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n镇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N镇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调查和分析，试图研究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有何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城镇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其中网络规模、网络质量都与其城镇定居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质量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就越丰富，其城镇定居意愿就意愿越强，且较趋向于打工城市和家乡县城；网络密度与其城镇定居意愿成负相关关系，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的同质性越强，其能带来的有效资源越少，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农村老家。建议从农民工社会资本维护和发展（微观）、农民工社会组织（中观）和社会保障（宏观）3个方面推进农民工定居城镇的进程。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文献回顾2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2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2
（三）文献述评4
二、研究设计4
（一）相关概念界定4
（二）数据来源4
（三）分析方法5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描述统计分析5
（一）样本基本情况5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情况5
四、河南省N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现状8
（一）网络规模8
（二）网络质量8
（三）网络密度8
五、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9
（一）网络规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9
（二）网络质量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9
（三）网络密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9
(四)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相关性分析10
六、结论与建议10
（一）结论10
（二）建议11
致谢12参考文献13
附录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状况调查问卷15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N镇的研究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化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到90年代的“民工荒”，新一代农民工引起了更大的关注[1]。他们逐渐成为了迁移劳动力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是最有“主动”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2]。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较为特殊，即职业的非农化和非市民身份相冲突[3]。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与城镇化并没有同步，我国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全、被动的城市化，受原有体制的阻碍和固有的城乡二元差异，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形成“候鸟式”的流动现状，他们或者不适应城市生活、或者愿意在城市定居但不具备在城市定居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定居地关系着他们如何实现市民化和在哪些地方实现市民化[4]。如何缩小农民工对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之大与其所处境遇之间的巨大反差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作为中坚力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现有的实证研究的出发点大为相同，描述了调查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和影响因素，而忽略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是如何运作的。本文以河南省N镇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重点考察他们的社会资本，在了解他们的城镇定居意愿趋势和差异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他们未来的定居意愿是否会产生影响。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描述统计分析；（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现状如何？（3）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是否产生影响？
一、 文献回顾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
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有更强的城市定居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经验、就业渠道和会支持网络等方面都比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在城市的适应程度上，李伟东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的观念变化时指出他们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对规则保护的渴望，表明他们有较强的城市融入愿望[5]。黄馨、张联社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学习能力，热爱城市并乐意接受现代的城市生活[6]；丁静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市民化意愿强烈、开始重视教育和职业发展，就业范围更广泛、自我意识强等特征[7]。其次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指出，老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较低，仍处于初级阶段，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处于中间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期望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也比他们更容易融入城市，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和文化理念更倾向于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明显增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愿望强烈[8]。周可研究认为老一代农民工回乡从事非农生产意愿更为强烈，而新农民工希望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9]。朱宇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福建省流动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不确定性因素有很多，更不愿意回乡定居[10]。章雨晴、郑颂通过研究得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结论，其中代际差异在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上区别较为明显[11]。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
1. 社会资本测量
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多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因为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解释，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他们的测量方法也是多样的，无论是基于专项调查还是基于全国一般性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由于实际调查情况不同，他们使用的测量维度和指标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12]。但是强关系和弱关系、网络规模大小、拥有的网络资源是已有研究使用最多的维度。张新岭借鉴了边燕杰的指标，从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网络的密度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三个方面测度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了其与农民工工作搜寻和保留工资之间的关系。[13]郭辉在研究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流动的关系中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强关系相对于弱关系而言是对农民工流动更为重要的因素，而且构建新型的社会资本对其社会流动作用显著[14]。朱秋莲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时将社会资本分为初级社会资本和次级社会资本，并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匮乏对其社会地位的提升造成的障碍，进而论述了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途径[15]。李爱芹在分析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其社会融合的关系时，将社会资本划分成三个层面，分别为私人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积累困境对社会融合造成的影响[16]。已有研究中，最为代表性的有边燕杰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异质性、网络结构三个方面来测量社会资本，然后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情况、使用情况及积累机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位置生成法”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在经验研究中经常通过测量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考察其社会资本，本文主要参考边燕杰的“春节拜年网”的测量指标，从网络规模(社会关系网络中交往的成员数量)、网络质量（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情况）和网络密度（亲属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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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文献回顾2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2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2
（三）文献述评4
二、研究设计4
（一）相关概念界定4
（二）数据来源4
（三）分析方法5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描述统计分析5
（一）样本基本情况5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情况5
四、河南省N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现状8
（一）网络规模8
（二）网络质量8
（三）网络密度8
五、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9
（一）网络规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9
（二）网络质量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9
（三）网络密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9
(四)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相关性分析10
六、结论与建议10
（一）结论10
（二）建议11
致谢12参考文献13
附录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状况调查问卷15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N镇的研究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化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到90年代的“民工荒”，新一代农民工引起了更大的关注[1]。他们逐渐成为了迁移劳动力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是最有“主动”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2]。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较为特殊，即职业的非农化和非市民身份相冲突[3]。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与城镇化并没有同步，我国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全、被动的城市化，受原有体制的阻碍和固有的城乡二元差异，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形成“候鸟式”的流动现状，他们或者不适应城市生活、或者愿意在城市定居但不具备在城市定居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定居地关系着他们如何实现市民化和在哪些地方实现市民化[4]。如何缩小农民工对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之大与其所处境遇之间的巨大反差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作为中坚力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现有的实证研究的出发点大为相同，描述了调查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和影响因素，而忽略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是如何运作的。本文以河南省N镇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重点考察他们的社会资本，在了解他们的城镇定居意愿趋势和差异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他们未来的定居意愿是否会产生影响。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描述统计分析；（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现状如何？（3）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是否产生影响？
一、 文献回顾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
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有更强的城市定居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经验、就业渠道和会支持网络等方面都比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在城市的适应程度上，李伟东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的观念变化时指出他们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对规则保护的渴望，表明他们有较强的城市融入愿望[5]。黄馨、张联社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学习能力，热爱城市并乐意接受现代的城市生活[6]；丁静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市民化意愿强烈、开始重视教育和职业发展，就业范围更广泛、自我意识强等特征[7]。其次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指出，老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较低，仍处于初级阶段，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处于中间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期望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也比他们更容易融入城市，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和文化理念更倾向于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明显增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愿望强烈[8]。周可研究认为老一代农民工回乡从事非农生产意愿更为强烈，而新农民工希望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9]。朱宇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福建省流动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不确定性因素有很多，更不愿意回乡定居[10]。章雨晴、郑颂通过研究得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结论，其中代际差异在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上区别较为明显[11]。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
1. 社会资本测量
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多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因为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解释，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他们的测量方法也是多样的，无论是基于专项调查还是基于全国一般性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由于实际调查情况不同，他们使用的测量维度和指标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12]。但是强关系和弱关系、网络规模大小、拥有的网络资源是已有研究使用最多的维度。张新岭借鉴了边燕杰的指标，从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网络的密度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三个方面测度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了其与农民工工作搜寻和保留工资之间的关系。[13]郭辉在研究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流动的关系中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强关系相对于弱关系而言是对农民工流动更为重要的因素，而且构建新型的社会资本对其社会流动作用显著[14]。朱秋莲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时将社会资本分为初级社会资本和次级社会资本，并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匮乏对其社会地位的提升造成的障碍，进而论述了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途径[15]。李爱芹在分析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其社会融合的关系时，将社会资本划分成三个层面，分别为私人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积累困境对社会融合造成的影响[16]。已有研究中，最为代表性的有边燕杰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异质性、网络结构三个方面来测量社会资本，然后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情况、使用情况及积累机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位置生成法”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在经验研究中经常通过测量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考察其社会资本，本文主要参考边燕杰的“春节拜年网”的测量指标，从网络规模(社会关系网络中交往的成员数量)、网络质量（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情况）和网络密度（亲属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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