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作为我国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其幸福感是非常需要被关注的。本文基于大数据从人口要素、资产水平与社会认知三个视角来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数据建立模型来研究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因素，并在宏观政策层面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伴侣、年龄和工作时长皆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不仅物质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有影响，而且社会公平感和期望社会等级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都产生正向影响。
目录
引言
引言
幸福其实是人类终其一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幸福感表达的是幸福的程度，也是衡量幸福的标度。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吃饱穿暖”已经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精神层面上来。而无论是物质的追求或是精神的满足，最终反映的依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就是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追求幸福的人不计其数，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是其中一个庞大的群体。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村务工人员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69亿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为了生计背井离乡。陌生的环境，沉重的压力，这个群体是否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沈惠璋等（2016）发现婚姻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已婚或者同居的样本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未婚的样本。婚姻家庭因素虽然带给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生活压力感，却也增强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冯虹、李升2016），与配偶同住有益于获得幸福感（曾迪洋、洪岩壁2016）。而从生命历程理论角度来看，年龄与生活幸福感在大体上呈现U型曲线关系（李小文、黄彩霞，2014）。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年龄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徐广路2016）。从宗教信仰角度来看，由于宗教信仰具有创伤缓冲效应，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要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精神层面主观福利水平高（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1）。
可以衡量劳动对幸福感影响程度的比较重要和客观的一个指标就是工作时间。大多数研究认为，劳动时间对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韩彦超、潘泽泉2016）。从社会融入视角对这一观点更详细的解释是工作时间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工作时间越长，城市融入程度越低，个体生活满意水平越低（李雯2014）。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一般自我概念和人际健康素质对于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李强、梁栋、徐玮，2017）。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受到生活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卢冲、李虹轩，2014）。不仅是这些，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工作合同性质、工作时间、工作餐福利、保险水平对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盛光华、张天舒，2015）。除了自我概念，身体健康的自我感知也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产生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与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冯永琦、张天舒2016）。
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对生活状态的感知，必定受到认知环境的作用（杨春江2014）。在城市务工过程中，由于社会待遇感知不平等，会导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下降。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会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缓解其他影响幸福感的负向效应（卢海阳、杨龙、李宝值2014）。虽然在外务工会使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地位比在家务农的农民高，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也无法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李峰2016）。
一般我们认为，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尤其是对于本身收入层次不是很高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来说这种作用应该更加明显。而现有的研究却就收入是否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造成正向影响形成了不尽相同的两种观点。周世军（2017）等学者认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存在 “Easterlin 悖论”，即收入的增加不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其他因素类似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同样会对农民的幸福感产生明显作用（黄祖辉,朋文欢，2016）。而另外一种观点则提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性（王玉龙,彭运石,姚文佳，2014）。外出务工提高了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徐广路,沈惠璋,李峰，2016）。从这一角度我们推测因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一般低于城市居民，因此其幸福感水平也应当低于城市居民。但是吴菲（2017）却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尽管在社会经济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
增加收入是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一种途径，增加其收入固然重要，但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营建一个亲善的环境，增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对城市的归属感才是提升其幸福感的关键要素，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曾迪洋,洪岩璧，2016）。
从上述概括中可以看出，对于基本的人口要素，研究中多将这些要素作为控制变量，对于人口各要素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情况并没有定论。对于宗教信仰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较少，可以进行探索。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研究更多的见于对居民的幸福感中，因此年龄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经济水平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研究大多选用收入作为指标，而固定资产的考虑和使用较少，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固定资产与收入一起作为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指标，对经济因素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做更加全面的研究。同时，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除去客观要素，个人主观感受也是不得不纳入研究范围的。本文基于人口要素、资产水平与社会认知三个视角，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找出影响收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影响方式与影响程度。结合数据分析结果，提出关于收入幸福感的政策建议，希望从宏观层面上提高收入幸福感。
目录
引言
引言
幸福其实是人类终其一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幸福感表达的是幸福的程度，也是衡量幸福的标度。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吃饱穿暖”已经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精神层面上来。而无论是物质的追求或是精神的满足，最终反映的依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就是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追求幸福的人不计其数，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是其中一个庞大的群体。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村务工人员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69亿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为了生计背井离乡。陌生的环境，沉重的压力，这个群体是否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沈惠璋等（2016）发现婚姻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已婚或者同居的样本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未婚的样本。婚姻家庭因素虽然带给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生活压力感，却也增强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冯虹、李升2016），与配偶同住有益于获得幸福感（曾迪洋、洪岩壁2016）。而从生命历程理论角度来看，年龄与生活幸福感在大体上呈现U型曲线关系（李小文、黄彩霞，2014）。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年龄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徐广路2016）。从宗教信仰角度来看，由于宗教信仰具有创伤缓冲效应，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要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精神层面主观福利水平高（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1）。
可以衡量劳动对幸福感影响程度的比较重要和客观的一个指标就是工作时间。大多数研究认为，劳动时间对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韩彦超、潘泽泉2016）。从社会融入视角对这一观点更详细的解释是工作时间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工作时间越长，城市融入程度越低，个体生活满意水平越低（李雯2014）。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一般自我概念和人际健康素质对于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李强、梁栋、徐玮，2017）。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受到生活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居住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幸福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卢冲、李虹轩，2014）。不仅是这些，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工作合同性质、工作时间、工作餐福利、保险水平对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盛光华、张天舒，2015）。除了自我概念，身体健康的自我感知也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产生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与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冯永琦、张天舒2016）。
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对生活状态的感知，必定受到认知环境的作用（杨春江2014）。在城市务工过程中，由于社会待遇感知不平等，会导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下降。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会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缓解其他影响幸福感的负向效应（卢海阳、杨龙、李宝值2014）。虽然在外务工会使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地位比在家务农的农民高，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也无法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李峰2016）。
一般我们认为，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尤其是对于本身收入层次不是很高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来说这种作用应该更加明显。而现有的研究却就收入是否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造成正向影响形成了不尽相同的两种观点。周世军（2017）等学者认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存在 “Easterlin 悖论”，即收入的增加不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其他因素类似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同样会对农民的幸福感产生明显作用（黄祖辉,朋文欢，2016）。而另外一种观点则提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性（王玉龙,彭运石,姚文佳，2014）。外出务工提高了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徐广路,沈惠璋,李峰，2016）。从这一角度我们推测因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一般低于城市居民，因此其幸福感水平也应当低于城市居民。但是吴菲（2017）却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尽管在社会经济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
增加收入是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一种途径，增加其收入固然重要，但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营建一个亲善的环境，增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对城市的归属感才是提升其幸福感的关键要素，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曾迪洋,洪岩璧，2016）。
从上述概括中可以看出，对于基本的人口要素，研究中多将这些要素作为控制变量，对于人口各要素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情况并没有定论。对于宗教信仰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较少，可以进行探索。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研究更多的见于对居民的幸福感中，因此年龄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经济水平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研究大多选用收入作为指标，而固定资产的考虑和使用较少，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固定资产与收入一起作为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指标，对经济因素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做更加全面的研究。同时，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除去客观要素，个人主观感受也是不得不纳入研究范围的。本文基于人口要素、资产水平与社会认知三个视角，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找出影响收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影响方式与影响程度。结合数据分析结果，提出关于收入幸福感的政策建议，希望从宏观层面上提高收入幸福感。
版权保护: 本文由 hbsrm.com编辑，转载请保留链接: www.hbsrm.com/rwxy/shehuixue/2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