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学业成绩分化ceps

已有研究表明,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并未使社会阶层之间教育机会差异缩小。那么作为升学重要指标的学业成绩是否是因为家庭背景乃至教育期望而产生分化呢?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基线调查数据”,尝试从阶级文化和微观决策的作用机制探讨影响教育期望和学业成绩分化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影响着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而这两种教育期望又是家庭背景和学业成绩的中介变量之一,即家庭背景通过社会心理性因素——教育期望进而影响学业成绩。此外,无论是父母教育期望还是子女自身期望,农村户籍学生均低于城市户籍学生。最后指出可以将教育期望作为社会开放性程度的重要指标。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一、文献回顾2
(一)家庭背景与教育期望 2
(二)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 2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3
二、数据资料及分析方法4
(一)数据4
(二)变量4
(三)统计模型 5
三、数据分析结果6
(一)影响教育期望的因素分析6
(二)影响学业成绩的因素分析6
四、总结与讨论7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7
(二)对若干发现的讨论8
致谢8
参考文献9
附录A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学生问卷 Ⅰ
附录B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家长问卷 Ⅱ
(附录资料另附)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和学业成绩分化
——基于CEPS(20132014)学年数据
引言
引言
教育与社会分层领域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谁获得了教育”,这也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自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大幅扩招,然而已有研究显示,高等教育的扩张并没有降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1]并且,教育成本逐年上升,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却在急剧下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教育收益率在短期内并不显著。“读书无用论”开始甚嚣尘上,越来越多的人对“教育能否改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变命运”产生了怀疑。因此对个体和家庭教育决策和教育期望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
已有的实证研究多以阶级结构为起点,而忽略了阶级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将借助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基线调查数据,以威斯康星模型为基础,引入教育期望作为阶层和学业成绩的中间变量,探讨不同家庭背景的群体在教育期望和学业成绩的差异。尝试从阶级文化和微观决策对个体教育取得过程的作用机制,探讨影响学业成绩分化的主要因素。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不同家庭背景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2)不同的家庭背景会对子女的学业成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3)不同的教育期望是否会作为中间变量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家庭背景与教育期望
“布劳邓肯”模型自提出就受到了威斯康星学派的置疑,威斯康星学派肯定了“布劳邓肯”模型中父代社会阶层的作用,但指出作为中介调节的外生变量即社会心理因素被遗漏,父母的教育期望、职业热忱和价值取向等会逐渐灌输给子代,并与学业表现、重要他人等社会心理因素一起,作为家庭背景的中介变量,对子代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成就产生直接、微妙的影响。[2]随后不断有研究者对威斯康星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对教育和职业地位获得过程更具有解释力。[3]
国外研究发现,教育期望也像教育获得一样,存在社会阶层差异。[4]而导致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对子女教育期望不同的原因则是文化资本的差异。[5]一般认为,与出身下层的孩子相比,出身上层的孩子渴望更高的教育程度、追求更高的职业目标。[6][7][8]甚至是当控制住一些已知的和社会阶层、教育期望相关的变量,如性别、智商、高中学业成绩、价值取向和外部环境因素(诸如居住的社区等),阶层出身依然会对教育期望产生独立的影响。 [9]高阶层的家庭对子女有更多的鼓励,其子女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也较高,其子女对升学抱有更高的热忱。[10]
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从教育期望的角度解释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的关系。王甫勤基于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建立了教育期望和教育获得影响因素的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他发现, 家庭背景越好,父母或子女越渴望上大学,且大学教育期望对人们的大学教育获得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教育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11]张春兰基于对中国A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背景、学校分层以及未来职业取向对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学生教育期望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上诸因素中,虽然学业成绩是最为主要的因素,而学校阶层也成为不可忽视的要因之一。其中,家庭背景对男女学生的教育期待都有直接的影响。[12]杨春华发现父母的职业和学历不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不同。[13]此外,有研究指出,在家庭背景的诸多测量指标中,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教育期望也会越高,但家庭的收入因素对父母教育期望不存在显著的影响。[14]就现存的研究成果来看,还是偏重于对教育获得的考察,且在样本代表性和统计手段方面仍存在一定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家庭背景和教育期望的问题依旧知之不多。
(二)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
科尔曼报告首次将学生学业成就引入到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领域,认为造成学生学业成就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同学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15]家庭背景是学生在学校表现的最有效的预测变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就越好,[16]此后这一结论被当成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并被大多数研究者接受。[17][18]那么,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到学业成就的?在理论上主要有两种分析范式:
首先,阶级结构与教育。“布劳邓肯”模型是展现了美国成年男性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典回归模型。该模型自1967年提出至今经久不衰,它通过实证量化的方法第一次明确指出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初职,进而影响到子代在社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19]在鲍尔斯(S.Bowels)和金蒂斯(H.Gintis)看来,精英和底层各自所处的结构位置早已注定了他们各自的整体命运:上层阶级的子女得以维系父辈的地位,实现向上流动,而处于下层或弱势的学生则被淘汰出局。[20]拉夫特里和豪特分析了爱尔兰中等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公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该国教育的扩张虽使得教育阶层差异有所松动,但是阶层之间的屏障并不能被消除。上层阶级总是试图找到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提高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卢卡斯提出,在教育机会分配方面既存在数量上的不平等,又存在质量上的不平等,优势阶层更可能获得质量更高的教育机会,从而使教育不平等得以有效地维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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