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世同堂民族危机下个人意识的觉醒(附件)
摘 要老舍的《四世同堂》虽未提及残酷的正面战场，但在字里行间中透着悲凉气息。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小羊圈胡同内的普通市民，在面临民族危机时，有自觉觉醒的祁瑞全和钱仲石等一类人，他们至生死于不顾。也有冠晓荷等贪图权势与金钱的一类人，视道德于无形。同时也有由于自身的懦性或面对现实的问题选择不反抗，却并不能自保，于是大部分人开始觉醒并起来反抗。祁瑞宣和钱默吟从书生转变为战士期间的意识觉醒伴随着血与泪，也代表了多数中国人意识觉醒的历程。
目 录
1 绪论 1
2 民族危亡时的抉择 2
2.1 舍生取义与委曲求全 2
2.2 抛家赴难与毁节图生 4
3 沉睡与萌芽的原因 7
3.1 小农经济的产物 7
3.2 崇高人格的超越 8
4 生死一线间的觉悟 10
4.1 家恨的血祭 10
4.2 国仇的思考 11
结 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5
绪论
老舍，一个生于胡同儿，长于胡同儿，又眷恋胡同儿的作家，他的《四世同堂》亦是他放不下的情结。“读不完的老舍，逛不完的北京，”像赵园所说：“老舍的大雅近俗，也更出于那种以温厚的眼光看人看事的态度，怕是学不来的。”[1]P78《四世同堂》应该是“最老舍”的一部，同样也是老舍先生生前自认最好最满意的作品。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揭露了北平人那种苟且偷安，善于忍辱的懦性，进而呼吁他们觉醒。通过对祁家两兄弟以及钱仲石等人的意识觉醒来启发诱导，尤其是对钱默吟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他的转变，转变前是士大夫，转变后是战士，由一个“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并不管行得通行不通” [2]P11的文人雅士变成了一个有着“忠义之气”的反抗者，在他身上“爆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杀身成仁的民族骨气与操守”。[3]P2作品旨在拯救国民的灵魂，改造国民性是老舍希望着力改造国民性的弱点，在民族危机下所有沉睡与装睡的人都能觉醒。
2 民族危亡时的抉择
《四世同堂》里以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背景，虽没有详加描述，却仍与小羊圈胡同的人们息息相关。战争把原本平静的北平搅乱，使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小羊圈胡同内的人们在遭受侵略，面临危机时，受性格，环境，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各不相同。
2.1 舍生取义与委曲求全
生与义的抉择并不单单是取与舍的选择，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pP86于孟子而言生在义面前是不足挂齿的。在《四世同堂》塑造的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历史时期，生与义就好比鱼与熊掌。死亡对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是沉重而痛苦的，虽然它于我们是神秘未可知的，然而我们对它，或许只有畏惧。由于北平的沦陷，使得“举着膏药旗的迷你小人”进驻北平城。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当日本兵的皮靴走过，全小羊圈胡同的人心都跟随颤动。钱家二少爷仲石，一个没有受过文化熏陶的汽车夫，老舍并未花费大量笔墨直接地表现他去抗敌，而是通过钱先生和瑞全的对话表明仲石在人们还茫然无措的时候，他却能清楚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危难处境。文本有这样一段对白：
瑞全：他要干什么去呢？
钱先生：我的老二就是个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的人。可是他就不服日本人！你明白了吧？[2]P36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仲石的勇敢，果断，在民族危亡之际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清楚地定位，国家有难他必当第一个冲出来。
钱仲石作为小羊圈胡同里最早觉醒的青年，老舍并未安排他在抗日的前线浴血奋战，也没有着重描写他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光辉事迹，而是随着一个个的消息而传来： 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2]P64
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他牺牲了，却歼灭了一车的日本兵，于某种意义而言，他捍卫了民族的主权和尊严。然而这并非自觉的行为，于他而言，这是一种本能——自发地捍卫民族主权。北平沦陷之初，当大多数中国人惊慌失措的时候，一个青年站出来，让张狂的日本侵略者看到中华大地上也有不怕死的硬汉，被压迫的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
在任何时期，人们谈及死亡都面带惧色，在乱世，人们对生更是倍加渴望。北平沦陷之时，小羊圈胡同内大多数人都抱着苟且偷安的心态，好似北平的沦陷于己无关，只要不妨碍他们的日常生活，只要他们的生命不受到威胁，至于谁当政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似乎也影射了日本侵华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
生，简单的一个字项羽用生命诠释了它“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纵使江东父老兄弟怜爱我让我做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纵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难道心中没有愧吗？”[5]P357项羽不渴望活着吗？当然渴望，可是他不愿屈辱偷生，在他乌江自刎之时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能名留千史，可同样没有任何犹豫，这就是他的抉择。再看看小羊圈胡同儿内的大多数人，如祁老太爷，马寡妇，小崔，孙七等小市民，他们代表着抗战时期大多数的中国人，有着普遍的社会心态，他们是诸如安分守己，谨慎持家等这类词汇的代言人。他们的追求是人生最低的层次——活着，肉体的存活是他们最奢侈的梦，精神领域于他们而言都是虚的。日本人的到来使他们本来就困难的生活更蒙上了一层屈辱，然而这样的处境除了让他们多了几分抱怨以及几声感叹之外，并未改变其日常生活及处世观念。逢年过节也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吃饺子，该摆排场，丝毫不受影响。尽管过得不像以往那么痛快，但是只要能勉强生存，那生活就还是美好的。在这些老百姓心中，日本人的到来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去招惹日本人，那日本人也不会无端生事，彼此间也就能和平相处。直至后来他们的幻想破灭，总有人无端丧命，虽安分守己，但仍衣不蔽体，朝不保夕。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夹缝中也无法生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他们不变的处事“原则”：
如马寡妇所言“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别惹事！反正天下总会有太平的时候，日本人厉害，架不住咱们能忍啊。”[2]P96
如李四妈所言：“好！你们杀人吧，我们会生娃娃！”[2]P514
祁老人则认为：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2]P3
从他们的这些言谈和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北平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及至华夏大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生存的渴望，为此他们很能苟且偷安。马寡妇的懦弱，练就了她一身忍的“本领”，凡事都抱着“打碎牙往自己肚子里咽”的想法去应对所有发生了的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李四妈的心态让人折服，自欺欺人便是她惯用的处事原则。祁老太爷则一副倚老卖老的样子，用他“和平相处”的处事原则换家族太平，用他惯有的经验洞察所有的事件。他们的这些想法让人不免有些痛心，像一个被人打了的孩子，挨打都不知道还手。
同为中华儿女，钱仲石和小羊圈胡同内的大多数市民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抉择，这也正是个人生死与民族大义之间的抉择。在赞扬钱仲石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时，对于小羊圈胡同内为了活下去而选择忍气吞声的大多数老百姓该予以何种评判，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他们的处世原则和行为方式应予以否定。中国人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民族意识却极其片面，他们并未认识到民族危机的加深，故而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与暴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他们还抱有希望，这是其苟且自安的根本原因。
目 录
1 绪论 1
2 民族危亡时的抉择 2
2.1 舍生取义与委曲求全 2
2.2 抛家赴难与毁节图生 4
3 沉睡与萌芽的原因 7
3.1 小农经济的产物 7
3.2 崇高人格的超越 8
4 生死一线间的觉悟 10
4.1 家恨的血祭 10
4.2 国仇的思考 11
结 语 13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5
绪论
老舍，一个生于胡同儿，长于胡同儿，又眷恋胡同儿的作家，他的《四世同堂》亦是他放不下的情结。“读不完的老舍，逛不完的北京，”像赵园所说：“老舍的大雅近俗，也更出于那种以温厚的眼光看人看事的态度，怕是学不来的。”[1]P78《四世同堂》应该是“最老舍”的一部，同样也是老舍先生生前自认最好最满意的作品。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揭露了北平人那种苟且偷安，善于忍辱的懦性，进而呼吁他们觉醒。通过对祁家两兄弟以及钱仲石等人的意识觉醒来启发诱导，尤其是对钱默吟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他的转变，转变前是士大夫，转变后是战士，由一个“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并不管行得通行不通” [2]P11的文人雅士变成了一个有着“忠义之气”的反抗者，在他身上“爆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杀身成仁的民族骨气与操守”。[3]P2作品旨在拯救国民的灵魂，改造国民性是老舍希望着力改造国民性的弱点，在民族危机下所有沉睡与装睡的人都能觉醒。
2 民族危亡时的抉择
《四世同堂》里以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背景，虽没有详加描述，却仍与小羊圈胡同的人们息息相关。战争把原本平静的北平搅乱，使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小羊圈胡同内的人们在遭受侵略，面临危机时，受性格，环境，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各不相同。
2.1 舍生取义与委曲求全
生与义的抉择并不单单是取与舍的选择，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pP86于孟子而言生在义面前是不足挂齿的。在《四世同堂》塑造的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历史时期，生与义就好比鱼与熊掌。死亡对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是沉重而痛苦的，虽然它于我们是神秘未可知的，然而我们对它，或许只有畏惧。由于北平的沦陷，使得“举着膏药旗的迷你小人”进驻北平城。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当日本兵的皮靴走过，全小羊圈胡同的人心都跟随颤动。钱家二少爷仲石，一个没有受过文化熏陶的汽车夫，老舍并未花费大量笔墨直接地表现他去抗敌，而是通过钱先生和瑞全的对话表明仲石在人们还茫然无措的时候，他却能清楚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危难处境。文本有这样一段对白：
瑞全：他要干什么去呢？
钱先生：我的老二就是个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的人。可是他就不服日本人！你明白了吧？[2]P36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仲石的勇敢，果断，在民族危亡之际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清楚地定位，国家有难他必当第一个冲出来。
钱仲石作为小羊圈胡同里最早觉醒的青年，老舍并未安排他在抗日的前线浴血奋战，也没有着重描写他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光辉事迹，而是随着一个个的消息而传来： 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2]P64
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他牺牲了，却歼灭了一车的日本兵，于某种意义而言，他捍卫了民族的主权和尊严。然而这并非自觉的行为，于他而言，这是一种本能——自发地捍卫民族主权。北平沦陷之初，当大多数中国人惊慌失措的时候，一个青年站出来，让张狂的日本侵略者看到中华大地上也有不怕死的硬汉，被压迫的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
在任何时期，人们谈及死亡都面带惧色，在乱世，人们对生更是倍加渴望。北平沦陷之时，小羊圈胡同内大多数人都抱着苟且偷安的心态，好似北平的沦陷于己无关，只要不妨碍他们的日常生活，只要他们的生命不受到威胁，至于谁当政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似乎也影射了日本侵华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
生，简单的一个字项羽用生命诠释了它“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纵使江东父老兄弟怜爱我让我做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纵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难道心中没有愧吗？”[5]P357项羽不渴望活着吗？当然渴望，可是他不愿屈辱偷生，在他乌江自刎之时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能名留千史，可同样没有任何犹豫，这就是他的抉择。再看看小羊圈胡同儿内的大多数人，如祁老太爷，马寡妇，小崔，孙七等小市民，他们代表着抗战时期大多数的中国人，有着普遍的社会心态，他们是诸如安分守己，谨慎持家等这类词汇的代言人。他们的追求是人生最低的层次——活着，肉体的存活是他们最奢侈的梦，精神领域于他们而言都是虚的。日本人的到来使他们本来就困难的生活更蒙上了一层屈辱，然而这样的处境除了让他们多了几分抱怨以及几声感叹之外，并未改变其日常生活及处世观念。逢年过节也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吃饺子，该摆排场，丝毫不受影响。尽管过得不像以往那么痛快，但是只要能勉强生存，那生活就还是美好的。在这些老百姓心中，日本人的到来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去招惹日本人，那日本人也不会无端生事，彼此间也就能和平相处。直至后来他们的幻想破灭，总有人无端丧命，虽安分守己，但仍衣不蔽体，朝不保夕。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夹缝中也无法生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他们不变的处事“原则”：
如马寡妇所言“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别惹事！反正天下总会有太平的时候，日本人厉害，架不住咱们能忍啊。”[2]P96
如李四妈所言：“好！你们杀人吧，我们会生娃娃！”[2]P514
祁老人则认为：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2]P3
从他们的这些言谈和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北平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及至华夏大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生存的渴望，为此他们很能苟且偷安。马寡妇的懦弱，练就了她一身忍的“本领”，凡事都抱着“打碎牙往自己肚子里咽”的想法去应对所有发生了的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李四妈的心态让人折服，自欺欺人便是她惯用的处事原则。祁老太爷则一副倚老卖老的样子，用他“和平相处”的处事原则换家族太平，用他惯有的经验洞察所有的事件。他们的这些想法让人不免有些痛心，像一个被人打了的孩子，挨打都不知道还手。
同为中华儿女，钱仲石和小羊圈胡同内的大多数市民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抉择，这也正是个人生死与民族大义之间的抉择。在赞扬钱仲石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时，对于小羊圈胡同内为了活下去而选择忍气吞声的大多数老百姓该予以何种评判，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他们的处世原则和行为方式应予以否定。中国人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民族意识却极其片面，他们并未认识到民族危机的加深，故而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与暴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他们还抱有希望，这是其苟且自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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