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与李白诗中有我之境比较
摘 要孟浩然和李白在入仕遭受打击后，后期都有不同的选择，他们的心中仍然渴望着仕途。分析孟浩然与李白诗的特色、表达的情感，通过二者“有我之境”的比较，从中寻找唐代文人对于入仕的选择的异同并探究其重要性。
目 录
引言 1
1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比较 2
1.1 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2
1.2 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2
1.3 二者诗歌“有我之境”的异同比较 3
2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入仕观念比较 5
2.1 李白诗歌中表现的入仕观念 5
2.2 孟浩然诗歌中表现的入仕观念 6
2.3 二者诗歌中入仕观念的异同 6
3 由二者入仕观看唐人入仕观 8
3.1 唐代社会制度对文人入仕观念的影响 8
3.2 入仕对唐人和唐朝的重要性与影响 8
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引 言
对于“有我之境”的概念，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王国维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朱光潜
先生在他的《诗论》里提出来王国维的“有我”乃是“无我” ,而“无我”才是真正的“有我”。朱先生指出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对于“有我之境”，后人对其的解释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存在很多的争议。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这个概念都有解释，但是西方叔本华哲学对其思想的解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对其思想的解释是将以人与外物有无利害对立关系相区分，即“有我之境”指的是对物进行筹划时，使之成为情的承担者和表现者。通过研究李白和孟浩然的积极入仕对诗歌的影响，可以让我们更系统地了解诗歌的发展脉络以及诗歌的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对唐代诗歌的分类与情感剖析，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唐代文化的发展。通过对李白和孟浩然的作品的分析得出其二者狂放不羁、自负天真、执着入世的性格，以及论证此种性格对李白和孟浩然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对命运的影响，并通过对两者作品的分析，研究两人在诗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有我之境”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以及李白和孟浩然的命运和他们的思想、性格有着的重要关联，分析出唐代文人对于仕途的追求，以及入仕对于唐代文人的重要性。
1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比较
李白与孟浩然同为唐代的大诗人，他们诗中“有我之境”[1]P191的形成是有各自的原因，这些原因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通过比较，了解他们各自形成原因的异同。
1.1 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李白一生当中创作的诗作不计其数，但遗失的数量也有很多，据统计尚存的有九百九十多首，李白的诗歌风格豪放，内容丰富，李白是道教文化的崇尚者，他的诗歌通常体现了道教文化的审美，并继承了道教文化的思想。
李白不管是诗歌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的诗歌经常以大胆的夸张为主要内容，并且对于诗歌的创作的想象力上也比较奇异，它的诗歌经常语出惊人，并带有游仙的色彩。道家文化推崇的是“有我之境”，道家的这种“有我之境”对于李白的影响是颇深的，而仅仅把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的原因归于道家文化，这是不正确的。
在世俗的反映层面上，李白具备了鲜明的性格特点，得意时，他会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李白的一生多数处于一个不得志的状态，所以他也会大喊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2]P59当他感慨时，他会说到“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在《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为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这首诗完美的表现出李白在对于人生及时行乐的这种思想中的“有我之境”，其乐观好强的性格，受个人原因的影响，在诗歌中体现出了“有我之境”。
当然，这也跟李白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李白是唐朝的诗人，当时李白所处的背景正是盛唐时代，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并且君主也极为开明，人们的生活过得相对比较富足，人们的思想上也比较放松，因此有“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3]P98的闲情逸趣，这也是李白诗中“有我之境”的形成一个原因。
所以，李白诗中的“有我之境”的形成主要在于其个人性格、道家思想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1.2 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文化对于很多诗人也具有很深的影响，孟浩然也是其中的一位，并且对于孟浩然的一生又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不同于佛家，前者以“有”为宇宙本体，儒家以有无的宇宙本体观推及人生，这些观念对于孟浩然的“有我之境”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形成了孟浩然的精神境界。儒家强调“有我之境”，而儒家的“有我”是指的是超越了本我，无私的我，变小我为大我，儒家的这种境界对于孟浩然自身的精神境界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境界是一种积极的参与意识。
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儒士而言，孟浩然就显得谦虚内敛一些，“我来限于役，未暇息微躬。”孟浩然将这种本来没有感情色彩的事物赋予自己的主观色彩，从而让本无情绪的物质饱含深情。这就是孟浩然的个人性格的原因形成了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
在唐代社会制度的影响之下，文人入仕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孟浩然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最终因落第而放弃了科考，“漆园有傲吏，惠我在招呼。”从小我变为大我，这也是孟浩然诗歌中“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之一。
因此，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在于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唐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1.3 二者诗歌“有我之境”的异同比较
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更多体现在思想层面，对于李白诗歌中所形成的豪放风格具有很大的作用，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李白对于个人追求的向往。
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和李白不一样，李白是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而孟浩然的“有我之境”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是强调自我的超越，而不是自我本身，以“无我”来形成“有我”的境界，孟浩然的诗歌中已表达了这种境界，即超越小我形成有我之境。
但是两人的“有我之境”都表达两人对于官场名利的看淡，孟浩然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说：“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4]P279可以看出他入世后的失意和痛苦并对于隐逸的选择。而李白写到“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可以反映出李白对于政治抱负的追求，同时也表露出他的隐逸之情。李白和孟浩然因为仕途不顺，在他们的后期生活中都反映了当时他们的隐逸的生活状态，而他们却心有不甘，在精神层面是入仕的，他们都满怀壮志，一心想要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然而都深受现实黑暗的压迫，受到了来自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痛苦，都展示了他们追求的一个不同流合污的人格品质。
2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入仕观念比较
目 录
引言 1
1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比较 2
1.1 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2
1.2 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2
1.3 二者诗歌“有我之境”的异同比较 3
2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入仕观念比较 5
2.1 李白诗歌中表现的入仕观念 5
2.2 孟浩然诗歌中表现的入仕观念 6
2.3 二者诗歌中入仕观念的异同 6
3 由二者入仕观看唐人入仕观 8
3.1 唐代社会制度对文人入仕观念的影响 8
3.2 入仕对唐人和唐朝的重要性与影响 8
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引 言
对于“有我之境”的概念，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王国维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朱光潜
先生在他的《诗论》里提出来王国维的“有我”乃是“无我” ,而“无我”才是真正的“有我”。朱先生指出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对于“有我之境”，后人对其的解释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存在很多的争议。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这个概念都有解释，但是西方叔本华哲学对其思想的解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对其思想的解释是将以人与外物有无利害对立关系相区分，即“有我之境”指的是对物进行筹划时，使之成为情的承担者和表现者。通过研究李白和孟浩然的积极入仕对诗歌的影响，可以让我们更系统地了解诗歌的发展脉络以及诗歌的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对唐代诗歌的分类与情感剖析，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唐代文化的发展。通过对李白和孟浩然的作品的分析得出其二者狂放不羁、自负天真、执着入世的性格，以及论证此种性格对李白和孟浩然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对命运的影响，并通过对两者作品的分析，研究两人在诗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有我之境”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以及李白和孟浩然的命运和他们的思想、性格有着的重要关联，分析出唐代文人对于仕途的追求，以及入仕对于唐代文人的重要性。
1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比较
李白与孟浩然同为唐代的大诗人，他们诗中“有我之境”[1]P191的形成是有各自的原因，这些原因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通过比较，了解他们各自形成原因的异同。
1.1 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李白一生当中创作的诗作不计其数，但遗失的数量也有很多，据统计尚存的有九百九十多首，李白的诗歌风格豪放，内容丰富，李白是道教文化的崇尚者，他的诗歌通常体现了道教文化的审美，并继承了道教文化的思想。
李白不管是诗歌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的诗歌经常以大胆的夸张为主要内容，并且对于诗歌的创作的想象力上也比较奇异，它的诗歌经常语出惊人，并带有游仙的色彩。道家文化推崇的是“有我之境”，道家的这种“有我之境”对于李白的影响是颇深的，而仅仅把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的原因归于道家文化，这是不正确的。
在世俗的反映层面上，李白具备了鲜明的性格特点，得意时，他会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李白的一生多数处于一个不得志的状态，所以他也会大喊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2]P59当他感慨时，他会说到“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在《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为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这首诗完美的表现出李白在对于人生及时行乐的这种思想中的“有我之境”，其乐观好强的性格，受个人原因的影响，在诗歌中体现出了“有我之境”。
当然，这也跟李白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李白是唐朝的诗人，当时李白所处的背景正是盛唐时代，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并且君主也极为开明，人们的生活过得相对比较富足，人们的思想上也比较放松，因此有“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3]P98的闲情逸趣，这也是李白诗中“有我之境”的形成一个原因。
所以，李白诗中的“有我之境”的形成主要在于其个人性格、道家思想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1.2 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文化对于很多诗人也具有很深的影响，孟浩然也是其中的一位，并且对于孟浩然的一生又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不同于佛家，前者以“有”为宇宙本体，儒家以有无的宇宙本体观推及人生，这些观念对于孟浩然的“有我之境”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形成了孟浩然的精神境界。儒家强调“有我之境”，而儒家的“有我”是指的是超越了本我，无私的我，变小我为大我，儒家的这种境界对于孟浩然自身的精神境界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境界是一种积极的参与意识。
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儒士而言，孟浩然就显得谦虚内敛一些，“我来限于役，未暇息微躬。”孟浩然将这种本来没有感情色彩的事物赋予自己的主观色彩，从而让本无情绪的物质饱含深情。这就是孟浩然的个人性格的原因形成了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
在唐代社会制度的影响之下，文人入仕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孟浩然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最终因落第而放弃了科考，“漆园有傲吏，惠我在招呼。”从小我变为大我，这也是孟浩然诗歌中“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之一。
因此，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形成的原因在于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唐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1.3 二者诗歌“有我之境”的异同比较
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更多体现在思想层面，对于李白诗歌中所形成的豪放风格具有很大的作用，李白诗歌中的“有我之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李白对于个人追求的向往。
孟浩然诗歌中的“有我之境”和李白不一样，李白是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而孟浩然的“有我之境”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是强调自我的超越，而不是自我本身，以“无我”来形成“有我”的境界，孟浩然的诗歌中已表达了这种境界，即超越小我形成有我之境。
但是两人的“有我之境”都表达两人对于官场名利的看淡，孟浩然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说：“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4]P279可以看出他入世后的失意和痛苦并对于隐逸的选择。而李白写到“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可以反映出李白对于政治抱负的追求，同时也表露出他的隐逸之情。李白和孟浩然因为仕途不顺，在他们的后期生活中都反映了当时他们的隐逸的生活状态，而他们却心有不甘，在精神层面是入仕的，他们都满怀壮志，一心想要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然而都深受现实黑暗的压迫，受到了来自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痛苦，都展示了他们追求的一个不同流合污的人格品质。
2 李白与孟浩然的诗中入仕观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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