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摘要:作为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研究热点的高管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有着密切的影响。本文将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进行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区分,分别对两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可操纵性盈余管理,应用实证方法得出我国非国有控股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高于国有控股;相对限制性股票而言,股权模式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高管人数与盈余管理正相关但是不够显著;独立董事比例能有效控制可操纵性盈余管理。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2
2.1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2
2.2控股类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2
2.3股权模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2
2.4高管人数与盈余管理的关系3
2.5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3
2.6文献综评3
三、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3
3.1变量设定3
3.1.1被解释变量3
3.1.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4
3.2模型构建5
3.3样本选择9四、描述性分析及实证分析6
4.1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回归结果6
4.2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7
4.3 Spearman相关性分析7
4.4模型回归分析8
4.5稳健性检验8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9
5.1研究结论9
5.2研究建议10
致谢11
参考文献12
附件14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引言
引言
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前副总经理、昆仑能源前董事长李华林遭国资委纪委调查的消息一经曝光,2012年作为昆仑能源董事长的李因高管股权激励的激励期权上赚取了上亿的个人收益的旧事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再度被提起。李华林原是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同时兼任着中国石油的董事长秘书及中石油集旗下控股子公司昆仑能源(00135.HK)董事长等多个职位。2007年,李华林作为昆仑能源高管获得了8000万股管理层激励期权,其中李个人掌握2500万股期权,当时行权价格4.19港元/股。2012年这笔期权到期时,公司股价最高已升至17.32港元/股。
此新闻中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产生了负面效果,因为它诱发高管通过盈余管理通过企业融资计划将期权变为股权时获取暴利。盈余管理本是高管在会计准则的标准下,以公司价值最优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但是有时高管却为了迫切的谋求个人利益进行盈余操纵,恶化盈余管理,带来负向影响。不同的上市公司股权性质、不同模式的股权激励到底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有何种差别引起我的探究。本文将选取近年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来源,进行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实证研究并以比较股权性质的不同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为研究重点,以期规范我国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为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实施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2.1关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通过上述事件及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委托代理问题成为管理学研究的热点,股权激励在让高管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的股东,减小了所有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新的问题又在出现。自安然财务丑闻众人皆知,审计业权威公司安达信出现类似新闻,Ang(1999)、Ofek和Yermack(2000)的研究结果: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站不住脚了。Beneish(2002)、Baker(2003)和肖淑芳(2013)经过实证和深刻的分析支出高管利用盈余管理调节企业绩效,达到行权收益提高的目的。Cheng和Farber(2008)的研究中指出,公司在报表重述之后的两年里,通过让高管的股票期权降低比例来达到提高业务收入,经营业绩的现象,从而降低了盈利能力。大量研究结果证实,股权激励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成为诱发盈余管理的导火索。但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的结论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2.2.控股类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根据刘立国和杜莹(2001)的实证结果得出股权性质和高管情况是影响盈余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谢晶和胡小平(2013)的相关研究得出,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中存在差异,但和盈余管理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netal (2005)、Wang(2006)、Ali(2007)、Paul K. Chaney 和 Mara Faccio(2010)的研究结论中,民营控股公司比国有控股公司的盈余质量程度要高。国有控股公司恶化盈余管理,使盈余质量降低,可以从王化成、佟岩(2006)朱茶芬、李志文(2007)和王烨(2010)的实证分析中得到证实。一般我国资本市场处于初步阶段,上市公司的股东性质存在自身的特点。首先,股权结构较为集中,并且国有股占比较大。国有控股公司的该现状造成了不可忽略的的“控制主体缺位”现象,而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大部分,虽然在出现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后,国有股占比有些减少,但在我国经济中仍占主体地位,依旧存在“控制主体缺位”现象。李增福(2013)在论述中提出,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会依托其进行政治扩张,同时地方政府为其提供财政补贴、税收补贴、最优资源等支持和便利。我国现状中,国有控股公司存在控制主体缺位的现象且高管的任职存在行政干预的情况,此时公司的绩效与高管的个人利益和行政地位挂钩,高管具有很强的行政动机追求当期公司利润的最优化,国有企业很可能存在恶化盈余管理的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H1。
H1: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2.3股权模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我国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如何凡(2010)在实证中得出,限制性股票比股票期权模型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与盈余管理程度更高。马霄(2012)采用限制性股票能够使盈余管理水平提高。股票期权更多是看重与股票相关的指标,不容易受高管的影响;而限制性股票依据的主要是会计的业绩,高管容易对会计指标施加影响,从而实现个人利益,达到更高的行权收益使自身获利,基于此,提出假设H2。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2
2.1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2
2.2控股类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2
2.3股权模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2
2.4高管人数与盈余管理的关系3
2.5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3
2.6文献综评3
三、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3
3.1变量设定3
3.1.1被解释变量3
3.1.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4
3.2模型构建5
3.3样本选择9四、描述性分析及实证分析6
4.1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回归结果6
4.2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7
4.3 Spearman相关性分析7
4.4模型回归分析8
4.5稳健性检验8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9
5.1研究结论9
5.2研究建议10
致谢11
参考文献12
附件14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引言
引言
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前副总经理、昆仑能源前董事长李华林遭国资委纪委调查的消息一经曝光,2012年作为昆仑能源董事长的李因高管股权激励的激励期权上赚取了上亿的个人收益的旧事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再度被提起。李华林原是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同时兼任着中国石油的董事长秘书及中石油集旗下控股子公司昆仑能源(00135.HK)董事长等多个职位。2007年,李华林作为昆仑能源高管获得了8000万股管理层激励期权,其中李个人掌握2500万股期权,当时行权价格4.19港元/股。2012年这笔期权到期时,公司股价最高已升至17.32港元/股。
此新闻中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产生了负面效果,因为它诱发高管通过盈余管理通过企业融资计划将期权变为股权时获取暴利。盈余管理本是高管在会计准则的标准下,以公司价值最优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但是有时高管却为了迫切的谋求个人利益进行盈余操纵,恶化盈余管理,带来负向影响。不同的上市公司股权性质、不同模式的股权激励到底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有何种差别引起我的探究。本文将选取近年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来源,进行高管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实证研究并以比较股权性质的不同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为研究重点,以期规范我国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为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实施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2.1关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通过上述事件及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委托代理问题成为管理学研究的热点,股权激励在让高管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的股东,减小了所有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新的问题又在出现。自安然财务丑闻众人皆知,审计业权威公司安达信出现类似新闻,Ang(1999)、Ofek和Yermack(2000)的研究结果: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站不住脚了。Beneish(2002)、Baker(2003)和肖淑芳(2013)经过实证和深刻的分析支出高管利用盈余管理调节企业绩效,达到行权收益提高的目的。Cheng和Farber(2008)的研究中指出,公司在报表重述之后的两年里,通过让高管的股票期权降低比例来达到提高业务收入,经营业绩的现象,从而降低了盈利能力。大量研究结果证实,股权激励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成为诱发盈余管理的导火索。但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的结论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2.2.控股类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根据刘立国和杜莹(2001)的实证结果得出股权性质和高管情况是影响盈余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谢晶和胡小平(2013)的相关研究得出,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中存在差异,但和盈余管理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netal (2005)、Wang(2006)、Ali(2007)、Paul K. Chaney 和 Mara Faccio(2010)的研究结论中,民营控股公司比国有控股公司的盈余质量程度要高。国有控股公司恶化盈余管理,使盈余质量降低,可以从王化成、佟岩(2006)朱茶芬、李志文(2007)和王烨(2010)的实证分析中得到证实。一般我国资本市场处于初步阶段,上市公司的股东性质存在自身的特点。首先,股权结构较为集中,并且国有股占比较大。国有控股公司的该现状造成了不可忽略的的“控制主体缺位”现象,而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大部分,虽然在出现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后,国有股占比有些减少,但在我国经济中仍占主体地位,依旧存在“控制主体缺位”现象。李增福(2013)在论述中提出,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会依托其进行政治扩张,同时地方政府为其提供财政补贴、税收补贴、最优资源等支持和便利。我国现状中,国有控股公司存在控制主体缺位的现象且高管的任职存在行政干预的情况,此时公司的绩效与高管的个人利益和行政地位挂钩,高管具有很强的行政动机追求当期公司利润的最优化,国有企业很可能存在恶化盈余管理的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H1。
H1: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2.3股权模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我国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如何凡(2010)在实证中得出,限制性股票比股票期权模型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与盈余管理程度更高。马霄(2012)采用限制性股票能够使盈余管理水平提高。股票期权更多是看重与股票相关的指标,不容易受高管的影响;而限制性股票依据的主要是会计的业绩,高管容易对会计指标施加影响,从而实现个人利益,达到更高的行权收益使自身获利,基于此,提出假设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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