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及其预警对策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及其预警对策研究以南京市为例[20200511190404]
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与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变迁，农民工群体性社会问题凸显。研究通过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类型、特征、成因及其预警治理进行简要总结，发现农民工群体性事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并逐渐演化的结果。通过对于南京市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调查与分析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及认知，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s模型对于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分析，据此提出建议与对策，以期为农民工群体性的治理提供有效参考价值。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关键字: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一）选题的背景2
（二）选题的意义2
（三）研究方法2
二、研究现状2
（一）国内外群体性事件分析理论研究基础2
三、研究设计3
（一）研究内容3
（二）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4
（三）数据来源4
（四）样本基本情况5
四、结果与分析5
（一）农民工对于群体性事件诱因的主观认识5
（二）不同维权方式的分析5
（三）农民工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倾向分析7
（四）变量分析与模型设定7
（五）计量分析结果9
五、结论及对策10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附录一 调查问卷12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及其预警对策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引言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我国正处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针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进行诱因分析，对于治理农民工群体性事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农民工群体利益冲突渐显。潜在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会迅速爆发，甚至出现对抗性、破坏性等特点，处置冲突难度较大。正如2014年，位于郑州市鞋业包装中心工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跪天跪地跪父母，老板我们给你跪下”的横幅，跪地讨薪；2013年，武汉、西安农民工分别以“骑马舞”、“元芳”的“行为艺术式讨薪”，广州农民工“自杀式炸弹讨薪”；2013年，在富平县130余名农民工封堵政府大门讨要工资等群体性冲突表明，中国社会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二）选题的意义
理论意义：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并非是以静止的、单一的形态存在，而是多种因素交织进行动态转变，超越了某一学科研究的范围，而是涉及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领域。通过跨学科研究可以实现各学科间有效整合同时也可以丰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危机管理，继续充实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
实践意义：可以知道当地政府加强监测与评估，发现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相关问题，从而最大程度改善政策执行效果，寻求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防控与治理的有效途径，为实现社会稳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保障和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研究国内外关于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期刊论文，归纳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类型、特征并且借鉴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经验，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2、实地调研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结合的方法，制定相关调研问题，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了被调查者的看法。
3、定量分析法
通过构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深入实地调研搜集第一手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logistics模型对于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度分析与显著性分析。
二 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群体性事件分析理论研究基础
国外研究中通常把群体性事件界定为特定的集群行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认为，个体的人一般都是理性的负责任的，但一旦聚到一起，随着聚众的规模逐渐增大彼此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和启发，最后导致原本互不相同的个体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渐趋一致[1]。麦卡锡(John D.McCarthy)指出集体行动的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集体行动者可控资源的增加，个体“不满”的心理状态要转化为行动状态和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个“资源动员”过程[2]。20世纪80年代，麦克亚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过程论，认为一项集体行动就是在政治机会、集体行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就的[3]。90年代，科恩(Cohen)提出了集体行动采取的是一种双重策略的观点，集体行动不仅是策略性的资源动员，更是一种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在民间社会内部由沟通行动建立共识，培养进步而批判的认同；另一方面以集体力量向国家部门施压[4]。古斯塔夫勒庞从社会心理层面揭示群体行动的心态，即“指聚集在一起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心理趋势和倾向，这种心理状态和倾向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是可以冲破理性的控制和压抑而表现在行为中”[5]。
国内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学者关于其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进行了描述，但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于建嵘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6]；中国行政管理课题组根据研究提出“群体性突发事件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与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并且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群体行为”[7]。从类型划分看，依据表现形态可划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种类型[8]；依据价值立场可划分为利益表达、底层抗争和社会稳定三种[9]；依据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及事件发生机制、发展逻辑及社会后果等标准将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分为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泄愤性质的社会骚乱四大类别[10]。从特征上看，农民工群体事件具有趋同性强异质性低、地缘、亲缘性突出与网络强度紧密的特点[11]；以经济利益为主的“维权型”群体性事件增多，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对普遍社会不满，并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12]；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13]；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融入城市生活期望的增强，以及相对较强的剥夺感对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件的意愿选择和行动选择有一定影响[14]。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了多维视角分析：从制度体制角度认为利益诉求渠道和表达机制缺失、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利益均衡机制的缺失、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以及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分配体制的缺陷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15]；从地方政府治理角度指出，地方政府思想理念存在偏差、制度规范缺失、结构模式单一、应急机制相对滞后、方式方法有失妥当等政府因素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16]；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认为自身心理因素、社交网络结构以及认知水平对其利益抗争有显著影响[17]；从意愿选择和行动选择角度发现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行动存在不一致性，提出了其意愿选择主要受到个体差异影响，而行动选择主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参与意愿能否转化为行动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18]；也有学者对影响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19]。国内学者提出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警体系来防范和治理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理论：阎耀军提出了包含生存保障系统、经济支撑系统、社会分配系统、社会控制系统、社会心理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等六个模块的社会稳定理论模型，提供了一种独特观察视角和预测群体性事件的方法[20]；张秋菊建立了基于熵权和灰色关联度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模型[21]；童星提出的整合社会预警研究和应急管理之间的响应机制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预警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22]。
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与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变迁，农民工群体性社会问题凸显。研究通过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类型、特征、成因及其预警治理进行简要总结，发现农民工群体性事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并逐渐演化的结果。通过对于南京市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调查与分析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及认知，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s模型对于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分析，据此提出建议与对策，以期为农民工群体性的治理提供有效参考价值。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关键字: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一）选题的背景2
（二）选题的意义2
（三）研究方法2
二、研究现状2
（一）国内外群体性事件分析理论研究基础2
三、研究设计3
（一）研究内容3
（二）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4
（三）数据来源4
（四）样本基本情况5
四、结果与分析5
（一）农民工对于群体性事件诱因的主观认识5
（二）不同维权方式的分析5
（三）农民工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倾向分析7
（四）变量分析与模型设定7
（五）计量分析结果9
五、结论及对策10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附录一 调查问卷12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及其预警对策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引言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我国正处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针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进行诱因分析，对于治理农民工群体性事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农民工群体利益冲突渐显。潜在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会迅速爆发，甚至出现对抗性、破坏性等特点，处置冲突难度较大。正如2014年，位于郑州市鞋业包装中心工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跪天跪地跪父母，老板我们给你跪下”的横幅，跪地讨薪；2013年，武汉、西安农民工分别以“骑马舞”、“元芳”的“行为艺术式讨薪”，广州农民工“自杀式炸弹讨薪”；2013年，在富平县130余名农民工封堵政府大门讨要工资等群体性冲突表明，中国社会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二）选题的意义
理论意义：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并非是以静止的、单一的形态存在，而是多种因素交织进行动态转变，超越了某一学科研究的范围，而是涉及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领域。通过跨学科研究可以实现各学科间有效整合同时也可以丰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危机管理，继续充实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
实践意义：可以知道当地政府加强监测与评估，发现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相关问题，从而最大程度改善政策执行效果，寻求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防控与治理的有效途径，为实现社会稳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保障和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研究国内外关于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期刊论文，归纳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类型、特征并且借鉴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经验，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2、实地调研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结合的方法，制定相关调研问题，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了被调查者的看法。
3、定量分析法
通过构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深入实地调研搜集第一手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logistics模型对于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度分析与显著性分析。
二 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群体性事件分析理论研究基础
国外研究中通常把群体性事件界定为特定的集群行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认为，个体的人一般都是理性的负责任的，但一旦聚到一起，随着聚众的规模逐渐增大彼此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和启发，最后导致原本互不相同的个体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渐趋一致[1]。麦卡锡(John D.McCarthy)指出集体行动的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集体行动者可控资源的增加，个体“不满”的心理状态要转化为行动状态和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个“资源动员”过程[2]。20世纪80年代，麦克亚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过程论，认为一项集体行动就是在政治机会、集体行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就的[3]。90年代，科恩(Cohen)提出了集体行动采取的是一种双重策略的观点，集体行动不仅是策略性的资源动员，更是一种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在民间社会内部由沟通行动建立共识，培养进步而批判的认同；另一方面以集体力量向国家部门施压[4]。古斯塔夫勒庞从社会心理层面揭示群体行动的心态，即“指聚集在一起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心理趋势和倾向，这种心理状态和倾向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是可以冲破理性的控制和压抑而表现在行为中”[5]。
国内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学者关于其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进行了描述，但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于建嵘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6]；中国行政管理课题组根据研究提出“群体性突发事件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与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并且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群体行为”[7]。从类型划分看，依据表现形态可划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种类型[8]；依据价值立场可划分为利益表达、底层抗争和社会稳定三种[9]；依据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及事件发生机制、发展逻辑及社会后果等标准将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分为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泄愤性质的社会骚乱四大类别[10]。从特征上看，农民工群体事件具有趋同性强异质性低、地缘、亲缘性突出与网络强度紧密的特点[11]；以经济利益为主的“维权型”群体性事件增多，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对普遍社会不满，并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12]；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13]；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融入城市生活期望的增强，以及相对较强的剥夺感对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件的意愿选择和行动选择有一定影响[14]。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了多维视角分析：从制度体制角度认为利益诉求渠道和表达机制缺失、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利益均衡机制的缺失、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以及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分配体制的缺陷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15]；从地方政府治理角度指出，地方政府思想理念存在偏差、制度规范缺失、结构模式单一、应急机制相对滞后、方式方法有失妥当等政府因素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16]；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认为自身心理因素、社交网络结构以及认知水平对其利益抗争有显著影响[17]；从意愿选择和行动选择角度发现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行动存在不一致性，提出了其意愿选择主要受到个体差异影响，而行动选择主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参与意愿能否转化为行动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18]；也有学者对影响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19]。国内学者提出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警体系来防范和治理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理论：阎耀军提出了包含生存保障系统、经济支撑系统、社会分配系统、社会控制系统、社会心理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等六个模块的社会稳定理论模型，提供了一种独特观察视角和预测群体性事件的方法[20]；张秋菊建立了基于熵权和灰色关联度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模型[21]；童星提出的整合社会预警研究和应急管理之间的响应机制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预警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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