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以_《三个无聊人》和《马伯乐》为例
论萧红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以_《三个无聊人》和《马伯乐》为例[20191216201546]
内容摘要：在萧红的作品中，对《马伯乐》的研究很少，很多学者认为这部作品是萧红写作能力下降的表现。然而，萧红在“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衰弱时期，仍力求从时代、家庭和自身三方面，塑造了一个个自私自利、懦弱无能、惧上欺下、崇洋媚外的灰色灵魂的形象，正是在写作上有意坚持个人立场的一个证言。在中外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多余人”的作品，马伯乐和萧红散文《三个无聊人》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的“多余人”，所以，结合《马伯乐》和《三个无聊人》两部作品，本文试图从“多余人”的角度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国民劣根性，反映萧红的个人坚持和对命运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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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萧红《三个无聊人》《马伯乐》多余人国民劣根性
目 录
一、引言 1
二、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类型 1
（一）马伯乐：逃避现实的生存意识 2
（二）无聊人：依存感情的处世哲学 4
三、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本质 6
（一）国民劣性：自私自利懦弱无能 6
（二）病态心理：惧上欺下崇洋媚外 7
四、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塑造的意义 8
（一）时代：国民劣根性的改造 9
（二）自身：个人立场的坚持 9
五、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论萧红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
——以《三个无聊人》和《马伯乐》为例
一、引言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小镇上，她是满腹才情的民国奇女子。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从小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她只能从祖父那里感受到一点温情。在中学时期，她接触到了五四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其喜欢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的作品。1930年萧红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孤苦无依的萧红在哈尔滨结识萧军，两人情投意合并于1933年自费出版合著散文集《跋涉》。1934年，萧红和萧军辗转到达上海，结识了叶紫，三人在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了“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萧红散文《三个无聊人》也得以刊登在报纸上。1940年，萧红在病中坚持创作中篇小说《马伯乐》，小说还未完结，萧红便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然而后世对萧红的这两部作品评价却不高，尤其是《马伯乐》被认为是萧红写作能力下降的表现。在我看来，这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多余人”的形象。在俄国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多余人”的作品，比如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他们拥有自由和传统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向往光明的新社会，另一方面又惧怕现实的黑暗，他们反对专制，有变革社会的理想抱负，却又缺乏实践。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中，他们愤世嫉俗却又无力改变现实，以致终日郁郁寡欢，碌碌无为。在中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也很多，比如巴金《家》里的觉新、钱钟书《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他和马伯乐、无聊人作为中国的“多余人”形象，深受封建制度的残害，变得自私自利，麻木不仁，不求上进，对于弱者，他们有的只是嘲笑和玩弄,萧红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自私自利、懦弱无能，逃避现实等消极心理的代表。相比于东方人的消极心理，俄国“多余人”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因此，本文将结合《三个无聊人》和《马伯乐》两部作品，从“多余人”的角度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国民劣根性，挖掘他们的本质以及作家塑造这类形象的意义。
二、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类型
“多余人”在俄国文学中是很常见的，普希金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在这之后，继而出现了毕巧林、罗亭等典型的“多余人”形象。在中国文学中，也诞生了觉新、方鸿渐等“多余人”。马伯乐和无聊人是萧红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萧红通过塑造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社会国民病态画卷。
（一）马伯乐：逃避现实的生存意识
在很多学者看来，《马伯乐》这部小说是萧红写作能力下降的表现，情节拖沓，内容平淡，批判力道不足。而陈悦在《生存就是逃避——<马伯乐>人物形象剖析》中说道：“《马伯乐》是变换了勾魂摄魄的对象，直入人物心灵深处，披露现代城市人脆弱的心灵、苍白的人生。”马伯乐以“逃”来躲避现实的方式实际上不是个案，而是国民性的。
1.逃避腐朽的家庭
《马伯乐》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未写完，萧红便在香港与世长辞了，结束了她短暂又精彩的人生。但后世对《马伯乐》的研究却多是持否定态度。铁峰在《萧红文学之路》一书中说：“萧红在和萧军分道扬镳之后，她开始对所谓男子气概不断加以攻击和嘲讽，特别是和端木共同生活期间，她感到男人的品德、人格并不比女人强，甚至更卑微，更愚蠢，开始对男性采取讽刺、嘲笑的态度。”也许这是萧红创作《马伯乐》这部小说的目的所在。
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她厌恶大家庭的种种束缚，所以马伯乐这个人物在逃离家庭这一层面上也是影射了萧红自己。马伯乐虽然是家里的少爷却没有一点地位，他向父亲提出要去上海读书，被父亲一口回绝。马伯乐对这个腐朽的大家庭厌恶至极，他厌恶父亲对外国人的过度佩服，教小孩子们说外国话，穿西装，念《圣经》，每每看到这些，马伯乐就厌恶至极，他自己说过：
“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加以尊敬。”
生活在这样一个腐朽的家庭中，人都会受到影响，青年人也会变得封建迂腐。马伯乐虽然表面上厌恶自己的家，其实他自己也和家里的人一样，觉得外国的一切都好，去中国商店买东西，他明知道东西很便宜可还是要讨价还价一番，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而是立刻付钱。除了买东西，吃饭也是一样，去中国饭馆吃饭，马伯乐总要把椅子、碗筷仔细擦一遍，而去外国餐厅吃饭，马伯乐则是看都不看直接坐下拿刀叉吃肉。马伯乐父亲总是说外国的这样好那样好，而马伯乐正好和他相反，马伯乐嘴上不承认外国好，但他总是骂中国人，这也从另一层面上说明了马伯乐心里是觉得外国比中国好的。
巴金小说《家》中的“多余人”形象觉新同样出身封建大家庭，但他没有像马伯乐这样，即使看到了家族的种种弊端却从没有想过逃，虽然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但长房长孙的地位和懦弱的个性决定了他只能逆来顺受，“逃”这个字眼甚至没有在他脑海中出现过。马伯乐刚好和他相反，他的脑子里整天想着逃。
马伯乐没逃成，索性开了间书店，整日在书店中高谈阔论，这是他逃离不了家庭的另外一种躲避方式。而他每天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与一帮朋友吃吃喝喝，终于书店入不敷出，马伯乐不得不把房子出租然后逃回家里，虽然他对这个家充满了厌恶和不屑，但是无路可走的马伯乐还是选择回家。陈悦在《生存就是逃避——《马伯乐》人物形象剖析》中说道：“马伯乐以逃避作为他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然而最终他却欲逃而逃不脱、欲避而避不开，苦闷、无奈、悲哀。孤独冲撞着他脆弱的心灵，他不得不寻求新的逃路。”腐朽家庭的冷漠、堕落使马伯乐厌恶至极，但是马伯乐没有觉醒的是，他已经和这个家融为一体了，他和家里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无论他逃到哪里，始终脱离不了这个家。
2.逃离纷飞的战火
《马伯乐》这部小说是以抗日战争为创作背景的，刘超在《<马伯乐>:抗战背景下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中说道：“在《马伯乐》中，萧红把笔触由东北土地上的底层妇女转向了战争中的小知识分子，结合亲身经历以自己一贯的风格对其愚昧懦弱的本性进行了揭露批判。”
逃离腐朽的家庭失败，借着卢沟桥事件的发生，马伯乐从家里逃到了上海。他是抱着逃难的心态从家里逃出来的，见到哪里都是一片安详没有一点逃难的迹象，马伯乐心里很不舒服。看到很多人排队买航空奖券，他就会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人都快打上来了，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马伯乐盼望着赶快打仗，这样他逃出来算是逃对了，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别人再也不敢看不起他。既然是逃难出来的，那就要有个逃难的样子，为了省钱，马伯乐租了一间黑洞洞的房子，吃的用的都很节俭，做饭用的锅铲之类的全部搬进自己的屋子，怕放在公共厨房会有人偷着用，碗筷、鞋子、袜子从来不用水洗，而是采用刮的方式。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样的生活讨厌。在马伯乐看来，现在是逃难的时候，不是享受生活的时候。这么一想，就不觉得生活过不下去了。
逃避现实的生存意识已经深深刻在马伯乐的脑海中了，只要觉得当下生活不满意就采取“逃”的办法换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讲，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何尝不想抛开一切逃离当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没有烦恼的生活，在逃避中寻求解脱。萧红通过《马伯乐》这部小说，也反映出了国民精神上的空虚和毫无价值的人生，宣传一种创造有价值人生的观念。
（二）无聊人：依存感情的处世哲学
萧红散文《三个无聊人》中的主人公三个无聊人，只是依存感情而生活，每天靠着发现身边的惨事来填补空虚的生活，缺乏理智和行动。依存感情就是无聊人的处世哲学。
1.灵魂的虚无
《三个无聊人》这部作品是萧红于1935年创作于上海，并在鲁迅的帮助下刊登在《太白》上。萧红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就像萧红在鲁迅逝世后回忆道：
内容摘要：在萧红的作品中，对《马伯乐》的研究很少，很多学者认为这部作品是萧红写作能力下降的表现。然而，萧红在“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衰弱时期，仍力求从时代、家庭和自身三方面，塑造了一个个自私自利、懦弱无能、惧上欺下、崇洋媚外的灰色灵魂的形象，正是在写作上有意坚持个人立场的一个证言。在中外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多余人”的作品，马伯乐和萧红散文《三个无聊人》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的“多余人”，所以，结合《马伯乐》和《三个无聊人》两部作品，本文试图从“多余人”的角度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国民劣根性，反映萧红的个人坚持和对命运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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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萧红《三个无聊人》《马伯乐》多余人国民劣根性
目 录
一、引言 1
二、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类型 1
（一）马伯乐：逃避现实的生存意识 2
（二）无聊人：依存感情的处世哲学 4
三、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本质 6
（一）国民劣性：自私自利懦弱无能 6
（二）病态心理：惧上欺下崇洋媚外 7
四、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塑造的意义 8
（一）时代：国民劣根性的改造 9
（二）自身：个人立场的坚持 9
五、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论萧红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
——以《三个无聊人》和《马伯乐》为例
一、引言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小镇上，她是满腹才情的民国奇女子。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从小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她只能从祖父那里感受到一点温情。在中学时期，她接触到了五四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其喜欢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的作品。1930年萧红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孤苦无依的萧红在哈尔滨结识萧军，两人情投意合并于1933年自费出版合著散文集《跋涉》。1934年，萧红和萧军辗转到达上海，结识了叶紫，三人在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了“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萧红散文《三个无聊人》也得以刊登在报纸上。1940年，萧红在病中坚持创作中篇小说《马伯乐》，小说还未完结，萧红便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然而后世对萧红的这两部作品评价却不高，尤其是《马伯乐》被认为是萧红写作能力下降的表现。在我看来，这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多余人”的形象。在俄国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多余人”的作品，比如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他们拥有自由和传统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向往光明的新社会，另一方面又惧怕现实的黑暗，他们反对专制，有变革社会的理想抱负，却又缺乏实践。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中，他们愤世嫉俗却又无力改变现实，以致终日郁郁寡欢，碌碌无为。在中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也很多，比如巴金《家》里的觉新、钱钟书《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他和马伯乐、无聊人作为中国的“多余人”形象，深受封建制度的残害，变得自私自利，麻木不仁，不求上进，对于弱者，他们有的只是嘲笑和玩弄,萧红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自私自利、懦弱无能，逃避现实等消极心理的代表。相比于东方人的消极心理，俄国“多余人”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因此，本文将结合《三个无聊人》和《马伯乐》两部作品，从“多余人”的角度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国民劣根性，挖掘他们的本质以及作家塑造这类形象的意义。
二、萧红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类型
“多余人”在俄国文学中是很常见的，普希金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在这之后，继而出现了毕巧林、罗亭等典型的“多余人”形象。在中国文学中，也诞生了觉新、方鸿渐等“多余人”。马伯乐和无聊人是萧红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萧红通过塑造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社会国民病态画卷。
（一）马伯乐：逃避现实的生存意识
在很多学者看来，《马伯乐》这部小说是萧红写作能力下降的表现，情节拖沓，内容平淡，批判力道不足。而陈悦在《生存就是逃避——<马伯乐>人物形象剖析》中说道：“《马伯乐》是变换了勾魂摄魄的对象，直入人物心灵深处，披露现代城市人脆弱的心灵、苍白的人生。”马伯乐以“逃”来躲避现实的方式实际上不是个案，而是国民性的。
1.逃避腐朽的家庭
《马伯乐》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未写完，萧红便在香港与世长辞了，结束了她短暂又精彩的人生。但后世对《马伯乐》的研究却多是持否定态度。铁峰在《萧红文学之路》一书中说：“萧红在和萧军分道扬镳之后，她开始对所谓男子气概不断加以攻击和嘲讽，特别是和端木共同生活期间，她感到男人的品德、人格并不比女人强，甚至更卑微，更愚蠢，开始对男性采取讽刺、嘲笑的态度。”也许这是萧红创作《马伯乐》这部小说的目的所在。
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她厌恶大家庭的种种束缚，所以马伯乐这个人物在逃离家庭这一层面上也是影射了萧红自己。马伯乐虽然是家里的少爷却没有一点地位，他向父亲提出要去上海读书，被父亲一口回绝。马伯乐对这个腐朽的大家庭厌恶至极，他厌恶父亲对外国人的过度佩服，教小孩子们说外国话，穿西装，念《圣经》，每每看到这些，马伯乐就厌恶至极，他自己说过：
“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加以尊敬。”
生活在这样一个腐朽的家庭中，人都会受到影响，青年人也会变得封建迂腐。马伯乐虽然表面上厌恶自己的家，其实他自己也和家里的人一样，觉得外国的一切都好，去中国商店买东西，他明知道东西很便宜可还是要讨价还价一番，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而是立刻付钱。除了买东西，吃饭也是一样，去中国饭馆吃饭，马伯乐总要把椅子、碗筷仔细擦一遍，而去外国餐厅吃饭，马伯乐则是看都不看直接坐下拿刀叉吃肉。马伯乐父亲总是说外国的这样好那样好，而马伯乐正好和他相反，马伯乐嘴上不承认外国好，但他总是骂中国人，这也从另一层面上说明了马伯乐心里是觉得外国比中国好的。
巴金小说《家》中的“多余人”形象觉新同样出身封建大家庭，但他没有像马伯乐这样，即使看到了家族的种种弊端却从没有想过逃，虽然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但长房长孙的地位和懦弱的个性决定了他只能逆来顺受，“逃”这个字眼甚至没有在他脑海中出现过。马伯乐刚好和他相反，他的脑子里整天想着逃。
马伯乐没逃成，索性开了间书店，整日在书店中高谈阔论，这是他逃离不了家庭的另外一种躲避方式。而他每天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与一帮朋友吃吃喝喝，终于书店入不敷出，马伯乐不得不把房子出租然后逃回家里，虽然他对这个家充满了厌恶和不屑，但是无路可走的马伯乐还是选择回家。陈悦在《生存就是逃避——《马伯乐》人物形象剖析》中说道：“马伯乐以逃避作为他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然而最终他却欲逃而逃不脱、欲避而避不开，苦闷、无奈、悲哀。孤独冲撞着他脆弱的心灵，他不得不寻求新的逃路。”腐朽家庭的冷漠、堕落使马伯乐厌恶至极，但是马伯乐没有觉醒的是，他已经和这个家融为一体了，他和家里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无论他逃到哪里，始终脱离不了这个家。
2.逃离纷飞的战火
《马伯乐》这部小说是以抗日战争为创作背景的，刘超在《<马伯乐>:抗战背景下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中说道：“在《马伯乐》中，萧红把笔触由东北土地上的底层妇女转向了战争中的小知识分子，结合亲身经历以自己一贯的风格对其愚昧懦弱的本性进行了揭露批判。”
逃离腐朽的家庭失败，借着卢沟桥事件的发生，马伯乐从家里逃到了上海。他是抱着逃难的心态从家里逃出来的，见到哪里都是一片安详没有一点逃难的迹象，马伯乐心里很不舒服。看到很多人排队买航空奖券，他就会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人都快打上来了，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马伯乐盼望着赶快打仗，这样他逃出来算是逃对了，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别人再也不敢看不起他。既然是逃难出来的，那就要有个逃难的样子，为了省钱，马伯乐租了一间黑洞洞的房子，吃的用的都很节俭，做饭用的锅铲之类的全部搬进自己的屋子，怕放在公共厨房会有人偷着用，碗筷、鞋子、袜子从来不用水洗，而是采用刮的方式。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样的生活讨厌。在马伯乐看来，现在是逃难的时候，不是享受生活的时候。这么一想，就不觉得生活过不下去了。
逃避现实的生存意识已经深深刻在马伯乐的脑海中了，只要觉得当下生活不满意就采取“逃”的办法换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讲，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何尝不想抛开一切逃离当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没有烦恼的生活，在逃避中寻求解脱。萧红通过《马伯乐》这部小说，也反映出了国民精神上的空虚和毫无价值的人生，宣传一种创造有价值人生的观念。
（二）无聊人：依存感情的处世哲学
萧红散文《三个无聊人》中的主人公三个无聊人，只是依存感情而生活，每天靠着发现身边的惨事来填补空虚的生活，缺乏理智和行动。依存感情就是无聊人的处世哲学。
1.灵魂的虚无
《三个无聊人》这部作品是萧红于1935年创作于上海，并在鲁迅的帮助下刊登在《太白》上。萧红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就像萧红在鲁迅逝世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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