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愿到负担农村人情消费的原因分析以s村为例

中国农村地区,人情往来一直是维系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情消费发生了变化。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农村地区的人情消费名目繁多、金额增加、范围扩大且频次增加以及人情支出比重增加。人情消费从“情愿”变成“负担”,但人们仍然坚持传统的人情消费。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出在“负担”下人们坚持人情消费的原因是为了维系情感关系和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网络、控制和分配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源、消费心理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文献回顾2
(一)农村人情消费的现状2
(二)农村人情消费原因的研究2
(三)农村人情消费的功能分析3
(四)文献述评3
研究设计3
(一)概念界定3
(二)调查地点概况4
(三)研究方法4
三、农村人情消费的现状4
(一)农村人情消费的名目5
(二)人情消费的支出情况5
(三)人情消费的范围和频率6
(四)人情消费的方式7
四、 农村人情消费从“情愿”到“负担”的变化7
(一)“情愿”式的传统人情消费7
(二)“负担”式的现代人情消费8
五、“负担”式农村人情消费的原因9
(一)经济层面:消费从众心理的影响9
(二)文化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9
(三)社会层面10
六、小结11
致谢12
参考文献13
附录A 访谈提纲14
表1 个案基本情况表5
从“情愿”到“负担”:农村人情消费的原因分析
——以安徽省S村为例
社会学学生 张荣荣
引言
人情消费是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网络的途径,人们通过人情消费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旧的人情关系网络,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信任关系。合理的人情消费能够带来相对的利益,但过度的人情消费或者受“功利主义”影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响的人情消费则会带来经济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的风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人情消费异化,形成了人们的负担和压力,但人们还是坚持着不合理的人情消费。本文通过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调查了人情消费泛滥的现状,了解目前的人情消费给人们带来的负担和压力,并且分析了在这种“负担”下人们坚持传统的人情消费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且结合前人的研究了解农村人情消费的相关情况,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村人情消费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人情消费的现状、原因和功能。
(一)农村人情消费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收入增加了,人们之间的往来也变得多了,久而久之人们之间的人情交往已不再是之前单纯的情感交流了,而是变味异化了,攀比之风兴起,造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和分析了农村人情消费的现状,庄琳认为目前农村人情消费的名目多元化,各种大事小情都要办宴席;[1]李晓青认为人情消费的金额数量大幅度增加;[2]金晓彤和陈艺妮认为人情消费交往的范围扩大且频率越来越高,农民的人情圈逐渐扩大到朋友、同事和同学;[3]刘艺认为人情在收支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农民支出的主要部分;[4]张丽娜认为人情交往的方式货币化且越来越具有目的性,通过送礼来“拉关系”、“攀关系”,扩大人际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5]根据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人情消费越来越失去原有的本质,而且目前还存在着攀比之风,农民们往往会因为“面子”和经济水平不断地增加礼金的数量,加重了村民们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二)农村人情消费原因的研究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人情消费的泛滥不仅仅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它也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使得人情消费“异化”了,人情交往中感情变淡了,更多的只是功利性和目的性。首先在经济层面上,收入的增加奠定了农民人情消费的基础,人们可以依靠一定的物质条件去拓展人情圈。牛娜等学者认为人情消费和家庭经济密切相关,家庭年收入越高,人情规模就会越大。[6]其次是在文化层面,“面子”观念作为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人心,“面子”代表着身份、地位甚至是权力和个人声望。由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城市中一些思想观念如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会传入,功利主义会导致严重的攀比心理和从众心理。袁静认为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该遵循儒家思想,强调这种关系的自然属性,但社会属性也随着社会的演变参与进来,所以导致人际交往不断延伸到其他场合,因此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逐步扩展到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7]
最后在社会层面上,翟学伟认为人情消费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等价交换或是为获取稀缺资源而进行的投入。[8]5257黄玉琴认为人情圈的建构和再建构影响了农村的人情消费行为,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乡逐渐一体化,因此人际关系网络逐渐由血缘向地缘和业缘扩大。[9]胡杰成指出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加重了农村人情消费的负担,农民的行为不是不存在理性,而是涉及情感、道德等因素,体现了一种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理性”。[10]
同时,孙晓萍、庄琳和张征然等人也借鉴了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来分析农村人情消费的原因。首先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而聚居生存在一起,为农村的人情消费提供了一定的“场域”,[11]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依靠物质基础扩大人情交际圈,需要借助人情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又进一步塑造了人情消费异化的场域,最后“差序格局”的影响加固了人情消费异化的场域;农民一直讲究礼尚往来,喜欢走亲访友,成为内在的文化惯性,再加上城市中一些不良风气的传入以及农村人的“要面子”的心理使得原来单纯的感情交流变成了功利性的人际交往。[12]
(三)农村人情消费的功能分析
农村人情消费是一把双刃剑,适当的人情消费给人们带来相应的好处,但过度的人情消费就可能“劳民伤财”。农村人情消费的正功能主要有:首先能够解决短暂的经济困境;其次能促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利于拉近乡村邻里之间的距离,周兢认为人情交往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关系,随着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的增强,交换的互惠性增强,同时交换范围将得到扩展;[13]第三,人情消费也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第四可以获取和扩大社会资源,增加社会资本[14];第五,柳丽认为人情消费还具有娱乐功能和团聚功能,在农村地区可以在人情消费事项中请戏班子为大家表演;[15]最后,侯晓宁认为人情消费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重新配置方式,能够合理分配和利用有限的资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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