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质量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基于十九大指出美丽中国的背景，通过阅读和梳理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文献，进行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分析后，选取内部控制作为研究要素。通过筛选，选取161家江苏省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法以及线性回归进行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实证研究出内部控制质量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备显著正向关系。并根据此结果，提出企业应该加强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社会应该结合互联网+进行群众监督等建设性意见。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 引言 1
二、 文献综述 2
1、 政策因素 2
2、 制度因素 2
3、 社会因素 3
4、 企业自身因素 3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3
四、研究设计 4
（一）样本选取 4
（二）数据来源 4
（三） 变量设计 4
1、被解释变量 4
2、解释变量 5
3、控制变量 5
（四） 模型建立 5
五、实证研究分析及结果 6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6
（二）相关性分析 8
（三）多元回归分析 9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10
（一）研究结论 10
（二）提出建议 10
（三）研究缺陷 11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1
内部控制质量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以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会计142 何佳桧
引言
引言
继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十九大报告中也对生态建设提出了全面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代表性的“两山论”，吸取因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毁坏的沉痛教训，实现经济发展同生态文明齐头并进，绿色环境是制造生产力的基础源泉，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将成为未来的研究关键词[1]。
随着经济的不断地蓬勃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原来的松花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江重大污染、河北白洋淀死鱼事件到近期的江苏灌河口化工园污染和山西三维污染，环境破坏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条件下，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但社会的发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贡献巨大生产力的企业，则应该思考如何统筹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环境会计是一门计量、核算环境处理成本并评估其效益的学科，帮助企业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责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则是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以及报告的编制，检验企业是否重视环保以及是否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就是衡量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2]。而其影响因素有很多，因此对影响因素进行多角度全面研究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已发表的文献中，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社会公众压力等外部因素，从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到2016年颁布《“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均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人们也逐渐将研究的方向转移到内部因素上，主要集中在内部治理，文化，高管特征等方面，但少有研究从内部控制角度来进行实证研究。在2010年发布的《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指出企业计算内部控制风险应将环保情况纳入考核，并要求建立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监控制度，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制定应急机制，及时报告，出现问题依法追责[2]。基于此，本文将从内部控制质量这一视角进行实证研究。
文献综述
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多采用案例及实证方法研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我国的研究起步则相对较晚，在国外理论快速发展以及国家重视环保的双重作用下，我国近年来在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突破瓶颈，在制度应用上也取得进步[3]。本文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因素来进行梳理总结。
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在环境信息披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2005年京都协定书生效之后，该协定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对象，其中Freedman＆Jaggi (2010)最为典型，选取可能造成全球变暖500多家企业作为样本，这些国家包含签署和未签署的协定书两种类型，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采集信息，并采用内容分析法来评估公司 GHG 的披露，最终结果发现京都协定书的签署有利于推动GHG披露程度。国内外学者对于政策因素的影响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于国际协定书、公约以及相关条款，在政策因素的影响上学者们基本达成一致，政策因素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积极推动作用[22]。
制度因素
制度即政府、监管部门出台的正式文件，如环保政策、法规。在国外随着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多视角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从制度影响层面研究，典型如Romi (2010) 检测了公司主动披露碳会计信息的初衷与理由，其目标在于测试国家的法律体系和财政制度是否可以影响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法律与碳会计披露没有关系[5]。而Ball&Craig (2010) 得出相反结论，他们对加拿大和英格兰的环境会计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导致两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差异明显[5]。此外，Barth（1997）、Hughes（2001）等研究表明，SEC与环保部颁布规定提高了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11]。
我国从2011年起，相继颁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基础规范指南，制度因素成为研究重点。王建明（2008）以2006年沪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制度压力大小用环境监管法规数量来衡量，研究显示，环境制度压力有利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高[6]。同时卢馨( 2010) 以及毕茜(2012) 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条目及程度在相关环境制度颁布后均较为完善[7]。沈洪涛等（2010）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颁布c促进了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8]。朱金凤（2008）、潘妙丽（2012）也同样认为颁布环境法规有助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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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 引言 1
二、 文献综述 2
1、 政策因素 2
2、 制度因素 2
3、 社会因素 3
4、 企业自身因素 3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3
四、研究设计 4
（一）样本选取 4
（二）数据来源 4
（三） 变量设计 4
1、被解释变量 4
2、解释变量 5
3、控制变量 5
（四） 模型建立 5
五、实证研究分析及结果 6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6
（二）相关性分析 8
（三）多元回归分析 9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10
（一）研究结论 10
（二）提出建议 10
（三）研究缺陷 11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1
内部控制质量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以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会计142 何佳桧
引言
引言
继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十九大报告中也对生态建设提出了全面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代表性的“两山论”，吸取因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毁坏的沉痛教训，实现经济发展同生态文明齐头并进，绿色环境是制造生产力的基础源泉，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将成为未来的研究关键词[1]。
随着经济的不断地蓬勃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原来的松花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江重大污染、河北白洋淀死鱼事件到近期的江苏灌河口化工园污染和山西三维污染，环境破坏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条件下，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但社会的发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贡献巨大生产力的企业，则应该思考如何统筹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环境会计是一门计量、核算环境处理成本并评估其效益的学科，帮助企业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责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则是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以及报告的编制，检验企业是否重视环保以及是否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就是衡量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2]。而其影响因素有很多，因此对影响因素进行多角度全面研究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已发表的文献中，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社会公众压力等外部因素，从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到2016年颁布《“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均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人们也逐渐将研究的方向转移到内部因素上，主要集中在内部治理，文化，高管特征等方面，但少有研究从内部控制角度来进行实证研究。在2010年发布的《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指出企业计算内部控制风险应将环保情况纳入考核，并要求建立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监控制度，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制定应急机制，及时报告，出现问题依法追责[2]。基于此，本文将从内部控制质量这一视角进行实证研究。
文献综述
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多采用案例及实证方法研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我国的研究起步则相对较晚，在国外理论快速发展以及国家重视环保的双重作用下，我国近年来在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突破瓶颈，在制度应用上也取得进步[3]。本文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因素来进行梳理总结。
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在环境信息披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2005年京都协定书生效之后，该协定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对象，其中Freedman＆Jaggi (2010)最为典型，选取可能造成全球变暖500多家企业作为样本，这些国家包含签署和未签署的协定书两种类型，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采集信息，并采用内容分析法来评估公司 GHG 的披露，最终结果发现京都协定书的签署有利于推动GHG披露程度。国内外学者对于政策因素的影响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于国际协定书、公约以及相关条款，在政策因素的影响上学者们基本达成一致，政策因素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积极推动作用[22]。
制度因素
制度即政府、监管部门出台的正式文件，如环保政策、法规。在国外随着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多视角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从制度影响层面研究，典型如Romi (2010) 检测了公司主动披露碳会计信息的初衷与理由，其目标在于测试国家的法律体系和财政制度是否可以影响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法律与碳会计披露没有关系[5]。而Ball&Craig (2010) 得出相反结论，他们对加拿大和英格兰的环境会计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导致两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差异明显[5]。此外，Barth（1997）、Hughes（2001）等研究表明，SEC与环保部颁布规定提高了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11]。
我国从2011年起，相继颁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基础规范指南，制度因素成为研究重点。王建明（2008）以2006年沪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制度压力大小用环境监管法规数量来衡量，研究显示，环境制度压力有利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高[6]。同时卢馨( 2010) 以及毕茜(2012) 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条目及程度在相关环境制度颁布后均较为完善[7]。沈洪涛等（2010）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颁布c促进了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8]。朱金凤（2008）、潘妙丽（2012）也同样认为颁布环境法规有助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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