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轨迹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分析
本研究主要分析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原因，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使知识分子对自身生命历程中的日常生活进行回顾，主要观察其知识轨迹的变化和政治意识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与所感受的内在自我领域被外界干涉的程度有关，而自我领域与外界的划分界限由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所形成，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知识体系也会有所变化。知识分子身处于知识场域之中，在场域中所占的“边缘”位置也对其象征符号资本的获得有密切联系，而象征符号资本也在构建其知识体系。使用现象学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进行分析，避免陷入极端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研究述评2
（一）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机制的主要理论2
（二）中国研究现状3
（三）文献述评4
二、研究设计4
（一）概念界定4
（二）理论分析框架4
（三）研究方法 5
（四）访谈对象基本情况5
三、两种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过程5
（一）从毛泽东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5
（二）从自由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7
四、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原因分析9
（一）内在轨迹：知识的时序性变化及其内在关联9
（二）外部位置：“站在边缘”10
五、结语 11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2
知识轨迹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分析
引言
引言
知识是人类对现实进行认知、思考、归纳之后的产物，知识的价值体现于人的生产生活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然而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并不是平均的，知识占有量的不同便成为划分不同人群的标准。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国家的知识的分配方式与拥有知识的人群也存在差异。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在社会中扮演着知识生产者的角色，知识是社会发展和运行的基础。从中国商朝的“巫”再到后来的“士”，作为社会中拥有知识特权的人总是与政治权力联系紧密，而西方中世纪的“教士”再到后来的“知识分子”也同样与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互动。“知识分子”一次在中国的出现始于中国近代，当时的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追求真理，在社会中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对社会变革具有巨大影响力。建国之后，由于政治原因知识分子的地位在70年代跌落到最低。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在80年代重新活跃于公共讨论中。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知识分子言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形态却不是同一的，他们在网络上为自己的理念激烈的论辩，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各领域的改革都持有不同意见。不同于西方政治中所经常谈论的“左”和“右”，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带有其自身历史文化的色彩，这使得他们在考虑政治问题时除了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同时也会夹杂着对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现状本身的自考。
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思考的出发点及其内在逻辑的生成则与其自身自我概念以及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有不可分割联系。研究当前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及其形成机制以更深层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状况。关于知识分子的现有研究中，大部分是对知识分子主体先进行道德设定，对其政治意识分析也是从应然的批判入手。社会学中对于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曼海姆再到布尔迪厄、吉登斯，都将社会结构作为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主要塑造条件，忽视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内在形成过程。本研究将着重关注知识分子的知识轨迹与其政治意识形成之间的动态关联。知识轨迹作为对知识分子内在心理与社会情景共同作用的产物，弥补了过度结构主义取向的同时也避免了方法论上的极端个体主义。
研究述评
对于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研究最早起与曼海姆，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知识分子划分为同一阶级，用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进行解释。最后在二战时期，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所流行的斯大林主义和左翼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在最近几十年中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笔者阅读文献时主要将分析理论划分为以下三种：知识场域理论、自我概念形成理论以及知识轨迹理论。
（一）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机制的主要理论
1.布尔迪厄知识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主要从两方面分析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一是知识分子所处的知识场域的位置以及知识分子的“圈子惯习”。知识分子作为“象征生产者”，他们“圈子”（camp或field）的主要特征是象征物品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学者)争夺象征资本的的地方,知识分子圈子的各种体制、组织和市场都以象征资本的生产、流通和获取。[1]知识场域并非是单一的文化创造场所，它与大学体制以及市场中的商业资本相关。[2]373而知识分子在其中最先争夺的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其生产象征符号的合法性，他们要在其中为自己所创造的知识争夺他人的认同，象征符号资源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源。[3]布尔迪厄用“惯习”(habitus)来解释存在于不同圈子间的同型关系。在布尔迪厄那里,惯习指的是“不同领域间活动的统一原则”，[4]83惯习使得不同圈子中的行为者表现出相似的禀性倾向。圈子分析的要旨并不在于确定不同圈子间全然客观的区别，因为这种貌似客观的圈子分析定然会将圈子和圈子成员的行为割裂开来。[5]56布尔迪厄的行为理论中，习性和圈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行为就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布尔迪厄强调，行为既不能还原为表现为圈子的“当下的环境”，也不能还原为“生成习性的过去环境”，行为来源于这二者间的相互关系。[6]
自我概念形成理论
早期社会学家主要研究行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而将动机视为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对动机的忽略直接造成了对中层机制的缺乏。行动者是如何在给定的结构下做出行动选择并获取意识，从而使现有的社会理论向结构性因素倾斜而行动者的动机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述。自我概念没有忽略社会化因素，而是将自我概念视为社会互动的产物。同时这个概念本身又具有施为性，有其自身的动机。[7]李钧鹏提出了自我概念的三个主要成分：自尊动机、自我效能动机与本真动机，将自我概念与布迪厄的知识场域和惯习理论连接起来，解释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过程。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研究述评2
（一）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机制的主要理论2
（二）中国研究现状3
（三）文献述评4
二、研究设计4
（一）概念界定4
（二）理论分析框架4
（三）研究方法 5
（四）访谈对象基本情况5
三、两种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过程5
（一）从毛泽东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5
（二）从自由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7
四、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原因分析9
（一）内在轨迹：知识的时序性变化及其内在关联9
（二）外部位置：“站在边缘”10
五、结语 11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2
知识轨迹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分析
引言
引言
知识是人类对现实进行认知、思考、归纳之后的产物，知识的价值体现于人的生产生活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然而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并不是平均的，知识占有量的不同便成为划分不同人群的标准。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国家的知识的分配方式与拥有知识的人群也存在差异。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在社会中扮演着知识生产者的角色，知识是社会发展和运行的基础。从中国商朝的“巫”再到后来的“士”，作为社会中拥有知识特权的人总是与政治权力联系紧密，而西方中世纪的“教士”再到后来的“知识分子”也同样与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互动。“知识分子”一次在中国的出现始于中国近代，当时的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追求真理，在社会中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对社会变革具有巨大影响力。建国之后，由于政治原因知识分子的地位在70年代跌落到最低。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在80年代重新活跃于公共讨论中。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知识分子言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形态却不是同一的，他们在网络上为自己的理念激烈的论辩，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各领域的改革都持有不同意见。不同于西方政治中所经常谈论的“左”和“右”，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带有其自身历史文化的色彩，这使得他们在考虑政治问题时除了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同时也会夹杂着对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现状本身的自考。
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思考的出发点及其内在逻辑的生成则与其自身自我概念以及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有不可分割联系。研究当前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及其形成机制以更深层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状况。关于知识分子的现有研究中，大部分是对知识分子主体先进行道德设定，对其政治意识分析也是从应然的批判入手。社会学中对于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曼海姆再到布尔迪厄、吉登斯，都将社会结构作为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主要塑造条件，忽视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内在形成过程。本研究将着重关注知识分子的知识轨迹与其政治意识形成之间的动态关联。知识轨迹作为对知识分子内在心理与社会情景共同作用的产物，弥补了过度结构主义取向的同时也避免了方法论上的极端个体主义。
研究述评
对于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研究最早起与曼海姆，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知识分子划分为同一阶级，用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进行解释。最后在二战时期，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所流行的斯大林主义和左翼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在最近几十年中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笔者阅读文献时主要将分析理论划分为以下三种：知识场域理论、自我概念形成理论以及知识轨迹理论。
（一）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成机制的主要理论
1.布尔迪厄知识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主要从两方面分析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一是知识分子所处的知识场域的位置以及知识分子的“圈子惯习”。知识分子作为“象征生产者”，他们“圈子”（camp或field）的主要特征是象征物品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学者)争夺象征资本的的地方,知识分子圈子的各种体制、组织和市场都以象征资本的生产、流通和获取。[1]知识场域并非是单一的文化创造场所，它与大学体制以及市场中的商业资本相关。[2]373而知识分子在其中最先争夺的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其生产象征符号的合法性，他们要在其中为自己所创造的知识争夺他人的认同，象征符号资源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源。[3]布尔迪厄用“惯习”(habitus)来解释存在于不同圈子间的同型关系。在布尔迪厄那里,惯习指的是“不同领域间活动的统一原则”，[4]83惯习使得不同圈子中的行为者表现出相似的禀性倾向。圈子分析的要旨并不在于确定不同圈子间全然客观的区别，因为这种貌似客观的圈子分析定然会将圈子和圈子成员的行为割裂开来。[5]56布尔迪厄的行为理论中，习性和圈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行为就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布尔迪厄强调，行为既不能还原为表现为圈子的“当下的环境”，也不能还原为“生成习性的过去环境”，行为来源于这二者间的相互关系。[6]
自我概念形成理论
早期社会学家主要研究行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而将动机视为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对动机的忽略直接造成了对中层机制的缺乏。行动者是如何在给定的结构下做出行动选择并获取意识，从而使现有的社会理论向结构性因素倾斜而行动者的动机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述。自我概念没有忽略社会化因素，而是将自我概念视为社会互动的产物。同时这个概念本身又具有施为性，有其自身的动机。[7]李钧鹏提出了自我概念的三个主要成分：自尊动机、自我效能动机与本真动机，将自我概念与布迪厄的知识场域和惯习理论连接起来，解释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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