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苏南h镇拆迁安置社区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微观层面对拆迁安置居民的日常生活展开研究，考察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与周围环境的互动，研究他们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运用的策略和技巧。通过对安置居民适应策略的产生、发展和转变过程的解读，企图归纳出背后的运行逻辑。研究表明安置社区居民面对拆迁导致的生活剧变，最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尽快适应新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构建新的社交网络。传统生活习惯是策略生成过程中最重要的灵感来源，而早期的生活适应策略中遗留的乡土性特征,以及遵循的实用主义原则经常和城市性、形式主义引起分歧和矛盾，在“出现分歧”和“解决分歧”的过程中，安置居民的适应策略不断发生着改变，整个适应过程呈现螺旋向上的发展趋势,拆迁安置居民对新生活的适应能力也在不断向更深处推进，。关键字安置社区；居民；生活适应；策略The Strategy of life Adapta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Resettlement Community:An Case on Residents in H Town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Students majoring in Sociology Xusheng-Huang Tutor Zhaoyu-Yao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n the daily life of the residents in H town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o adapt to a new life during utilization.The residents in Resettlement Community face life changes resulting from demolition,showing a strong ability to life adaptation.Studies have shown that resettlement community residents face life upheaval caused by the demolition, th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e first thing is to adapt to the new way of working, lifestyl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build a new social network.Under economic pressure, resettlement community residents find a suitable inspir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living habits to adapt to new life.Adaptation strategies which is full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sm often caused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In the process of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disagreements,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continue to change and the relocation of residents keep the deeper advance.近年来，为了加快实施和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各地政府都相继开展了拆迁行动。拆迁不仅改变了被拆迁人的房屋与居住地，而且也破坏了被拆迁人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秩序，造成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拆迁居民能否适应新的社区生活？他们会面临哪些问题？又会运用何种策略去适应这种新的社区生活呢？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以苏南H镇的拆迁安置居民为个案，以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为研究内容，从微观层面对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展开研究，考察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与周围环境的互动，研究他们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运用的策略和技巧，并进一步探询生活适应策略形成的一般条件和机制。同时，笔者也尝试在该文中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丰富学术界关于拆迁安置居民的研究的同时，对于改进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优化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献回顾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从农村进入城镇，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由于他们有着近乎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相似的生活经验，这些适应难题往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集中性，进而探索出来的生活适应策略也就有了可归纳的基础。 （一）关于“生活适应”的概念解读Goldscheiider 提出，“适应可以界定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1]他倾向于把“适应”看作一个变化的过程，把“适应”理解为一种行为，是移民在变化的环境中所作的一种不断的行为调整。Scott则把适应看作是人和环境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把适应分为主观方面和社会方面。主观方面指个体对环境的满意，社会方面指个体通过努力获得的某一社区中的地位。[2]Ward和Kennedy把适应看作是跨文化的产物，他们认为有两种最基本的跨文化调整模式，即心理调整和社会文化调整。前者指心理上的舒适和满意，后者与社会技能相关，指成功应对新社会的能力。[3]George和Paul从整体角度上认为适应就是在进入一个新环境后，需要改变并学习看待事物的态度、看法和行为模式。[4]在国内，朱力把适应划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经济层面上的适应是考察职业、收入和居住；社会层面的适应应考察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文化层面则考察观念、心理和意愿。[5]陈建文把适应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他认为适应层次包括感觉适应、行为适应、认知适应和人格适应。适应过程包括心理发动、评估比较、内容操作和反馈性自我评价四个环节。适应方式有学习、应对和防御。[6]综合众多学者对“适应”的解读，本文将拆迁安置居民的适应初步理解为被拆迁群体由原居住地搬迁到新居住地，从对新居住地的不熟悉、不习惯、不认同到熟悉、习惯、认同的过程。如果具体到生活的层面上，则可以把生活适应进一步理解为拆迁安置居民在进入新居住地后，对新的劳动方式的适应、闲暇生活的适应、社会交往的适应以及心理归属的适应。 （二）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困境拆迁安置居民因为拆迁，其生产、生活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现有研究已经表明他们在生活适应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适应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1）新社会关系的不适应。主要表现为原有邻里关系被打破、原有的组织关系瓦解，而新的社会关系网路却未成型。李飞和钟涨宝发现拆迁安置居民在迁入城镇社区后新的社会交往规则还不能被完全内化，出现了关系网络较为狭窄的状况；[7]（2）经济压力骤增造成的生活负担加剧。楼培敏认为拆迁安置社区居民整体出现了就业难、就业差，失业率较高，就业空间狭小，就业稳定性脆弱的趋势，造成经济收入锐减；[8]然而他们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又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使他们难以适应迅速变化了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自然产生困惑和恐惧的心理，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3）不适应日常的新生活方式。拆迁安置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匮乏，社区的文化投入、娱乐设施和公共场都有所不足，导致居民娱乐休闲方式较为单一；此外，子女教育和老人晚年生活安排得不到改善，高层住户的生活困扰都导致拆迁居民对新生活的不适应；（4）安置居民在社区里找不到“家园”的感觉，心理上的认同感普遍不高。安置社区里人文方面的关怀有所缺失，居民由于搬迁而来也大多互不相识，关系略显冷漠，尤其是高层住户，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孤独和寂寞，更容易对新生活产生负面情绪。 （三）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研究如何帮助拆迁安置居民群体适应新生活，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第一种视角是“由外及内”。即要解决适应难题需先从外界的结构性困难入手，政府需制定或调整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解决外部性的结构性问题，给予拆迁安置居民群体以社会支持，使他们更加顺利的融入社会系统中。这种视角的主要观点有（1）创新安置补偿模式。张汝立，徐海燕提出了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留地和就业相结合的安置模式和集中开发式的安置模式；[9]周均提出要实行多样化的补偿，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并用的方式进行补偿；此外，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分化土地征用补偿；[10]（2）完善拆迁安置政策。翁雯曦认为完善土地征收政策需要仅需推进，将土地征收制度进一步细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查；[11]（3）完善安置社区建设和管理。卫冰认为，要大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升安置社区的文化软实力，积极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安置居民的日常生活，拉近居邻里情谊，促使居民完成身份的转变；[12]李伟民则提出，社区管理要采取民主管理方式，强化居民的民主意识，形成“自己管理自己”的社区管理机制；[13]（4）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相关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社区服务功能，增强社区人员队伍建设，提高社区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能力，从而能切实解决安置居民的生活难题。（5）实现户籍改革，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就业制度和保障制度。将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能享受“生有所依”，“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真正融合进城镇社会、成为新居民。[14]第二种视角是“由内及外”。持该视角的研究者认为“城市性”和“现代性”的缺失是导致拆迁安置居民出现生活适应难题的症结所在，外在条件的改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时代背景、居住环境、生活处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拆迁安置居民需要从自身出发，从主观上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从主体上提升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性，从而帮助自己积极融入城镇生活，适应新型社区生活。这种视角的主要观点有（1）克服自身缺点，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张学英提出社区可以提供技术培训服务、社区职业中介服务，开展主题教育，增加安置社区居民的技能，提高安置农民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拥有良好的竞争力。[15]（2）拓展社交网络，丰富自身的社会资本。王彩芳认为安置居民需要主动建构开放性的社会交往网络，打破现有的熟人社会交往状况，从而加快适应城市生活的步伐，融入城镇社会。[16]（3）提高“城市性”和“现代性”。孟祥斐提出拆迁安置居民需要接受现状，主动模仿和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内化城市生活习惯，并且逐渐克服适应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和负面情感，积极主动的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同化，进而融入城市生活。[17] （三）研究的不足和反思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依然能发现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现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多是站在拆迁安置居民群体的外围，在理性思辨后为政府部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无法考虑或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因此，在现有研究的描述中，拆迁安置居民群体往往被描述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被动接受生活世界的变迁、被动接受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被动承受着生活突变造成的生活重担。然而，安置居民在剧变的生活面前，到底是消极接受，还是会利用外在条件，借助自己的智慧积极适应环境的变迁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对生活适应困境的表现和对策研究缺少足够的解释性研究。拆迁安置居民大多是从农民转变而来，当传统生活习惯遭遇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时，传统性和现代性如何在他们身上重塑平衡？面对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面对一个“城市性”大行其道的生活场域，该群体应对困境的行为逻辑会是什么？和原先的一整套行为逻辑相比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但现有研究有所欠缺的地方。因为当前大部分对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研究呈现的是碎片化状态。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是从生活中的某一个点进行切入、展开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虽可以使研究结论得到深刻的解读，但这种研究范式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对拆迁安置居民生活的经验研究变成对一定环境中各个互不相关的生活事实的罗列，让研究陷入一种碎片化状态。生活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包罗万象却又在表象背后有一套内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是需要我们挖掘出来的。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社区概况T市是苏南的一个县级城市，经济发达，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T市的城市化率已达到66.28%。H镇是T市的北方重镇，现设两个管理区，辖13村、4个社区，镇区常住人口约5万人。本研究涉及到的拆迁安置社区都位于镇区，其中A社区位于镇区东部，共有拆迁安置居民535户，人口总数约为1600人，建成时间为2006年；B社区位于镇区东南，现有住户700多户，人口约有2000多人，早在2003年左右就开始建造并陆续投入使用。A、B社区是H镇现有的大型拆迁安置社区中建成时间最长久、基础设施最完善的两个社区，因此本研究将把这两个社区作为开展田野调查的目的地。 （二）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的是定性研究的方法，对T市H镇的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进行阐释和分析。笔者在2015年暑假就多次进入H镇的安置社区中进行问卷调查，2016年寒假再一次进入该社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调研期间笔者访谈了安置社区居民、物业管理者、居委会主任等13位居民，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大部分人都是和善、耐心而且健谈，为笔者提供了丰富且详实的资料。此外，笔者也利用访谈间隙进行了实地走访，收集了一些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论文写作资料。本文是在对调查资料的深入处理的基础上完成的，遵循的原则是从微观入手，企图通过微观反思宏观，走出案例的狭小天地，从独特性走向概括。[18]此外，本文以实践社会学为研究框架，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过程-事件”的研究策略，企图把拆迁安置居民的适应策略由静态的描述转变为由若干个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19]，从而对繁复错杂的适应策略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找出内在的运行逻辑。在笔者调研的苏南H镇的拆迁安置社区中，最早的一批安置居民已经居住了近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里，该群体的生活坏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都发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而他们的生活适应策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10年前的适应策略和10年后的适应策略，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本文中，笔者基本遵循着这样的写作逻辑首先，从大量的访谈资料里搜索出安置居民早期的生活适应策略；接着，详细叙述适应策略转变的过程，探析导致适应策略转变的原因；然后，归纳出苏南H镇安置居民当前运用的生活适应策略和技巧；最后，通过对适应策略的产生、发展、转变整个过程的进一步思考，寻找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表一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序号受访者性别出生年份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社区迁入时间居住时间（年）01YKM男1994本科学生A2009702QLF女1943初中退休A2008803YYZ男1965本科A2009704JFL女1970高中企业工人A2009705LZY女1942未接受教育退休A2007906YBP女1964小学企业工人B2007907FJC男1993本科学生B2010608ZY男1963高中物业管理者09LCY女1967高中居委会主任10ZCP女1972本科B20061011HHC男1975高中企业工人B20061012YX女1985初中企业工人B2007913WAG男1953小学退休B200610三、拆迁安置生活的前奏个体生活世界的重构 （一）适应策略的催化剂经济上的困难在适应新社区生活之初，拆迁安置居民就要面对搬迁导致的经济困难。该群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现农村居民多是中老年人，政府征收了他们土地，也就剥夺了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这些人长期生活于农村，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又加上年龄偏大，不具备除农业生产以外的一技之长，也就难以获得妥善的就业安置，无法确保该群体在新社区生活中的经济来源。第二，国家征地的赔偿价格总体偏低，拆迁安置居民拿到的补偿款数额有限，并不能维持较长时间的开支。第三，国家征收的不仅有农田，还包括宅基地和当做“菜园子”的自留地，这些自留地是乡村低生活成本最主要的保障，而被拆迁的居民在新社区获得的只是宅基地的补偿，自留地的权益、“菜园子”的福利无法被继续承接，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开支。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拆迁安置社区居民曾想出很多应对策略，因此在他们的口述中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住到这里后，什么都要买，连葱都要买。以前住在乡下的时候，菜园子里种的什么没有，从来就没有过吃个葱还要去买的情况，我种的葱吃都吃不完，还有好多菜我都自己种，根本就不要买。总是这样买也不是办法，我也想省点钱，看别人在绿化带里种了点小菜，我也就把那绿化带整了整，开出一块小地，在里面种点葱、蒜、小白菜、莴笋什么的，想吃的时候就去摘一点。”（QLF）“以前在农村可以烧土灶，到了这边后全都是液化气。我喝茶喝惯了，一天下来要烧好几壶水，那得费好多钱。我平时没事干，出去遛弯的时候，看到地上的木头、树枝什么的，只要可以烧，我就会捡回来，在在那个院角放着。我在市场上买了个新式样的炉子，这炉子中间可烧火，四面装的都是水，一次只要烧上两三根木头，不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把水烧开了，烧一次可以冲两大壶。一天烧个两次就够了，早上烧一次，傍晚烧一次，晚上烧多点可以用来洗澡，这样算算，一年下来其实要省下不少钱！”(WAG)“烧菜、做饭、洗衣服、冲拖把都要水，那一年到头得用多少水，水又不便宜，我们家一个月水费正常就要40多。以前住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事情都在河里弄一弄好了，我们也习惯了。几年前小区里有人把那个河边的护栏给拆了，铺了几块石板，平时用来洗拖把、洗马桶，挺好的”(LZY) 从乡土社会进入城镇社会，就是从乡村较低成本生活向城镇高额支出生活的转变，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就是他们乡村低生活成本最主要的保障，而土地的征收则让这个保障消失了。通过对拆迁安置居民早期的生活适应策略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是他们追寻的最主要的目标，经济上的压力成为了早期适应策略的催化剂。从这些讲述中，我们还可以体味到拆迁安置居民们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无奈，也能理解他们为了切实解决生活问题而做出的努力。生活的困难会在底层社会被放大，底层居民对生活困难的体验也最为直接，因为这些困难是浸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他们每天一睁眼就要直面的问题。有了问题就会催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落地就会生根”是中国居民的一种特性，拆迁安置居民也同样如此。当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后，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利用新环境中一切能够利用的条件，去解决生活中最主要的困难，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智慧。 （二）适应策略的灵感从传统生活中汲取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安置居民生活在乡土社会中，每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会在无意识中将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那一套特定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变成体内的文化基因。拆迁安置居民在乡土社会里养成的那一套传统生活习惯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宝库，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时，从这个宝库中汲取营养，将习惯的生活方式延续，会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即使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生活习惯的延续出现了困难时，他们也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利用新环境中能利用的一切条件去留住那些早已熟悉的生活方式。比如经常可以看到年长的居民会在院子里种植大量的花草，依然会保留散养土狗的习惯，在公共空间里会堆放很多杂物，依旧不习惯家中厕所里的马桶而选择公共厕所里的蹲坑......坚守传统的行为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对拆迁安置居民而言，从乡土社会迁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剧变的过程，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只能按照既定的规则被动的成为城镇社会中的客体。然而外在生活环境的改变，不意味着内在的生活习惯也能与之同步改变，因此就导致了外在的城镇生活环境和内在的农村生活习惯之间发生了断裂。当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生活环境时，他们也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做，因此延续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因为对传统的固守能够给予他们最多的熟悉感和最大的安全感。 （三）适应策略的转化对旧生活的延续拆迁导致安置居民原有社交关系网的解体，如何在安置社区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不仅关系到安置居民是否能尽快适应新的社区生活，还影响着该群体的精神生活的健康。然而新的社区生活意味着新的社交群体，也就需要新的社会交往规则。在这场转变过程中，安置居民也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社会交往策略，这种策略可以大致归纳为“要像在农村那样和邻居打好关系！”表面看来，这是一套很传统的社交策略，是农村生活习惯的延续，但是这一套社交策略却可以在安置社区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安置居民很快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网。这是因为安置社区居民长期生活于农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年龄也偏大，所以他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一直都非常单一；同时，他们又被安置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里，社区中居民的同质性多于异质性，让社会交往关系的单一性继续下来，居住环境和居住形式的改变虽然会影响社交规则，但不会过度增大社交规则的复杂性，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农村的那一套社交策略在新的安置社区中可以同样适用，并且仍旧继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四、拆迁安置生活的变奏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与调节 在安置生活早期，在传统生活习惯根深蒂固和经济困难的双重作用下，拆迁安置居民探索出来的一些适应策略，在社区管理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下，生了根、发了芽，这些适应策略确实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无形中帮助了他们更好适应新生活。然而这些早期的适应策略遗存了太多的“乡土性”，在城镇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只是在早期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被暂时性的选择视而不见。 （一）分歧的产生2012年左右，上级政府对居委会陆续下达了明确的指示，要逐步规范拆迁安置社区的生活方式，完善安置社区的管理，帮助安置居民尽快适应新型城镇化生活，协助他们完成市民化的过度。至此，拆迁安置居民早期生活适应策略中的问题就没法被视而不见了，问题暴露了，分歧被摆上了台面。导火索是物业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绿化带内不准种植瓜果、蔬菜等，如发现一律拔掉！这些规定一出台就在小区里“炸开了锅”，像绿化带内种瓜果蔬菜是减低生活成本的最主要的策略，这些规定的出台触及了安置居民的核心利益，让人无法接受，因此抵制情绪开始在安置小区居民中蔓延，分歧和冲突就此产生。 （二）分歧的转化随着双方不断的抵制和对抗，最开始的小分歧也逐渐变味了了，开始朝两个方向发展。第一，小区居民抓住了这个契机，企图通过“闹一闹”，让政府看到他们的生活困境，从而实现增加补贴金的诉求。因为在分歧爆发之前，安置居民就认为政府每月发放的补贴金远远不够每月的生活开销，他们一直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增加补贴金额却长久得不到答复，所以他们心中对政府相关部门已经产生了不满的情绪，而这些不满的情绪正好借助这次分歧和冲突得到了集中的爆发，所以说由分歧引发的冲突成为了安置居民向有关部门索求利益的武器。第二，对管理者而言，就是要通过这些规定的实施来规范居民的日常行为，同时强化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管理功能，因为在他们的想法里小区居民的行为确实需要管理了。小区居民的行为太不像话了，已经到了必须管理的地步。前几年我们采用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他们去”的管理方式，没有怎么管他们，哪里想到在这个宽松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各种适应策略层出不穷，把一个个整齐干净的安置社区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就像在乡下一样，养的狗在社区里到处乱跑，这些狗还要咬人，很危险。绿化带里都是蔬菜，还有人在社区挖井、私自搭建小房子，真是什么东西都能想出来。现在，这个社区环境变得十分恶劣，就好像是农村一样，这样下去不行的，。(ZY)因此对管理者来说，这项规定的出台恰逢其时，所以一定要落实，居民的不良风气必须得治。事情到此，分歧已经转变为安置居民“争取利益”和管理者“强化管理职能、规范居民行为”之间的博弈。 （三）分歧的解决在这场分歧中，各方各有各的诉求，所以双方都不打算相让，形势陷进一场僵局。在持续的拉锯战中，分歧始终得不到解决，最后，管理者使出了强制性的应对办法向绿化带中的瓜果蔬菜喷洒除草剂。在除草剂的强力助攻下，绿化带里的瓜果蔬菜无一幸免、全都枯死了，安置居民面对强硬的执行方法无可奈何，在这场对抗中，这场分歧得到了暂时性的解决，这场对抗也看似以安置居民的失败而告终。绿化带种菜的福利被禁的同时，一大批早期的适应策略也随之被禁止实行，安置居民的生活成本骤然增加。面对生活中遭遇的又一难题，拆迁安置居民想出了更多的适应策略。首先，缓解经济压力依旧是新策略的首要目标。安置居民放弃了中心绿化带的土地，转而开始在社区角落、房屋拐角等监管死角处开垦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菜园子”，偷偷种植了更多的瓜果蔬菜；其次，他们私自将底楼车库改装成了出租房，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增加了居民收入，但是为小区引进了不少的外来人员，增加了小区的不安定因素；接着，一些年迈的老人开始从事废品收集工作，利用卖废品的钱补贴家用，但是他们常常将捡来的废品直接堆放在小区的公共领域，严重影响了社区的卫生环境；接着，越来越多的安置居民开始拒缴物业管理费......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带来的难题，社区管理者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们没有想到曾经的简单粗暴执法会带来这么多的“后遗症”。最后，他们屈服于现实，在确保社区中心范围干净整洁，居民能够在一些大事上遵守社区的规章制度后，在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上管理者重又回归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中，默认了社区拐角处“菜园子”的存在、车库变成出租屋的现实，整个社区似乎又进入到一个平衡的生活状态中。 （四）安置居民应对分歧的策略通过以上的表述，我们可以在整个事件中，看到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应对这场分歧和冲突时是有一定策略的，是有一定的行动逻辑可以归纳的，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用情理说事。生活的剧变让拆迁安置居民成为了城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也就占据了情理方面的绝对优势。他们作为基层的社区居民，在遇到困难时，用情理说事是最实用的策略。“我们不就是种了几棵葱、几棵菜，怎么就不允许了？”“我就不明白了，以前都可以的事情怎么现在就不可以了。我们钱本来就那么一点，也不体谅体谅我们,不让我们种菜，那就给我们多点钱啊。”（LZY）这些话是他们常用来表达所受的冤屈，换取别人的同情，进而成为反抗社区管理者的武器。他们不理会社区管理者公布的明文条规，不去考虑管理者的良苦用心，然而往往就是这些饱含情理的话语，确实常常让管理者无言以对。第二，法不责众。在社区居民的意识里如果一个行为大家都在做，即使知道这个行为可能不对，但因为大家都在做，所以当责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种莫名的硬气去对抗，而管理者往往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故而常常不去追究。这就是“法不责众”在基层社会中最形象的表现。在拆迁安置社区中，居民碰到的生活问题大都相似，相似的生活困境在近乎相同的生活经验中，往往滋生出相似的解决途径，因此在这些安置社区中通常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些适应策略不是个别人在使用，而是大多数人都在用，几乎成为了集体性的行为。“集体性”为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穿上了特制的“保护衣”，成为了他们敢于和管理者叫板，和明文规定对抗的强硬底气。第三，木已成舟，你奈我何。当在情、理、法方面寻求到的应对方法都不起作用后，强硬和蛮横的态度就会在拆迁安置居民群体中出现。“反正我种都种了，你看着办吧！”“这些东西都要成本的，你把我的东西毁了你就要赔我钱！”这些近乎于蛮横的声音是安置居民所能想到的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最后办法，当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内含了一种威胁既然做都已经做了，就不要太咄咄逼人了，不要撕下最后的脸皮，免得大家以后都不好看。我们要知道，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深深地嵌入在复杂庞大的关系体系中的，管理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因为一个小小的规定就让居民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闹僵，进而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这是哪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第四，重起炉灶，探索新的适应策略。当安置居民的现有利益无法被继续保留时，他们也会适当的做出妥协，但是这种妥协也需要管理者做出让步，总的来说就是“我退一步，你也退一步”。在管理者强制执行规定后，安置居民也放弃了坚持，转而在新的更隐蔽的地方开疆扩土，想出更多的策略来维持低生活成本。正是有了前期安置居民的退步，所以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也需要给他们“面子”，做出适当的让步。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继续保持比较和谐的状态，社区也才能更加稳定的运行下去。五、对拆迁安置生活的思考“变”与“不变”的争鸣 分歧至此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这场“轰轰烈烈”拉锯战却以一个戏剧般结尾落幕了，管理者在运用强制性手段获得了博弈胜利之后，安置居民却想出了更多管理条例之外的新策略，接着给管理者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大的挑战，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管理者在确保上级下发的任务实现后，默许了这些新适应策略存在的可行性，也让社区又回归到了宁静的生活中。然而，在这些分适应策略转变的过程中，在分歧的爆发和解决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隐藏着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呢？ （一）乡土性与城市性的矛盾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几乎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生产、社会交往方式，甚至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时代。[20]可以说，“农民”和“市民”一直以来就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正如巴里·诺顿指出“在中国，城市和乡村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各自依据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技术条件、组织在运行，并有着不同的生活水平。”[21]因此，拆迁安置居民从农村迁入城镇，既是两个群体的转变，也是两个生活世界的碰撞。尤其是在拆迁安置居民的思想观念中，他们认为现在居住的地方依旧是农村，也不觉得自己居住的地方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这种思想直接导致这样的观念社区生活和农村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拆迁安置居民认为维持原有的生活习惯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便没有现成的条件，他们也会努力创造条件去让生活按照原来的轨迹运行。然而这种行为充斥着较多的乡土性的生活习惯在城镇社会里“不伦不类”，显得格格不入，继而引起分歧、矛盾和冲突。纵观H镇拆迁案安置社区里发生的分歧和冲突，乡土性和城市性之争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乡土性和城市性的矛盾也是推动安置居民适应策略改变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二）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抗如果我们站在拆迁安置居民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的社区生活，就会察觉到他们生活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去适应城镇生活方式，培养“城市性”，完成乡土生活向城镇生活转变，实现“市民化”之类的“大词”，而是非常实际的“如何把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好”，进一步说就是如何过得舒服？如何继续在城镇社会中维持低生活成本？因此，拆迁安置居民在探索生活适应策略时遵循的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逻辑，即用实际的可行的行动来解决生活中实际的问题。正是在这种逻辑下，他们在生活中创造性的改变居住环境，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些和学院派想象的城市生活方式大为不同。然而不以规矩、难成方圆，在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中，政府部门也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拆迁、调整安置居民的生活，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身份的转变。当这些规章制度落实到基层社会时，这些看似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往往并不实用，不能给安置居民群体提供切实的帮助，还经常落入“形式主义”的范畴。那些条文化的规章制度在基层社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常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在基层的拆迁安置社区中，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还要陷入“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抗，这是导致拆迁安置居民适应策略不断改变的第二个动力。 （三）结构和行动的双重束缚结构性的因素一般都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外在性。拆迁安置居民虽然告别了农民的身份，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被纳入城镇户籍制度，也没能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他们无法享受“生有所依”，“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当拆迁安置居民接收不到来自上层的帮助后，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生活的难题。然而各种新规章制度的建立制约了他们行动的自主性，让一些早期摸索出来的适应策略不再适用，并且也裹挟着适应策略随着不断出台的制度规定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此外，拆迁安置社区居民长期生活于农村，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年龄偏大，社会交往关系单一，自身素质不高，这些实际问题严重制约着他们行动的创新性。他们习惯性地从故有的生活经验里寻求解决之道，而这些探索出来的适应策略往往充斥着太多的“乡土性”，只能救一时之需，非是长久之计。这些适应策略从一出身就带有的缺陷也让适应策略的改变成为了一种必然。（四）适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纵观整个适应策略转变的过程更像是一个角力的过程，在这场角力中安置居民和社区管理者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力量”，也都赋予了这场角力不同的意义。然而，双方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提供服务者”和“接受服务者”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无法做到一方能完胜另外一方。在这场角力中不存在输赢，为了实现最主要的目标，为了之后双方能够维护原有的关系，双方必须都得做出让步。然而，事实表明双方的让步只是让最尖锐的问题在得到了暂时的改善，社区里最根本的问题在双方的让步中渐渐被遗忘，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我们不仅会疑问这一次的分歧是由绿化带的管理问题引起的，那么另外一个新分歧又在哪里？又会引起一场怎样的对抗，他们的适应策略又会发生着怎样的改变？所以说，乡土性和城市性的矛盾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之争将会持续，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仍将在这些矛盾中不断持续着，适应策略也将不断发展着，安置社区会陷入“分歧暴露——解决分歧”的不断循环中，但不同的是这种循环应当是螺旋向上的，社区会在这样一个又一个螺旋向上的循环中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六、总结与探讨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适应策略转变过程以及策略转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到此为止已经被较为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从拆迁安置居民刚进入安置社区探索出来的适应策略，到因为分歧的出现，导致策略发生转变，期间长达数10年的时间，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适应过程，笔者为破解这一过程展开的描述，尽管力图能够详实且细致的阐释，却仍旧无法言尽其中的方方面面。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拆迁”是一个剧变，对被拆迁居民而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几乎直接导致了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崩塌。拆迁安置居民适应新生活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它的起点可以算从搬入安置社区开始，但是终点却不知在哪里。在经济压力的逼迫下，他们习惯于从传统中寻找适应的灵感，这些适应的灵感在转化为具体的适应策略时，却往往带有不可剔除的乡土性和实用主义特征，这些不可剔除的内部因素，以及外部的结构性制约让安置居民的适应策略不断发生着改变。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中“乡土性”和“城市性”，“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构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没有彻底解决，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之路将一直推进，他们的适应策略也将一直处于变化中。同样我们也相信这种改变不是简单的“分歧暴露——解决分歧”的简单循环，而是在循环不断的改进中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向着更理性、更合适、更正确的方向转变。布迪厄曾说过“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会化为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22]这些具有相对自主性和自身逻辑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在不同的场域中，人们的活动，缔结的关系以及行动意向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这一套逻辑一经形成就会获得相对独立性，转而制约着场域中的个人心理和个人行为。乡土社会和城镇社会就仿佛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场域，发展起来的行为逻辑也有很大的区别。然而我们要明白一点，对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可以被归纳和总结，甚至可以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在像探索适应策略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面对各种具体的行为，我们不可能在绝对理性支配下开展合乎逻辑的实践，因为在布迪厄看来严格合乎逻辑、理性化的实践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安置居民在探索适应策略的过程中，并不能明白城镇社会中的那一套现有的逻辑，而更多的是凭借直觉的模糊的感受。在具体的探索过程中，城市社会那一套行为逻辑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考虑的是非常实际的“如何把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好”，基于这样的目标和兴趣，他们会习惯于以带进城镇社会的那一套在乡土社会里形成的逻辑为根基来探索适应新生活的策略。 从这一点来看，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处在城镇中的拆迁安置社区会成为一种很特殊的所在，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城市里的孤岛，缺少和外界的接触而显得封闭，缺少内部的改变而显得传统。在这个封闭的场域里，因为管理的宽松，安置居民在适应策略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基于自己的目标和兴趣，他们可以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安置社区当成成实践的试验场，将裹挟而来的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那一套行为逻辑运用到新的安置社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偏向于“实用主义”，以及为什么会遗留那么多的“乡土性”特征。只是安置居民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在社区里居住的人虽然都是来自农村，但是安置社区已经嵌入进城镇社会，城镇社会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当安置居民把遗留了太多乡土性的适应策略简单地嫁接到以“城市性”为主的城镇社会中时，虽然可救一时之需，但终不是长久之计，这种逻辑的碰撞势必会引起分歧甚至造成纷争和冲突。当这些分歧和冲突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后，管理者和安置居民之间就会有一场对抗和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拆迁安置居民的适应策略会不断发生着改变，他们的适应过程也在不断向深处推进。在行文最后，我们还需要另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数字的累加还是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对于从农村进入城镇社会的安置居民来说，是否应该用城市生活方式那一套标准来规范安置居民拆迁后的生活方式呢？很显然，如果简单的使用城市的生活标准来规范安置居民的生活，那将是一件太不公平的事情，因为这是两个生活在不同生活世界中的群体，他们之间有着几乎不同的生活逻辑。用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去规范另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用一个群体的生活逻辑去要求另一个群体，这本身就是一件欠缺公平公正、需要我们不断反思的事情。因此，如何在城镇社会的大背景下摸索出一套适合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策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城镇生活，享受到城市带来的红利，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不断探索的地方。致谢参考文献[1] Gold scheiider. G.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 [M] .West View Press , 1983:125.[2] Scott，W.&Scott , R. Some predictors of migrant adaptation available at selection time [M].Australian Psychologists, 1985, 20 (3)313-343.[3] Ward，C. &Kennedy,A.Where s the “ culture” in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 ?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journer adjustment [ J].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 1993(24):223.[4] George V Coelho and Paul I. Ahmed.Uprooting and Development :Dilemmas of Coping with Modernization [M] .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0:78.[5]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生活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 30-35.[6] 陈建文.论社会适应[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15.[7] 李飞，钟涨宝.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研究——基于江苏扬州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 查[J].四川农村经济，2011(4)105-107.[8] 楼培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生活状况实证研究—以上海浦东、浙江温州和四川广元为 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5(2)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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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 1
关键字 1
Abstract 1
Keywords 1
一、文献回顾 2
（一）关于生活适应的概念解读 2
（二）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困境 2
（三）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研究 3
（四）研究的不足和反思 3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4
（一）社区概况 4
（二）研究方法 4
三、拆迁安置生活的前奏：个体生活世界的重构 5
（一）适应策略的催化剂：经济上的困难 5
（二）适应策略的灵感：从传统生活中汲取 6
（三）适应策略的转化：对旧生活的延续 6
四、拆迁安置生活的变奏：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与调节 7
（一）分歧的产生 7
（二）分歧的转化 7
（三）分歧的解决 7
（四）安置居民的应对策略 8
五、对拆迁安置生活的思考：“变”与“不变”的争鸣 8
（一）乡土性和城市性的矛盾 8
（二）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抗 9
（三）结构和行动的双重束缚 9
（四）适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9
六、总结与探讨 10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2
附录 13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
——基于苏南H镇拆迁安置社区的个案研究
引言
e first thing is to adapt to the new way of working, lifestyl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build a new social network.Under economic pressure, resettlement community residents find a suitable inspir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living habits to adapt to new life.Adaptation strategies which is full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sm often caused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In the process of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disagreements,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continue to change and the relocation of residents keep the deeper advance.近年来，为了加快实施和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各地政府都相继开展了拆迁行动。拆迁不仅改变了被拆迁人的房屋与居住地，而且也破坏了被拆迁人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秩序，造成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拆迁居民能否适应新的社区生活？他们会面临哪些问题？又会运用何种策略去适应这种新的社区生活呢？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以苏南H镇的拆迁安置居民为个案，以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为研究内容，从微观层面对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展开研究，考察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与周围环境的互动，研究他们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运用的策略和技巧，并进一步探询生活适应策略形成的一般条件和机制。同时，笔者也尝试在该文中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丰富学术界关于拆迁安置居民的研究的同时，对于改进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优化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献回顾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从农村进入城镇，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由于他们有着近乎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相似的生活经验，这些适应难题往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集中性，进而探索出来的生活适应策略也就有了可归纳的基础。 （一）关于“生活适应”的概念解读Goldscheiider 提出，“适应可以界定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1]他倾向于把“适应”看作一个变化的过程，把“适应”理解为一种行为，是移民在变化的环境中所作的一种不断的行为调整。Scott则把适应看作是人和环境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把适应分为主观方面和社会方面。主观方面指个体对环境的满意，社会方面指个体通过努力获得的某一社区中的地位。[2]Ward和Kennedy把适应看作是跨文化的产物，他们认为有两种最基本的跨文化调整模式，即心理调整和社会文化调整。前者指心理上的舒适和满意，后者与社会技能相关，指成功应对新社会的能力。[3]George和Paul从整体角度上认为适应就是在进入一个新环境后，需要改变并学习看待事物的态度、看法和行为模式。[4]在国内，朱力把适应划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经济层面上的适应是考察职业、收入和居住；社会层面的适应应考察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文化层面则考察观念、心理和意愿。[5]陈建文把适应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他认为适应层次包括感觉适应、行为适应、认知适应和人格适应。适应过程包括心理发动、评估比较、内容操作和反馈性自我评价四个环节。适应方式有学习、应对和防御。[6]综合众多学者对“适应”的解读，本文将拆迁安置居民的适应初步理解为被拆迁群体由原居住地搬迁到新居住地，从对新居住地的不熟悉、不习惯、不认同到熟悉、习惯、认同的过程。如果具体到生活的层面上，则可以把生活适应进一步理解为拆迁安置居民在进入新居住地后，对新的劳动方式的适应、闲暇生活的适应、社会交往的适应以及心理归属的适应。 （二）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困境拆迁安置居民因为拆迁，其生产、生活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现有研究已经表明他们在生活适应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适应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1）新社会关系的不适应。主要表现为原有邻里关系被打破、原有的组织关系瓦解，而新的社会关系网路却未成型。李飞和钟涨宝发现拆迁安置居民在迁入城镇社区后新的社会交往规则还不能被完全内化，出现了关系网络较为狭窄的状况；[7]（2）经济压力骤增造成的生活负担加剧。楼培敏认为拆迁安置社区居民整体出现了就业难、就业差，失业率较高，就业空间狭小，就业稳定性脆弱的趋势，造成经济收入锐减；[8]然而他们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又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使他们难以适应迅速变化了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自然产生困惑和恐惧的心理，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3）不适应日常的新生活方式。拆迁安置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匮乏，社区的文化投入、娱乐设施和公共场都有所不足，导致居民娱乐休闲方式较为单一；此外，子女教育和老人晚年生活安排得不到改善，高层住户的生活困扰都导致拆迁居民对新生活的不适应；（4）安置居民在社区里找不到“家园”的感觉，心理上的认同感普遍不高。安置社区里人文方面的关怀有所缺失，居民由于搬迁而来也大多互不相识，关系略显冷漠，尤其是高层住户，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孤独和寂寞，更容易对新生活产生负面情绪。 （三）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研究如何帮助拆迁安置居民群体适应新生活，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第一种视角是“由外及内”。即要解决适应难题需先从外界的结构性困难入手，政府需制定或调整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解决外部性的结构性问题，给予拆迁安置居民群体以社会支持，使他们更加顺利的融入社会系统中。这种视角的主要观点有（1）创新安置补偿模式。张汝立，徐海燕提出了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留地和就业相结合的安置模式和集中开发式的安置模式；[9]周均提出要实行多样化的补偿，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并用的方式进行补偿；此外，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分化土地征用补偿；[10]（2）完善拆迁安置政策。翁雯曦认为完善土地征收政策需要仅需推进，将土地征收制度进一步细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查；[11]（3）完善安置社区建设和管理。卫冰认为，要大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升安置社区的文化软实力，积极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安置居民的日常生活，拉近居邻里情谊，促使居民完成身份的转变；[12]李伟民则提出，社区管理要采取民主管理方式，强化居民的民主意识，形成“自己管理自己”的社区管理机制；[13]（4）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相关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社区服务功能，增强社区人员队伍建设，提高社区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能力，从而能切实解决安置居民的生活难题。（5）实现户籍改革，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就业制度和保障制度。将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能享受“生有所依”，“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真正融合进城镇社会、成为新居民。[14]第二种视角是“由内及外”。持该视角的研究者认为“城市性”和“现代性”的缺失是导致拆迁安置居民出现生活适应难题的症结所在，外在条件的改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时代背景、居住环境、生活处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拆迁安置居民需要从自身出发，从主观上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从主体上提升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性，从而帮助自己积极融入城镇生活，适应新型社区生活。这种视角的主要观点有（1）克服自身缺点，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张学英提出社区可以提供技术培训服务、社区职业中介服务，开展主题教育，增加安置社区居民的技能，提高安置农民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拥有良好的竞争力。[15]（2）拓展社交网络，丰富自身的社会资本。王彩芳认为安置居民需要主动建构开放性的社会交往网络，打破现有的熟人社会交往状况，从而加快适应城市生活的步伐，融入城镇社会。[16]（3）提高“城市性”和“现代性”。孟祥斐提出拆迁安置居民需要接受现状，主动模仿和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内化城市生活习惯，并且逐渐克服适应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和负面情感，积极主动的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同化，进而融入城市生活。[17] （三）研究的不足和反思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依然能发现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现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多是站在拆迁安置居民群体的外围，在理性思辨后为政府部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无法考虑或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因此，在现有研究的描述中，拆迁安置居民群体往往被描述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被动接受生活世界的变迁、被动接受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被动承受着生活突变造成的生活重担。然而，安置居民在剧变的生活面前，到底是消极接受，还是会利用外在条件，借助自己的智慧积极适应环境的变迁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对生活适应困境的表现和对策研究缺少足够的解释性研究。拆迁安置居民大多是从农民转变而来，当传统生活习惯遭遇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时，传统性和现代性如何在他们身上重塑平衡？面对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面对一个“城市性”大行其道的生活场域，该群体应对困境的行为逻辑会是什么？和原先的一整套行为逻辑相比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但现有研究有所欠缺的地方。因为当前大部分对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研究呈现的是碎片化状态。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是从生活中的某一个点进行切入、展开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虽可以使研究结论得到深刻的解读，但这种研究范式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对拆迁安置居民生活的经验研究变成对一定环境中各个互不相关的生活事实的罗列，让研究陷入一种碎片化状态。生活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包罗万象却又在表象背后有一套内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是需要我们挖掘出来的。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社区概况T市是苏南的一个县级城市，经济发达，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T市的城市化率已达到66.28%。H镇是T市的北方重镇，现设两个管理区，辖13村、4个社区，镇区常住人口约5万人。本研究涉及到的拆迁安置社区都位于镇区，其中A社区位于镇区东部，共有拆迁安置居民535户，人口总数约为1600人，建成时间为2006年；B社区位于镇区东南，现有住户700多户，人口约有2000多人，早在2003年左右就开始建造并陆续投入使用。A、B社区是H镇现有的大型拆迁安置社区中建成时间最长久、基础设施最完善的两个社区，因此本研究将把这两个社区作为开展田野调查的目的地。 （二）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的是定性研究的方法，对T市H镇的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进行阐释和分析。笔者在2015年暑假就多次进入H镇的安置社区中进行问卷调查，2016年寒假再一次进入该社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调研期间笔者访谈了安置社区居民、物业管理者、居委会主任等13位居民，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大部分人都是和善、耐心而且健谈，为笔者提供了丰富且详实的资料。此外，笔者也利用访谈间隙进行了实地走访，收集了一些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论文写作资料。本文是在对调查资料的深入处理的基础上完成的，遵循的原则是从微观入手，企图通过微观反思宏观，走出案例的狭小天地，从独特性走向概括。[18]此外，本文以实践社会学为研究框架，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过程-事件”的研究策略，企图把拆迁安置居民的适应策略由静态的描述转变为由若干个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19]，从而对繁复错杂的适应策略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找出内在的运行逻辑。在笔者调研的苏南H镇的拆迁安置社区中，最早的一批安置居民已经居住了近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里，该群体的生活坏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都发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而他们的生活适应策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10年前的适应策略和10年后的适应策略，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本文中，笔者基本遵循着这样的写作逻辑首先，从大量的访谈资料里搜索出安置居民早期的生活适应策略；接着，详细叙述适应策略转变的过程，探析导致适应策略转变的原因；然后，归纳出苏南H镇安置居民当前运用的生活适应策略和技巧；最后，通过对适应策略的产生、发展、转变整个过程的进一步思考，寻找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表一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序号受访者性别出生年份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社区迁入时间居住时间（年）01YKM男1994本科学生A2009702QLF女1943初中退休A2008803YYZ男1965本科A2009704JFL女1970高中企业工人A2009705LZY女1942未接受教育退休A2007906YBP女1964小学企业工人B2007907FJC男1993本科学生B2010608ZY男1963高中物业管理者09LCY女1967高中居委会主任10ZCP女1972本科B20061011HHC男1975高中企业工人B20061012YX女1985初中企业工人B2007913WAG男1953小学退休B200610三、拆迁安置生活的前奏个体生活世界的重构 （一）适应策略的催化剂经济上的困难在适应新社区生活之初，拆迁安置居民就要面对搬迁导致的经济困难。该群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现农村居民多是中老年人，政府征收了他们土地，也就剥夺了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这些人长期生活于农村，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又加上年龄偏大，不具备除农业生产以外的一技之长，也就难以获得妥善的就业安置，无法确保该群体在新社区生活中的经济来源。第二，国家征地的赔偿价格总体偏低，拆迁安置居民拿到的补偿款数额有限，并不能维持较长时间的开支。第三，国家征收的不仅有农田，还包括宅基地和当做“菜园子”的自留地，这些自留地是乡村低生活成本最主要的保障，而被拆迁的居民在新社区获得的只是宅基地的补偿，自留地的权益、“菜园子”的福利无法被继续承接，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开支。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拆迁安置社区居民曾想出很多应对策略，因此在他们的口述中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住到这里后，什么都要买，连葱都要买。以前住在乡下的时候，菜园子里种的什么没有，从来就没有过吃个葱还要去买的情况，我种的葱吃都吃不完，还有好多菜我都自己种，根本就不要买。总是这样买也不是办法，我也想省点钱，看别人在绿化带里种了点小菜，我也就把那绿化带整了整，开出一块小地，在里面种点葱、蒜、小白菜、莴笋什么的，想吃的时候就去摘一点。”（QLF）“以前在农村可以烧土灶，到了这边后全都是液化气。我喝茶喝惯了，一天下来要烧好几壶水，那得费好多钱。我平时没事干，出去遛弯的时候，看到地上的木头、树枝什么的，只要可以烧，我就会捡回来，在在那个院角放着。我在市场上买了个新式样的炉子，这炉子中间可烧火，四面装的都是水，一次只要烧上两三根木头，不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把水烧开了，烧一次可以冲两大壶。一天烧个两次就够了，早上烧一次，傍晚烧一次，晚上烧多点可以用来洗澡，这样算算，一年下来其实要省下不少钱！”(WAG)“烧菜、做饭、洗衣服、冲拖把都要水，那一年到头得用多少水，水又不便宜，我们家一个月水费正常就要40多。以前住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事情都在河里弄一弄好了，我们也习惯了。几年前小区里有人把那个河边的护栏给拆了，铺了几块石板，平时用来洗拖把、洗马桶，挺好的”(LZY) 从乡土社会进入城镇社会，就是从乡村较低成本生活向城镇高额支出生活的转变，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就是他们乡村低生活成本最主要的保障，而土地的征收则让这个保障消失了。通过对拆迁安置居民早期的生活适应策略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是他们追寻的最主要的目标，经济上的压力成为了早期适应策略的催化剂。从这些讲述中，我们还可以体味到拆迁安置居民们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无奈，也能理解他们为了切实解决生活问题而做出的努力。生活的困难会在底层社会被放大，底层居民对生活困难的体验也最为直接，因为这些困难是浸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他们每天一睁眼就要直面的问题。有了问题就会催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落地就会生根”是中国居民的一种特性，拆迁安置居民也同样如此。当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后，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利用新环境中一切能够利用的条件，去解决生活中最主要的困难，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智慧。 （二）适应策略的灵感从传统生活中汲取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安置居民生活在乡土社会中，每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会在无意识中将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那一套特定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变成体内的文化基因。拆迁安置居民在乡土社会里养成的那一套传统生活习惯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宝库，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时，从这个宝库中汲取营养，将习惯的生活方式延续，会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即使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生活习惯的延续出现了困难时，他们也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利用新环境中能利用的一切条件去留住那些早已熟悉的生活方式。比如经常可以看到年长的居民会在院子里种植大量的花草，依然会保留散养土狗的习惯，在公共空间里会堆放很多杂物，依旧不习惯家中厕所里的马桶而选择公共厕所里的蹲坑......坚守传统的行为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对拆迁安置居民而言，从乡土社会迁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剧变的过程，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只能按照既定的规则被动的成为城镇社会中的客体。然而外在生活环境的改变，不意味着内在的生活习惯也能与之同步改变，因此就导致了外在的城镇生活环境和内在的农村生活习惯之间发生了断裂。当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生活环境时，他们也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做，因此延续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因为对传统的固守能够给予他们最多的熟悉感和最大的安全感。 （三）适应策略的转化对旧生活的延续拆迁导致安置居民原有社交关系网的解体，如何在安置社区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不仅关系到安置居民是否能尽快适应新的社区生活，还影响着该群体的精神生活的健康。然而新的社区生活意味着新的社交群体，也就需要新的社会交往规则。在这场转变过程中，安置居民也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社会交往策略，这种策略可以大致归纳为“要像在农村那样和邻居打好关系！”表面看来，这是一套很传统的社交策略，是农村生活习惯的延续，但是这一套社交策略却可以在安置社区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安置居民很快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网。这是因为安置社区居民长期生活于农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年龄也偏大，所以他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一直都非常单一；同时，他们又被安置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里，社区中居民的同质性多于异质性，让社会交往关系的单一性继续下来，居住环境和居住形式的改变虽然会影响社交规则，但不会过度增大社交规则的复杂性，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农村的那一套社交策略在新的安置社区中可以同样适用，并且仍旧继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四、拆迁安置生活的变奏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与调节 在安置生活早期，在传统生活习惯根深蒂固和经济困难的双重作用下，拆迁安置居民探索出来的一些适应策略，在社区管理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下，生了根、发了芽，这些适应策略确实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无形中帮助了他们更好适应新生活。然而这些早期的适应策略遗存了太多的“乡土性”，在城镇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只是在早期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被暂时性的选择视而不见。 （一）分歧的产生2012年左右，上级政府对居委会陆续下达了明确的指示，要逐步规范拆迁安置社区的生活方式，完善安置社区的管理，帮助安置居民尽快适应新型城镇化生活，协助他们完成市民化的过度。至此，拆迁安置居民早期生活适应策略中的问题就没法被视而不见了，问题暴露了，分歧被摆上了台面。导火索是物业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绿化带内不准种植瓜果、蔬菜等，如发现一律拔掉！这些规定一出台就在小区里“炸开了锅”，像绿化带内种瓜果蔬菜是减低生活成本的最主要的策略，这些规定的出台触及了安置居民的核心利益，让人无法接受，因此抵制情绪开始在安置小区居民中蔓延，分歧和冲突就此产生。 （二）分歧的转化随着双方不断的抵制和对抗，最开始的小分歧也逐渐变味了了，开始朝两个方向发展。第一，小区居民抓住了这个契机，企图通过“闹一闹”，让政府看到他们的生活困境，从而实现增加补贴金的诉求。因为在分歧爆发之前，安置居民就认为政府每月发放的补贴金远远不够每月的生活开销，他们一直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增加补贴金额却长久得不到答复，所以他们心中对政府相关部门已经产生了不满的情绪，而这些不满的情绪正好借助这次分歧和冲突得到了集中的爆发，所以说由分歧引发的冲突成为了安置居民向有关部门索求利益的武器。第二，对管理者而言，就是要通过这些规定的实施来规范居民的日常行为，同时强化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管理功能，因为在他们的想法里小区居民的行为确实需要管理了。小区居民的行为太不像话了，已经到了必须管理的地步。前几年我们采用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他们去”的管理方式，没有怎么管他们，哪里想到在这个宽松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各种适应策略层出不穷，把一个个整齐干净的安置社区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就像在乡下一样，养的狗在社区里到处乱跑，这些狗还要咬人，很危险。绿化带里都是蔬菜，还有人在社区挖井、私自搭建小房子，真是什么东西都能想出来。现在，这个社区环境变得十分恶劣，就好像是农村一样，这样下去不行的，。(ZY)因此对管理者来说，这项规定的出台恰逢其时，所以一定要落实，居民的不良风气必须得治。事情到此，分歧已经转变为安置居民“争取利益”和管理者“强化管理职能、规范居民行为”之间的博弈。 （三）分歧的解决在这场分歧中，各方各有各的诉求，所以双方都不打算相让，形势陷进一场僵局。在持续的拉锯战中，分歧始终得不到解决，最后，管理者使出了强制性的应对办法向绿化带中的瓜果蔬菜喷洒除草剂。在除草剂的强力助攻下，绿化带里的瓜果蔬菜无一幸免、全都枯死了，安置居民面对强硬的执行方法无可奈何，在这场对抗中，这场分歧得到了暂时性的解决，这场对抗也看似以安置居民的失败而告终。绿化带种菜的福利被禁的同时，一大批早期的适应策略也随之被禁止实行，安置居民的生活成本骤然增加。面对生活中遭遇的又一难题，拆迁安置居民想出了更多的适应策略。首先，缓解经济压力依旧是新策略的首要目标。安置居民放弃了中心绿化带的土地，转而开始在社区角落、房屋拐角等监管死角处开垦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菜园子”，偷偷种植了更多的瓜果蔬菜；其次，他们私自将底楼车库改装成了出租房，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增加了居民收入，但是为小区引进了不少的外来人员，增加了小区的不安定因素；接着，一些年迈的老人开始从事废品收集工作，利用卖废品的钱补贴家用，但是他们常常将捡来的废品直接堆放在小区的公共领域，严重影响了社区的卫生环境；接着，越来越多的安置居民开始拒缴物业管理费......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带来的难题，社区管理者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们没有想到曾经的简单粗暴执法会带来这么多的“后遗症”。最后，他们屈服于现实，在确保社区中心范围干净整洁，居民能够在一些大事上遵守社区的规章制度后，在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上管理者重又回归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中，默认了社区拐角处“菜园子”的存在、车库变成出租屋的现实，整个社区似乎又进入到一个平衡的生活状态中。 （四）安置居民应对分歧的策略通过以上的表述，我们可以在整个事件中，看到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应对这场分歧和冲突时是有一定策略的，是有一定的行动逻辑可以归纳的，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用情理说事。生活的剧变让拆迁安置居民成为了城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也就占据了情理方面的绝对优势。他们作为基层的社区居民，在遇到困难时，用情理说事是最实用的策略。“我们不就是种了几棵葱、几棵菜，怎么就不允许了？”“我就不明白了，以前都可以的事情怎么现在就不可以了。我们钱本来就那么一点，也不体谅体谅我们,不让我们种菜，那就给我们多点钱啊。”（LZY）这些话是他们常用来表达所受的冤屈，换取别人的同情，进而成为反抗社区管理者的武器。他们不理会社区管理者公布的明文条规，不去考虑管理者的良苦用心，然而往往就是这些饱含情理的话语，确实常常让管理者无言以对。第二，法不责众。在社区居民的意识里如果一个行为大家都在做，即使知道这个行为可能不对，但因为大家都在做，所以当责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种莫名的硬气去对抗，而管理者往往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故而常常不去追究。这就是“法不责众”在基层社会中最形象的表现。在拆迁安置社区中，居民碰到的生活问题大都相似，相似的生活困境在近乎相同的生活经验中，往往滋生出相似的解决途径，因此在这些安置社区中通常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些适应策略不是个别人在使用，而是大多数人都在用，几乎成为了集体性的行为。“集体性”为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穿上了特制的“保护衣”，成为了他们敢于和管理者叫板，和明文规定对抗的强硬底气。第三，木已成舟，你奈我何。当在情、理、法方面寻求到的应对方法都不起作用后，强硬和蛮横的态度就会在拆迁安置居民群体中出现。“反正我种都种了，你看着办吧！”“这些东西都要成本的，你把我的东西毁了你就要赔我钱！”这些近乎于蛮横的声音是安置居民所能想到的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最后办法，当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内含了一种威胁既然做都已经做了，就不要太咄咄逼人了，不要撕下最后的脸皮，免得大家以后都不好看。我们要知道，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深深地嵌入在复杂庞大的关系体系中的，管理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因为一个小小的规定就让居民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闹僵，进而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这是哪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第四，重起炉灶，探索新的适应策略。当安置居民的现有利益无法被继续保留时，他们也会适当的做出妥协，但是这种妥协也需要管理者做出让步，总的来说就是“我退一步，你也退一步”。在管理者强制执行规定后，安置居民也放弃了坚持，转而在新的更隐蔽的地方开疆扩土，想出更多的策略来维持低生活成本。正是有了前期安置居民的退步，所以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也需要给他们“面子”，做出适当的让步。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继续保持比较和谐的状态，社区也才能更加稳定的运行下去。五、对拆迁安置生活的思考“变”与“不变”的争鸣 分歧至此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这场“轰轰烈烈”拉锯战却以一个戏剧般结尾落幕了，管理者在运用强制性手段获得了博弈胜利之后，安置居民却想出了更多管理条例之外的新策略，接着给管理者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大的挑战，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管理者在确保上级下发的任务实现后，默许了这些新适应策略存在的可行性，也让社区又回归到了宁静的生活中。然而，在这些分适应策略转变的过程中，在分歧的爆发和解决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隐藏着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呢？ （一）乡土性与城市性的矛盾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几乎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生产、社会交往方式，甚至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时代。[20]可以说，“农民”和“市民”一直以来就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正如巴里·诺顿指出“在中国，城市和乡村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各自依据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技术条件、组织在运行，并有着不同的生活水平。”[21]因此，拆迁安置居民从农村迁入城镇，既是两个群体的转变，也是两个生活世界的碰撞。尤其是在拆迁安置居民的思想观念中，他们认为现在居住的地方依旧是农村，也不觉得自己居住的地方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这种思想直接导致这样的观念社区生活和农村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拆迁安置居民认为维持原有的生活习惯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便没有现成的条件，他们也会努力创造条件去让生活按照原来的轨迹运行。然而这种行为充斥着较多的乡土性的生活习惯在城镇社会里“不伦不类”，显得格格不入，继而引起分歧、矛盾和冲突。纵观H镇拆迁案安置社区里发生的分歧和冲突，乡土性和城市性之争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乡土性和城市性的矛盾也是推动安置居民适应策略改变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二）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抗如果我们站在拆迁安置居民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的社区生活，就会察觉到他们生活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去适应城镇生活方式，培养“城市性”，完成乡土生活向城镇生活转变，实现“市民化”之类的“大词”，而是非常实际的“如何把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好”，进一步说就是如何过得舒服？如何继续在城镇社会中维持低生活成本？因此，拆迁安置居民在探索生活适应策略时遵循的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逻辑，即用实际的可行的行动来解决生活中实际的问题。正是在这种逻辑下，他们在生活中创造性的改变居住环境，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些和学院派想象的城市生活方式大为不同。然而不以规矩、难成方圆，在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中，政府部门也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拆迁、调整安置居民的生活，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身份的转变。当这些规章制度落实到基层社会时，这些看似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往往并不实用，不能给安置居民群体提供切实的帮助，还经常落入“形式主义”的范畴。那些条文化的规章制度在基层社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常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在基层的拆迁安置社区中，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还要陷入“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抗，这是导致拆迁安置居民适应策略不断改变的第二个动力。 （三）结构和行动的双重束缚结构性的因素一般都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外在性。拆迁安置居民虽然告别了农民的身份，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被纳入城镇户籍制度，也没能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他们无法享受“生有所依”，“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当拆迁安置居民接收不到来自上层的帮助后，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生活的难题。然而各种新规章制度的建立制约了他们行动的自主性，让一些早期摸索出来的适应策略不再适用，并且也裹挟着适应策略随着不断出台的制度规定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此外，拆迁安置社区居民长期生活于农村，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年龄偏大，社会交往关系单一，自身素质不高，这些实际问题严重制约着他们行动的创新性。他们习惯性地从故有的生活经验里寻求解决之道，而这些探索出来的适应策略往往充斥着太多的“乡土性”，只能救一时之需，非是长久之计。这些适应策略从一出身就带有的缺陷也让适应策略的改变成为了一种必然。（四）适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纵观整个适应策略转变的过程更像是一个角力的过程，在这场角力中安置居民和社区管理者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力量”，也都赋予了这场角力不同的意义。然而，双方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提供服务者”和“接受服务者”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无法做到一方能完胜另外一方。在这场角力中不存在输赢，为了实现最主要的目标，为了之后双方能够维护原有的关系，双方必须都得做出让步。然而，事实表明双方的让步只是让最尖锐的问题在得到了暂时的改善，社区里最根本的问题在双方的让步中渐渐被遗忘，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我们不仅会疑问这一次的分歧是由绿化带的管理问题引起的，那么另外一个新分歧又在哪里？又会引起一场怎样的对抗，他们的适应策略又会发生着怎样的改变？所以说，乡土性和城市性的矛盾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之争将会持续，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仍将在这些矛盾中不断持续着，适应策略也将不断发展着，安置社区会陷入“分歧暴露——解决分歧”的不断循环中，但不同的是这种循环应当是螺旋向上的，社区会在这样一个又一个螺旋向上的循环中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六、总结与探讨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适应策略转变过程以及策略转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到此为止已经被较为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从拆迁安置居民刚进入安置社区探索出来的适应策略，到因为分歧的出现，导致策略发生转变，期间长达数10年的时间，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适应过程，笔者为破解这一过程展开的描述，尽管力图能够详实且细致的阐释，却仍旧无法言尽其中的方方面面。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拆迁”是一个剧变，对被拆迁居民而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几乎直接导致了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崩塌。拆迁安置居民适应新生活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它的起点可以算从搬入安置社区开始，但是终点却不知在哪里。在经济压力的逼迫下，他们习惯于从传统中寻找适应的灵感，这些适应的灵感在转化为具体的适应策略时，却往往带有不可剔除的乡土性和实用主义特征，这些不可剔除的内部因素，以及外部的结构性制约让安置居民的适应策略不断发生着改变。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中“乡土性”和“城市性”，“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构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没有彻底解决，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之路将一直推进，他们的适应策略也将一直处于变化中。同样我们也相信这种改变不是简单的“分歧暴露——解决分歧”的简单循环，而是在循环不断的改进中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向着更理性、更合适、更正确的方向转变。布迪厄曾说过“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会化为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22]这些具有相对自主性和自身逻辑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在不同的场域中，人们的活动，缔结的关系以及行动意向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这一套逻辑一经形成就会获得相对独立性，转而制约着场域中的个人心理和个人行为。乡土社会和城镇社会就仿佛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场域，发展起来的行为逻辑也有很大的区别。然而我们要明白一点，对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可以被归纳和总结，甚至可以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在像探索适应策略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面对各种具体的行为，我们不可能在绝对理性支配下开展合乎逻辑的实践，因为在布迪厄看来严格合乎逻辑、理性化的实践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安置居民在探索适应策略的过程中，并不能明白城镇社会中的那一套现有的逻辑，而更多的是凭借直觉的模糊的感受。在具体的探索过程中，城市社会那一套行为逻辑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考虑的是非常实际的“如何把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好”，基于这样的目标和兴趣，他们会习惯于以带进城镇社会的那一套在乡土社会里形成的逻辑为根基来探索适应新生活的策略。 从这一点来看，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处在城镇中的拆迁安置社区会成为一种很特殊的所在，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城市里的孤岛，缺少和外界的接触而显得封闭，缺少内部的改变而显得传统。在这个封闭的场域里，因为管理的宽松，安置居民在适应策略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基于自己的目标和兴趣，他们可以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安置社区当成成实践的试验场，将裹挟而来的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那一套行为逻辑运用到新的安置社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偏向于“实用主义”，以及为什么会遗留那么多的“乡土性”特征。只是安置居民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在社区里居住的人虽然都是来自农村，但是安置社区已经嵌入进城镇社会，城镇社会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当安置居民把遗留了太多乡土性的适应策略简单地嫁接到以“城市性”为主的城镇社会中时，虽然可救一时之需，但终不是长久之计，这种逻辑的碰撞势必会引起分歧甚至造成纷争和冲突。当这些分歧和冲突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后，管理者和安置居民之间就会有一场对抗和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拆迁安置居民的适应策略会不断发生着改变，他们的适应过程也在不断向深处推进。在行文最后，我们还需要另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数字的累加还是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对于从农村进入城镇社会的安置居民来说，是否应该用城市生活方式那一套标准来规范安置居民拆迁后的生活方式呢？很显然，如果简单的使用城市的生活标准来规范安置居民的生活，那将是一件太不公平的事情，因为这是两个生活在不同生活世界中的群体，他们之间有着几乎不同的生活逻辑。用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去规范另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用一个群体的生活逻辑去要求另一个群体，这本身就是一件欠缺公平公正、需要我们不断反思的事情。因此，如何在城镇社会的大背景下摸索出一套适合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策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城镇生活，享受到城市带来的红利，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不断探索的地方。致谢参考文献[1] Gold scheiider. G.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 [M] .West View Press , 1983:125.[2] Scott，W.&Scott , R. Some predictors of migrant adaptation available at selection time [M].Australian Psychologists, 1985, 20 (3)313-343.[3] Ward，C. &Kennedy,A.Where s the “ culture” in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 ?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journer adjustment [ J].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 1993(24):223.[4] George V Coelho and Paul I. Ahmed.Uprooting and Development :Dilemmas of Coping with Modernization [M] .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0:78.[5]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生活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 30-35.[6] 陈建文.论社会适应[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15.[7] 李飞，钟涨宝.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研究——基于江苏扬州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 查[J].四川农村经济，2011(4)105-107.[8] 楼培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生活状况实证研究—以上海浦东、浙江温州和四川广元为 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5(2)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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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 1
关键字 1
Abstract 1
Keywords 1
一、文献回顾 2
（一）关于生活适应的概念解读 2
（二）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困境 2
（三）拆迁安置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研究 3
（四）研究的不足和反思 3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4
（一）社区概况 4
（二）研究方法 4
三、拆迁安置生活的前奏：个体生活世界的重构 5
（一）适应策略的催化剂：经济上的困难 5
（二）适应策略的灵感：从传统生活中汲取 6
（三）适应策略的转化：对旧生活的延续 6
四、拆迁安置生活的变奏：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与调节 7
（一）分歧的产生 7
（二）分歧的转化 7
（三）分歧的解决 7
（四）安置居民的应对策略 8
五、对拆迁安置生活的思考：“变”与“不变”的争鸣 8
（一）乡土性和城市性的矛盾 8
（二）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抗 9
（三）结构和行动的双重束缚 9
（四）适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9
六、总结与探讨 10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2
附录 13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适应策略
——基于苏南H镇拆迁安置社区的个案研究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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