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的衰败对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启示(附件)

摘 要山西是我国的资源大省也曾经是我国的经济重镇。去过山西,参观过日升昌票号、乔家大院等遗址的人无不为其民宅建筑规模的宏大而惊叹,就连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盛赞山西“海内最富”。打开中国近代经济史可看到,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的山西票号曾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近一个世纪,其分号遍布各地,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但是为什么如今的山西失去了曾经的金融核心地位?为什么票号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反思。目前商业银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山西票号可视为我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深入研究票号特殊的内部运作机制,并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推进我国金融机构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红极一时的日升昌票号的研究,对比其和现代商业银行的异同点,总结现代商业银行对其的传承和发展。早期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的出现是以明清时期日升昌票号(以日升昌票号为代表)业务为基础的,吸取票号业务的精华,也分析了其衰败的原因,对现代商业银行以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警醒作用。目 录
1. 绪 论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目的、意义 1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4研究方法 3
2.“日升昌”票号的兴起与衰败 4
2.1“日升昌”票号出现的历史背景 4
2.1.1票号的定义 4
2.1.2票号出现的历史背景 4
2.2“日升昌”票号的兴起 4
2.1为日升昌分号增设统计情况。 5
2.3“日升昌”票号的主要业务与管理机制 5
2.3.1“日升昌”票号主要业务介绍 5
2.3.2“日升昌”票号的管理机制 6
2.4“日升昌”票号对当时全国经济的影响 6
2.5“日升昌”票号的衰败 7
3. “日升昌”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比较 9
3.1中国现代商业银行出现的背景 9
3.2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在主要业务的对比 9
3.3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的对比 9
3.4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在筹资方式的对比 10
4. “日升昌”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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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影响 6
2.5“日升昌”票号的衰败 7
3. “日升昌”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比较 9
3.1中国现代商业银行出现的背景 9
3.2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在主要业务的对比 9
3.3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的对比 9
3.4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在筹资方式的对比 10
4. “日升昌”票号对现代商业银行的启示 11
4.1组织结构的启示 11
4.2治理方式的启示 11
4.3文化建设的启示 12
5. 结术语 15
参考文献 16
致 谢 17
1. 绪 论
1.1研究背景
山西的经济在解放前后依仗着过去雄厚的工业实力,虽然在国内经济中处于中等水平,但仍旧落后于国内很多省份,1980年山西人均GDP排在23位,1998年排在29位,1999年、2000年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山西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与德国的鲁尔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这些煤炭产地在所在国占有无可比拟的经济地位相比,同样以产煤闻名的山西显得如此的另类——山西有资源,但却如此的落后。曾经让山西人引以自豪的历史正在让现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遗憾惋惜,山西曾经辉煌的历史似乎只剩下黄土高原还记得,只有看到一些历史遗迹的时候才能想起山西日升昌当年的风采!
说起中国的银行业,不得不提山西票号,以日升昌等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启蒙,山西票号的大本营在山西的一个小镇平遥县城里,他们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商业操守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承兑流通体系,随着社会的进步,日升昌票号也与时俱进,发展的更为繁荣昌盛,虽然最后它衰败了,但是它严谨的治理结构和用人机制仍然给我们现代商业银行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监管方式,再加上现在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意识不足,银行从业人员的思想观念、职业操守等方面有待加强,这些都可以从古代山西日升昌票号的兴衰中得到启示。
1.2研究目的、意义
通过对山西日升昌票号的出现、兴起及衰败原因的研究,对比它和现代商业银行的异同之处,探讨其对现代商业银行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启示,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期对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对振兴现在经济相对平淡的山西有所裨益!
曾经的山西日升昌驰名中外,不怕吃苦,诚实守信,团结协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它所创立的票号是我国现代银行的前身,对研究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一个山西人对家乡曾经辉煌过去的总结和对家乡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山西票号研究和探讨上,成果最多的是日本。日本学界在票号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学者,其中,老一代的有佐伯富、寺田隆信,新一代的有滨下武志、松浦章等。
寺田隆信在 1972 年完成了《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日升昌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较高理论水平的经济史学专著。以后寺田隆信又陆续撰写了《山西票号札记》、《山西商人的历史性质》等论文,作为其对《山西商人研究》的补遗和延长。滨下武志对山西商人的研究缘于他对东亚金融经济的研究,因此对山西票号尤为关注。他根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的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于 1990 年整理发表了资料集《山西票号资料?书简篇(一)》,另外,他在访问中国时提供了山西票号海外活动的资料和网址,这对票号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意义重大。
日本在晚清进行的清代经济调查资料汇编《支那经济全书》中把山西票号作为专门的一编加以收录,可见其重视程度。西山荣久发表的《山西的兑汇业者之票号的起源及其变迁》对山西票号的起源作了深入的考证,并系统介绍了票号的组织结构、经营模式的变迁过程。而其又在《山西票号的今昔》“票号的组织”一条中提出,“票号并无一定的营业信务,仅奉信实二字以维持官绅和政府的信用”,这是较早关注信用这一经营特色在票号运营中的关键地位的文章。诚如滨下武志在《山西票号资料?书简篇(一)》中所说: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在国内,还有些在国外,或者亚洲、东亚一带的金融网络。另外,寺田隆信还在《山西商人研究》中,描述了山西票号的分布、员工选拔、号规等,有利于学界对票号更加全面的了解。
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曾喧赫一时。票号事迹,引起国内学者极大兴趣,从 1905 年以后,纷纷投笔撰写论文和专著,百年来,对于票号的研究遍及各个方面,从时间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清末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票号问题的研究,首先由外国人发起,随后国内学者和票号遗老遗少撰写了大量的论文或记叙性的文稿。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个时期票号的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参与票号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第二,注重了收集票号书信账册一类史料;第三,深入山西平祁太一带访问票号遗老,组织编写了一部分回忆记述性文稿。 三是全国解放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课题组,进行专门研究,除着手收集资料编辑票号史料外,报刊上也发表过少数几篇文章。四是改革开放后,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随着经济及金融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票号的研究不仅仅包括对于史料的收集,更加注重研究票号对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借鉴作用。这期间,山西财经学院与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编著的《山西票号史料》正式出版,孔祥毅的《金融票号史论》、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等一大批论文、专著出版,对于票号的研究越来越细化,从讲述史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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