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小说研究__以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为例
王小波小说研究__以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为例[20191230170444]
毕业论文摘要
毕业论文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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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王小波小说,思想呈现,艺术表现,创作简评
目 录
1 引言 1
2 王小波小说的审美分析 1
2.1思想呈现 1
2.1.1自由精神 1
2.1.2 游戏精神 2
2.1.3 性与政治 3
2.2 艺术表现 5
2.2.1结构特点 5
2.2.2人物形象 5
2.2.3写作手法 7
2.2.4语言特色 10
3 王小波小说的创作简评 12
3.1 独特性 12
3.2 局限性 13
3.2.1 想象的迷失 13
3.2.2 对现实世界的妥协 14
结语 15
致谢 16
注释 17
参考文献 18
1 引言
王小波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等。王小波的小说风格幽默风趣，善用反讽和黑色幽默，想象丰富，富于创新性，以诙谐的笔调言说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自由，理趣，性爱是他小说中独特的精神思想。王小波的小说作品创作独特，善用口语化的语言，笔调诙谐，富于想象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在整个三部曲中，他以喜剧的口吻，黑色幽默的手法叙述人类的生存状况，并透过故事展示权利对人性的遏制和压迫，描述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人的生活遭遇。故事背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王小波的小说可以以其独特的审美，透视特定的历史时期，再现特定时期的人文面貌。
2 王小波小说的审美分析
2.1思想呈现
2.1.1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有很多体现，这也是王小波毕生的追求和主张。“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崇尚的是‘消极自由’，更注重于个人性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宏大主题’。他常引用罗素的名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基本底线的基础上，独立而多元地追求人生的幸福。”[1]
王小波主张人性的自由，做一个自由的人，不被世俗的枷锁遏制，还原人性的本真。他作品中的人物多有这种气质。如《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青春年少，对人生充满好奇和幻想，想吃，想玩，在那个禁爱的年代里，不顾一切的与陈清扬结合，即使被批斗，被逮捕，也是一副无所畏惧，处之泰然的态度。或许是年轻莽撞，我们会被文中这个充满自由精神的王二所吸引，羡慕他的无所畏惧，无法无天。这也是王小波所主张的，生命，本能，激情，冲动，这些人性中的美好，是不能被遏制的，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中。
敢于追求爱情也是王小波自由精神的重要组成。如《似水流年》中的线条，因为看到挨打的李先生，而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李先生，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给李先生写情书，“龟头血肿，我爱你！——线条”大胆，直白。去李先生被发放的小煤窑找他。这些看似荒唐，大胆的举动，是线条对爱情的执着和争取。也是王小波对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鼓励。
王小波的自由精神中还有重要的一点便是，在劳动中收获乐趣，创造乐趣，醉心于自己的事业与劳动创造。《我的阴阳两界》里的李先生虽然生活困苦，但他研究西夏文只觉得读懂它是自己的“乐事”；而王二，虽然住在地下室，被称作“小神经”，但却沉溺在写小说、译书的世界里自由地生活。在《白银时代》中，小说中的人物虽在一个写作公司上班，能做的却只有两件事：“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自己的稿子供别人枪毙”，在这里写作需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审查与监控，本来最自由有趣的事业，变得机制僵化，在这里自由变成了最稀薄的空气。
笔者认为，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叙述，王小波表达了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思想。
2.1.2 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王小波小说的重要精神元素，它构建了王小波小说的思想内容和叙事方式，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精神追求。“王小波小说存在一个基本游戏范型，即神话化两级对立游戏语境，贯穿一个关系思考：权利与个体生命意志的关系。它以男女性游戏为核心，通过对权利意味下的性，刑罚，死亡的游戏性重构，使游戏参与者在游戏对抗中体现对自由，智慧人生的追求。”[2]
王小波小说中游戏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他对“性”的把玩。在《黄金时代》中，王二与陈清扬之间没有爱情，他们似乎一直都在搞“伟大友谊”，陈清扬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王二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将他的“伟大友谊”奉献给陈清扬，而陈清扬同意了，最后因为无法向人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反而不如就是破鞋而让自己好受些。这种“游戏式”的结合，用“性”作为一种反抗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他对抗世界的方式，对世俗偏见和政治独裁展开了尖锐而饱含幽默的挑战。
在王小波小说中游戏精神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于死亡和刑罚场景的描写。如在《万寿寺》中，女刺客的头颅被砍下后，居然还能微笑致谢，还能有丰富的表情，甚至被当做旗帜升到树上后，还能和红线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在《2010》中王二和蓝毛衣因犯错接受鞭刑，政府花了宝贵的外汇进口了鞭子，开了万人大会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展示。王小波通过他奇异的想象，反讽的笔调，将刑罚描述的富有游戏性。
王小波对刑场，刑罚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另类的，夸张的，戏谑的叙述。这种贯穿他创作始终的游戏精神非常奇妙地反映了他反抗奴役，反对压迫的人生哲学,追求自由的精神理念,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及别具一格的审美趣尚。“王小波的小说正是以游戏的态度来写性，刑罚和死亡，使人在一种幽默声中领悟人的生存荒谬。游戏的基本特质是审美态度的开放性，审美目的的快乐性和审美规则的无序性。游戏小说的创作态度就体现了这种多向性。王小波的作品运用这种方式，表现出对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颠覆和对生命力的热烈追求。”[3]
2.1.3 性与政治
“性”的描写和展示应该说是王小波小说的一大特点，在笔者看来，王小波写的“性”是将它看成人性的一部分或是人生活的本真，同时“性”也作为他反映生活荒谬，反抗政治压迫的工具。
第一，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题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有着大篇幅的关于性爱的描写，不论是写现代的《黄金时代》中的王二与陈清扬；《三十而立》中的王二与小转铃；《我的阴阳两界》小孙与“小神经病”的我；而《革命时期的爱情》王小波更加直言不讳的说“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还是写古代的《红佛夜奔》中的李靖与红佛，《万寿寺》中的薛嵩与老妓女。以及《未来世界》中我的舅舅和小姚阿姨。似乎王小波的每篇文章中都有关于“性爱”的描写。“‘性爱’作为王小波文学创作的焦点和总纲，它贯穿于所有的作品，在万花筒式的生活表相和性爱传奇中，王小波不断从黄金时代出发，又不断回环回应于这一数十年思考和体悟的结晶为‘性’正名，为‘性’争权，守住个人主体性这一最后的阵地，是其文学人生的支点，此一支点帮助他撬动了沉重无比的文化和现实。”[4]
“他以‘伦敦的(红色)天空’作比，说明‘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他的忠于生活的小说观念正是写出生活‘本然’的‘样子’，而不是‘应然’的‘样子’。”[5]王小波崇尚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希望还原人生活原本的面貌，他对“性爱”笔墨过多的描写，实则是对人性本真，生活本然的呼唤。
第二，性与政治的关系
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一直是王小波小说中永恒的主题。 “王小波在生前死后都是个聚讼纷纭的争议作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始终离不开 ‘性’‘政治’这两个敏感话题：前者关门闭户，是最隐秘的私人领域，后者大开大阖，是最严肃的公共态度。表面看相去甚远，实际上，日常道德与政治倾向恰好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两极’。政治独裁，‘性’必然严苛—— 身体自由只有在政治宽松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从来如此而且仍将如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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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王小波小说,思想呈现,艺术表现,创作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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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2 王小波小说的审美分析 1
2.1思想呈现 1
2.1.1自由精神 1
2.1.2 游戏精神 2
2.1.3 性与政治 3
2.2 艺术表现 5
2.2.1结构特点 5
2.2.2人物形象 5
2.2.3写作手法 7
2.2.4语言特色 10
3 王小波小说的创作简评 12
3.1 独特性 12
3.2 局限性 13
3.2.1 想象的迷失 13
3.2.2 对现实世界的妥协 14
结语 15
致谢 16
注释 17
参考文献 18
1 引言
王小波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等。王小波的小说风格幽默风趣，善用反讽和黑色幽默，想象丰富，富于创新性，以诙谐的笔调言说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自由，理趣，性爱是他小说中独特的精神思想。王小波的小说作品创作独特，善用口语化的语言，笔调诙谐，富于想象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在整个三部曲中，他以喜剧的口吻，黑色幽默的手法叙述人类的生存状况，并透过故事展示权利对人性的遏制和压迫，描述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人的生活遭遇。故事背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王小波的小说可以以其独特的审美，透视特定的历史时期，再现特定时期的人文面貌。
2 王小波小说的审美分析
2.1思想呈现
2.1.1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有很多体现，这也是王小波毕生的追求和主张。“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崇尚的是‘消极自由’，更注重于个人性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宏大主题’。他常引用罗素的名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基本底线的基础上，独立而多元地追求人生的幸福。”[1]
王小波主张人性的自由，做一个自由的人，不被世俗的枷锁遏制，还原人性的本真。他作品中的人物多有这种气质。如《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青春年少，对人生充满好奇和幻想，想吃，想玩，在那个禁爱的年代里，不顾一切的与陈清扬结合，即使被批斗，被逮捕，也是一副无所畏惧，处之泰然的态度。或许是年轻莽撞，我们会被文中这个充满自由精神的王二所吸引，羡慕他的无所畏惧，无法无天。这也是王小波所主张的，生命，本能，激情，冲动，这些人性中的美好，是不能被遏制的，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中。
敢于追求爱情也是王小波自由精神的重要组成。如《似水流年》中的线条，因为看到挨打的李先生，而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李先生，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给李先生写情书，“龟头血肿，我爱你！——线条”大胆，直白。去李先生被发放的小煤窑找他。这些看似荒唐，大胆的举动，是线条对爱情的执着和争取。也是王小波对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鼓励。
王小波的自由精神中还有重要的一点便是，在劳动中收获乐趣，创造乐趣，醉心于自己的事业与劳动创造。《我的阴阳两界》里的李先生虽然生活困苦，但他研究西夏文只觉得读懂它是自己的“乐事”；而王二，虽然住在地下室，被称作“小神经”，但却沉溺在写小说、译书的世界里自由地生活。在《白银时代》中，小说中的人物虽在一个写作公司上班，能做的却只有两件事：“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自己的稿子供别人枪毙”，在这里写作需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审查与监控，本来最自由有趣的事业，变得机制僵化，在这里自由变成了最稀薄的空气。
笔者认为，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叙述，王小波表达了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思想。
2.1.2 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王小波小说的重要精神元素，它构建了王小波小说的思想内容和叙事方式，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精神追求。“王小波小说存在一个基本游戏范型，即神话化两级对立游戏语境，贯穿一个关系思考：权利与个体生命意志的关系。它以男女性游戏为核心，通过对权利意味下的性，刑罚，死亡的游戏性重构，使游戏参与者在游戏对抗中体现对自由，智慧人生的追求。”[2]
王小波小说中游戏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他对“性”的把玩。在《黄金时代》中，王二与陈清扬之间没有爱情，他们似乎一直都在搞“伟大友谊”，陈清扬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王二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将他的“伟大友谊”奉献给陈清扬，而陈清扬同意了，最后因为无法向人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反而不如就是破鞋而让自己好受些。这种“游戏式”的结合，用“性”作为一种反抗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他对抗世界的方式，对世俗偏见和政治独裁展开了尖锐而饱含幽默的挑战。
在王小波小说中游戏精神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于死亡和刑罚场景的描写。如在《万寿寺》中，女刺客的头颅被砍下后，居然还能微笑致谢，还能有丰富的表情，甚至被当做旗帜升到树上后，还能和红线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在《2010》中王二和蓝毛衣因犯错接受鞭刑，政府花了宝贵的外汇进口了鞭子，开了万人大会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展示。王小波通过他奇异的想象，反讽的笔调，将刑罚描述的富有游戏性。
王小波对刑场，刑罚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另类的，夸张的，戏谑的叙述。这种贯穿他创作始终的游戏精神非常奇妙地反映了他反抗奴役，反对压迫的人生哲学,追求自由的精神理念,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及别具一格的审美趣尚。“王小波的小说正是以游戏的态度来写性，刑罚和死亡，使人在一种幽默声中领悟人的生存荒谬。游戏的基本特质是审美态度的开放性，审美目的的快乐性和审美规则的无序性。游戏小说的创作态度就体现了这种多向性。王小波的作品运用这种方式，表现出对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颠覆和对生命力的热烈追求。”[3]
2.1.3 性与政治
“性”的描写和展示应该说是王小波小说的一大特点，在笔者看来，王小波写的“性”是将它看成人性的一部分或是人生活的本真，同时“性”也作为他反映生活荒谬，反抗政治压迫的工具。
第一，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话题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有着大篇幅的关于性爱的描写，不论是写现代的《黄金时代》中的王二与陈清扬；《三十而立》中的王二与小转铃；《我的阴阳两界》小孙与“小神经病”的我；而《革命时期的爱情》王小波更加直言不讳的说“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还是写古代的《红佛夜奔》中的李靖与红佛，《万寿寺》中的薛嵩与老妓女。以及《未来世界》中我的舅舅和小姚阿姨。似乎王小波的每篇文章中都有关于“性爱”的描写。“‘性爱’作为王小波文学创作的焦点和总纲，它贯穿于所有的作品，在万花筒式的生活表相和性爱传奇中，王小波不断从黄金时代出发，又不断回环回应于这一数十年思考和体悟的结晶为‘性’正名，为‘性’争权，守住个人主体性这一最后的阵地，是其文学人生的支点，此一支点帮助他撬动了沉重无比的文化和现实。”[4]
“他以‘伦敦的(红色)天空’作比，说明‘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他的忠于生活的小说观念正是写出生活‘本然’的‘样子’，而不是‘应然’的‘样子’。”[5]王小波崇尚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希望还原人生活原本的面貌，他对“性爱”笔墨过多的描写，实则是对人性本真，生活本然的呼唤。
第二，性与政治的关系
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一直是王小波小说中永恒的主题。 “王小波在生前死后都是个聚讼纷纭的争议作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始终离不开 ‘性’‘政治’这两个敏感话题：前者关门闭户，是最隐秘的私人领域，后者大开大阖，是最严肃的公共态度。表面看相去甚远，实际上，日常道德与政治倾向恰好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两极’。政治独裁，‘性’必然严苛—— 身体自由只有在政治宽松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从来如此而且仍将如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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