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优化研究以四川省江油市香水镇为例
摘 要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既是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通过在四川省江油市香水镇下辖的7个行政村展开实地调研，以文献研究法、问卷法和访谈法等方法，获取翔实的数据资料。基于政策优化的视角，重点研究当前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相关理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理论，并且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政策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由于基层官员和公民环保意识不强，环境治理的激励惩处机制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未严格执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出现了系统性缺乏，政策执行主体缺位，政策落实效果不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点着手予以改进：完善农村环保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宣传环保法规，培育公民环保意识；强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执法力度，以提高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落实程度。改善农村环境状况，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助力和保障。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一、前言 1
（一）研究背景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2
（四）研究方法 3
二、调查概况 3
（一）调研地简介 3
（二）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3
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的现状 7
（一）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缺乏系统性 7
（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主体缺位 8
（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落实效果不佳 9
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成效不足的原因 9
（一）基层官员和公民环保意识不强 9
（二）环境治理的激励惩处机制不健全 10
（三）现有法律法规未严格执行落实 11
五、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优化建议 11
（一）完善农村环保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 11
（二）宣传环保法规，培育公民环保意识 12
（三）强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执法力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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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9
（一）基层官员和公民环保意识不强 9
（二）环境治理的激励惩处机制不健全 10
（三）现有法律法规未严格执行落实 11
五、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优化建议 11
（一）完善农村环保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 11
（二）宣传环保法规，培育公民环保意识 12
（三）强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执法力度 12
结 论 13
参考文献 14
附 录 16
致 谢 26
图表目录
表1 不同性别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4
图1 不同性别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4
表2 不同政治面貌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图2 不同政治面貌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表3 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图3 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表4 不同年龄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6
图4 不同年龄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6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当前农村发展由于受片面发展观的影响，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农村环境污染却愈发严重，以至于当前农村居民罹患“怪病”的人数不断增长，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基层治理失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体现，正在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其衡量标准主要是农村的生态环境状况，因此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成效事关能否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同时，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极为现实的应用价值。
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为改善农村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如2014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2015年1月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2016年12月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等，体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但从现实来看，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个别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何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优化法律、法规和政策，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环境治理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达米安迪普伊（Damian Dupuy）基于环境政策的角度研究了经济、技术、政策三者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等；大卫吉布斯、安迪乔纳斯等主要从地方层面、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与环境间的关系[1]。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长期的环境污染治理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经典理论，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哈丁的公地悲剧、塔克的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等理论[2]。
政策是政府治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政策”一词源于拉斯韦尔（Lasswell）《政策科学》一书，他认为“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3]。安德森将政策定义为“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措施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4]。后经德洛尔（Dror）发展形成系统理论——政策科学。伴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相关理论相继产生，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如波特假说、科斯定理、庇古税等。
总体来看，国外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二是通过立法或政策制定来治理环境。
相较于国外的研究，我国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优化研究兴起较晚。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0多个国家参会，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我国派代表参会并在大会上签署了宣言，标志着我国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5]。张俊哲、梁晓庆在《多中心理论视阈下农村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一文中，以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为基础，描述了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和其责任主体，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多中心治理的对策[6]。闵继胜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中对1978至2015年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政策进行回顾与评价，并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0年问题萌发，政策关注不足；1981-1989年乡镇企业污染问题突出，政策关照渐显；1990-1999年三大污染源叠加，治理政策频出；2000-2015年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政策不断创新[7]。张俊哲、王春荣在《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中，论述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作用[8]。
在政策科学和政策优化方面，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主编的《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2版）》从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分析方法三大板块，对于政策做了系统的阐释与论述，有利于推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优化研究进一步发展。西南大学郭晓的博士学位论文对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控制外部环境成本的补贴政策进行了全面研究[9]。韩冬梅、金书秦在《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分析》中首先阐述了农村环境保护现状，其次对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框架展开分析，最后提出完善政策框架、实行激励型政策、增加环保投入、建立环境信息平台的政策建议
摘 要 I
ABSTRACT II
一、前言 1
（一）研究背景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2
（四）研究方法 3
二、调查概况 3
（一）调研地简介 3
（二）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3
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执行的现状 7
（一）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缺乏系统性 7
（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主体缺位 8
（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落实效果不佳 9
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成效不足的原因 9
（一）基层官员和公民环保意识不强 9
（二）环境治理的激励惩处机制不健全 10
（三）现有法律法规未严格执行落实 11
五、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优化建议 11
（一）完善农村环保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 11
（二）宣传环保法规，培育公民环保意识 12
（三）强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执法力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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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9
（一）基层官员和公民环保意识不强 9
（二）环境治理的激励惩处机制不健全 10
（三）现有法律法规未严格执行落实 11
五、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优化建议 11
（一）完善农村环保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 11
（二）宣传环保法规，培育公民环保意识 12
（三）强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执法力度 12
结 论 13
参考文献 14
附 录 16
致 谢 26
图表目录
表1 不同性别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4
图1 不同性别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4
表2 不同政治面貌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图2 不同政治面貌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表3 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图3 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5
表4 不同年龄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6
图4 不同年龄的村民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状况 6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当前农村发展由于受片面发展观的影响，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农村环境污染却愈发严重，以至于当前农村居民罹患“怪病”的人数不断增长，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基层治理失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体现，正在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其衡量标准主要是农村的生态环境状况，因此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成效事关能否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同时，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极为现实的应用价值。
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为改善农村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如2014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2015年1月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2016年12月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等，体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但从现实来看，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个别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何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优化法律、法规和政策，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环境治理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达米安迪普伊（Damian Dupuy）基于环境政策的角度研究了经济、技术、政策三者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等；大卫吉布斯、安迪乔纳斯等主要从地方层面、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与环境间的关系[1]。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长期的环境污染治理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经典理论，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哈丁的公地悲剧、塔克的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等理论[2]。
政策是政府治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政策”一词源于拉斯韦尔（Lasswell）《政策科学》一书，他认为“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3]。安德森将政策定义为“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措施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4]。后经德洛尔（Dror）发展形成系统理论——政策科学。伴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相关理论相继产生，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如波特假说、科斯定理、庇古税等。
总体来看，国外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二是通过立法或政策制定来治理环境。
相较于国外的研究，我国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优化研究兴起较晚。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0多个国家参会，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我国派代表参会并在大会上签署了宣言，标志着我国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5]。张俊哲、梁晓庆在《多中心理论视阈下农村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一文中，以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为基础，描述了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和其责任主体，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多中心治理的对策[6]。闵继胜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中对1978至2015年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政策进行回顾与评价，并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0年问题萌发，政策关注不足；1981-1989年乡镇企业污染问题突出，政策关照渐显；1990-1999年三大污染源叠加，治理政策频出；2000-2015年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政策不断创新[7]。张俊哲、王春荣在《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中，论述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作用[8]。
在政策科学和政策优化方面，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主编的《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2版）》从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分析方法三大板块，对于政策做了系统的阐释与论述，有利于推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优化研究进一步发展。西南大学郭晓的博士学位论文对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控制外部环境成本的补贴政策进行了全面研究[9]。韩冬梅、金书秦在《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分析》中首先阐述了农村环境保护现状，其次对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框架展开分析，最后提出完善政策框架、实行激励型政策、增加环保投入、建立环境信息平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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