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并居背景下农民社区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市z社区为例
本文基于对南京市浦口区Z社区的实地调查，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个体人口特征、社区服务、社区参与对农民社区认同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搬入新社区后农民整体的社区认同状况较好，但并未达到高层次的水平。个人的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对社区认同都有正向影响，农民的人力资本越丰富，社区认同度也越高。高的社区服务水平有助于加强社区认同，其中社区治安服务和休闲设备建设对社区认同有显著影响。社区参与能显著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程度，但不同的参与方式对社区认同的提高存在差异。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2
（一）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现状2
（二）研究假设3
三、数据与测量4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4
（二）变量测量5
四、结果与分析7
（一）农民社区认同的描述性分析7
（二）农民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8
五、结论和思考10
（一）研究发现10
（二）进一步思考10
致谢12
参考文献13
附录14
“合村并居”背景下农民社区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南京市Z社区为例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以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为基础，通过相互间密切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生活共同体，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安土重迁，以农为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出入相友”，整个社会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由于乡土社会具有封闭性，在其中人们往往自给自足，从自己的村落或宗族中取得生活所需，并由此建立起对村社的认同。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国家基层治理的转型等，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一系列外生变量介入后，过去能自给自足并自主进行价值再生产的传统村庄已日渐远去，能够为村民提供本体性安全和生存价值意义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的一整套规范和符号系统亦逐步松弛，与此同时，农村社区认同随之趋向消解。
“合村并居”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方式之一，也称 “撤村并点”、“农民上楼”、“村庄合并”、“村改居”等，目前并非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一个比较通俗的称谓，一般是指农村地区在村民自发或政府主导下，合并原来临近的几个自然村或行政村，重新建立一个新社区，农民统一搬迁进新社区集中居住的过程。有学者提出“农民的集中居住，拉大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与劳动负担，农村的城镇化清除了农业生产环境与条件，剥夺了农民生计的资源基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而搬迁除了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层面产生了影响，也使农民在心理精神层面上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传统的价值体系不断受到冲击而走向消退，另一方面新的价值元素不断融入但现代性尚不可得，成为新居民的农民体验着身份变动带来的焦虑和新角色适应引起的恐慌。诚如美国社会学家费舍尔(C.S.Fischer)所说,在一个剧烈变迁和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如何保持社会的良好秩序及成员间的整合,才是讨论社区的核心问题[2]。因此，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合村并居后农民社区认同的现状，研究影响农民社区认同的因素，对帮助农民更快地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重建自我价值与生活意义，在新社区中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建构新的社区秩序和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现状
1.农村社区转型和社区认同
项继权认为，传统家族主导的村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国以后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社区则是一种“政经不分”、“政社不分”的经济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随着农村改革及乡村社会分化，建立在集体经济及政治控制基础上的社区日益解体。 [3]；毛丹叙述了尖山一个村落共同体，在人民公社时期获得半单位性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村办企业的兴起而实现单位化，后来单位化进程又在现代企业改制中终止[4]。卢露、许远旺则从现代性和社会变迁的视角阐释了农村社区认同式微和其中的嬗变逻辑，认为市场化改革以来，村庄的乡土伦理、价值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被市场经济所侵蚀，原来以乡土信任来维持的社会关系被效率和金钱所取代，人际交往逐渐变得原子化和趋利化[5]。
2.农村人际关系和社区认同
贺雪峰从社会关联和熟人社会两个角度来论述当下的社区认同。其根据以往调查的经验得出，当前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缺乏社会关联，无力达成共同的经济协作和相互之间的道德舆论监督。而居民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面临解体，现代的社会关系却没有建立，正是当前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根本原因[6]。另外，他认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和长老政治早已解体，自然生出的信用的规矩也已不太可靠。唯一比较可靠的是大家相互之间仍然是熟人。行政村的熟人已相当地不同于自然村的熟人，行政村虽然拥有相同的行政空间，但是缺乏共同的生活空间。对于这类行政村已不可以称为“熟人社会”，但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7]。
3.农村社区文化和社区认同
李睿认为,农村的社区文化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文化认同是社区认同的一种重要表征。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原有的文化特质在不断消失，文化认同的缺位使维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力量减弱，重塑社区文化认同是建构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有效路径[8]。胡海鹏也认为,社区文化认同的重构,在建构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道路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9]。李世敏认为,农村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互动关系,无论是传统的农村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还是现在的情形,都是符合这一逻辑的[10]。孙斐娟认为，文化认同是农民社区认同的根基，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应将农民的文化创造性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有机结合，重塑其社区认同的根基[11]。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2
（一）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现状2
（二）研究假设3
三、数据与测量4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4
（二）变量测量5
四、结果与分析7
（一）农民社区认同的描述性分析7
（二）农民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8
五、结论和思考10
（一）研究发现10
（二）进一步思考10
致谢12
参考文献13
附录14
“合村并居”背景下农民社区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南京市Z社区为例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以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为基础，通过相互间密切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生活共同体，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安土重迁，以农为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出入相友”，整个社会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由于乡土社会具有封闭性，在其中人们往往自给自足，从自己的村落或宗族中取得生活所需，并由此建立起对村社的认同。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国家基层治理的转型等，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一系列外生变量介入后，过去能自给自足并自主进行价值再生产的传统村庄已日渐远去，能够为村民提供本体性安全和生存价值意义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的一整套规范和符号系统亦逐步松弛，与此同时，农村社区认同随之趋向消解。
“合村并居”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方式之一，也称 “撤村并点”、“农民上楼”、“村庄合并”、“村改居”等，目前并非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一个比较通俗的称谓，一般是指农村地区在村民自发或政府主导下，合并原来临近的几个自然村或行政村，重新建立一个新社区，农民统一搬迁进新社区集中居住的过程。有学者提出“农民的集中居住，拉大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与劳动负担，农村的城镇化清除了农业生产环境与条件，剥夺了农民生计的资源基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而搬迁除了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层面产生了影响，也使农民在心理精神层面上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传统的价值体系不断受到冲击而走向消退，另一方面新的价值元素不断融入但现代性尚不可得，成为新居民的农民体验着身份变动带来的焦虑和新角色适应引起的恐慌。诚如美国社会学家费舍尔(C.S.Fischer)所说,在一个剧烈变迁和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如何保持社会的良好秩序及成员间的整合,才是讨论社区的核心问题[2]。因此，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合村并居后农民社区认同的现状，研究影响农民社区认同的因素，对帮助农民更快地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重建自我价值与生活意义，在新社区中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建构新的社区秩序和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社区认同的研究现状
1.农村社区转型和社区认同
项继权认为，传统家族主导的村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国以后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社区则是一种“政经不分”、“政社不分”的经济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随着农村改革及乡村社会分化，建立在集体经济及政治控制基础上的社区日益解体。 [3]；毛丹叙述了尖山一个村落共同体，在人民公社时期获得半单位性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村办企业的兴起而实现单位化，后来单位化进程又在现代企业改制中终止[4]。卢露、许远旺则从现代性和社会变迁的视角阐释了农村社区认同式微和其中的嬗变逻辑，认为市场化改革以来，村庄的乡土伦理、价值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被市场经济所侵蚀，原来以乡土信任来维持的社会关系被效率和金钱所取代，人际交往逐渐变得原子化和趋利化[5]。
2.农村人际关系和社区认同
贺雪峰从社会关联和熟人社会两个角度来论述当下的社区认同。其根据以往调查的经验得出，当前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缺乏社会关联，无力达成共同的经济协作和相互之间的道德舆论监督。而居民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面临解体，现代的社会关系却没有建立，正是当前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根本原因[6]。另外，他认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和长老政治早已解体，自然生出的信用的规矩也已不太可靠。唯一比较可靠的是大家相互之间仍然是熟人。行政村的熟人已相当地不同于自然村的熟人，行政村虽然拥有相同的行政空间，但是缺乏共同的生活空间。对于这类行政村已不可以称为“熟人社会”，但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7]。
3.农村社区文化和社区认同
李睿认为,农村的社区文化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文化认同是社区认同的一种重要表征。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原有的文化特质在不断消失，文化认同的缺位使维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力量减弱，重塑社区文化认同是建构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有效路径[8]。胡海鹏也认为,社区文化认同的重构,在建构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道路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9]。李世敏认为,农村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互动关系,无论是传统的农村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还是现在的情形,都是符合这一逻辑的[10]。孙斐娟认为，文化认同是农民社区认同的根基，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应将农民的文化创造性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有机结合，重塑其社区认同的根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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