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弄堂文化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弄堂文化[20200107193637]
王安忆通过《长恨歌》来表述弄堂是如何孕育了上海文化，养育芸芸众生。在她看来弄堂不仅仅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建筑，更多的是人间烟火的感动。《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抒写了一位40年代平民出身的女性不幸的一生，悲剧的命运，其中饱含了作者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对平凡生活的体验。在王安忆看来,弄堂是上海的“芯子”,弄堂的真实可感又离不开女性的诠释,她笔下的弄堂以女性的命运为载体,提取市井生活中的人类普遍的生存片段，超越了弄堂中的琐碎与平庸,赋予弄堂文化以诗意的审美形态。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王安忆,《长恨歌》,弄堂文化,上海
目 录
1 引言1
2 弄堂文化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日常表现1
2.1 弄堂的日常面貌2
2.2 弄堂里的日用衣食4
3 弄堂在《长恨歌》中的作用4
3.1 形成特有的弄堂意象，暗示小说情节5
3.2 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王琦瑶为例）8
4 王安忆《长恨歌》中弄堂文化的特色8
4.1 日常生活性9
4.2 弄堂文化的边缘性10
4.3 弄堂文化的多元性11
5 对《长恨歌》中弄堂的思考12
结论13
致谢14
注释15
参考文献16
1 引言
弄堂作为旧上海的“城市肖像”，“它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1]
王安忆是上海弄堂文化创作的大家。她生活在上海，是典型的弄堂女儿，可以说上海市民民俗的生活和文化深深的植根在她骨子里。她的作品创作多以“城市和女性”为主题，写弄堂小人物的生活，从而发掘其内在的文化意蕴。尤其是她创作的小说《长恨歌》，是对弄堂文化最好的诠释。
《长恨歌》中的弄堂是旧上海最古老、最普通的民居形式。王安忆不吝笔墨，开篇纵横，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四十年代上海弄堂生活的图景。她把“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来表现上海人的生活特色。我希望能够在这次的论文的写作中发掘旧上海弄堂文化的精髓，揭开旧上海弄堂所承载的社会民俗文化及深层意义。
本次论文主要从弄堂文化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日常表现、弄堂意象及作用、弄堂文化的特色、弄堂的文化带来的思考价值等方面来展开写作。
2 弄堂文化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日常表现
弄堂是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地方，在王安忆看来弄堂的内容也是日常的柴米油盐、种种琐事，狭小逼仄的弄堂不可能产生胸怀天下的胸襟气象，弄堂里的人们只专注于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追求个体生活体验，他们勤恳拮据、谨小慎微、渴望安稳，他们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无一不受到弄堂文化的影响。
2.1 弄堂的日常面貌
通过阅读小说，我们能够对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弄堂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她写的弄堂不脏乱、不低俗，虽然狭小拥挤，但却十分“精致”，充满诗意。
王安忆的笔触深入到弄堂的细微处，细心而悠长的勾勒出弄堂的一笔一画，把平和自然、精致沉厚的弄堂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她看来，上海的弄堂，“灰暗”是底色，“精致”是核心，最里面的是一点“温情”。《长恨歌》的第一章对弄堂进行了大量的描写，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弄堂中的“事物”所呈现出的状态和散发出的气质。如老虎天窗、木框窗扇是“精雕细作”的，窗台上的月季花要“细心细养”的，晒台上挂的衣裳也有安闲的“静美”，生了锈的黑铁栏杆增添了一些沧桑寂寞，脱落了水泥的矮墙是斑驳的岁月，山墙上的裂纹痕迹清晰又带着些许绿苔，焕发着生命的绿色，晾衣的竹杆能屈能伸，油垢污窗说不尽的家长里短，弄堂口间或传来各种声响，凤仙花、月季、青葱青蒜也成为弄堂的“私情”。这样的弄堂精致、平凡、朴实、充满温暖。
除此之外，上海人也为他们生活的弄堂增设了一些特有的东西，如：闺阁、流言、王琦瑶们。闺阁是上海女儿私有的“雅阁”，是一片天真、纯洁又柔软的地方，是吸收和传递各类文化的天地，是倾听小姐妹情谊的“知音”，是藏着与父母怄气的王琦瑶们的“栖地”，它不保守封闭，反而开放、混杂。流言是门内门外诉说的故事，是闲碎、鄙陋、扰人耳目的。总而言之，弄堂里有了闺阁，闺阁中传着真假流言，流言带着王琦瑶走了出去，先是华美荣显，接着衰落凋零，最后回归弄堂。弄堂创造了王琦瑶，但也正因为有了王琦瑶的弄堂才实至名归，充满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2]这样的弄堂开放、琐碎、世俗、真实、充满人情味。
其实，上海人的性格养成深受弄堂文化的影响，弄堂正是在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积累中不断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哺育着上海市民，上海弄堂的特有气质其实也就是上海人的气质，写弄堂其实也就是在写上海人。
2.2弄堂里的日用衣食（以王琦瑶为例）
王安忆把她对弄堂的感受和记忆以一种深入骨髓的描写镶嵌进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凝聚了上海人最普遍的追求，而对这追求最忠实的人叫作“王琦瑶”。王琦瑶不仅是上海女性独特的文化记忆的代表者，也是上海人精神的典型，她的一生遍及弄堂里的每个角落，几乎每个地方都在重复着“王琦瑶”的故事。
饮食。饮食文化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少女时期的王琦瑶吃的东西“精致”，但并不贵重。同时她也依循着所受的文化教养，在吃姿上力求保持淑女的端庄，即使赴约，也不会松懈半分，点菜也追寻简单健康，为主人留有余地。偶尔她们也会吃一些滋阴补气的药，好像也是一种时尚。居住在平安里时期的王琦瑶刚刚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悲伤的过去并未打磨掉她对生活极致的追求和享受。比如在招待严家师母等人那一章，我们看到了弄堂女儿对“厨道”的理解。她做菜讲究，“王琦瑶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虾，剥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3]一只鸡能够做出三样菜品，其他菜品也如此追求雅观精致可口，接着再温半壶酒，也能吃出久别重逢的感觉。王琦瑶的饮食简单却有品味，她试图在平常的生活中活出高质量的人生，她不认为贵的就是好的，在她看来平凡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
服饰。服饰不仅能反映一个时代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性格的外在表现。少女时期的王琦瑶追求时尚潮流，中规中矩，既不落伍也不超前，她会刻意隐藏自己对服饰的意见，不会过问太多，也不叫别人完全知晓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说她“世故”、“精明”，但却不能抹杀她对上海美丽的增色。她看着“三扇镜”用略微潮湿的“粉”涂抹脸颊，用所剩无几的“生发膏”让烫卷的秀发更加柔顺，她的化妆品“拮据”，但她并不“浮躁”反而“适应”。她的胭脂盒是空的，里面藏着蝴蝶的标本，她把捡来的树叶放在书本里，这时的她也会微微感伤，眼角稍稍灰暗。她能把旗袍穿出别样的味道，美的“不作态”，甚至让不喜欢粉红色的李主任也醉倒在她的娇媚和风情中，她又是那样的穿着得体，懂得把握分寸，始终以一种开放端庄的姿态面对世人。平安里时期的王琦瑶，她的穿着打扮不刻意也不随意，好像隐隐约约在和严家师母进行女人间的比赛，暗里也和女儿较着劲。但服饰对她来说远没有生活重要，她也烫发，却并没有为自己置办多少衣物，她不像薇薇那样对潮流盲目狂热，她把能穿衣服留下，不能穿的改小给女儿，或典当，但旧旗袍穿在她的身上仍然难掩她的美丽气质，张永红夸她是时尚的潮流“时尚都是旧翻新”。
家具陈设。家具陈设表现着一个人的生活内涵。少女时期的王琦瑶能够装点和做主的是自己的闺阁，她的闺阁是暖色的，墙纸上印着纯洁的百合花，被面上的长满了金丝草，留声机播放着温曲，半开的窗外递进一声声蝉鸣，窗台上摆设几种花件。如此狭小的弄堂，在她手中竟诗意盎然。在失去了“爱丽丝”的优越，远离“苏州河”的安宁后，王琦瑶落足平安里，认真的经营自己的小人生，她活的简单、平凡，这时的她在家居布置上，并没有厌恶上任房客留下的装饰，也没有做刻意的改变，只是稍作添加，便把房间变了个样子，有了自己的味道，她似乎也习惯了“地板和木窗框散发出木头霉烂的暖意”，[4]她装上了烟炉取暖过冬。她“务实求活”又懂得把生活过的更好。
王安忆通过《长恨歌》来表述弄堂是如何孕育了上海文化，养育芸芸众生。在她看来弄堂不仅仅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建筑，更多的是人间烟火的感动。《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抒写了一位40年代平民出身的女性不幸的一生，悲剧的命运，其中饱含了作者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对平凡生活的体验。在王安忆看来,弄堂是上海的“芯子”,弄堂的真实可感又离不开女性的诠释,她笔下的弄堂以女性的命运为载体,提取市井生活中的人类普遍的生存片段，超越了弄堂中的琐碎与平庸,赋予弄堂文化以诗意的审美形态。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王安忆,《长恨歌》,弄堂文化,上海
目 录
1 引言1
2 弄堂文化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日常表现1
2.1 弄堂的日常面貌2
2.2 弄堂里的日用衣食4
3 弄堂在《长恨歌》中的作用4
3.1 形成特有的弄堂意象，暗示小说情节5
3.2 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王琦瑶为例）8
4 王安忆《长恨歌》中弄堂文化的特色8
4.1 日常生活性9
4.2 弄堂文化的边缘性10
4.3 弄堂文化的多元性11
5 对《长恨歌》中弄堂的思考12
结论13
致谢14
注释15
参考文献16
1 引言
弄堂作为旧上海的“城市肖像”，“它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1]
王安忆是上海弄堂文化创作的大家。她生活在上海，是典型的弄堂女儿，可以说上海市民民俗的生活和文化深深的植根在她骨子里。她的作品创作多以“城市和女性”为主题，写弄堂小人物的生活，从而发掘其内在的文化意蕴。尤其是她创作的小说《长恨歌》，是对弄堂文化最好的诠释。
《长恨歌》中的弄堂是旧上海最古老、最普通的民居形式。王安忆不吝笔墨，开篇纵横，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四十年代上海弄堂生活的图景。她把“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来表现上海人的生活特色。我希望能够在这次的论文的写作中发掘旧上海弄堂文化的精髓，揭开旧上海弄堂所承载的社会民俗文化及深层意义。
本次论文主要从弄堂文化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日常表现、弄堂意象及作用、弄堂文化的特色、弄堂的文化带来的思考价值等方面来展开写作。
2 弄堂文化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日常表现
弄堂是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地方，在王安忆看来弄堂的内容也是日常的柴米油盐、种种琐事，狭小逼仄的弄堂不可能产生胸怀天下的胸襟气象，弄堂里的人们只专注于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追求个体生活体验，他们勤恳拮据、谨小慎微、渴望安稳，他们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无一不受到弄堂文化的影响。
2.1 弄堂的日常面貌
通过阅读小说，我们能够对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弄堂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她写的弄堂不脏乱、不低俗，虽然狭小拥挤，但却十分“精致”，充满诗意。
王安忆的笔触深入到弄堂的细微处，细心而悠长的勾勒出弄堂的一笔一画，把平和自然、精致沉厚的弄堂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她看来，上海的弄堂，“灰暗”是底色，“精致”是核心，最里面的是一点“温情”。《长恨歌》的第一章对弄堂进行了大量的描写，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弄堂中的“事物”所呈现出的状态和散发出的气质。如老虎天窗、木框窗扇是“精雕细作”的，窗台上的月季花要“细心细养”的，晒台上挂的衣裳也有安闲的“静美”，生了锈的黑铁栏杆增添了一些沧桑寂寞，脱落了水泥的矮墙是斑驳的岁月，山墙上的裂纹痕迹清晰又带着些许绿苔，焕发着生命的绿色，晾衣的竹杆能屈能伸，油垢污窗说不尽的家长里短，弄堂口间或传来各种声响，凤仙花、月季、青葱青蒜也成为弄堂的“私情”。这样的弄堂精致、平凡、朴实、充满温暖。
除此之外，上海人也为他们生活的弄堂增设了一些特有的东西，如：闺阁、流言、王琦瑶们。闺阁是上海女儿私有的“雅阁”，是一片天真、纯洁又柔软的地方，是吸收和传递各类文化的天地，是倾听小姐妹情谊的“知音”，是藏着与父母怄气的王琦瑶们的“栖地”，它不保守封闭，反而开放、混杂。流言是门内门外诉说的故事，是闲碎、鄙陋、扰人耳目的。总而言之，弄堂里有了闺阁，闺阁中传着真假流言，流言带着王琦瑶走了出去，先是华美荣显，接着衰落凋零，最后回归弄堂。弄堂创造了王琦瑶，但也正因为有了王琦瑶的弄堂才实至名归，充满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2]这样的弄堂开放、琐碎、世俗、真实、充满人情味。
其实，上海人的性格养成深受弄堂文化的影响，弄堂正是在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积累中不断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哺育着上海市民，上海弄堂的特有气质其实也就是上海人的气质，写弄堂其实也就是在写上海人。
2.2弄堂里的日用衣食（以王琦瑶为例）
王安忆把她对弄堂的感受和记忆以一种深入骨髓的描写镶嵌进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凝聚了上海人最普遍的追求，而对这追求最忠实的人叫作“王琦瑶”。王琦瑶不仅是上海女性独特的文化记忆的代表者，也是上海人精神的典型，她的一生遍及弄堂里的每个角落，几乎每个地方都在重复着“王琦瑶”的故事。
饮食。饮食文化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少女时期的王琦瑶吃的东西“精致”，但并不贵重。同时她也依循着所受的文化教养，在吃姿上力求保持淑女的端庄，即使赴约，也不会松懈半分，点菜也追寻简单健康，为主人留有余地。偶尔她们也会吃一些滋阴补气的药，好像也是一种时尚。居住在平安里时期的王琦瑶刚刚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悲伤的过去并未打磨掉她对生活极致的追求和享受。比如在招待严家师母等人那一章，我们看到了弄堂女儿对“厨道”的理解。她做菜讲究，“王琦瑶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虾，剥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3]一只鸡能够做出三样菜品，其他菜品也如此追求雅观精致可口，接着再温半壶酒，也能吃出久别重逢的感觉。王琦瑶的饮食简单却有品味，她试图在平常的生活中活出高质量的人生，她不认为贵的就是好的，在她看来平凡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
服饰。服饰不仅能反映一个时代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性格的外在表现。少女时期的王琦瑶追求时尚潮流，中规中矩，既不落伍也不超前，她会刻意隐藏自己对服饰的意见，不会过问太多，也不叫别人完全知晓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说她“世故”、“精明”，但却不能抹杀她对上海美丽的增色。她看着“三扇镜”用略微潮湿的“粉”涂抹脸颊，用所剩无几的“生发膏”让烫卷的秀发更加柔顺，她的化妆品“拮据”，但她并不“浮躁”反而“适应”。她的胭脂盒是空的，里面藏着蝴蝶的标本，她把捡来的树叶放在书本里，这时的她也会微微感伤，眼角稍稍灰暗。她能把旗袍穿出别样的味道，美的“不作态”，甚至让不喜欢粉红色的李主任也醉倒在她的娇媚和风情中，她又是那样的穿着得体，懂得把握分寸，始终以一种开放端庄的姿态面对世人。平安里时期的王琦瑶，她的穿着打扮不刻意也不随意，好像隐隐约约在和严家师母进行女人间的比赛，暗里也和女儿较着劲。但服饰对她来说远没有生活重要，她也烫发，却并没有为自己置办多少衣物，她不像薇薇那样对潮流盲目狂热，她把能穿衣服留下，不能穿的改小给女儿，或典当，但旧旗袍穿在她的身上仍然难掩她的美丽气质，张永红夸她是时尚的潮流“时尚都是旧翻新”。
家具陈设。家具陈设表现着一个人的生活内涵。少女时期的王琦瑶能够装点和做主的是自己的闺阁，她的闺阁是暖色的，墙纸上印着纯洁的百合花，被面上的长满了金丝草，留声机播放着温曲，半开的窗外递进一声声蝉鸣，窗台上摆设几种花件。如此狭小的弄堂，在她手中竟诗意盎然。在失去了“爱丽丝”的优越，远离“苏州河”的安宁后，王琦瑶落足平安里，认真的经营自己的小人生，她活的简单、平凡，这时的她在家居布置上，并没有厌恶上任房客留下的装饰，也没有做刻意的改变，只是稍作添加，便把房间变了个样子，有了自己的味道，她似乎也习惯了“地板和木窗框散发出木头霉烂的暖意”，[4]她装上了烟炉取暖过冬。她“务实求活”又懂得把生活过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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