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中青年形象的自我呈现高校在校生的个案研究

微信朋友圈中青年形象呈现出独立而非从众、真诚而非世俗、积极而非暴戾,以及保守而非激进的特征。这与媒体和已有研究所呈现的青年形象有所差别。经过半结构式访谈发现,他们为呈现自身积极的形象充分应用了理想式、误解式、神秘式和补救式四种策略,这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下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主要特点,即他们通过微信朋友圈拓展社交空间、完善个体成长及回避政治参与。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一、文献回顾2
(一)理论范式2
(二)经验研究2
二、研究设计3
(一)内容分析4
(二)半结构式访谈4
三、微信朋友圈中青年形象的客观呈现5
(一)微信朋友圈的使用概况5
(二)微信朋友圈的特征分析6
(三)微信朋友圈中的青年形象9
四、微信朋友圈中青年形象的自我呈现9
(一)理想式呈现10
(一)误解式呈现10
(一)神秘式呈现10
(一)补救式呈现10
五、结论与思考11
致谢12
参考文献12
附录A 内容分析提纲(一)14
附录B 内容分析提纲(二)15
附录C 访谈提纲16
微信朋友圈中青年形象的自我呈现
——基于南京高校在校生的个案研究
引言
引言
青年形象一直是社会与媒体热议的话题。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媒体所建构的青年形象更替变幻,从新中国初期充满家国情怀、理想主义色彩的新青年,到贴上“啃老”、叛逆、没有责任感等的“妖魔化”标签的70后、80后,再到“个性”、“自由”以及“独立”的90后等。总之,媒体不断建构出青年的新形象,这些形象之间可能互相冲突甚至对立,使得我们难以把握到底哪些才是与青年本来风貌相贴切的描述。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青年可以独立地为自己“发声”,独立地进行形象的自我呈现。尤其是当下微信朋友圈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社交网络之一,这种新兴的社交网络使得个体尤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其是年轻人能够“通过熟人认识熟人”在网络平台上拓展社会交往,促进其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更是为他们呈现自我形象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与载体。那么,青年是如何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他们在朋友圈中凸显出怎样的个人形象?这种形象是青年个体特征的客观呈现还是主观建构的印象管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本研究期望通过微信这种渗透至日常生活的网络社交平台,展开系统的实证研究,深入了解高校在校生在微信朋友圈所呈现的形象,及他们进行自我呈现的策略与动机。
文献回顾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对青年形象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从理论视角来看,研究主要集中于冲突论和互动论;而现有的经验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探讨的青年形象的表征和青年自我呈现的动机。
理论范式
1、冲突理论
冲突论是研究静态青年形象的理论视角。迪克赫伯迪格用冲突理论分析社会变迁和进步的主要依据。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动力。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冲突是社会形态的固有成分;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中的冲突范式,对青年形象的研究即倾向以当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抵抗来阐明青年形象的变迁。[1]
2、社会互动论
社会互动论在青年形象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是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库利的“镜中我”理论。
“拟剧”理论,是由戈夫曼提出的。他将戏剧比拟引入社会学分析,运用戏剧舞台的特有意象来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他的理论可以分成表演框架和印象管理两部分。他认为,表演有两个区域: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个人按一种一般性的固定方式进行表演、为观众规定特定的情景的舞台部分。后台是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和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印象管理理论是拟剧互动理论的主题。印象管理即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塑造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印象。戈夫曼将印象管理具体阐述为:理想化表演、误解表演、神秘化表演和补救表演。戈夫曼对表演中的矛盾,也做了一些论述。包括表演中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矛盾,表演与预定角色不符,观众进入后台,冒充的表演者等。印象管理理论在青年形象的研究中主要被用于解释自我呈现的策略与动机。[2]
“镜中我”理论,是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来的,是当代西方社会学中互动理论的重要支柱。“自我”的概念分为“生物自我”和“社会自我”。而库利对“自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自我”方面。他认为“社会自我”是一种感觉与意思,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一种“镜中自我”。“镜中自我”就是以其他人的看法为镜子而认识自己,也即想象他自己是如何出现在他人的意识中的。该理论主要被用来解释青年自我呈现中的社会互动行为。[3]
经验研究
青年形象的研究
现今对于青年形象的研究,大多都是借助某一特定的载体,例如文学、音乐和电影,探讨在特定载体中青年形象的特征。胡疆锋在对流行歌曲中青年形象的研究中,发现当代青年形象已有别于传统青年形象,带上了颠覆、反叛与抵抗的文化符号。[4]王国平在对电影中青年形象的研究中指出,新时期的青年形象不再是不再是一个简单化、图谱化的社会符号,他们开始集体地主张个体性、独特性,是一个个性张扬的年代。[5]
另外,较多的已有研究涉及青年的媒介形象研究。许多媒体建构青年一代是“最爱玩乐的一代”、“啃老族”、无责任感、娇生惯养等。李薇在研究新闻报道中的大学生媒介形象发现,积极形象与消极形象并重;热衷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两性观念开放;高消费和缺乏理财能力。[6]王伟明在研究中指出电视广告通过对青年的外型、身份及所处环境的建构,倡导积极向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青年人崇富心理、恋物、享乐主义和对公共事物的冷漠。[7]风笑天发现当前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客观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揭示出媒介对于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妖魔化”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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