曲事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摘取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的诗句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湖州谢上表》本是官样文章御史台官员却闻出了大逆不道的味道：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岂不是埋怨朝廷没有委以重任？[3]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知难逃死罪，最后终不能幸免一死。但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加之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神宗也不愿杀害苏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
3 苏轼所作有关淮安诗词的考证
苏轼关于淮安的诗词有二十余首。譬如，苏轼在《淮上晓发》一诗中写道：“淮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上十往来。”明显可以看出苏轼已经数次来往淮安，“此生定向江湖老”则可判断，这应该是苏轼最后一次离开朝廷，所以发出了“此生定向江湖老”的慨叹。苏轼在《乞舟行赴英州状》中也曾写道：“带家属数人前去，汴泗之间，乘舟泛江，倍道而行。”由此我们知道他赴英州也是走淮安这条水路的。当然值得我们回味不绝的要数苏轼在涟水填写的《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一词，盛赞涟水美丽的水乡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全词写到：
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倦客尘埃何处洗。真君堂下寒泉水。
左海门前酤酒市。夜半潮来，月下孤舟起。倾盖相逢拚一醉。双凫飞去人千里。
其中“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都可以成为今天涟水的形象宣传语言。而本文就列举了苏轼咏淮诗词中的其中几首，来探究诗人当时的心境，以及在淮安的所见，所感。
此时的苏轼虽然处于人的失意时期，但他始终坚持着为百姓做事，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苦中作乐。即使苏轼无法在在朝堂上展现自己的满腔抱负，为百姓谏言谋福，在流放后还是能够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生的道德修养，为百姓做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正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对儒家思想的坚持，使苏轼拥有入世之志和超脱旷达的襟怀的两面性，为后人树立了可效仿的文化性格。[5]
3.6 永遇乐长忆别时
这首词一般认为写于熙宁七年（1074年），是首怀人词。全诗都充满着苏轼对友人深深的怀念之情。熙宁七年，苏轼调往密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任知州。主政密州时期是苏轼体悟人生的重要时期，在对人生的理解方面，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困顿，对生老病死等常见问题做出了一些理性通达的解释；在为人处世方面，遁世自乐的想法更强烈，报国济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强化，两者显示出融通的迹象，还提出了一些处困-解困的见解。[11]在苏轼到任之时，恰逢密州长期干旱，蝗虫遍野，加之自己漂泊辗转，颠沛流离，可以想象苏轼内心有多么的悲凉，苦闷。尽管如此，苏轼还是能够使自己辩证地看待人生，积极调和内心的矛盾。在密州时期，庄子的齐万物等贵贱，等生死和等是非，这三等相对观念已深刻融进苏轼的人生思想中。在《永遇乐长忆别时》中全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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